人口與發展關系的新格局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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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人口國情的新變化

這是中國人口國情的一個重大改變，即少子化帶來的人口紅利已經終結，盡管仍處于低撫養比時期，但已經進入了撫養比提高的時代。勞動年齡人口減少和撫養比提高的趨勢將會長期持續，根據聯合國的預測，2010年至2030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將減少6700萬人，占總人口的比重將從69．4%下降到60．3%，2050年將減少到7．26億，占總人口比重降到52．5%(見圖5)。人口撫養比在2030年將提高到52，2045年提高到60，屆時中國將進入高撫養比時代。第四，老年人口增長和人口老齡化加速。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顯示，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1．78億人，占總人口的13．26%，其中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為1．19億人，占總人口的8．87%②。兩個統計口徑的老年人口分別比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時增加了4943萬和3072萬，老齡化水平分別提高了2．93和1．91個百分點。壽命的延長③以及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生育高峰期出生人口從2010年開始陸續進入老年，中國已經進入了老年人口迅速增長時期，2000年至2010年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2．76%，2010－2020年和2020－2030年期間將分別高達3．61%和3．55%。2030年60歲及以上老年人將達到3．46億，其中65歲及以上老年人將達到2．35億。到2050年，這兩個統計口徑的老年人口將分別增長到4．54億和3．31億(見圖6)。老年人口迅速增長、少兒人口減少、勞動年齡人口減少這三個變化因素導致了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加速。按第一個口徑計算，老齡化水平在2020年和2030年分別為16．9%和23．8%，2050年達到32．8%，屆時將超過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見圖7)，每3個人中就有1個老年人。按照第二個口徑計算，2020年和2030年老年人口比重分別為11．7%和16．2%，2040年超過20%，2050年達到24%。老齡化正在變為影響中國人口撫養比提高的關鍵因素，2030年撫養比的結構將迎來另一個重要變化，即老年撫養比將超過少兒撫養比(見圖8)。第五，人口流動活躍，城鎮化進程過半。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顯示，2010年我國的流動人口規模達到了2．21億人①，與2000年相比增加82．6%②。據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2013年9月發表的《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3》，2012年全國流動人口數量達2．36億人，相當于每6個人中有1人是流動人口③。鄉－城流動是流動人口的主流，有將近80%的流動人口是從農村流向城鎮。流動人口的大潮，加之城市社會經濟和城市建設的迅猛發展，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的城鎮化進程加速推進，城鎮人口從2000年的4．58億增加到2012年的7．12億，城鎮化水平從36．22%提高到52．6%，平均每年提高1．37個百分點。這個速度不僅使中國的城鎮化水平在2011年跨越了50%這個分界線，同時也實現了對世界平均水平的追趕:2000年城鎮化水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0個百分點，同時也低于其他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5個百分點;2012年城鎮化水平超過世界平均水平(52．55%)，并遠遠超過了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45．45%)④。第六，家庭變遷。家庭變遷是社會變遷的縮影，同時也受到人口變化的直接影響。在社會現代化和人口再生產現代化背景下，我國家庭也呈現多維度的變化，即家庭的小型化、核心化、空巢化和家庭類型的多樣化。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顯示，我國居民家庭戶具有以下幾個變化趨勢:一是家庭戶數量繼續增長，2010年我國家庭總數為4．02億戶，與2000年相比，家庭戶數量增加了5315萬戶;二是平均家庭戶規模縮小，平均規模為3．1人，比2000年減少了0．34人。家庭戶主要是分布在2－4人戶，在全部家庭戶中占68．79%，1人戶也占了相當的比例，而6人以上的大家庭戶比例非常低(見圖9);三是家庭戶的代際關系變得更為簡單，在全部家庭戶中，一代戶占34．18%，二代戶占47．83%，三代及以上戶只占18%;四是有老年人的家庭戶數量龐大，有60歲及以上老人的家庭戶多達1．23億戶，占全部家庭戶的18．3%，該比例高于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其中，單身老人家庭和空巢家庭4013萬戶，還有315萬個家庭戶中只有老人與未成年親屬，這兩類家庭戶占全部有老人家庭戶的42．54%。圖10顯示，其他有1個或2個老人的家庭戶占比57．11%，這表明喪偶老人和高齡老人更多的是與其成年子女一起居住。

