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趣味粗俗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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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九十年代，中國文化趣味正在發生難以預料的巨變。一方面傳統的道德家園已被視作臭不可聞的奧吉亞斯牛圈，另一方面具有現代浪漫主義性質的審美自由境界，也在商品經濟的粗暴蹂躪下成為一片廢墟；于是它就只能沿著與此相反的方向返歸與文化世界相對立的自然本能中，就是由精神活動而轉變為一種純粹的肉體活動，以盡情地釋放由于道德壓抑與審美異化而帶來的生命貧乏與困頓。這正是當代文化趣味迅速走向“身體化”的邏輯闡釋。作為一種以“身體欲望”為中心的文化趣味，它既反對道德制約，又反對審美幻覺，它的核心特征就是表現形態的粗俗化：不要倫理“內容”，故而粗；不要審美“形式”，故而俗。當然這里的“不要”，只是一種相對的說法。不要“內容”是指它對生命的道德內涵不那么認真，因而不像道德理想主義者那樣深沉、嚴肅、充滿悲劇感；不要“形式”則是指它不把美感看得太重，因而像藝術家那樣把藝術當作人最高的生存方式，在它看來簡直荒誕透頂。因此，不論是道德理想主義者堅持的“倫理高于現實”，還是詩人哲學家向往的“美拯救世界”，對它說來都是扯淡。進而言之，當代文化趣味的興奮點主要集中在一種與崇高的道德愉悅、雅致的藝術趣味完全不同的生理快感上，它的典型表現形態則可以稱之為“粗話”與“暴行”。

從話語角度來說，當代文化趣味一方面表現為與理性語言完全不同的“粗話”，另一方面也沒有什么“語言美”。它徹底否定了傳統話語在內容上的道德意義與形式方面的審美要求，它的全部目的就是為了從“說”這種機械行為中獲取某種生理刺激及刺激引起的身體化快感。因此它只能選擇不登大雅之堂的“粗話”這種既反對語言的倫理功能又反對其審美形式的敘述方式。正是在這種“對著干”的話語活動中，它使說者（或者作為內摹仿的聽者）擺脫了倫理與審美的雙重束縛，使已經“文化”的身體從理性束縛與形式定向中還原出來，成為一種原始的生命情欲的物質載體。當然這時人們也就會因為擺脫掉所有的精神壓抑而感到輕松愉快。

從話語本身的歷史流變來看，古人將生理愉悅與道德感緊密聯系起來，所以最自然地表現其生命感受的就是他們的口頭禪“善哉”。他們經過倫理高度的修身養性之后，就可以直接從對象“善”的結構上感到最高的生命愉快；與此相類，西方現代詩人們則喜歡用“美啊”來表達其難以言說的精神快樂，當他在一個事物的形式上直接感到自然的和諧時，他只能用“請你暫停，你是多么美呀”這樣充滿詩意的話語來向自然謝恩。這兩句口頭禪，作為一種人們對于生活世界的趣味判斷，它恰恰是人類歷史趣味的最高象征。而當代人的“粗話”卻與此完全相反，由于既不能從對象的內容上體驗到主體的倫理力量，又無法從它的形式上感受到客體的審美外觀，所以他粗陋原始的生命所到之處，只能與他被壓抑的、焦慮的本能沖動相沖突。因此他就必然成為一個純粹的弗洛伊德主義者，而他的口頭禪也就必然是人的生殖器官或性行為代碼。與倫理的、審美的文化趣味分別激活主體的倫理主體或情感本體相反，粗話直接作用于生命最深層的生理機能，而再生產人的本能情欲則是它惟一的也是根本的目的。

從生命情欲與文化生產的相互關系看，當代文化的生理性傾向就更加明顯。與人類文化史上文化法治建立于克服自然本能完全相反，當代文化最大的創造在于它的“文化欲望化”生產方式。古代性文化的生產程序，受制于語言深層結構中的倫理語法，因此生理沖動在符號化過程中表現為生理快樂與道德愉悅的轉換。從性話語生產的角度講，它表現為動詞、名詞向代詞的過渡，在這種道德隱喻中性的原始沖動被包裝起來，生理的直接性轉化為文化的間接性。以至于有時由于道德包裝過于濃重，“性”的本義變得晦而不明：如《詩經》中曾用魚來表示“欲”，用“朝食”來表示性滿足，本來都是直接隱喻性欲或性行為，但后來卻只有極少專家才能識其廬山真面目。而當代的“粗話”文化則是完全逆著這個文明方向發展的。在傳統的粗話或對于性主題的文學表現中，即使人們不得已而使用之，多數情況下所使用的“粗話”也大都是代詞，最典型的即是“他媽的”這個國罵，由于回避了具體性，即使在大眾場合說，大家也都見慣不驚，沒有誰再去聯想或刨根問底。而在當代文學和影視作品中，名詞和動詞則明顯增多，各種男女生殖器的學名與俗稱，可以說俯拾即是；更直接的則是創造各種用來表現陰陽交合的動詞或固定詞組，這種文學藝術在當代精神消費中可以說已經成為一種時尚。倘若從傳達意義角度講，可以說這些粗話大都沒有什么內容，它們的功能主要是強化感情的原始性與生理性。如垮掉派詩人金斯柏格曾有一句名言：“美國是個討厭的小國，充滿了狗雞巴?！边@話曾轟動一時，但卻決不是因為它的思想內容，而僅僅是因為它使某種生理快感的宣泄再創新高。

