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數民族國家認同的社會學解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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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疆少數民族國家認同的社會學依據

（一）新疆少數民族國家認同與社會經濟的關系社會學將國民對“國家”的忠誠與國民對“民族”的忠誠嚴格劃分，認為國民對“民族”的忠誠不會自動地上升為對“國家”的忠誠，該過程絕不是行政強制能夠達到的結果，“一個國家想要取得少數民族的認同支持，最根本的途徑是持久地保障少數民族經濟利益”[4]。一方面，社會學認為，國家認同的基礎是構建利益共同體，如新疆西部大開發的經濟戰略即是國家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而打造的中國東部、中部與西部的利益共同體，互利互惠的經濟互涉強化了新疆社會發展與國家宏觀經濟目標的不可分割性。另一方面，社會學強調社會成員的共同需求，少數民族社會交往的經濟活動越有效率、越兼顧公平、越具有文化含量，民族與國家的共同利益就越受關注，維系兩者共同需求的精神動因就越強大。例如，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原王朝與西域（原新疆少數民族地區）互通以后，西域各民族竭力效仿漢制，開創了“華夏”與邊疆“蠻夷”首次經濟融合的歷史局面，其根本原因是漢民族娛樂、繪畫、音樂、宗教以及語言的廣泛輻射力度，促進了雙方貿易的密切合作，從而建立了國家認同的強大精神驅動。

（二）新疆少數民族國家認同與社會文化的關系新疆少數民族國家認同亦指向“新疆多元民族社會服務的公共意見”[5]，即新疆少數民族社會交往的公共文化建設，它是少數民族國家認同的基本要求。社會學認為，對長期積淀于社會公眾事務中的文化心理的順應是不同社會成員相互妥協的關鍵因素。以建國后到時期的新疆少數民族國家認同為例，該時期新疆各少數民族經歷了社會主義文化改造，在保留各自民族性的同時擁有了“社會主義制度”這一共有的政治文化格局，其中包括共產主義理想、集體主義與平均主義分配的社會觀念等等，尤其是圍繞共同精神領袖的權威信仰，促使新疆各民族人民對共產黨統治下的國家中央政權高度認同，“當民族團結無需政治推動，民族文化交流便成為自然”[6]，從而有效地避免民族沖突事件。由此可見，創造多民族社會的公共文化空間、促進各民族對公共價值觀的信守，是銜接差異性族群、增進國家認同的重要手段，新疆少數民族國家認同途徑應表現為建立新疆多民族社會系統存在的共同參照基點。

（三）新疆少數民族國家認同與社會治理的關系“國家”的社會學定義還指向地理層面與政治層面的國家意義的總和，古代中國強調的“天下觀”即是“天子”居中，“四夷（少數民族）居天下之偏”[7]，寓意少數民族與國家的關系是中心與邊緣之分，社會學將“政治選擇”作為社會治理的根本，新疆少數民族地區經由古代、近代到民國時期的自治權限不盡相同，但均承認對中央政權的政治歸屬。例如，西漢時期的屬國政策、明朝時期的“羈縻”政策、清朝時期的藩屬政策等等，都是在“承諾不直接干預新疆少數民族內政的情況下穩定新疆統治，具體表現為武力與懷柔并用”[8]。西漢時期武力討伐匈奴（原新疆少數民族），同時也以“和親”拉攏匈奴，行政管理方面嚴控軍政要務，但不征租稅，給予貴族高官厚祿，并開放禮儀制度，促進國家認同。可見，少數民族社會治理關乎政府職責與角色的兩面性，一方面是責任體系，包括制度層面的責任、經濟層面的責任、生態層面的責任等等，履行此類責任的前提是中央政權維穩；另一方面是角色體系，即政府擔任什么樣的角色對民族治理最有效，包括對民族信仰的尊重、對民族內在倫理自主性的維護、對民族自由意志的有限寬容等等。因此，當代新疆少數民族國家認同效度由國家政治實力與政治道德素養共同決定，前者指向施政權力，后者指向施政方式。