二、中國人口與發展關系的重大轉變

人口是人類個體的集合，人口現象是人類個體行為的聚合。因此，人口變化對于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具有基礎性意義。正在發生和將要發生的人口轉折性的變化將給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帶來重大影響，人口與發展關系也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人口變化更加多樣和復雜，人口問題的性質正在改變，人口與發展關系面臨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正在改變，解決人口問題的社會、經濟、政治和技術基礎也在發生著重大變化。

1．人口與經濟關系的轉變自從馬爾薩斯的《人口原理》發表以來，關于人口與發展的關系的基本認識一直是基于總量關系，1972年羅馬俱樂部發表的《增長的極限》曾把這種認知推向了一個極端，并且，在很長一個時期內，人口與發展的數量關系矛盾也是國際社會尋求解決全球人口問題的政策焦點。盡管中國的人口控制和計劃生育政策的理論基礎被認為是馬克思的“兩種再生產理論”，但實際上，其對中國人口與發展關系的解釋邏輯是馬爾薩斯主義的。當時對于深陷“馬爾薩斯均衡陷阱”的中國而言，人口快速增長給發展造成的巨大壓力是最主要的人口問題，也是最主要的發展問題。中國政府根據這個基本人口國情制定的計劃生育國策是符合歷史與發展邏輯的，并且在控制人口增長和促進經濟發展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在短短30年間，把13億人帶進中等收入階段是人類發展史上的一項了不起的成就。時至今日，中國人口與經濟關系的性質已經發生了變化，在“經濟高增長，人口低增長”的格局下，人口增長對經濟發展的壓力已經基本消除，馬爾薩斯的“魔咒”在中國已經被徹底打破。中國的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012年國內生產總值比1978年增長了25倍，翻了4．7番，經濟總量從世界的第15位攀升至第2位，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了18倍，翻了4番，進入了上中等收入國家行列①，人類發展水平也達到了中等發展水平②。與此同時，人口與經濟的結構性關系變化得越來越重要。一方面，隨著人口紅利的終結和劉易斯拐點的到來，少子化、老齡化及農村剩余勞動力供給改變等結構性因素對經濟的不利影響開始顯現;另一方面，人力資本和人口城鎮化正在成為拉動中國經濟新一輪經濟增長的關鍵性因素。如果以發達國家人口轉變與經濟發展過程的時序關系為標準的話，那么，中國的人口轉變與經濟發展過程就是一種“差序結構”，即人口轉變及發展過程超前于經濟發展。這種時序結構的性質和特點，決定中國在人口低增長時代的人口經濟關系與發達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有所不同:與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既擁有解決了人口壓力的經濟優勢，又面臨著年齡結構失衡的挑戰;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既面臨著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脅，又擁有人力資本積累和人口城鎮化發展的巨大空間。這是目前及未來一個時期內中國人口與經濟關系的基本格局。從更長遠來看，中國人口與經濟關系的發展格局將與發達國家趨同。

