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外藏學進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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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藏學研究的進展

（一）藏學研究之路

1、中國是藏學的故鄉

2、中國的藏學研究源遠流長。遼闊的藏族聚居區和浩瀚的藏學文獻與論著，使中國成為當之無愧的藏學的故鄉。

3、藏學發展的三個階段：藏學的淵源－－－古代藏學；藏學的形成－－－近代藏學；藏學的繁榮－－－現代藏學

（二）馬克思主義藏學在中國形成

1、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藏學的形成

傳統藏學的思想支柱是神學史觀；現代藏學的理論支柱是人文史觀；當代藏學的指導思想是唯物史觀。

2、中國成為國際藏學研究中心

（三）藏學研究為現實服務的功能增強

1、中國特色的現代藏學的鮮明特點

2、藏學研究為西藏社會發展、民族團結、國家統一和學術文化繁榮作出了重要貢獻

二、國外藏學研究的進展

（一）藏學在國外的興起和發展

1、藏學在國外的興起和發展

2、藏學成為國際“顯學”

（二）國外藏學與現實政治的關系

1、竭力為辯解

2、積極為解決“西藏問題”出謀劃策

三、藏學研究者的神圣使命

（一）充分發揮藏學研究在對外宣傳中的作用

（二）以鄧小平理論為指導，實現中國藏學的現代化

一、中國藏學研究的進展

（一）藏學研究之路

藏學的故鄉在中國。中國是的最主要的藏族聚集區，400多萬藏族在青藏高原上生息和繁衍，中國具有輝煌燦爛的藏族文明，藏族研究源遠流長，遼闊的藏族聚居區和浩瀚的藏學文獻與論著，使中國成為當之無愧的藏學的故鄉。

中國藏學的發展經歷了三個時期。從遠古到20世紀末，中國藏學的形成和發展經歷了三個時期：古代藏學（遠古至18世紀），是藏學的萌芽時期；近代藏學（19世紀至20世紀中葉），是藏學的形成和發展時期；現代藏學（20世紀50年代至今），是藏學的興盛時期。古代藏學具有神學史觀與人文史觀并存的特點；近代藏學本質上可以稱為人文主義藏學；現代藏學則以馬克思主義為特征，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方法論。

（藏族傳統藏學與現代藏學的區別。藏族傳統藏學以大小“五明”為研究對象；以敘述、闡釋、注疏為主要研究方法，缺乏探索規律的方法；以佛學理論為指導思想；文史哲不分家；撰著者為高僧大德。佛教神學史觀和闡釋注疏的方法是傳統藏學的兩大特征。傳統藏學主要體現的是民族特色和宗教特色。藏族現代藏學在內容（研究領域和范圍）、方法論和認識論方面與藏族傳統藏學都有很大的區別。一般認為，現代科學研究分為三個階段，即記述階段、分類階段和說明階段。說明階段即是原理、理論指導和科學預測階段。可以說，現代藏學已經從記述、分類的科學，走向說明的科學。現代藏學的主要功能是分析說明和反思批判。人文史觀和科學方法是現代藏學區別于傳統藏學的兩大標志。

需要指出的是，藏族現代藏學不能等同于馬克思主義藏學。傳統藏學的思想支柱是神學史觀；現代藏學的理論支柱是人文史觀；當代藏學的指導思想是唯物史觀。與藏族傳統藏學相對應的藏族現代藏學以人文史觀為指導思想和基本特征；而馬克思主義藏學的特點是唯物史觀、無神論、政治性與革命性和人民性。）

（二）馬克思主義藏學在中國形成

中國藏學發展的三個階段。20世紀的中國藏學，可以分為三個階段：1、民族史階段（1900－1949）；2、藏族史階段（1949－1977年）；3、西藏學－藏學階段（1978年至今）。前一個階段屬近代藏學，后兩個階段屬現代藏學。而在現代藏學階段中，“藏族史階段”的主要特征，是馬克思主義藏學的初步建立；“藏學階段”的主要標志，是馬克思主義藏學的正式確立，中國特色的現代藏學正式形成。