二、新疆少數民族國家認同的社會學思考

（一）新疆少數民族經濟關系的契約框架根據國家認同與社會經濟的關系，新疆少數民族國家認同的物質保障是少數民族互惠互利的社會利益結構。當代市場經濟交換本身便蘊含著各民族資源開放優化與共生共榮的目標契合性，新疆少數民族社會勞動力的不平衡與民族資源競爭的緊張關系，源自新疆多民族經濟交往的契約框架尚未建立。首先，“新疆少數民族在語言、知識等方面的不足與其受到的政策照顧相互抵消”[9]。近幾年來，由于南疆“用工荒”大多因為語言交流受阻，這就要依靠新疆民族教育與現代市場經濟需求的接軌來解決勞動力的失衡與民族團結的障礙，以此奠定發展民族經濟的人力基礎，進而構建新疆多民族經濟貿易的契約框架，主要表現為以下兩方面：一是包括等價交換、公平競爭、法治精神在內的秩序性契約內容，即確立新疆多民族社會經濟互涉的道德規范。“契約”本身代表著對市場行為主體的期待，“通過樹立多民族期望的經濟操守來強化市場交易的平等、自由以及互利原則”[10]。二是民生建設。社會經濟的契約化意味著參與市場經濟的民族身份特權消解，各民族在“契約”共同體中各自承擔經濟責任與義務，屬于社會理性層面的功利謀劃，這不僅有利于打破民族特權，還能提升少數民族對國家經濟的正面認知、情感以及評價，其社會輿論的導向性傳播可消解市場經濟的貿易冷漠、打造社會人際關系、滿足民生的自身需要，從而生成新疆少數民族國家認同的情感紐帶作用。

（二）新疆少數民族身份文化的轉型根據國家認同與社會文化的關系，新疆少數民族的國家認同指向創造新疆多民族社會系統的公共文化空間。由于新疆少數民族的文化結構表現為以信教者聚居為形式的封閉性宗教文化集群，各民族之間的文化開發效度極低，此類文化閉塞現象源自新疆少數民族以民族文化身份而非公民文化身份來享受社會資源。新疆少數民族的民族身份是新疆社會族群的劃分概念，僅在新疆民族生活交往的內部空間發揮作用，而新疆少數民族的公民身份卻是國家公共文化的參與者身份，具有社會多元主義的價值傾向。哈貝馬斯將國家認同度高的社會劃歸為公民文化形塑效應下的社會，其主要特征表現為“對社會權責意識的認知、對社會民主政治的自主、對社會公共利益的選擇”[11]，新疆少數民族的民族文化身份，則意味著社會聯系的弱化、民族心態的保守依賴以及民族意志的壟斷性控制，它們致使少數民族與國家公共關系的割裂，嚴重阻礙國家認同。因此，促進新疆少數民族身份文化向公民文化的轉型需要迫使新疆少數民族從宗教性質的“熟人”社交體系中抽離，融入社會公共生活領域。例如，2012年新疆城市民族商業社區的改造計劃，即是促進新疆傳統宗教聚居地向社會公開展示的文化經營活動過渡，既便于少數民族文化監控管理，又有利于新疆傳統封閉宗教空間的社會性延伸，推動新疆宗教職業者參與社會公共事務，在尊重少數民族信仰的同時，反對極端民族主義對人的精神束縛與奴役。

（三）新疆少數民族社會治理的雙重維度根據國家認同與社會治理的關系，新疆少數民族的國家認同效度由國家政治實力與政治道德素養共同決定，指向政府社會治理的責任體系與角色體系。首先，就責任體系而言，新疆少數民族關系復雜，政府治理應樹立“善治觀”，正確處理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善治”是突出少數民族社會治理外部規則的強制性職能要求，具體表現為“憲法責任、政治責任領域基于某種共同利益強迫國民服從”[12]，例如，2013年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政府例行禁止濫建宗教活動場所、嚴厲打擊新疆宗教狂熱的法律規定，即是為了規避非法宗教滲透造成國家安全隱患，這時候的社會治理反映了以裁決和管制為中心的國家規則制定者形象。其次，就角色體系而言，新疆少數民族社會治理中的政府形象如何打造？如果說“善治觀”是國家行政能力，那么“服務觀”則是國家行政態度，以“責任”為本位的新疆少數民族社會治理應當具備社會公共服務的遠見。公共服務的“軟治理”與外部規則的強制約性不同，公共服務致力于打造新疆多民族社會的生活質量，如2013年啟動的“新疆少數民族城鄉低保提升工程”便是國家公共服務的代表之一。簡而言之，讓人們因為生活幸福而變得更團結，是政府社會治理的服務角色定位，只有當少數民族安于政治權利并樂于享受政治權利帶來的生產生活經驗，國家認同才能真正實現。

作者：范帆單位：哈爾濱工程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