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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此文曾投《讀書》，被拒發，這是10多年的老讀者第一次向《讀書》投稿，這里重發，以此證明我這樣的“市場知識分子”想在主流的人文媒體發表不同意見是多么困難，所以我特別珍惜“思想的境界”這樣的網絡媒體。

我看完《讀書》1997年2期“大眾、文化、大眾文化”一組文章，心中頗感“別扭”，此前也讀過文化研究者的文章，早想寫篇文章表示“關注”，卻遲遲未能如愿，一是忙于公司新遷，二是懷疑我這種“文化操作”者──也就是“文化研究”者所稱的“白領”，在《讀書》能否有發言權。這里提出的“文化操作，”完全是針對文化研究而言，沒有任何考證，不敢輕易下定義。大體想法是，如果文化研究者研究的是大眾文化，那么，文化操作者操作的也是大眾文化，從文化研究者的文章來看，他們研究的是大眾文化，而他們心中的大眾，就是指中國今日的白領階層。

筆者長期生活工作在廣東，從事大眾雜志的編輯8年，近8年下海，為太陽神、北大方正、李寧牌、ENVSION、NEC等做過一些CI、廣告和市場營銷方面的工作，某些案例經常被“文化研究”者提及，那種感受可能像薩摩亞人看到人類學家米德介紹自己種族的專著。文化研究者憑什么代表文化操作者說話？或者說，文化精英有什么資格代表大眾文化？我深信他們慣用的后殖民話語可以作最響亮的回答。

在有的文化研究者的文章中，“1993年是中國知識分子致命的年頭”。“他們曾經擁有的知識在這一時刻已經全盤崩潰和失效。”因此，文化研究者們通常將1993年看成是中國大眾文化從邊緣走向中心的一年，同時也是中國的文化研究正式誕生的劃時代的一年。盡管他們承認自己曾經擁有的知識已經全盤失效，也提醒那些死抱傳統知識和立場的人，不能以“俯瞰、不屑的精英姿態”看待大眾文化。可是我們發現他們自己卻在文化研究中仍然使用大量“失效”的知識，并且照樣采用“俯瞰、不屑的精英姿態”。

我想，無論中國大眾文化究竟何時從邊緣走向中心，都不能根據文化精英立場轉變的那一刻、知識“失效”的那一刻來定。人為地將1993年作為中國文化研究劃時代的一年，更是標準的精英姿態。有的精英（韓少功）強調用非定量的方法來研究“大眾”，認為“單是著眼于人口統計中的多數，并不能給大眾賦予多少意義”。這種觀點咋一看好像很全面，實際上仍然企圖用精英眼光俯瞰大眾。倘若大眾文化果真具有巨大無比的時代力量，那么，大眾的意義在于大眾，沒有人可以居高臨下地給大眾賦予盡可能多、或少的意義。尊重統計學的多數，是保證大眾的聲音不被精英“盜用”的基本前提，同時也是制衡文化精英隨意代表大眾舉手的最樸素的方式。我懷疑今日的文化精英即便很想尊重統計中的多數，也沒有多少人真正掌握復雜的抽樣調查技術，即便掌握了，又有多少人下得起功夫和成本進行操作？對統計學中多數的“偏見”，有可能是對陌生知識和技能的“敵意”。

文化研究者今天面臨著一種前所未有的尷尬局面。經歷了一場對中國式的后現代思潮討伐之后，這批精英(非前一批)深知再一次照搬西方的文化研究必然失去“市場”。可是出于這樣那樣的原因，他們又不能不交代出一條文化研究的國際旅行路線：英國、伯明翰、對工人階級文化的再度發現-->美國、作為跨學科、準學科的文化研究、多元文化論、后殖民理論及表意實踐、關于公共空間的討論及其族裔研究、性別研究-->第三世界、中國。這一條登陸路線再清楚不過了，眼見重蹈覆輒，于是立刻聲明：“我們借重文化研究的名字，并借助某些英、美、澳大利亞以及其他亞洲國家文化研究的理論與經驗，更重要的是嘗試廣泛涉獵當代文化現象。不是依據既存的文化研究或文化評論理論，亦非試圖以中國文化現象印證西方文化理論，而是努力對豐富而復雜的中國當代文化作出我們的解答。直面九十年代中國社會轉型對人文學科所提出的挑戰，一個必須警惕的危險陷阱，便是再次創造或挪用一套全能的命名與玄妙的術語。從某種意義上說，文化研究的前提之一，在于我們拒絕以理論的權威話語及“元話語”作為唯一或‘唯二’、‘唯三’有效范式。對于現象的豐富性與事實間的差異性的關注，要求我們間或需借助某種人類學、社會學的方法及成果。(《讀書》1997年2期11頁)”