中國藏學事業走向繁榮。80年代以來的20年，隨著國家改革開放和經濟文化的發展，中國藏學事業進入了黃金時代，表現在：地方和中央級的藏學機構相繼建立，藏學刊物紛紛創辦，藏學人才茁壯成長，藏學研究、出版和翻譯結出了豐碩的成果，中國特色的藏學體系基本形成，中國已成為國際藏學研究中心。

至2000年，西藏、四川、甘肅、青海、云南5個主要藏族聚集的省區都建立了省級藏學研究所。后來，這5省區相繼成立了藏學研究會。這5個省區的民族學院以及中央民族學院都設立了專門的藏學研究機構，這些民族學院的學報和5省社會科學院的機關刊物。其中，西藏社會科學院和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的建立，《西藏研究》、《中國藏學》和《中國西藏》的創辦，形成了較為合理的藏學研究機構和刊物格局，標志著中國藏學事業進入了興盛時期。

1998年，西藏大學第一次招收碩士研究生，填補了西藏碩士點的空白。1978－2000年，22年中，培養了一大批藏學人才，其中碩士近200名，博士10余名，藏學研究隊伍空前壯大，形成了老、中、青結合，藏漢學者團結協作，以青年科研人員為骨干的藏學研究隊伍的新格局，顯示出中國藏學的勃勃生機。

20多年來，藏學工作者以鄧小平理論為指導思想，在藏學領域辛勤耕耘，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豐碩成果。這些成果主要體現在科研、翻譯和出版3個方面：

科研方面。專題研究、斷代史研究、通史研究和區域研究都逐漸由廣度向深度發展，發表了數千篇藏學論文，出版了數百部藏學專著。這些論著的特點是，以唯物辯證法為方法論；幾乎涉及藏學的各個領域；微觀考證與宏觀論述相結合；站在藏學的前沿，把握藏學的動態；某些領域的研究成果代表國際水平。把中國的藏學研究推進了一大步。

翻譯方面。主要是藏文典籍漢譯，外文藏學論著漢譯和漢藏文藏學作品英譯。其中，藏文和外文藏學作品的漢譯成就顯著，所出版的藏學翻譯作品近百種。這不僅促進了藏學的發展，而且對于增進世人對藏族歷史文化的了解、開展中外藏學交流，都產生了重大影響。

出版方面。20年來，出版了數百種藏學著作，向國際學術界展示了中國藏學研究的豐碩成果。尤為突出的出版成就是，整理出版了近千種藏文典籍，以大小“五明”藏文古籍和具有藏族文化“百科全書”之稱的藏文《大藏經》對勘本的出版為代表。為弘揚藏族傳統文化和中華文明作出了重大貢獻。

嚴密的科學體系是學科發展成熟的重要標志。沒有一種發展成熟的學科內容不具有一貫性的和嚴密的理論體系。到20世紀末，藏學的母系統和子系統均基本發育健全，藏學的學科體系已基本形成。藏學研究者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剖析藏族社會，研究藏族歷史，使中國藏學研究獨樹一幟。

中國已成為國際藏學中心。隨著國家的改革開放，藏學的學術交流日益頻繁，這不僅深化了藏學研究，而且擴大了藏學的影響。藏學的學術交流體現在國內國際兩個方面：

國內學術交流。主要渠道為：全國性的藏學研討會和工作會；區域性（省區）的藏學討論會；與港、臺地區的藏學交流；跨學科的學術研討會；學術界與黨政部門的交流等。國際學術交流。主要方式是：中國主辦的國際性藏學研討會，至1998年，已主辦了兩屆國際性的藏學討論會，即1991年北京藏學討論會和1997年北京藏學討論會，同時還在拉薩召開了首屆《格薩爾》國際研討會；中國藏學家出席第