2．人口與社會發展關系的轉變相對于人口與經濟的關系而言，人口與社會發展的關系更為復雜。中國不僅經歷了人口的快速轉變，同時也經歷著劇烈的社會轉型。在當今中國所發生的社會轉型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社會變化，而是一場劃時代的整體性、結構性社會變革。在這場涉及十幾億人的命運與福祉的宏大變革中，社會形態、社會結構、社會關系、社會體制、價值觀念、人口形態、技術基礎、文化模式、組織結構等等，都在不斷地發生著分化與重組、沖突與整合、解構與重塑、解體與再生的過程。人口轉變與這些變革之間的互聯、互動和互構，不僅促進了社會進步，同時也導致了一些社會問題。第一，高度活躍的人口遷移流動對社會發展與社會管理的挑戰。高度活躍的大規模人口流動已變成了一股巨大的社會能量，它既是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力，改變著社會利益結構和城鄉發展格局，也強烈地沖擊著現行的社會民生制度安排，并直接影響到社會秩序。中國目前的各項基本社會制度安排仍是建立在城鄉分離、地區分隔的戶籍制度基礎之上，這種制度安排遠遠不能適應人口遷移流動的需要。在人口流動大潮與現行社會制度安排之間的劇烈沖撞下，形成了許多非正常的社會現象，例如，數以億計的留守兒童和流動兒童面臨著社會化困境、流動人口家庭的生活分離、一些人口大規模流入地區的社會矛盾、流動人口遇到的制度性歧視或邊緣化等等，都對社會發展、社會公平和社會穩定造成了損害。第二，快速發展的城鎮化對城鄉發展和土地利益關系的挑戰。中國目前已經進入了城鎮化快速發展階段，城鎮化不僅改變了城鄉人口分布的格局，而且也影響到以土地及相關利益為核心的社會利益結構;不僅對城市發展質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時也對城鄉統籌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在人口城鎮化進程中，如何處理好土地利益關系，如何處理好農民－市民身份轉換中的利益關系，如何處理好城鄉發展之間的利益關系，如何防止農村被邊緣化，已經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第三，人口老齡化進程加速和人口社會分層加劇對社會福利和社會安全的挑戰。在社會轉型不斷深化的背景下，人口老齡化的加速使得人口社會分層進一步加劇，社會代際關系比以往也更加緊密更加復雜。老齡社會將是未來相當長一個時期內的社會常態，收入分配制度、公共資源分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醫療衛生制度、就業和退休制度等都面臨著一系列的調整和創新要求，如何積極回應這些要求，如何在國家層面建立一個適應老齡社會需要的民生制度安排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發展的核心議題。第四，家庭變遷對公共服務體系和社會利益關系的挑戰。人口轉變(特別是獨生子女政策)徹底改變了中國家庭的人口基礎，而工業化、現代化和城鎮化也正在深刻影響著家庭的形態、關系和生命歷程。家庭的小型化、結構核心化、形式多樣化，以及老年空巢家庭普遍化等，都將導致家庭需求與家庭功能的對應結構進一步失衡，進而形成對社會公共服務體系的巨大需求。第五，在人口變化中，相關的社會利益結構也發生了變化。人口變化過程，也是社會利益結構變化的過程。人口變化涉及利益結構并不是一個簡單的利益關系，而是包括了個體利益與集體利益之間的關系、不同個體或利益主體之間的關系、政府利益與民眾利益之間的關系、近期利益與遠期利益的關系、短期利益與長期利益之間的關系，等等。在變化著的社會結構和人口結構中，社會成員之間的利益分殊和地位變化都會通過各種機制傳遞到整個社會，聚合成為各種社會需求、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也對社會發展提出了新的挑戰、新的要求和新的任務。

三、應對中國人口變化的戰略選擇:均衡發展

結構變遷是未來二、三十年中國社會、經濟和人口發展的基本特征之一。以結構變遷為動力推動以優化發展質量為核心的新一輪發展，對中國而言既是一次新的重大挑戰，也是一次新的重大機遇。在新形勢下，如何使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實現再次飛躍，如何使國人過上富裕、幸福的生活，如何使中國以昌盛之國的身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將成為中國未來發展戰略的核心目標。從經濟發展角度看，撫養比變化趨勢的逆轉不僅終結了撫養比下降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同時也將提高經濟增長的成本，進而加大中國經濟減速的風險。勞動力資源變化趨勢的逆轉不僅會使中國傳統的經濟比較優勢不在，同時也將改變過去長期保持的勞動力供求關系格局。而僅靠勞動和資本驅動的增長難以把一個國家帶進高收入階段。如果繼續原來的發展方式，中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局面將不可避免。在經濟全球化的環境中，一個國家要成為世界強國，首先要擁有強大的自主創新能力、高端產業和生產能力，而這一切都必須以強大的人力資本為基礎。因此，在中國的未來經濟發展戰略中，提高人口素質，構建人力資本強國將是必然的戰略選擇。中國任何方面的發展都與人口緊密相關，人口問題的性質正在發生根本性轉變:已不再僅僅是經濟發展問題，而是社會發展問題;造成人口問題的根本原因是社會原因。我們不能改變人口變化的客觀規律，就要尊重它們;我們不能改變的人口現象，就要把它們作為社會的常態;過去我們強調的是人口要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現在我們也應該同樣強調社會經濟發展要適應人口狀況及其變化，這是因為我們對人口自然變動調整的邊際已經非常小。由于中國人口轉變的特殊性及其與社會經濟發展關系的特殊性，中國基本民生制度和經濟發展戰略的設計必須符合人口變化的要求。中國人口的負增長即將到來，與其相關聯的極度少子化、高度老齡化和持續的人口銳減事關中國未來的興衰，這種人口形態不應該成為我們的政策期待。要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的協調發展，要在當下及未來人口態勢下保持和提高資源和環境的可持續性，首先要做的是轉變人口政策的價值取向:從以國為本轉變為以民為本;從以數量控制為本轉變為以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為本;從非均衡型的人口發展戰略轉變為均衡型的人口發展戰略。

作者：李建民周保民單位：南開大學經濟學院人口與發展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