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易卜生詩歌研究進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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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回顧

1、易卜生詩歌研究在中國的傳播

在我國學者的研究成果中，對于易卜生主義和易卜生戲劇及其評論的研究成果出現較早，數量頗多，研究角度也多種多樣。然而，易卜生詩歌研究在中國的傳播較易卜生主義和戲劇研究則遲了許久。國內涉及易卜生詩歌研究最早應屬高中甫，在其編選的《易卜生評論集》中，收錄了《詩人易卜生》一文，對易卜生的詩歌及詩劇進行整體上的評析。①1995年《易卜生文集》中文版出版，②在第8卷中收錄中譯本易卜生詩歌共61首，使得我國學者在研究易卜生戲劇作品的同時，開始參考關注易卜生詩歌。

2、易卜生詩歌研究在中國的接受

目前為止，查詢到的我國學者關于易卜生詩歌研究的論文共有26篇，部分在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中可以查到，部分收錄在鄒建軍教授主持的《易卜生詩歌研究》一書中。(參附錄)

著名易卜生研究專家王忠祥教授《讀易卜生詩作札記》是現今能夠查詢到的國內最早一篇易卜生詩歌研究論文。論文分析易卜生從抒情詩人到“現代戲劇大師”的歷程及情感變化，從而主要分析易卜生詩作(包括劇中詩)中的歷史性與哲理性。王忠祥教授指出，“易卜生的抒情詩、敘事詩、劇中詩內容濃縮凝煉，形式手法多樣。有的熱情洋溢，放浪不羈，有的質樸純真、情感凝聚;有的嘻笑怒罵，直言不諱;有的含蘊深邃，韻律回旋。

無論哪一類詩作，總離不開社會生括的真實與詩人心靈的真實。詩人反對社會生活停滯，追求自袁藝林:易卜生詩歌研究在中國47我精神解放，探索人類生存哲理，這些組合為創作的動力。在詩人的大量的詩作中，浪漫主義、現實主義、象征主義等各種畫面交替出現，甚至同時展示?！雹圻@也為我們今后研究易卜生詩歌提供寶貴的建議和廣闊的研究空間。

2、易卜生詩歌研究在中國的勃興

繼王忠祥教授對易卜生及其作品(主要是戲劇作品)的深入研究之后，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碩士、博士生導師，《外國文學研究》、《世界文學評論》副主編，鄒建軍教授提出易卜生的詩歌研究的重要性，并帶領其指導的碩士、博士研究生逐漸展開對易卜生詩歌的關注和研究。2006年主持出版《易卜生詩歌研究》，④是我國第一部易卜生詩歌研究論文選集，為國內易卜生研究，乃至外國文學研究填補空白。自2006年至今，短短幾年中我國易卜生詩歌研究論文逐漸增加，并開始出現在許多核心期刊之中，我國的易卜生詩歌研究進入興盛時期。

2006年，《易卜生詩歌研究》的出版極大地推動了國內易卜生詩歌研究的發展，共收錄12篇研究論文，從主題、意象、思想、藝術特征等方面對易卜生詩歌進行多個角度的分析研究。同年，王遠年以“論易卜生詩歌與北歐民間文學傳統”為題的碩士學位論文，指出，“易卜生詩歌是他生命軌跡的藝術性記錄，他成功地找到了一條將民間藝術形式與現代精神品格相結合的創作道路。”⑤

2007年至今，我國學者關于易卜生詩歌研究的12篇論文，在此基礎上更上一層樓，研究的角度、深度、廣度都有可觀的進展。例如，2009年，鄒建軍在《三種向度與易卜生的詩學觀念———對易卜生詩歌的整體觀察與辯證評價》一文中提出易卜生詩歌創作中存在的三種向度:以政治事件為對象的外觀向度，以人生哲學為對象的內視向度，以動物植物為對象的象征向度;進而分析詩歌中形成的與之對應的外觀、內視、象征三種藝術形態，辯證地、全面地評價易卜生詩歌，理解詩人的詩學觀念。2010年，吳海超《易卜生詩歌的文學地理學研究》則從文學地理學批評角度探討詩人在地理環境影響下所形成的民族性格。