六、

七、八屆國際藏學討論會；單位和民間的國際學術交流；中國藏學論著的外譯，國外藏學論著的漢譯，這通過《國外藏學研究譯文集》和《國外藏學動態》兩種刊物和出版漢譯國外藏學名著體現出來。

中國藏學家通過到國外講學、出席國際藏學討論會，并在國外發表和出版藏學論著，第一次走上國際藏學講壇和論壇。外國學者到中國藏區考察和研究。中外藏學界的合作研究。

總之，藏族的故鄉在中國，中國是最大的藏族聚居區，擁有浩如煙海的藏學文獻和大量珍貴的藏族文物，歷代藏、漢學者的藏學論著車載斗量，中國是藏學的故鄉；新中國建立以來，特別是近20年來，中央對藏學事業十分關懷和重視，中國藏學工作者以馬克思主義、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為指導思想，在藏學園地里辛勤耕耘，發表和出版了一批高水平的藏學論著，擴大了中國藏學的影響，提高了中國藏學的國際地位，這表明，中國的國際藏學中心的地位已確立起來。

（三）藏學研究為現實服務的功能增強

中國特色的現代藏學具有鮮明的特點。藏學是一門獨特的新興學科，它具有民族性、政治性、國際性和綜合性的特點。不同的學科理論、指導思想、方法論、學術研究宗旨、學術傳統、國家利益和價值觀念，決定了社會主義中國藏學具有與西方藏學迥然不同的特點：

藏學的理論－－以馬列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繼承和發展思想的鄧小平理論為指導思想。藏學研究的方法－－第

一、藏學研究與現實緊密結合，注重實地調查和“參與”研究，為藏區社會經濟發展服務。第

二、藏漢學者密切協作，形成推動藏學發展的最大合力；第

三、地方研究與中央研究緊密配合，優勢互補，五省區突出地方優勢，北京展開全方位研究；第

四、文獻、檔案與口碑、實地調查材料結合；第

五、藏學研究得到各級黨政部門的大力支持，與黨政部門結成特殊的關系。第

六、藏學研究在堅持自身獨特的研究方法的基礎上，廣泛吸收和借鑒其他人文學科的方法。藏學研究的重點－－藏學研究以西藏研究為重心，以歷史和政治研究為重點。藏學研究的宗旨－－弘揚藏族優秀傳統文化，繁榮祖國藏學事業，維護民族團結和祖國統一。

藏學研究為西藏的社會發展、民族團結、國家的統一和學術文化的繁榮作出了重要貢獻。鄧小平理論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堅持為人民服務和為社會主義的方向，強調經世致用，即學術研究必須為國家的現實政治服務，為中華民族的興旺發達服務。藏學研究為國家現實服務，是由以下三個因素決定的：第

一、是由藏學的學科特點決定的，藏學的命運與國家的發展密切相關，為現實服務是藏學發展的內在要求；第

二、是由中國的發展形勢決定的，國家和西藏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要求藏學研究為承擔起為現實服務的使命；第

三、是由國際政治形勢決定的，為現實服務，是國家參與國際政治斗爭的需要。

20年來，在鄧小平理論的指引下，中國藏學界為祖國的政治、經濟和學術文化的發展作出了自己的特殊貢獻。

政治上，為黨中央制訂西藏政策提供決策參考依據，為中國的國際政治斗爭服務；鞏固了民族團結，維護了祖國統一和西藏社會安寧。闡明西藏的社會特點和發展演變的規律，為治理西藏提供歷史借鑒；揭示藏漢民族的經濟文化交往和友好情誼，增強藏民族的內聚力和向心力；論證西藏地方與歷代中央王朝的關系，闡明西藏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經濟上，“參與”研究，促進藏區社會經濟的發展。自然科學工作者通過對青藏高原的大規模科學考察，撰寫出一批高水平的科學考察報告和論著，揭開了藏區自然之謎，把握了青藏高原自然環境的特點和規律，為開發藏區、發展藏區經濟提供了科學依據；社會科學工作者深入藏區的城鎮、鄉村和牧場，進行艱苦細致的實地調查，分析藏區社會現狀，探討發展藏區經濟的優勢和不利因素，規劃藏區社會經濟發展戰略，為開發藏區、振興藏區獻計獻策，對藏區經濟的發展作出了貢獻。

