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變遷過程中的網絡輿論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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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傳統輿論的構建模式和場域制造

公共輿論具有強烈的可操控性，美國著名傳播學者李普曼很早就洞悉到了該點。在相關專著中，他提出了“擬態環境”（pseudoenvironment）的概念，指出公眾所處的信息世界并不是現實環境的真實再現，它不過是傳播媒介通過對象征性事件或信息進行選擇和加工，重新加以結構化之后向人們揭示的環境。“我們不妨這樣假定，每個人的行為依據都不是直接而確鑿的知識，而是他自己制作的或者別人給的圖像。”［10］而且，這個擬態環境所構成的符號世界，在大眾傳媒的快速發展過程中，越來越和客觀世界互相混淆。李普曼極力闡述著這樣一種觀點：大眾媒體創造了我們頭腦中的象征性的想像，這些想像有可能與我們經歷的“外在”世界完全不同。同時，大眾媒體充當了現實世界的某個事件和我們頭腦中對這個事件的想像之間的主要連接物，并逐漸占據了我們的“主觀世界”。結果，公眾越來越把這個擬態環境作為客觀世界來認識和把握，生存在媒體設計的信息世界中而非客觀的現實社會。公眾的思維只是媒體的思維，公共輿論是被制造出來的，是一種“同意的生產”，而不是“同意的產生”。更直接的說，公眾不過是媒體的背書機，所謂的公共輿論只是媒體精心炮制的鏡像。因此，從古至今，作為輿論制造的工具，媒體往往服膺于國王亦或是政治家，從來都沒有實現過真正的獨立。在柏拉圖時代，充當媒介功能的詩人、歌者和文學家們通過“富有啟發性的故事而不是通過訓誡來勸服一大批或一群暴民，使其安其位，各盡其責。”

以此實現獻身城邦的目的，而國王要做的便是搜羅和控制住這些詩人和文學家，使之為自己服務。即使城邦演變成國家，國王換做了政客，媒體也依然受著政治的擺弄。李普曼指出“現代政治的秘密在于對媒體符號的戰略性運用，通過這些符號，統治者可以把自己包裝成大眾利益的代表，視覺符號可以讓人們的情感倍增，思想弱化……領導者可以將雜亂的大眾感情調集在一起，誰掌握了大眾情感的符號，誰就基本掌握了公共政策的手段，控制了當下的情勢。”［12］即便自我標榜新聞自由的美國政府，一方面雖然礙于體制要求而難以直接操控，但另一方面卻在積極滲透各大媒體財團，對相關報道進行阻撓和扭曲。郭小安從宏觀層面指出國家和媒體的這種關系表明“一個國家的媒體生態事實上是國家權力架構的反映……大眾媒介處于各種權力的互動和博弈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各種權力的約束和影響。”

但總的來看，傳統媒體雖然受到了政治機構的影響甚至是操縱，卻依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媒體發揮著整合和過濾的作用，將民間輿論中的各類政治訴求通過打包的方式輸入政治系統并提前過濾掉有害信息。另一方面，媒體充當了翻譯者的角色，在政治系統的各類信息進入公眾視野之前，預先作出解讀和評價，從而引導民間輿論形成合理預期，同時將生硬的政治宣傳進行軟性化處理，使公眾更易接受。正是媒體構建起的媒介輿論場分隔了民間輿論場和官方輿論場，充當這兩個場域的中介，避免了兩者的直接對沖，從而表現出某種場域轉換和對接的功能，使得公眾語境層面雜亂無序的利益訴求和官方政治層面的強行意識灌輸在媒體場域中達到平衡和共融。然而，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基于體制性的原因，我國的媒體輿論場和官方輿論場高度重合，破壞了場域間的平衡。早期研究中國傳播制度的學者指出我國的新聞業采取的是“蘇聯共產主義報業理論”。該理論源自20世紀的蘇聯，依據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強調傳播媒體存在目的是支援馬克思主義，為人民服務。“蘇聯共產主義報業理論”相信真理只有一個，而且發言人也只有一個即共產黨或黨的領導人。在共產主義社會中，傳播媒介的角色定位是集體的鼓動者、宣傳者及建設共產主義的教育者。傳播媒介具有強烈的工具性，為黨和國家服務，并且為國家所擁有。也就是說，整個媒介結構異化為政治系統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一旦失去媒介場對官方輿論場和民間輿論場的轉換、聯結功能，結果將是官方輿論場對民間輿論場的直接吞噬，于是輿論一律的畸形傳播現象便應運而生。在輿論一律的場域中，你將分辨不清哪些是公眾的意見、哪些是媒體的意見，哪些又是政府的意見，某種超然的政治意志將主宰一切，并代替人們的理性思考，成為讓所有輿論單元面朝一處的權力核心。在輿論一律的場域中，人們只能聽到一種聲音，而且是自己的聲音，真實和虛偽根本無關緊要。以時期的地方報紙為例，1959年10月《南陽日報》公布河南南陽地方工業提前65天完成1959年生產躍進計劃，秋季糧食比1958年增產27．7％，萬畝水稻畝產800斤以上，22.4萬畝棉花畝產皮棉150斤以上，86萬畝紅薯畝產6000斤以上。22．6萬畝玉米畝產350斤以上。實際上，當年全區農業總產值比上年下降2．75％，農業總產值比上年下降23．02％，工業總產值比上年下降78．76％［15］。

