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分配公正的制度保障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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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邊大學學報》2015年第五期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人們思想觀念的轉變和物質利益的驅使，社會分配問題越來越受到人們的普遍關注。社會分配公正與否，關系到社會的穩定與和諧，關系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改革開放至今，我國的GDP總量已經位居世界前列，這是一個令人欣喜的事實，但這同時也是一個社會財富加速向少數人集中、貧富差距被迅速拉大的過程。目前，我國已加入到了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的行列，這是一個值得我們反思的問題。［1］2014年全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①為0．469，高于0．44的全球平均水平。②貧富差距拉大不僅是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衍生品，也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大障礙。［2］社會財富分配，涉及到每個人的生存權與發展權。生存權是基本人權的組成部分，而發展權為個人在國家、社會中基本權利的提升。［3］如果人們的付出長期無法得到相應的回報，那么勢必會使人產生不滿情緒，導致一些惡性事件的發生，社會經濟的發展也必將受到嚴重影響。要從根本上改變當今社會分配不公的局面，必須對現行的分配制度進行全面的審視和評析，并在此基礎上運用各種經濟政策和法律政策，大力構建公平的分配制度體系。

一、社會分配公正的本體詮釋

公正作為社會評價和價值判斷，是社會分配永恒的主題。人類社會發展至今，對待社會財富的應然歸屬有著不同的看法：因為財富是一種能夠滿足人的需要的價值資源，理所應當歸屬于真正需要這種資源的人；由于財富是通過人類的勞動創造的，應當歸屬于創造它的人。以上觀念可上溯到古希臘，那時人們對私有財產歸屬的重要性產生了認識。在當今社會，如果一個勞動者得到的工資報酬不能與他所創造的財富成正比，那么他在工作中就無法受到激勵，就會失去創新的動力。這些價值觀念從根本上影響著人們對于社會分配是否公正的看法和判斷。社會公正這一理論試圖要解決的是社會中存在的貧富差距過大的問題，這一問題由兩個部分組成，即貧困的問題和不平等的問題。貧困是由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無法按照人的需要進行社會財富的分配，也不能進行平均分配，人們處于財富匱乏狀態，因為不具有相應的購買能力，貧困人口的基本需求無法得到滿足。之所以會出現不平等的問題，是因為我國雖然以按勞分配為主要的分配方式，但是不可能完全按照勞動要素進行分配。一些人通過違法途徑獲得“黑色收入”以及投機鉆營獲得“灰色收入”的情況屢見不鮮。社會分配公正的目標價值受不同的社會公正理論的影響。在西方有以下四種社會公正理論最具影響力，即功利主義公正理論、自由至上主義公正理論、羅爾斯的正義論、以阿馬蒂亞•森和瓦爾澤等為代表的公正理論。

與西方社會公正理論不同，我國所遵從的是馬克思主義的公正觀念。馬克思的公正觀念起源于批判資本主義社會普遍存在的分配不公問題，以及展望符合人們意愿的公正社會的構建，馬克思基于揭示和把握歷史發展規律以及剖析社會公正的本質及其實現條件，將空想社會主義轉變成科學社會主義。建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需要借鑒馬克思主義的公正觀念并得到啟示。［4］社會分配是否公正，一般有兩個基本的判定標準：一是取得社會利益的正當性。這是分配規則意義上的公正，是指分配規則應當具有公平性和一致性，對于同一規則，每個社會成員都應平等地進行適用，平等地受到保護以及平等地進行競爭，取得社會利益應當得到社會普遍認可。二是社會利益分布的均衡性。這是分配結果意義上的公正，是指每個競爭參與者在付出勞動或為社會做出貢獻后，其獲得的勞動報酬都能與其所付出的勞動成正比，同時，保障貧困群體的基本生活，從而使社會總利益在各社會主體之間的分配基本達到均衡狀態。［5］兩者之間存在一定的聯系，不公正的社會分配規則一般會造成不公正的分配結果，但即使是公正的社會分配規則，也未必能產生絕對公正的分配結果。

二、我國的社會分配不公與公正制度的缺失

目前，雖然我國實行的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但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人們之間收入的鴻溝逐漸被加深，由此導致的貧富差距過大的問題嚴重影響了社會的穩定和發展。社會分配不公現象已成為我國當前及今后經濟社會發展進程中不可小覷、不容回避的問題。追根溯源，不難看出，我國社會分配不公與轉型時期公正制度的缺失有極大的關聯性，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健全。市場經濟是平等經濟，在市場面前各市場主體公平交易、平等競爭，只有這樣，市場機制才能真正促進經濟效率的提高。但在我國，尚未建立起高效而平等的市場機制，當前的市場經濟依然會受到計劃經濟的影響，計劃與市場之間的矛盾仍然存在。勞動者僅憑自己的勞動要素在與資本要素、技術要素及管理要素的博弈中明顯處于劣勢。違法經營、投機鉆營的現象得不到根本遏制，勞動者的勞動收益和合法權利很容易受到侵犯，市場沒有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最終導致社會公平難以實現。由于市場發育不良，相關的法律法規尚待完善，有些人利用特殊的信息資源優勢，或通過所處的特殊地位，或利用特殊關系堂而皇之地獲取非法利益。