學術文化上，弘揚藏族優秀傳統文化，振興祖國藏學事業，促進國內外學術文化交流。使藏學成為國際“顯學”。藏學工作者通過著述立說、翻譯介紹和出版發行，極大的推動了中國藏學的發展，其豐碩的成果對揭開西藏神秘的面紗，增進了國內外人士對藏區的了解，讓國外了解西藏和其他藏區，了解藏族文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促進了中華學術的繁榮，對祖國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作出了貢獻。

二、國外藏學研究的進展

（一）藏學在國外的興起和發展

國外藏學的萌芽。早在公元1世紀，古希臘的地理學家托勒密在其8卷本的《地球形狀概述》中論述了西藏西部的克什米爾地區，并首次提到了“博塔”即吐蕃人。后來，阿拉伯地理學者和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等有關于吐蕃的記述，但都是一些傳聞。國外對藏區和藏族的直接了解和認識，始于17世紀。17世紀20年代至18世紀40年代，有幾批歐洲傳教士從喜馬拉雅山外或從中國內地進入青藏高原，并在阿里、前藏和后藏等地進行長期的傳教活動，隨后歐洲的探險家也進入青藏高原，這些傳教士和探險家對于藏區和藏族的介紹和描述，成為國外藏學研究的開端。

國外藏學的誕生。19世紀，適應西方殖民勢力向東擴張，西方東方學（漢學、佛學等）形成國際性學科，藏文和藏傳佛教研究也受到重視。歐洲研究藏文的工具書陸續出版，為國外認識和研究藏區和藏族奠定了基礎。后來，隨著西方官員和學者大肆掠奪我國的文化遺產，導致藏文文獻的流失，客觀上對國外的藏學研究起到了促進作用。歐洲學者對西藏的系統研究，始于19世紀30年代，匈牙利人喬瑪終身致力于藏族歷史、語言和宗教研究，并出版了《藏英詞典》和《藏文文法》等，開國際藏學的先河，被譽為西方藏學的鼻祖，成為西方藏學誕生的標志。

國外藏學的形成。20世紀以前，國外藏學基本上還處于起步階段，國外藏學的大發展是從20世紀開始的。進入20世紀，歐洲殖民主義者從軍事、文化和政治方面發起了對中國藏區的侵略。1904年，英國殖民主義軍官榮赫鵬率軍侵入拉薩，用槍炮打開了西藏的大門，為西方探險家、旅行家和學者進入西藏掃除了障礙；1906－1908年，英國的斯坦因和法國的伯希和從敦煌千佛洞盜走了大批珍貴的古藏文手稿和寫本，為西方學者的藏學研究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從而掀起了國外藏學研究的第一個高潮；1913年，在英國的策劃和操縱下，在印度西姆拉召開會議，簽訂所謂《西姆拉條約》，劃出非法的“麥克馬洪線”，將藏區分為“內藏”和“外藏”，這一干涉中國內政的政治侵略行為，對外國殖民主義學者的藏學研究起到了促進作用。這一時期，研究藏區和藏族在西方逐漸成為專門之學，到20世紀中葉，以法國巴考等人的《敦煌吐蕃歷史文書》和意大利圖齊的《西藏畫卷》為代表的藏學名著的問世，標志著西方藏學的形成。