而《人民日報》對時期的這種現象發出了這樣的評論：“打開最近各地的報紙，真個叫人心花怒放。躍進的消息一個接著一個，革命的干勁洋溢在字里行間。農村中每天有近一億人熱火朝天地進行水利建設；城市中千百萬職工，正在敲響挖掘潛力的鑼鼓，一而再、再而三地突破原訂的計劃指標。”［16］在輿論一律的場域中，政府因得不到正確的信息，制定著一項項錯誤的決定；民間輿論則因缺乏合理的引導，在盲目樂觀的氛圍中編造出一幕幕自我麻痹的荒誕劇。總之，一旦媒介輿論場急劇萎縮，政府和社會的互動將難以開展，政治溝通本身也會失去意義，政治參與更是無從談起。只有通過媒體構造出官方和民間交流的中介域，國家才能實現對公共輿論的有效領導，公眾才能進行有序的政治參與。這種國家———輿論模式并不是最理想的，但是至少可以維持國家和社會的相對穩定。然而，這種模式在社會轉型和現代化的過程中發生了嬗變并呈現出式微的跡象。

二、社會變遷與公共輿論

社會變遷展現了一切社會現象發生變化的動態過程及結果，它源于社會體系為適應新的需要和不平衡，對原有結構進行重新調整的需求。某種程度上，網絡輿論場的形成雖然得益于信息技術自身的發展，但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它更是社會變遷過程中各類結構要素變化的邏輯結果。

（一）社會整體結構的變遷經典社會變遷理論認為，人類社會處于線性發展過程，整個社會形態從軍事社會向工業社會演變，而工業社會則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理想形態。工業社會的特點之一是社會分工的不斷細化，以及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的整體分化。斯賓塞是這樣描述社會變遷的這一過程的：人類社會在開始時，每一個個體既是作戰者，又是耕地者；既烘烤面包，又制造工具。隨后，軍人、工匠、鐵匠和面包師傅，便構成了不同的社會階層，這就是從同質到異質的轉化過程。人類社會通過個體的集成，經由運動的分散，凝聚為部族、城邦。人類社會的進化過程，從集成到均衡，呈現出量的演化［17］。隨著我國由傳統型社會向工業社會、信息社會的轉型，我國的社會結構也將由簡單轉向復雜、由同質變為異質，整個社會的開放程度和流動效率也將顯著提升，從而產生一批新的社會階層比如“農民工”、“個體戶”、“北漂族”等等。而社會結構的這種多重分化十分有利于公共輿論構建的張力形成，因為異質性的輿論主體結構將使公共輿論朝著不同向度深度擴展，進而吸納大量不同主體的意見。這些基于不同利益、視角進行的輿論表達經歷了孕育、發展、成熟和衰變的過程，彼此又存在互相拉扯的動力，從而使得輿論本身保持著鮮活的生命力，得以在更大的范圍內進一步傳播。在結構分化的基礎上，現代化本身的意蘊也極具豐富，包括了國家發展的城鎮化、工業化、大型組織的科層化、公共權力的世俗化以及正規教育的廣泛普及，傳播媒介的快速發展等一系列內容。就我國而言，自1978年實現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這些變化為公共輿論場域的建立提供了相當豐富的議題資源：既有大到國家層面的頂層設計，也有小到社會個體的生活隱私；既有征地拆遷的社會陣痛，也有大災大難面前社會互助的溫情和感動。總之，不管是大是小、是喜是悲，公共輿論指向的對象不斷趨于多樣化，內容也幾乎涵蓋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議題資源的極大豐富將有助于公共輿論的構建和發展。需要指出的一點是，除去表達目標以外，表達本身也具有價值。對于生活在高科技社會中的多數人來說，生產的增長已大大超過人口的增長，人們的平均壽命和主觀愜意感已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新的社會價值體系中，早期工業化的重心即強調經濟增長的傾向退居到次要位置，人們更關心的是經濟增長對社會和環境的影響。而在個人層面上，“最大限度地獲得經濟收入已非首要目標。對越來越多的人來說，更重要的是表達自我和渴望從事有意義的工作。”輿論本身正成為輿論的目的。