粗話在當代中國文化中極有生命力，尤其在一些當紅作家的小說里，“國罵”、“省罵”不絕于口。甚至是生活在男性話語中心的女作家也巾幗不讓須眉，如徐坤在《斯人》中以“射門”來象征“射精”，《梵歌》中以“破瓜”來寫“開悟”；池莉小說《冷也好熱也好活著就好》中，短短一段文字里“你個婊子養的”就反復出現多次，盡管這里的“婊子養的”只是一句口頭方言，本身沒有任何意義。在男性作家那里更是如此，如王朔經常講的“愛”等于“屁”，“文學是性交的副形式”等，在這種粗話宣泄所帶來的強烈快感中，確乎使人在倫理活動中所獲得的道德愉悅，以及在審美想象中所獲得的審美表象都顯得過于蒼白，不夠刺激，兩者引起的精神—生理愉快也有點小巫見大巫。這種粗俗化的精神趣味甚至一直影響到文學批評界，如劉曉波在1986年一個學術會議上大罵中國文藝批評“陽痿”，但批評家們不但不惱火，反而紛紛唱和。于是陽痿、無能、勃起、堅挺等一系列性學術語又在文藝界流行起來，所有問題“以性觀之”，統統“不能遁其形”。其實在我看來，使用這些性學術語后，文學理論與批評在“知識”上并沒有任何長進，只是在操作這些與人的本能聯系密切的話語時，批評家們感到很“來勁”，獲得了一種在抽象思維中無法得到的生理性快感而已。正如當年的浮士德在“求知”限于困頓之中時，只能以靈魂做抵押來換取感官享樂那樣，中國的批評家也是在向感官的投降中，來擺脫其精神心理危機的。

關于粗話，還應指出一點是它的生理愉快來自何處。這一點我認為應從人類學的角度追溯到遙遠的生殖器崇拜時代。遠古時代與性崇拜相關的一切巨石建筑、圖騰形式與神話，都不過是文明對野蠻人實施壓抑的結果。如古書上講的“仲春之會”或“上巳節”，就是通過原始風俗法而將人類自由的情欲強行固定在一個特定日子，如同大自然給動物規定的發情期一樣。而與這種“肉體狂歡”的高禖祭儀相伴而生的，則必是漫長的壓抑與禁忌。但與動物發情期乃出于自然節律完全不同的是，人類的情欲是自由的。而給人類規定發情與滿足的特定時期，則是一種來自外界的巨大壓抑。在漫長的不能發情的日子里，人們只能用言語來談論生殖器與性行為，以便獲得一種替代性的滿足。這種為文明禮法與語言學所禁忌的粗話，甚至可以引起一種因犯規而帶來的巨大生理快感。

時至今日，仍是如此。在繁忙的工作紀律與緊張的文明生活節奏中，人的生理本能經常處于一種壓抑狀態，本來并不奇怪，而且一般說來人們也自有其解脫辦法。在傳統的宣泄方式中，一種是通過文學創作使“性欲”得以升華，即采用一種隱喻方式使內在的熾烈情欲得到象征性的滿足；另一種則是說粗話及講述一些下流的色情故事，用更為直接的方式來發泄內心的沖動。但兩者相比，隱喻的方式畢竟不如后者能獲得更大的快感，這就使得在“”中飽受道德理想主義壓抑、“”后尤其是八十年代又飽受審美幻想欺騙的當代人，徹底放棄了各種倫理的、情感的文化包裝，從此變得斯文掃地與粗話連篇也就不足為奇了。因為人們需要發泄那來自生命深處的一直被延宕、推遲的性欲求，這種欲求如此強烈，以至于任何隱喻和包裝都不再需要了。這正是電影《紅高粱》中的“野合”場面之所以備受禮贊，以及當代文學影視中粗話流行的根本原因。

文化趣味的粗俗化還表現為行為粗暴。這里要談的當然只是大眾趣味對暴行的欣賞和熱衷。如同古人在大講倫理教化的同時，又非常喜歡渲染游俠、綠林、響馬一樣，生活在法律、制度、規定、民約、紀律等重重規范束縛下的當代大眾，對現實也有著強烈的犯規沖動。這種犯規沖動除一部分直接表現為暴力犯罪外，大部分則只能通過欣賞暴力型文藝作品發泄出來。

