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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我國已步入經濟發展的新階段。為保持宏觀經濟平穩運行，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既要根據經濟形勢的需求致力于各自目標的實現，又要注重協同配合，形成政策合力，更好地服務于經濟發展。

首先，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選擇和組合必須適應經濟形勢發展需要，根據宏觀調控目標、國民經濟運行狀況和經濟管理體制的特征來選擇恰當的政策、措施和合理的搭配方式。

其次，兩大政策的配合與實施要根據我國經濟發展的周期性波動，進行反周期調節。從改革開放以來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組合軌跡來看，我國兩大政策的調節趨向于周期性使用(見下表)，對宏觀調控的效果向好，經濟增長的波動幅度減小。

第三，兩大政策相機抉擇的時機已經成熟。在經歷了5年雙緊周期和5年雙松周期后，目前我國正過渡到一個新的經濟周期。積極財政政策與穩健貨幣政策已實施了近6年，我國過去歷史上雙松政策最長就是這次宏觀調控，但在新形勢下不可能繼續保持和沿用下去，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貨幣政策確實到了該調整的時期。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是我國宏觀調控面臨的難題之一，新時期需要有新的政策選擇。這里可以設想三種思路：一是繼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從緊的穩健貨幣政策，但其政策內涵應根據經濟形勢變化進行適當調整；二是中性偏緊的財政政策與中性偏松的貨幣政策配合；三是中性偏緊的財政政策與中性偏緊的貨幣政策配合。這三種思路各有道理，我們傾向于采取中性偏緊的財政政策和中性偏緊的貨幣政策搭配。

不贊成繼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貨幣政策的原因是：這種政策搭配是在特定歷史階段、特定宏觀經濟背景下采取的具有特定內涵的經濟政策，現在我國經濟形勢已發生實質性變化，不宜延續下去。

不贊成選擇中性偏松的貨幣政策的理由是：當前我國面臨的經濟形勢和需要關注的主要傾向趨勢是通貨膨脹而非通貨緊縮，促使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為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是需要致力于提高資金運用效率，因此貨幣政策宜中性偏緊，不宜中性偏松。

財政政策的取向應當是中性偏緊，其具體含義就是要貫徹勤儉建國、量入為出的原則降低國債發行規模，逐步降低赤字率，縮減隱性債務，調整支出結構。將增發國債的收入由過去主要用于重點建設項目擴展到幾個方面，如完成在建工程的后續投入，填補以公共衛生為代表的公共項目欠賬，啟動擬議進行或亟待進行但主要由于資金制約未能啟動的改革事項等。未來國債投資項目不應再安排銀行配套貸款，使其成為純粹的公共財政支出，以避免新的金融風險。

貨幣政策的趨向也應當是中性偏緊，其具體含義就是在當前穩健貨幣政策適度從緊的調控措施基本到位的基礎上，既不擴張也不緊縮，根據經濟發展形勢需要適度偏緊，貨幣供應量增長率不高于GDP增長率與通貨膨脹率之和，控制信貸規模，重點是加快資金周轉，提高資金使用效益，優化信貸結構，防止通貨膨脹，保證國民經濟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具體的對策建議是：

1、建立和完善規劃、財政、銀行的配合機制，優化國家宏觀調控體系。要健全和完善國家規劃和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相互配合的宏觀調控體系，國家規劃明確的宏觀調控目標和總體要求，是制定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主要依據。要通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長期規劃對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進行統籌安排和政策協調。包括兩大政策目標的協調、財政赤字和金融不良資產的定期跟蹤測算、財政金融穩定性的預安排、財政金融政策和操作工具進行互動效率評估和化解金融不良債務安排等。財政政策要在促進經濟增長、優化經濟結構和調節收入分配方面發揮重要功能。貨幣政策要在保持幣值穩定和經濟總量平衡方面發揮作用，健全貨幣政策傳導機制。要完善統計體制，健全經濟運行監測體系，加強各宏觀經濟調控部門的功能互補和信息共享，提高宏觀調控水平。