（二）社會心理結構的變遷社會變遷過快以致超越心理的承受極限，將導致大量失范行為。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干通過對自殺現象的研究，揭示了心理圖式的這一變化。涂爾干認為，個體心理的平衡源于欲望的達成，為了合理引導社會成員的求欲行為，社會會自發的形成一系列等級秩序和制度規范進行控制。但是，過快的社會變遷在生產大量欲望的同時，也將使制度化水平較低的社會失去原有的控制能力。于是制度外行為大量涌現，弱勢群體的相對剝奪感也與日俱增。最終，整個社會的精神世界發生嬗變，甚至逐漸被撕裂。我國的社會變遷過程和其他發達國家相比，其劇烈程度更大，跨度更寬，影響范圍也更為深遠，因而完全有必要加強對社會心理層面的審視。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周曉虹為了強調社會心理的重要性，提議學界引入“中國體驗”這樣一個全新概念。他指出“‘中國體驗’是中國人民在宏觀變遷的背景下發生的價值觀和社會心態方面的微觀變化；既包括積極的心理體驗，也包括消極的心理體驗，前者諸如開放、流動、競爭、進取、平和、包容……后者諸如物欲、拜金、浮躁、冷漠、缺乏誠信、仇富炫富……”［19］而中國體驗的最重要特點在于“人格的邊際化或社會心態的兩極化”，具體表現為“傳統與現代的頡頏”“理想與現實的落差”“城市與鄉村的對峙”“東方與西方的沖突”以及“積極與消極的共存”。總的來看，這樣一種連續轉彎且極端對立的社會心態難以有效地自我調適，結果“整個社會表現出來的現象是，每種人都多多少少有‘不守其分’或‘不安其位’的行為，每種組織都多多少少有越界逾限的作風。”［20］特別是在變遷過程中，各種社會思潮與觀念將不斷重組，傳統的意識形態則趨于解構，整體呈現出對體制內的逆反情緒和體制外的仇富心理：一方面，公共輿論對體制內一些帶有符號性的物象進行戲謔式的嘲諷和黑色幽默式的暗喻；另一方面，社會整體失范行為的增多導致部分投機取巧者的一夜暴富，從而引發社會的強烈不滿并升級為仇富行為。這兩種不滿并非源自成員自身環境的直線惡化，而是變遷過快情景下，社會預期的提高和相對比較下的心理落差所致，也就是說其根源不是因為我們的環境變壞了，而是變得“太好了”。但是，這種不滿依然有向怨忿轉化的危險并逐漸彌散，從而內聚破壞社會的現實力量。總之，社會個體在快速的變遷過程中經歷了各種復雜的心理體驗，積蓄起強烈的心理壓力，同時也就產生了釋放壓力、尋求平衡的動機。這些動機通常以發泄的方式得到消解。于是，受眾在相似的心理場作用下相互聚合、彼此安慰，并在雷同的心理語境下制造輿論。這些輿論既是發泄不滿、尋求慰藉的產品，也是個體嘗試適應社會變遷的努力。所以，即使這些輿論充滿了語言暴力，我們也應抱以更平和的心態面對。