二、研究成果

易卜生詩歌研究方興未艾，其研究成果已頗受關注。我國學者的26篇研究論文和一部論文集，提出種種新的角度與觀點，對易卜生詩歌，乃至易卜生研究貢獻頗大;為我國，甚至國際易卜生詩歌研究注入新鮮血液，同時也為其他外國詩人詩歌研究提供新的角度和方法。

《泰爾耶·維根》和《在高原》這兩首具有代表性的長詩受到較多關注，在許多研究論文中作為引用和論據出現。王遠年《論易卜生詩歌的流浪漢情愫》通過對《泰爾耶·維根》和《在高原》中的北歐海盜形象和自由主義者兩個流浪漢的經歷與精神的分析，指出流浪漢情愫“可以說是他堅定不移、不屈不撓的個人主義精神的集中體現”。⑥

譚永《＜老水手行＞與＜泰爾耶·維根＞之比較》從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兩個方面對比分析易卜生的《泰爾耶·維根》和柯勒律治的《老水手行》，并探討差異的根源。鄒建軍和杜雪琴共同發表的《易卜生長詩＜在高原＞的哲學之思與生態之維》分析這首長詩中人生哲學之思與自然生態之維二位一體的存在及關系，將對哲學的思考建立在自然生態的基礎之上，既有創新的思維，有有充分的論證，研究深入而且深刻。

詩歌離不開意象和形象，詩歌主要通過意象的描寫和形象的塑造，及其象征意義表達詩人內心激蕩的情感。譚永《易卜生詩歌中的四類動物意象》《易卜生詩歌中的上帝及其相關意象》，通過對詩歌中動物意象的歸類、解析和對上帝及與之相關的神秘意象、宗教意象的探源，進入詩人的精神世界，了解詩人的人格氣質和創作意旨。張廉《論易卜生詩歌中的女性形象》則通過對詩歌中女性形象的分類和剖析，探討詩中所反映的女性形象背后的男性意識和基于男性立場上的女性觀。

在詩歌主題研究方面，鄒建軍《易卜生詩歌的倫理主題》從倫理與道德這一新的角度，探討主持正義、抨擊黑暗的重要主題，上帝等主導意象，重然諾、斥謊言的主導品格，以及自省與懺悔的倫理主導觀念，源于文本的分析得出堅實自然的結論。另外，鄒建軍《易卜生詩歌的政治情結》從詩人對政治人物、政治事件的特別的興趣和關注出發，觀照詩人的政治立場與政治意識，探索易卜生詩歌中政治情結的淵源。

王遠年《易卜生詩歌的民間歌謠特征》等論文通過對詩歌中民間意象、海盜精神的分析，關注詩歌的歌謠形式探討民間傳統與易卜生詩歌的密切關系。白英麗《論易卜生詩歌的戲劇性》等論文則從不同角度關注易卜生詩歌的藝術特色。鄒建軍《三種向度與易卜生的詩學觀念———對易卜生詩歌的整體觀察與辯證評價》從外觀、內視、象征向度辯證、全面地評價易卜生詩歌，從而理解詩人的詩學觀念。羅俊容《“易卜生詩歌研討會”綜述》記錄王忠祥教授提出的易卜生詩歌研究需要關注的幾個方面，以及學者對易卜生詩歌的多種研究角度和觀點。另有論文主要分析、體會易卜生詩歌中蘊含的豐富思想情感，感受詩人的精神境界。

三、發展空間

由于易卜生詩歌在我國的研究可以說是剛剛開展不久，因此我國對于易卜生詩歌的研究成果數量有限，還未形成系統化研究。然而，鑒于易卜生詩歌在我國的關注時間較短，對其的研究必然會經歷由零散到系統的過程。易卜生詩歌在我國的研究頗具前景，研究空間廣闊，揭開易卜生詩歌中的奧秘，需要廣大中國學者共同努力。