國外藏學的發展。20世紀下半葉，國外藏學的發展，以1959年和1978年為標志，分為兩個階段。1959年后，大批藏人流亡國外，并帶走了大量藏文文獻、檔案和文物。一方面，達賴喇嘛在印度建立的流亡政府建立機構、創辦刊物、整理和翻譯出版藏文典籍；另一方面，在洛克菲勒基金會等西方財團的資助下，英、美、法、意、德、日等國用錢購買藏人的智力和流失海外的藏文文獻，各大學和研究部門相繼成立藏學研究機構，并聘請流亡藏人進行協作研究，各國學者充分利用這些珍貴的藏學資料開展研究，并到錫金、尼泊爾、印度等國外藏人聚居區進行實地考察、搜集藏文文獻和藏族文物，藏學研究領域擴大，從60年代前的歷史、語言和宗教，拓展到了政治、經濟、文化、人口、天文歷算等領域，涌現出一批國際知名的藏學家，如意大利的圖齊、伯戴克，法國的戴密微、巴考、石泰安、拉露，英國的托瑪斯、斯勒格諾夫、西門華德、蘭姆，德國的海西希、弗蘭克、霍夫曼，匈牙利的烏瑞、李蓋提、羅納塔斯，蘇聯的庫茲列佐夫，捷克的高馬士，荷蘭的戴瓊，日本的佐藤長、多田等觀、山口瑞風，印度的羅開什·錢德拉、辛哈，美國的威利、魯埃格、米勒等，撰寫出版了一大批藏學論著，掀起了國外藏學的第二個高潮。

1978年，隨著中國的對外開放，西藏和其他藏區的大門也向外國學者敞開，各國藏學研究者進入藏區進行實地考察，中國藏學家到國外講學、開會和進行合作研究，極大地推動了國外藏學研究；藏學與國際政治斗爭的關系日益密切，“西藏問題”和“人權問題”與國外藏學糾纏在一起，使國外藏學出現了第三次高潮。

（應當看到，旅居國外的藏族藏學家對國外藏學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其中的國際知名者有：意大利的南喀諾布教授；被小羅貝茲稱為20世紀美國最重要的藏學大師的格西旺杰；法國的桑丹·噶爾梅博士；德國的邦龍活佛（博士）和察雅活佛。）

進入20世紀80年代，隨著中國藏學走向繁榮和國外藏學第三次高潮的到來，藏學已發展成為一門獨特的國際“顯學”。藏學發展成為國際“顯學”，是由歷史因素和時代背景促成的：第

一、文化和宗教因素――藏族文化和藏傳佛教的吸引力和神秘感。第

二、學術動力――中國大陸藏學的大力推動，臺港藏學家的積極參與，國外藏學家掀起的三次藏學研究高潮。國外的學者在藏學領域的辛勤耕耘，推動了藏學的發展，擴大了藏學的影響。從近20年的西文出版物和第1－8屆國際藏學會議提交的論文可以看出，國外藏學的特點是厚古薄今，其研究重點是藏傳佛教，脫離政治搞純學術的學者占多數，這在歐洲藏學界尤為突出。第

三、政治原因――在國際上，由于達賴喇嘛為首的西藏分裂勢力和西方反華勢力的活動，致使西方藏學與“西藏問題”和“人權問題”結下了不解之緣。

（二）國外藏學與國家現實的關系日益密切

近年來，研究近現代和當代西藏的學者逐漸增多，國外藏學與現實的聯系日益密切，美國國務院年度人權報告和國際宗教信仰自由報告西藏部分以及倫敦“西藏信息網”（TibetInformationNetwork，簡稱TIN），促進了國外藏學與“西藏問題”的聯系，使國外藏學的政治色彩更加濃厚，“經世致用”、“參與研究”，成為一些外國藏學家研究西藏的宗旨，這在美國表現得尤為突出。國外藏學為國家現實服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1、竭力為辯解