據我了解，人類學、社會學的方法及成果20世紀80年代前在國內外已經十分成熟和豐富，問題就出來了：那些突然感到曾經擁有的知識全盤崩潰和失效的文化精英，1993年前難道并沒有擁有過人類學和社會學知識？或者反過來說，人類學和社會學方法及成果實際上并沒有真正失效？

我寧愿相信人類學、社會學方法及成果并沒有失效，并且真誠地希望文化研究者們能老老實實地、直接地而不是間接地采用社會學的抽樣調查方法和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方法。

也許，當今文化研究者第一步要做的事，并不是指責別人仍然用“俯瞰、不屑的精英姿態”看待大眾文化，而是檢討自己曾經對大眾文化有過什么“敵意”的言論和行動，并且重新評價許多人在1993年前對大眾文化所做的研究和操作，即使他們沒有打著“文化研究”這個洋牌子。因為早在20世紀80年代的廣東及我國東南沿城市，大眾文化便已形成強大的規模，許多人已經做過研究。否則別人會認為，過去你以精英的姿態對待大眾文化時，大眾文化便一文不值；而你的知識在1993年那一刻崩潰失效后，你便巧妙地接過文化研究這類國外強勢話語，猛然回首(回國)，高舉大眾的旗幟，領導著、代表著大眾向自己過去的陣營開火。

高大威猛的大眾文化早就走過來了！

沈昌文先生1996年問我的話此刻來回答正好合適。“什么是‘無厘頭’文化？”沈先生問我的時候語氣十分誠懇，當時在場有五人，有位朋友替我作答：

“‘無厘頭’文化就是無意義的文化！”

這是我決不同意的！

“無厘頭”文化起源于香港，尤以影視明星周星馳主演的作品表現得最為充分。穿古裝的中國人滿口洋腔，歷史人物變成流行歌星，高科技搬進古代場面，孫悟空與白骨精談情說愛，唐三藏莫名其妙地再次降生，市儈哩語喜笑怒罵，唱念做打隨意穿插。大眾喜歡“無厘頭”文化，一次次被打破的票房記錄實實在在地記錄了“無厘頭”的意義。我本想告訴沈昌文先生，自己看過一篇香港學者寫的文章，他認為“無厘頭”文化是香港人現實生活的真實寫照。百年來，香港人便在各種復雜的政治文化背景下生活，滿清的遺棄，英國的殖民，日軍的攻占，國共兩黨的影響，十多年的中英談判，一國兩制的創舉，彭定康的政改方案，以及上下五千年的中華文化背景，“無厘頭”文化決不是“無意義”三個字可以囊括的。當人們武斷地、簡單地將香港大眾文化中的“無厘頭”現象判斷為無意義時，高高在上的、價值給定者的精英面目便暴露無遺。

高大威猛的大眾文化早就走過來了，如果真心以研究她、觀賞她為榮，難道我們不應當為曾經有過的“敵意”檢討嗎？

也許，文化研究者第二步要做的工作就是，走出象牙塔，用社會學的方法，對改革開放以來大眾文化從南向北的發展做全面調查，最好用數據說話，并盡可能以客觀的心態，將精英文化的脈絡與大眾文化的走向按兩條線索，進行交叉、對比分析。

