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距文化讀書札記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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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本由讀書讀得出神入化的人所寫的讀書札記。在書中，作者梁治平君開宗明義地宣布，要“用法律去闡明文化，用文化去闡明法律”。

把法律視作一套冷冰冰且無血性的強制規則，這是我國至今依然的觀念傳統，因之而對法律的漠視、忽視、鄙視是中國大眾文化的重要特點。甚至法律與刑罰強加的內關聯性使人們把其置于“武化”的行列，而與文化無緣。直至當今的大學講堂，還有不少法學的和非法學的教授在自覺不自覺地宣稱：“政法機關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刀把子”。

論文百事通在我國法官服裝及帽子的設計上，吸收了軍官服裝及帽子的諸多內容，除了顏色之外幾無大區別。在前些年不少新華書店，也以“軍事?法律”作為圖書分架的標志呢。這種沉重的法律武化觀念和傳統，似乎把法律推向了文化的對立面，使得法律與文化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遠——

然而我們要說：這本身是一種文化。一種獨特的法律文化。綿延數千年的古代專制主義政體，從來把法律當作一種治世之具，儒家文化傳統又十分仰視溫情脈脈的血緣道德，強調德主刑輔，法律只是萬不得已的選擇，并且把法律和刑律作為可以互用的概念。政治專制主義和道德文化霸權傾向共同導致了法律與主體性價值的公開對立，和法律相關的只是一種否定性價值。只有道德記載的才是肯定性價值。對法律價值的這種基本界定導致法律的功能只是刑罰式的制裁。于是，法科學生將是“用繩子綁人的”，學習法律則是為了“抓壞蛋的”等等便是順理成章的文化演繹。

不過，這種法律文化的邏輯只適用于“君賜”的社會，即世俗社會的一切，已由一個至高無上、大慧大智、無所不能的君主安排給蕓蕓眾生，對人們來說，只要服從這種安排，便可得到一切。對此種安排的違反，意味著失去一切。法律就是全能的君主所做的否定性安排，是人們對破壞一般社會價值的否定性機制。同此，法律與主體價值追求間失去了正當的連接，法律不是一種與主體一般價值息息相關的可親可敬又可信的文化現象，而是一種可怕可惡又可疑的制約機制。在這種獨特的文化傳統下，即便把法治的權威喊的再響，也只能在實踐中大大走樣。新晨

但是，偏偏中國現代化的走向必須是一個法治化的走向，不論人們承認與否、情愿與否。法治化的這種走向既獲得了精英文化的較高支持，也取得了決策者的實際重視。那么生硬的將中國文化土壤中并不具有的法治搬進中國，會不會形成“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之為枳”的情形呢？這確是關注中國現代化走向的每個人值得深思的問題。事實上，自從清末中國開啟法制現代化之步起，學者們、民眾們、官員們從來就沒有忽視過對這一問題的思考。從禮教派與法理派的較量，中經保皇派與革命派的紛爭，國粹派與西化派的論辯，直到八十至九十年代的新儒家與新啟蒙的對立，均是國人對這一問題深入思考的思想表現。思想的未來軌跡必然呈向繼續論爭，而實踐的未來軌跡便是扎扎實實地踐行法治，即便這一路徑很長，甚至如著名學者謝遐齡一般對此持極為悲觀的態度，但我們還是不能忽視實踐本身所具有的魅力和極強的塑造性。既然君權體制的實踐可以導致一種以刑為主的法律文化，那么為何民權法制的實踐不能導致出一種全新的以民權為主的法律文化來呢？

問題還是回到本文的主題：法律距文化有多遠？如果我們只把法律當作牌位般的擺設，那么，法律只好遠離文化而無法與文化結緣。但是，若將法律化成人們的日常準則和心靈信仰，首先是政府及其公務人員的準則和信仰，法律便不止是冰冷的外在規則，而且必然內化為人們心靈的價值期待和行為操守。如以刑本法律為標準裁奪法律與文化的關系，雖可說其仍是一種文化，但至少是遠離人心的文化；倘用民本法律為標準裁決法律與文化的關系，即便其一時并不合于甚至遠離于傳統的文化，但它本身可以自塑出一種文化來。當然，這肯定是一種全新的文化。誠如梁先生所說：“法律不只是一系列的規則和制度，而且還是人心中的信仰。法律的危機，根本上是哲學家所謂‘整體性危機’，克服這種危機，意味著一個新文化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