到目前為止，我國學者研究所易卜生詩歌涉及的作品文本，集中在《易卜生文集》第8卷中61首被譯為中文的詩歌，而未涉及其他百余首詩歌。根據易卜生研究權威網站＜Ibsen．net＞，迄今記錄易卜生英文譯本詩歌共168首，其中包括易卜生1844年至1850年在格里姆斯塔(挪威)當地藥店做學徒時期所作27首詩歌，1850年至1852年在克里斯蒂安尼亞(現稱奧斯陸，挪威首都)19首，1852年至1857年在卑爾根的挪威劇院從事戲劇創作時期(含在此期間前往漢堡(德國)，哥本哈根(丹麥)和德累斯頓(德國)考察)31首，1857年回到克里斯蒂安尼亞至1864年57首，以及1864年至1857年在國外及晚年34首。

在2006年10月28日華中師范大學舉行的“易卜生詩歌研討會”上，王忠祥教授提出對易卜生詩歌研究需要關注的幾個方面:(1)易卜生詩歌的現代性。(2)易卜生詩歌，尤其是象征詩的多重代碼。(3)易卜生的詩中劇、劇中詩。(4)易卜生詩歌中蘊含的歷史性、民族性、哲理性、世界性和人性。(5)易卜生詩歌與易卜生主義的關系。(6)易卜生的詩論與詩歌創作。(7)易卜生的戲劇與詩歌的聯系。(8)勃蘭兌斯與布萊德魯克對易卜生的不同評價。(9)易卜生詩歌的思想內容。(10)易卜生的詩歌技法和藝術手段;易卜生詩歌與北歐古代神話傳說及文學創作的關系。⑦綜合考慮王忠祥教授的發言和我國易卜生詩歌研究現狀，今后我國學者對易卜生詩歌的研究主要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并逐步系統化:

一、易卜生詩歌的主題研究，包括同一時期的不同主題、不同時期的同一主題和不同主題;

二、易卜生詩歌中的意象與形象研究，包括自然意象，動植物、山水、日月等，和人物形象;

三、易卜生詩歌中的自然地理空間研究;

四、易卜生詩歌的藝術特點研究，包括詩歌的抒情方式、修辭手法、象征意義等;

五、易卜生詩歌中表達的詩人的豐富情感，包括對自由的渴望與追求、對人生哲學的思考、深深的愛國之情等，從而研究詩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等;

六、易卜生詩歌與戲劇的內在聯系研究，包括主題、意象、藝術風格、哲理思考、情感表達等全方位的聯系;

七、從譯介學角度研究易卜生詩歌不同版本的的翻譯問題，以及再譯問題;

八、易卜生詩歌的研究在國內與在國外。

詩歌是表達情感的最佳文學形式，通過對詩歌的研究，可以更加直觀、深刻地感受和理解詩人的情感世界。易卜生這一“偉大的問號”，不僅是挪威的，更加是世界的。我國學者長久以來對易卜生的研究多集中在對易卜生戲劇作品的關注，其實，在易卜生的戲劇作品中，我們不難發現詩歌形式的廣泛存在。對劇中詩的研究離不開對詩歌的研究，研究易卜生，不僅要研究劇作家易卜生，也要研究詩人易卜生。

研究易卜生的詩歌對于研究易卜生的內心世界價值非凡，對于研究易卜生的戲劇作品也有巨大意義。易卜生的詩歌中所體現的對自由的追求、對人生哲理的思考、對人性的剖析等與其戲劇作品中追求精神解放、探索生存哲理的、觸及人物心靈靈魂等思想內容相互呼應，共同組成完整的易卜生。其詩中劇和劇中詩更是將詩人易卜生與劇作家易卜生完美的結合起來，成為“世界的易卜生”⑧，并引領我們走進世界文學之林，感受“詩神繆斯的飛馬”⑨給我們帶來的文學之美。

作為“偉大的問號”，易卜生不僅在其社會問題劇中提出眾多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其詩歌中也存在著與其思想和文學創作密切相關的“問號”，等待我們探索挖掘。同時，對易卜生詩歌的研究，也開辟了我國易卜生研究的新的領域，豐富了我國的外國文學研究成果。我們應本著鄒建軍教授一直以來所強調的“一切從文本出發”的原則，共同努力，為我國的外國文學研究做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