由社會歷史環境、國家利益、意識形態、價值觀念和學術傳統所決定，外國藏學家中，不少人都將西藏視為獨立國家，因而他們的論著幾乎都貫穿著一個主題――西藏是一個獨立國家，中國共產黨解放西藏是對這個國家的占領，是一種侵略行為。這在貝爾的《西藏今昔》、《十三世達賴喇嘛傳》，榮赫鵬的《印度與西藏》（漢譯書名為《英國侵略西藏史》），黎吉生的《西藏簡史》，范·普拉赫的《西藏的法律地位》等書中有充分的論述。同時，部分流亡國外的藏族學者，在其論著中大肆鼓吹西藏是一個獨立國家，為造輿論，以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為代表。由于這些出版物的作者都被西方人視為“西藏通”，因而他們的作品在國外影響很大，成為的理論支柱。

2、積極為解決“西藏問題”出謀劃策

西方的人類學和社會學強調“參與研究”，這包括經濟參與――推動當地發展，政治參與――為有關當局出謀劃策。在“西藏問題”上，這種“參與研究”的特點十分鮮明。在這方面，美國人類學家和藏學家戈爾斯坦是一個典型人物，他在《美國、中國、西藏與西藏問題》、《雪山獅子與龍――美國、中國、西藏與達賴喇嘛》以及他和卡普斯坦主編的《當代西藏佛教――宗教復興與文化認同》中，帶著一種“使命感”，積極為中國、美國、達賴喇嘛解決“西藏問題”獻計獻策。

在《雪山獅子與龍》一書中，提供了解決西藏問題的一條“中間道路”。戈爾斯坦說：“我們不能指望在對現在正處于其十字路口的這種民族主義的沖突沒有清楚的了解的情況下，求得西藏問題的解決。”他希望該書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以使美國能夠進行一次解決這個沖突的對話。

戈爾斯坦對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來中央同達賴喇嘛進行的幾次會談進行了分析，不僅揭示了“西藏問題”的癥結所在，而且證明，“西藏問題”之所以懸而未決，達賴喇嘛之所以不能回歸西藏，關鍵是達賴喇嘛和“流亡政府”因錯誤估計自己的實力和中央政府的西藏政策而導致的戰略和策略的失誤造成的。他寫道：“北京當局在1978－1979年就希望拋開西藏問題，尋求與達賴喇嘛達成和解。他們自視為實行了改善西藏環境的政策的改革者，并且正確地考慮到與達賴喇嘛關系的正常化將是他們的長遠利益。”“達賴喇嘛和達蘭薩拉的領導人所面臨的問題是，在這些會談中怎樣對漢人作出反應。”“他們應當采取一種更為調和的姿態，確信這對他們來說，是求得自己能夠保持一個種族意義上的‘西藏人的’西藏的最佳待遇的唯一機會。”然而，流亡政府受到重建“大西藏”－－即重建一個包括傳統的“政治的西藏”和“種族的西藏”的西藏的嚴重束縛，這是從流亡政府所面臨的實際狀況來考慮的，不這樣做，就會失去流亡政府中西藏以外的其他藏區的官員和信徒的支持。因而在同中共會談時，他們“只談一般的條件，例如展示有關西藏和漢藏關系的歷史文獻。所以，這些磋商就沒有認真考慮和對待關于達賴喇嘛回歸的實質性問題。藏人只對他們的政治地位發表了一個評論，‘附帶’陳述，假如中國愿意向臺灣提供‘一國兩制’的選擇，西藏就應當得到遠遠高于‘一國兩制’的地位。漢人對藏人所持的這種態度和立場感到失望。他們希望流亡者以友好和愿意合作的方式來商談關于他們回歸的細節，當他們表明，要以不準備接受在中共‘統一領導’下的西藏的方式，堅持要談判一般問題和過去的歷史時，便使會談受挫。北京希望和解，但不希望在西藏自治區的政治統治中的變化的問題上同流亡者進行一種真正的與和取（講價錢）。結果，這次歷史性的會談不僅沒有使‘西藏問題’的解決產生新的進展，而且還在北京關于與達賴喇嘛和解的可行性方面出現了嚴重的問題。在后來于1982年舉行的會談中，流亡當局以不對會談發表評論的方式表示出某種善意，可是同時又繼續攻擊漢人的政策和在西藏踐踏人權，……甚至還指控漢人進行種族滅絕。達蘭薩拉仍然感到尋求一種敵對的互動模式，比強調和注重友誼與和諧融洽更加稱心如意。”