目前，諸如交通、電力、銀行、保險等一些重要資源的配置權利依然掌握在政府的手中，各級公權力機關利用手中權力對此類行業進行壟斷經營，這些行業通過壟斷方式排斥其他經營者參與到這些行業的競爭中來，以達到獲得獨占利益和巨額壟斷利潤的目的。此外，由于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的過程中，這一過程留下很多體制方面的真空地帶，也為少數人成為暴發戶提供了機會，如巨額的拆遷補償款可以使一些被拆遷戶一夜變富。某些政府領導為了提高自己的政績，花大力氣制造政績工程和面子工程，濫用職權，肆無忌憚地出賣公共資源損害社會公共利益。如此一來，擁有權力的人必然會憑借權力尋租而攫取巨額的社會財富。因此，財富的天平必然會向權力一側傾斜。第二，社會保障水平低，公共財政體系不完善。目前，我國的社會保障水平還不高，在這種情形下，農民、城鎮的退休人員、城鎮的失業人員及其親屬由于得不到及時足夠的生活保障，最有可能成為在貧困中艱難度日的人，從而成為社會財富分配不公的受害者。目前，雖然我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中國8億農民“病有所醫、老有所養”的問題，但其社會保障水平較低。從2005年到2015年，我國企業退休人員養老金實現11連跳，但企業退休職工的養老金還是很低，退休職工的基本養老金只能達到維持基本生活的水平。社會保障差距也較大，全國各地的保障水平參差不齊，發達地區和城市的保障水平明顯高于中小城市，①各個行業的保障程度相差也很懸殊，僅從退休金來看，機關事業單位人員的退休金遠高于企業職工的退休金，這就造成了人們的不平等和社會財富的分配不均。目前，我國的宏觀稅負表面上雖然很高，但公共服務的質量和水平以及社會福利保障的程度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還處于落后的水平，這使得財稅體制的再分配調節功能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使得低收入群體的各項福利無法得到切實的保障，社會福利分配不均的問題也很嚴重。第三，稅收征管乏力，稅源流失較大。目前，我國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在很多方面存在問題。2011年，我國將個人所得稅免征額調整到3500元，經過調整，工薪收入者的納稅面由原來的28％下降到約7．7％。

②個人所得稅起征點雖然已經有所調整，但是仍與我國社會財富的收入結構不相匹配，導致中低收入群體用微薄的收入承擔了相當大比例的稅負，而應擔當主角的高收入階層卻充當了配角，這嚴重違背了個人所得稅設置的初衷，無法實現再次分配中的分配公平。另外，單一分類稅制使得一些收入種類較多且綜合收入很高的人承擔的稅負卻非常低。例如，時下不少企業高管實際獲得的收益很多，但卻以各種名義逃避個人所得稅，高收入者實際上按更低的稅率納稅，而工薪階層則卻不得不承擔更高稅率的稅負，這種稅負狀況將會使不同階層之間的財富鴻溝越來越深。③另外，我國缺乏遺產稅和贈與稅以及社會保障稅、教育稅等稅種，使得再分配環節也沒有辦法扭轉社會財富分配不公的局面。我國的稅務機關在征收處罰手段方面也相當無力，致使高收入群體的逃稅、偷稅的違法成本極低，此類現象的出現最終將會嚴重影響社會分配的公正。第四，行業壟斷拉大貧富差距。有些行業因政府的行政壟斷經營，在非平等競爭中處于優勢，收入偏高。近年來，政府利用行政手段，對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行業實行壟斷經營，使這些行業得到高額的壟斷利潤，其行業內勞動者的勞動報酬和福利水平也得到大幅度提高，進一步拉大了貧富差距。政府通過行政壟斷對其他市場主體自由進入某些資源行業進行限制，壟斷行業則依靠壟斷地位來規定明顯高于行業內平均水平的壟斷價格。縱然政府通過制定指導價對壟斷行業進行法律規制，但其價格還是超過平均價格標準，使得這些行業從中取得巨額的壟斷利潤，而且這些行業經常以壟斷產品的成本增加為由不斷提高價格。這些壟斷行業依靠自己的壟斷地位，只是一味地注重提高產品價格，而不致力于改進技術，提高產品的質量和服務的水平。處于弱勢地位的消費者只能以高額的壟斷價格與經營者進行不公平的交易，使參與自由競爭的企業和消費者創造的財富流向壟斷行業，貧富差距也由此進一步拉大。這些壟斷行業的成員繼而通過壟斷手段獲得巨額收入中飽私囊。由此可見，行政壟斷拉大了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造成了社會財富分配差距的不斷擴大。