人類學家一致認為，在人性深處有一種野蠻的攻擊性本能，它是潛藏在倫理教化、溫情脈脈的面紗背后的“惡”。文明社會中“戒殺”的倫理與鐵壁合圍的現實規范，把它壓抑在心靈的無意識層。而一旦能夠逃避懲罰，人人都可能犯罪。把軟弱的同類當作手邊的玩物，擺布他的生存、玩弄他的命運，往往能使人的權力意志獲得極大的快感。這種心理意向和所流露的氣質，在古代又往往被稱作豪放或瀟酒，詩人李白就曾在《白馬篇》中炫耀自己的行俠經歷：“酒后競風彩，三杯弄寶刀，殺人如剪草……”在漢唐時代，那些文質彬彬的書生經常成為豪杰們取笑的對象，如高祖劉邦用儒冠來尿尿兒；酈食其初見漢高祖時，高祖根本不見，以為他不過是個腐儒，直到酈食其說“我乃高陽酒徒”時才被召見。漢代班固“棄筆從戎”成為千古美談，“寧作百夫長，勝做一書生”，唐代詩人也多喜歡投筆從戎，“男兒何不帶吳鉤，收取幽燕五十州”，并留下爍古絕今的邊塞詩。這些都說明，由于文明規范越來越多，因而愈來愈不自由的人們，對其血脈中遺存的蠻勇之氣有著深深的留戀。在文明社會中，個體自由的天地越來越小，感情也日益纖細、瑣碎，生活越來越精致，但同時生命力也越來越孱弱，容易受傷害，容易陷入痛苦中不能自拔。而通過欣賞野蠻的因而粗獷豪放的東西，則可以使人感情變得粗糙，意志更加果敢，敢于沖破重重規范去追求心中希望的東西。也就如哈姆雷特所說：過多的思考往往使人喪失行動的意志，而沖冠一怒，不加思索，倒往往能干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重新獲得久已失去的個體自由。

除了這種內在的攻擊性本能外，大眾欣賞粗暴行為還有一個重要的現實原因。人要獲得社會共同體的庇護，就必須交出自由，承諾起法律的、政治的、經濟的乃至思想意識等方面的義務。表面看來，大家共同供奉國家又共同享有它的保護，人人平等，但社會現實遠沒有這樣完美。一個在古今中外都最常見的典型就是：法律總是庇護有錢人，“衙門朝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甚至包括意識形態，“諸侯之門，仁義附焉”，下層人在社會中往往找不到什么正義和公平。既然外在的法律靠不住，那就只能依靠自己的生命，它主要是一種生理能量，或者是個體生命力最完美的自然境界。例如俠客就是憑借個人的體力、智商、技擊本領，與不公平的命運和黑暗現實競爭和周旋。盡管游俠的行為本身并不符合意識形態或法律要求，而且在現實世界中人們也不可能這樣生存；但是俠客那種言必信、行必果的生命活動方式，它所表現出的高度發展的自由人格與建立在個體道德直覺基礎上的原始倫理學，卻正是文明社會中蕓蕓眾生刻骨銘心的夢想。這正是金庸武俠小說風行海內的讀者心理學解釋。

當代社會的劇烈變化，使它的各種利益競爭與再分配更加激烈與殘酷，并在當代人內心深處形成強大的心理情結，它需要通過一個渠道發泄出來。由于這個渠道在現實社會中實際上的不可能，所以人們只好借助非現實的審美活動來滿足；又由于在主流文學所提供的道德與審美境界中，同樣對這種心理壓抑無法給予直接滿足，因此武俠小說中那些仗義疏財和殺富濟貧的俠客，才成為大眾普遍喜愛的文化消費對象。此外這種宣泄往往還通由對現成社會秩序的反叛、不合作來表達，這也正是那些描寫黑社會內幕，以及表現黑社會人物高尚正直的影視作品大受歡迎的原因。例如在有關黑社會的香港電影中，被當作正面人物來塑造、有情有義、慷慨悲壯的大都是黑社會人物；而作為意識形態中正義化身的法官、警察、政府官員卻被當作是為虎作倀、愚蠢無能或是惡勢力的化身。這里值得一提的是1992年的中國小說創作，以楊爭光為代表，其主潮被稱作“土匪盛行，殺機四伏”，作品大都寫綠林人物或黑社會，其中又以報仇雪恨、殺人越貨、無惡不作為大快人心之情節?，F實再不公平，金錢再丑惡，大眾在生活中仍不得不依從它，受它的擺布，因此只能到無規則的黑社會中，到“大秤分金、大碗喝酒、大塊吃肉”的綠林人物中，去獲得發泄的快感。在這些粗暴的原始行為中，人不再依靠官府的庇護，不再受社會規范的制約，不再像小資產階級那樣求助于法律和政治，一切都不需要那么麻煩，拳頭硬就是老大，有槍就是草頭王，一切事務只要依靠個體就能獲得最好的解決。

當代中國文化的這一現狀，使我不由地想到馬克思當年對德國粗俗文學的評價，它本質上是一種尚未達到人性高度的變態的反抗方式。也就是說，當代文化趣味中“粗話”與“暴行”的時尚化，雖然作為一種宣泄生命精力的娛樂活動具有一定的、同時也是可憐的合理性；但由于它自身的非文化甚至反文化的基本內涵，所以它絕不可能成為一種現實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