戈爾斯坦在《達賴喇嘛的困境》一文中指出：美國對西藏和中國的政策一直是模棱兩可的。一方面，美國一直指責中國的人權記錄和西藏的待遇，最初將它們與是否決定批準中國的貿易“最惠國待遇”問題聯系在一起。盡管有這種擔心，但是為了爭取經濟利益，美國還是批準了對中國的“最惠國待遇”。然而，美國又繼續表示對中國人權的憂慮。

戈爾斯坦指出：“對藏族來說，民族主義是新事物。幾個世紀以來，影響西藏社會的不是藏族與其他民族之間的矛盾，而是藏區內部各亞文化集團之間的沖突”。他說：“在50年代以前，民族主義思想在西藏并沒有得到很好的發展。這是一種西方的觀念。因此，達賴喇嘛現在清楚地向許多藏人闡述民族主義。……他是能夠為他們的事業鼓吹的人物。他扮演了一種非常為難的角色。他作為宗教領袖的身份和地位并沒有改變。所發生的變化是，他已經成為全體藏族的民族主義的象征。”“在西方，我們有一種壞習慣，這就是設法找到問題并把它們公之于眾，可是政府卻有一套不同的興趣，通常，需要幫助的人們，只能獲得一種象征性的幫助，并且當利益需要時，他們就不理會他們。那正是危險之所在。西藏的許多民眾都非常期望我們站在他們一邊并支持達賴喇嘛。”“我常常感到作為一名美國人確實很尷尬。我確實對我沒有想到所發生的變化感到非常糟糕。當然，西藏應當比歷史所給予它的更好。對它所要做的是一個不同的問題。對我來說，只是口頭說‘自由的西藏’是十分容易的。我確實感到某種責任，可是我能呈獻什么呢？我所能呈獻的只是思想。”

三、藏學研究者的神圣使命

進入21世紀，國際國內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中國藏學研究工作者任重而道遠。一方面，國際形勢朝著全球化和多極化兩個方向發展，全球化強調一致性，多極化強調差異性；另一方面，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入了攻堅階段，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西藏的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矛盾將日益尖銳，西藏的民族問題和宗教問題對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影響將增大，西藏的發展和穩定依然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首要任務。在這種形勢下，以西藏流亡政府為首的分裂集團和西方反華勢力加緊活動，他們以“宗教信仰自由”與“人權”為幌子，打出民族自決和民族主義的旗幟，鼓吹，企圖使“西藏問題”國際化，可以預料，在21世紀，“西藏問題”將會變得更加復雜。

（一）充分發揮藏學研究在對外宣傳中的作用

國際形勢的重大變化和“西藏問題”的復雜性，提出新的課題，在新的形勢下，中國藏學工作者在促進西藏發展、反對分裂、增強民族團結、維護祖國統一中的任務更加艱巨，藏學工作者應當振奮精神，努力工作，貢獻自己的聰明才智，為國家解決“西藏問題”獻計獻策，充分發揮在對外宣傳和國際政治斗爭中的作用，承擔起為國家現實政治服務的神圣使命。

藏學的國際性特點，決定了它在中央對外宣傳工作中具有特殊的作用，藏學工作者承擔著重要雙重使命：政治使命－－反對分裂和獨立，回擊西方反華勢力，維護民族團結和祖國統一，為西藏的發展和中華民族的共同富強貢獻才智；學術使命－－弘揚藏族優秀文化傳統，繁榮祖國的學術事業，促進國際學術交流。