第三步也許就是跨文化的“田野調查”了。這里的跨文化即是從精英文化跨入大眾文化。文化研究者應當拋去啟蒙者、價值建構者和評判者的精英面具，直接進入大眾生活，成為大眾文化的組成部分。當然，文化精英要進行“田野調查”必然碰到許多無法逾越的障礙。其困難程度有時比人類學的田野調查還大。比如，人類學家帶著課題到邊遠區域的少數民族中進行田野調查，無論如何尊重當地的民俗，如何愿意與他們打成一片，甚至被完全接納后被推舉為部落的頭領，但他最終必須離開少數民族社會，將自己的調查結果向外部報告，否則調查的目的將被解構。文化研究的“田野調查”可能會碰到無法解決的現實悖論。因為我們是在同一種族、同一文化背景、同一生存空間進行調查。我們不能一方面在文化研究中拋棄“精英”與“大眾”這種截然對立的表述，另一方又在“田野調查”時堅守精英角色。說白了，你不能丟掉學院的飯碗或其它公職、或國外的學術“津貼”進行文化研究的“田野調查”。只要你的生活來源于你的文化研究或類似的項目，你就永遠是文化精英而不是文化大眾。因為我們生活在同一個體系。反過來恰好證明，“精英”與“大眾”這種截然相反的表述是無法真正拋棄的，拋棄了這種表述就等于背叛了生活現實。至此，文化研究中能否采用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方法也受到質疑？這就是文化研究者的現實悖論。

我認為，解決悖論的最好辦法就是放棄“文化研究”、“文化批評”此類西方知識譜系中的命名，用“文化操作”去代顛覆它們、解構它們。恰好與戴錦華女士為引進文化研究這個命名作辯護的動機相同：“文化研究之于中國的意義，與其說是又一種西方、美國左翼文化理論的‘登陸’，不如說剛好相反：它不僅表現了我們對繁復且色彩斑斕的中國文化現實遠甚于某種新科學、新理論的關注，而且寄希望這種關注與文化考察自身構成對既定理論與先在預期的質疑乃至顛覆。(《讀書》1997年2期11頁)”

真正具有生命力的原創性的學術命題不是來自書本，也不是來自國外，而是來自我們獨一無二的生活現實和文化處境。如果說，文化研究是“用于顯現歷史的維度及日常生活表象背后的社會發展趨勢”，那么，文化操作則是用我們共同的行動來創造歷史和預見社會的未來。

我對文化操作本身的未來持樂觀態度。

首先，我們堅信今日中國的文化操作者早已具備深厚的文化素養。單從表面的文化標志──學歷和職稱來看，許多文化操作者絲毫不低于學院派的文化研究者。更何況他們對大眾文化的巨大影響主要不是取決于學歷，而是取決于他們在當代社會分工中的崗位職能。不信，你可以從中央電視臺開始數，從《東方時空》開始數，然后再數遍布全國各地的報刊雜志，你能數得清有多少文化操作者已對或正對大眾生活、大眾文化產生的巨大影響嗎？

從影視操作到流行歌星的包裝，從書稿編輯到報攤叫賣，從市場調研到市場營銷，從CI策劃到廣告運動，從聯想PC推廣到麥當勞漢堡包形象，多少人實實在在地進行大眾文化的操作？！

文化研究的姿態是一種觀望的姿態，貌似客觀實際上仍然無法避免主觀。一個親身參加“五四”運動的人和一個在旁邊觀察研究的人相比，其生存價值高下立判。改革開放20年了，市場經濟給中國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是一種劃時代的巨變。如果我們仍舊以旁觀者的姿態在研究，將來一定會后悔的。有的人從海外帶來一些環保之類的先進思想，假設大家都不知道工業化造成的環境污染，然后便向我們啟蒙。他們不知道信息爆破今天，你還沒有從歐美回來，我們在中國已經知道發生什么事了。如果真想改善我們的環境，不要光喊，趕快拿出行動來。同樣，大眾文化研究不如大眾文化操作。

我們用操作和行動，而不是用研究和批評來預見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