（三）社會治理結構的變遷社會治理結構的變遷主要表現為國家與社會關系的重新調適，以求更好地厘清兩者的行為邊界，并給社會充分的活動空間。因此，單中心的治理結構開始向網狀結構演變，政府不再充當全權的管理者角色，而更多的體現協調和決策的功能，與其他社會主體的關系也亟需重塑。就我國輿論環境而言，主要反映在政府與媒體關系的再定位。然而，我國政府在全能主義模式的慣性影響下，面對媒體和公共輿論時，依然在用老腦筋思考新問題，對媒體的運用簡單粗暴、慣于長官意志，對公共輿論置若罔聞、聽之任之。官方媒體被大量的空話、套話和會議精神所填滿，而政治家們則在一遍又一遍的重復那些“正確的廢話”。這種呆板的輿論環境極易激發社會的某些對抗心理，這既有變遷過快下社會心理結構的不穩定因素，也隱藏了大眾教育普及下政治行為再認識的沖動。總之，政府的公信力遭到了史無前例的質疑，民眾對政府的調查和澄清工作表現出極大的不信任，政府也因此陷入“塔西佗陷阱”的惡性循環。不少學者注意到了這種變遷情景下的不信任現象，鄭永年指出中國社會目前出現了由高強度的“不信任”造成的“社會墻”，同時引發出“墻的出現和信任的解體已經在越來越多的方面阻礙著中國社會政治生活的正常運行。”［21］的擔憂。劉建明在分析兩個輿論場互不信任的同時，進一步認為“主流媒體上的宣傳如果盛行官話并由此造成壓力，公眾就心向網絡，涌到網絡上發表意見，網民在傳統媒體上用真名說假話，而在網絡上用假名說真話的現象就會層出不窮。”網絡輿論場的構建可以說是社會治理結構變遷下，不信任危機向虛擬的延伸。對組織權威的不信任不只是一個體制性的問題，更是一個時代性的特征，是一個歷時性的全球性變化。所以，在不信任的邏輯線中還穿插著工業社會向后工業社會演進的痕跡。在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換中，整個過程十分注重社會分工和團隊協作的作用，并嚴格要求個體遵循規章制度，為高效率的生產服務。結果，組織權威被高高舉上頭頂并演繹出科層制的架構來實現這種權威。而在工業社會向后工業社會的過渡中，個體價值的彰顯開始抬頭，對個體權利的關注和自我個性的釋放要求開始瓦解工業社會以來建立起的組織權威，并以“自我”為中心構建其新的范式。根據羅納德•英格爾哈特的研究，在1981年到1990年來自21個國家的資料表明在幾乎所有這些國家中，對已確立的等級制度的信任度都下降了，并且這些工業國家的政治領導人的受支持率幾乎都降到歷史最低點。“這里所反映出來的并不是他們比他們的前任們遜色，而是公眾對現有的政治制度的支持在整體上不如往昔，人們的關注點轉到個人的問題上。”［23］因此，面對信任流失問題，我們既要不斷完善治理結構，更要在新的觀念框架下整體把握，以期在組織權威和個體自由的張力結構中尋求平衡，在公共輿論的不信任中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

