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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是現代世界文化發展的大趨勢。中國古人所預言的那種“天下大同”或許在某程度上會變成現實。果真如此，“同”的負面作用也就會前所未有地突顯出來，成為人們普遍憂慮的重要問題。換言之，當“天下大同”還僅僅是一種類似于烏托邦的政治空想時，沒有人會意識到“同”所帶來的不良反應或不利效果是怎樣的；而當“同”正一步一步向我們走來時，如何避免由“同”引起的負作用也就成為普遍的自覺。
“同”的負作用首先表現在對“異”或“差異”的消解和壓制、遮蔽。當西方人的“雪”（Snow）概念與愛斯基摩人的20多種陳述雪的語詞相遇時，前者必然對后者造成壓抑和取代。同樣道理，當抽象的認同性概念“豬”被講漢語的人接受之后，《詩經·七月》中的“言私其承叢，獻于公”就變得難以理解，需要加以注釋了。“同”對“差異”的壓制、遮蔽作用于此可略見一斑。當全人類的知識體系按照西方標準的科學框架和術語座標重新整合為“同”的整體時，有多少因時因地而異的東西將被抽象掉或遮蔽住，又有誰能夠計算出個究竟。
由于“同”意味著普遍化和抽象化，越是具體而微妙物東西越容易遭到忽視和忽略的厄運。文化人類學家吉爾茲從田野經驗出發提出的“地方性知識”（tocalknowledge），哲學家波蘭尼從認識論出發提出的“體驗性知識”（tacitknowledge）可以說都是回應“同”的專橫與粗暴要求的理智方案。可以肯定的說，世界上有多少種“亞文化”或“亞亞文化”，便會有多少種放之彼地而準的“地方性知識”；有多少個不同經驗和個性的個體，就會有多少種微妙難言的“體驗性知識”。凡此種種，正是為對抗由世界一體化進程所帶來的“同”的單調性和枯燥性而保留的人類智慧多樣性的生態領地。
對“同”的抵制首先在人類學的研究方法上成為該學科內部的一個爭論焦點，受西方式教育的白人人類學者能否真正地把握和傳達他們所研究的少數族群的“地方性知識”？如果用標準的西方學術范式和術語來從事研究和表達，“同”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在這種同化中，究竟還能保留多少原汁原味的本土地方性呢？
就在人類學者們對既定的方法論提出質疑和爭論之際，西方知識界經歷了解構主義-后結構主義和后現代主義。后殖民主義的思想洗禮，開始覺悟到“同”的虛假一面和霸權一面，于是有諷刺性的“宏大敘述”之新名稱出現，使過去堅信不移的所謂普遍真理變成過街老鼠。追求具體和實在的“異”成為一時風尚：特殊性和地方性獲得空前的學術關注。
英國人類學者摩爾（H.L.Moore）在展望人類學知識的當代變遷時，提出的首要問題是“誰是知識的生產者”（whoaretheproducersofwledge）：
人類學者總是喜歡把地方上的人們視為地方性知識的生產者，諸如耕作的經驗、宇宙論、醫藥學等方面的知識，但是很少發問這些知識可否從當地范圍中取出來加以估價。這一點對于后現代主義轉向（post-modernistturn）的支持者和批評者而言也是同樣的。換言之，地方的人們生產地方性理論，地方性理論是無法比較的。因而又有了如下潛在的假定：非西方人的理論脫離其語境就是無效的。
這樣，不僅西方的科學所生產的理論不再具有普遍的合法性，而且所有的理論都成了局部的和地方性的。人類學的真理當然也只是局部性的。“在人類學者的喬裝成比較社會科學的地方性理論和當地被研究的人們的理論之間，就沒有什么區別了。由于關注地方性的理解和特殊性，人類學者通常并不把他們所研究的人民當作與地方性知識生產者相對的社會科學理論的生產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