三、保障社會分配公正的制度建設

我國現階段社會分配不公是在新體制取代舊體制過程中所產生的客觀現象，具有一定的歷史必然性。要解決這一問題，應通過深化改革，加快推動能夠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財富分配制度建設。解決社會分配公正問題的核心應該是制度公正，只有公平合理的制度，才能保障社會分配公正的真正實現。筆者認為，要完善社會分配制度則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第一，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法規。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身，規范市場行為，是解決社會分配不公的最為重要和根本的問題，已成為繼續深入改革的“瓶頸”。市場經濟是平等經濟，在市場面前人人平等，禁止任何形式的特權、獨占、壟斷以及歧視行為，只有這樣，市場機制才能真正發揮其應有的作用。要通過建立健全市場經濟體制中的發展要素市場，整合市場要素，形成要素價格市場化，特別是要健全統一勞動力市場，給勞動者提供公平競爭的環境，實現勞動力價格的相對均衡。市場經濟也是一種法制經濟，目前我國之所以存在壟斷和不正當競爭等妨礙市場主體公平競爭的行為，就是因為市場經濟法律法規不健全，缺乏有力的監管措施。因此，要加強市場經濟立法，建立健全勞動者工資合理的增長機制和最低工資標準的調整機制，使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得到切實的維護。要加大政府的監管力度，強化對行政行為的制約與監督，嚴厲處懲以非法手段牟取暴利的犯罪行為，使我國市場經濟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公平的市場經濟。第二，加快推進社會保障和公共財政體制建設。一個公正合理的社會要公正地對待全體成員，就應當承擔縮小貧富差距的理性責任。社會保障制度作為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穩定器”、“安全網”，已經在很多國家得到建立與發展。現在世界各國都將社會保障制度當作直接影響社會政治經濟秩序的重要的法律制度。社會保障開支是一種社會再分配手段，有助于普遍提高公眾，特別是中低收入人群的實際生活水平，還能夠起到彌合社會貧富差距的作用。現代法律的一個重要走向就是在追求平等保護的大前提下，對社會弱者進行傾斜保護。

因此，應當逐漸提高城鎮居民的生活保障水平，積極探索農村社會保障的有效途徑，完善低保、合作醫療等保障制度，使特殊人群、困難群體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為人民群眾分憂解難，做到資金來源暢通，百姓生活有所保障，從而提高困難群眾的生活水平，為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國家打下堅實的基礎。要不斷完善我國的公共財政制度，不斷調整財政收支的結構，把更多財政資金用到最需要它的地方。其中包括對公共服務領域的投資傾斜，要加大財政在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方面的投入力度；要大力扶持貧困地區、貧困階層、貧困人口的生產和生活。要加大對農業和農村的扶持力度，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完善對自然災害的救助和風險防范制度，逐步縮小城鄉之間、地區之間以及不同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建設公正有序、權責分明的公共財政體制，真正做到財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達到財政造福于民的最終目標。第三，改善稅收征管環境，加大稅收征管力度。在社會分配領域，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主要是在再分配方面對市場進行合理的引導。目前我國個人所得稅制度發揮的作用還不夠大，在稅收征收中，工薪階層的個人所得稅易于征收，但高收入者由于收入來源多樣化，偷稅、漏稅問題非常嚴重，成為社會分配不公的原因之一。

當務之急是建立個人收入、個人財產應稅申報制度，增強征稅的公開性，提高征稅效率，同時應加大個稅申報的監管力度，加大偷漏稅的懲罰強度。對稅收大戶實行建賬制，對一般經營的納稅定額要嚴格核定，防止稅源嚴重流失。另外，要開征遺產稅、贈與稅等稅種，調節個人收入分配差距。目前高收入群體中，“灰色收入”、“黑色收入”占其各項收入的比重很大。在“灰色收入”中，既有合理的收入，也有不合理的收入，其中，一些手中握有公權力的官員，以權謀私、中飽私囊，造成貧富差距越來越嚴重，私人財產世代相傳的現象更是常見，這極易導致社會財富分配失衡。同時，這種財產所得的隱蔽性很強，很難被稅務部門發現。對此，可以考慮盡早開征利息稅、遺產稅等稅種，從而維護社會公正，防止社會兩極分化，造成貧富階層斷裂。第四，推動壟斷行業改革，強化壟斷收益分配的管控。首先，要針對壟斷行業的違法違規現象進行整改和治理，應當提高壟斷行業的市場準入門檻，準許一些民間資本參與競爭，實現市場主體機會公平，形成公平的市場競爭機制。其次，要規范壟斷行業職工的勞動報酬標準，強化收益分配的管控，政府部門應制定工資指導標準，及時調整勞動報酬和福利水平過高行業的職工收入，嚴格限制企業高管的工資水平和職務消費，違反者將受到嚴厲的懲罰。由于壟斷行業經營的資產多屬國有資產，要制定規則并加強監督和管理，防止國有資產被私人侵吞和占用，政府的審計部門也要加強對國有資產運營的審計監督。

要防止壟斷行業將其領導和員工的高工資、高福利的成本轉移給承擔稅負的普通社會成員。四、結語在當今中國，社會分配不公這一問題已經成為影響社會發展的絆腳石和攔路虎，因社會分配不公而引發的社會矛盾日益突出，人民群眾對此十分不滿，很多人已經形成了“仇富”心理，與此相關的群體性和惡性事件不斷在全國各地上演。因此，只有以調整政策為重點，以改革為動力，進行綜合治理和個別突破，社會分配公正才能得到真正的實現。

作者：金紅梅 單位：延邊大學 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