（四）社會媒介結構的變遷1978年，我國財政部批準《人民日報》等多家新聞單位試點“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該方針成為我國媒介體制市場化進程的一個重要標志。此后，我國的媒介屬性發生巨大變化，市場思維逐步滲入媒體的日常運作，傳統的政治宣傳功能出現弱化。也就是說目前在中國新聞制度下的媒體，不再僅僅充當引導意識形態的政治工具，而是在政治權力與經濟邏輯建構中新生的復合體，既服膺政治領導，又迎合市場需求。就媒體而言，媒介體制的市場化引發了媒體對自身定位的困惑，使其搖擺于市場和政治。市場化運作之后，傳統媒介的身份開始裂變并產生多種角色。媒介集團一方面是市場的主體，需遵循利益導向，實行企業式的操作和管理。整個媒介體制向“文化產業”的打造逐步轉軌，積極地將信息內容包裝成文化商品進行營銷；另一方面，媒體即使在商業邏輯的影響下，也仍然難以擺脫公共輿論的引導角色，肩負著強烈的社會責任，需積極發揮傳達民意的功能。所以說，媒體經濟不是一個簡單的宣傳事業單位的運轉，也不是單純的企業經營活動，而是必須將兩者融合起來的一種全新模式的經濟運行。除了經濟利益和社會責任，我國目前的媒介體制并未實現充分自主，依然深嵌政治體制，承擔著大量政治宣傳和政治動員的功能，因此難免受到權力的制約和控制。總而言之，研究新時代的媒介結構，應該超越傳統的“市場對國家”、“國家對社會”的簡單二重邏輯，把握媒介角色的多元復合特性（經濟、政治、社會功能的統一）。但是，這些多重身份相互之間存在著結構上的內在矛盾，無論媒體飾演哪種角色都難以自洽：作為政治體制延伸的媒體，容易被這個充滿逆反心理的社會所拋棄，最終難以贏得市場的青睞；作為社會代言人角色的媒體，在涉及到社會穩定、公平正義等較為敏感的話題時，一旦與政府的認識發生偏差，以致處理失當，不僅會影響社會和諧還易受到政治上的排擠；作為市場主體的媒體如在逐利過程中拋棄了自己的社會責任，則會遭到人們的摒棄和唾罵。在這種身份的對立中，媒介開始分化，在不同動力（政治的、經濟的或社會的）的驅使下，同時又為順應形勢的變化和政治任務的階段性需要而輪流扮演著三種角色，發出了各種不同的聲音。面對媒介體制的變化，我們采用了所有權由政府壟控，經營權相對自主的權力分配方式來應對，并初步形成了一個不完全競爭的信息市場，在這個市場中，新聞媒體有了三個“老板”，一個是黨和政府，為媒體活動的范圍劃定底線；一個是社會正義，對媒體活動的內容進行道德評判；另一個則是經濟利益，為媒介活動的路徑選擇提供最終目標。媒介結構的這種變遷使得公共輿論的引導較之過去更加復雜多變，而公眾在紛亂的信息浪潮中也逐漸陷入集體迷失的困境。

三、網絡輿論場域的確立

傳統輿論構建模式的式微為公共輿論向權威的反彈提供了機會空間，而社會整體的過快遷移則為公共輿論的制造提供了豐富、鮮活的議題資源，并在心理體驗上定下了不穩定的基調；組織權威的消解和喪失加速了社會公眾的集體不信任感；傳統媒介的市場化運作則進一步導致公共輿論的場域分裂，張濤甫將其主要歸納為四大輿論場：民間輿論場、傳統媒體輿論場、網絡輿論場、境外輿論場。同時，輿論場的表現特征包括民間輿論網絡化生存、傳統媒體輿論場多元并存、網絡輿論場“倒逼”效應、內、外輿論場互動等等［24］。在輿論場分化的基礎上，場域之間也呈現出競爭、對抗之勢并集中表現為草根話語與精英話語的爭奪、利益表達與意識灌輸的較量以及個體自由與集體控制的博弈。在這個過程中，公眾既不相信專家也不相信官員，既不相信政府也不相信媒體，既不相信市場也不相信政治。公共輿論被拉入集體迷失的困境，對事件的真相充滿了困惑。于是，在傳統輿論生產模式不斷瓦解、社會變遷不斷加速的同時，公眾亟需一個新的公共空間來對紛繁復雜的各類信息進行驗證和交流。網絡技術作為信息社會的典型代表，以其強大的吸納能力重新構筑起一塊嶄新的輿論場域。不同場域相互爭奪的合力在網絡空間不斷聚合，也使得網絡輿論自然而然地成為了社會輿論的主要陣地。需要指出一點的是，網絡輿論的思維方式具有很強的俘獲能力，其語言求新求奇、泛娛樂化傾向嚴重，內容也大多以奪人眼球、追求刺激為要旨，同時它又有著很強的自我構建和尋求擴散的欲望。在構建和傳播的過程中，隨著各類輿論的合流，其表達方式呈現出強烈的自我肯定性，特別是在輿論發展的后期極易俘獲其他網絡主體對事物的認知態度。在這種江河匯海似的合流中，網絡輿論逐漸逼近某個臨界點，開始向現實社會釋放能量，并逐漸侵入傳統的官方輿論場，呈現出反噬的態勢。可以說，網絡輿論場的構建過程本身便是網絡民主興起的一種路徑再現。

作者：張文壕祝天智單位：江蘇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