2、完善產業政策、收入分配政策與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機制，發揮綜合效應。當前我國宏觀經濟運行中結構問題甚于總量問題，經濟結構不合理造成局部需求過高和局部供給不足成為主要矛盾，必須重視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與其他經濟政策的協調。我國產業政策要通過鼓勵、限制或禁止某些產業、產品和技術發展，合理配置利用資源，優化經濟結構。目前部分信貸資金流向低水平重復建設領域，與產業政策導向出現了偏離，要求產業政策和信貸政策要適時、適度進行調整，形成動態協調配合機制，更好地發揮綜合調控作用。發展改革委要定期和適時調整相關產業政策；人民銀行和銀行監管部門要配合提出加強和改進信貸管理、優化信貸結構的政策措施，為商業銀行適時調整信貸投向提供支持；商業銀行要嚴格按照產業政策和信貸政策發放貸款。為解決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增長不平衡現象，要重視通過調整收入分配政策刺激消費需求增長。要加快進行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從根本上抑制由地方政府推動的某些行業和地區出現的投資熱。只有各項經濟政策協調配合，我國經濟才能步入自主增長的良性循環。

3、適度調整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工具的運用。財政政策要以國債手段為主轉向以稅收和財政貼息手段為主刺激總需求；貨幣政策要更多地運用利率、公開市場操作、再貼現率、存款準備金率等間接手段調節總需求。財政政策依然要在公共投資領域發揮作用，創造社會公平、實現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要建立健全與市場經濟新體制相配套的分稅分級財政框架。重點要對省以下體制灌注分稅分級體制的實質性內容，建立三級分稅分級財政。建立規范的公共收入制度，調整優化支出結構，推進部門預算、收支兩條線、國庫集中收付、政府采購制度等改革。貨幣政策工具的使用方面，要通過改革完善國債發行交易制度，統一國內債券市場，活躍短期債券市場，使央行公開市場操作能有的放矢，成為貨幣供應量調控的有效工具。今后應使利率成為貨幣政策調控的先行工具，存款準備金率操作影響大，以少動為好。

4、推進財政投融資體制的改革和國債運作管理是未來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的兩大基點。新形勢下一項非常緊迫的戰略任務，是既要抵御低水平重復投資，又要繼續支持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加快經濟結構調整和技術進步。為避免傳統“松散亂”局面，化解和根治“先亂干、后整治”的國家隱含擔保機制，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安排要建立投資信息透明化、投資來源市場化、投資管理法制化的操作平臺。在投融資體制改革中，要明確財政投融資與商業銀行投融資的界限，既提高財政投融資的投資效益，又保障貨幣政策免受政策性金融業務的沖擊。要規范、強化、整合債券市場，切斷隱性的地方財政赤字融資渠道，切斷企業和銀行用信貸資金盲目投資的渠道，把有效的投資納入到“開前門、堵后門”的正常軌道上來。國債運作上可考慮實行“國債余額管理”制度，全國人大每年給財政部批準一個國債余額指標，這個指標是上一年國債余額加上本年度財政預算赤字之和。只要國債發行不突破余額，由財政部視市場情況靈活掌握發行規模和期限品種。為解決財政部發行短期國債缺少動力、而央行公開市場操作缺乏短期國債作為操作工具的矛盾，短期國債可不列入當年國債發行計劃，財政賬戶出現臨時性頭寸不足時，財政部可發行短期國債用于周轉。

5、適度調整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重心。1998—2002年兩大政策中積極財政政策發揮了主動、核心的作用。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以及我國加入WTO后的經濟結構調整，兩大政策配合的重心要從以財政政策協調為主體轉向更多地發揮貨幣政策的調控作用。蒙得爾·弗萊明提出的財政貨幣選擇新理論指出，現實世界中的資本具有不完全流動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都是有效的，但其政策效應的大小取決于資本流動的完全程度。資本流動性越大，財政政策的作用越小，而貨幣政策的作用越大。在改革開放日益擴大的進程中，資本流動性越來越大。因此貨幣政策應發揮主要的作用，而財政政策予以配合。通過貨幣政策所體現的資源配置，實現以資源效率為主，兼顧機會公平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