進入21世紀，藏學的國際學術交流日趨頻繁，這種國際交流可以比喻為“進口”與“出口”的關系。一方面，中國的藏學研究應當放眼世界，與國際學術文化接軌，這就需要“進口”，積極引進國外有代表性的藏學研究成果，進行分析研究和鑒別，借鑒其研究方法，批判地吸收其研究成果，以豐富中國的藏學寶庫；另一方面，中國的藏學研究應當面向世界，將自己的研究成果“出口”，在學術上，擴大中國藏學的影響，促進國際藏學交流，在政治上，駁斥“論”，對國外流傳和盛行的藏學謬論加以糾正和澄清，為國家的國際政治斗爭和對外宣傳工作服務。這需要客觀、以理服人，如果以教訓人的口吻，其結果將適得其反。

（二）以鄧小平理論為指導，實現中國藏學的現代化

藏學研究與國家的現實需要還存在差距。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藏學工作者在鄧小平理論的指導下，堅持“二為”方向，為維護民族團結和祖國統一，促進藏區的兩個文明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在世紀之交，“科技進步日新月異，知識經濟初見端倪，綜合國力競爭日趨激烈”。面對新的挑戰，藏學工作者“必須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進一步把理論與實踐、繼承與發展結合起來，大膽探索，勇于創新，不斷開拓我們事業發展的新局面”。使藏學研究更好地為祖國的強盛和中華民族的復興貢獻力量。

藏學的國際和國內學術交流需要增強。當今時代是信息化時代，地區界限日益縮小，知識日新月異，藏學已經超越國界，成為國際“顯學”。在學術文化突飛猛進的形勢下，傳統的藏學學術交流已經難以適應時代的要求。

堅持“實事求是”和“一切從實際出發”的原則，實現中國藏學的現代化。鄧小平有兩句名言：一是老祖宗不能丟；一是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這樣的事，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來，列寧的本本上也找不出來，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情況，各自的經歷也不同，所以要獨立思考。即既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又要反對教條主義。鄧小平指出：“一切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出發”。說：“一切從實際出發，最根本的就是一切都要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的實際出發”。藏學研究不但要從中國藏學、中國學術文化的實際出發，而且要從藏區實際和中國的國情出發，使鄧小平理論與藏學和藏區的實際相結合，“必須堅持以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際問題、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著眼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運用，著眼于對實際問題的理論思考，著眼于新的實踐和新的發展，勇于開拓前進；……必須不斷認識和統一把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和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基本特點，……必須堅持把大膽探索的勇氣同科學求實的精神統一起來，遵循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認識規律，使主觀認識符合客觀實際，使理論隨著實踐的進展和時代的前進而發展”。遵循“關鍵是看怎樣對西藏人民有利，怎樣才能是西藏很快發展起來，在中國四個現代化建設中走進前列”的方針，堅持藏學研究為藏區和藏族的現實服務的方向。這是實現中國藏學的現代化的根本。

20世紀下半葉，中國藏學界在馬列主義、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的指導下，經過艱苦的探索和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使中國藏學得到復興，中國特色的現代藏學正式形成，藏學研究為祖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為國家統

一、民族團結、文明繁榮和西藏的發展，交出了無愧于時代的合格答卷。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藏學研究的實踐證明，繼承和發展馬列主義、思想的鄧小平理論是中國藏學復興和走向繁榮的根本保證。進入21世紀，我們更加深刻地認識到，以鄧小平理論為指導思想，是中國藏學走向繁盛和實現現代化的必由之路。藏學研究者緊密地團結在以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圍，高舉鄧小平理論的偉大旗幟，大膽探索，進行艱苦的開拓和創新，必將迎來中國藏學的光輝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