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流動下的民族社區管理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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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人口雜志》2014年第三期

一、社會流動背景下民族地區鄉村社區凸顯的主要管理問題

（一）社區文化的蝕化“社區文化是指社區居民在特定的區域內，經過長期實踐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具有地方特色的生活方式、習慣、行為模式等文化現象的集合。[6]”社區文化是社區管理的環境，也是社區管理實施的條件。長期以來，西北民族地區的鄉村社區文化以社會主義文化為核心、以中國傳統文化為基礎、以各民族文化為特色，形成了獨具一格的文化現象。如，回族社區的伊斯蘭文化，藏族社區的藏傳佛教文化，都與社會主義文化、儒家文化相得益彰。社區居民按照社區的文化傳統生活、交往、處事，形塑了社區的公共精神，是鄉村社區管理重要的文化基礎。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進入新世紀，西北民族地區鄉村社會流動加快，在“有助于‘公民人格’的形成和公民文化生長”[7]的同時，也造成了傳統社區文化的蝕化問題，表現在：1.流動者對正式權威不信任、不認同。筆者在甘青兩省的調查資料顯示，“在打工期間遇到困難你誰商量”的回答中，14.1%的人選擇找家鄉政府和當地政府商量[8]，表現出對正式權威的較低信任和認同。絕大多數人還是習慣于選擇與家人、老鄉等商議解決困難和做決定。2.公共精神退化嚴重。西北民族地區鄉村社會流動者異地非農就業，強化了他們的經濟意識，首先改變了流動者的經濟地位。然而，經濟地位的改變在某種程度上催生了流動者“唯經濟利益是圖”的心理傾向，村莊社會的誠信、鄉情、道德、責任等公共精神退化嚴重。不管是流出者，還是留守者都對村務管理表現出極大的冷漠。流出者因其主要在村莊之外獲得經濟收人，一年中的很長時間在村莊之外生活，因而，他們與村莊和其他村民之間的聯系不僅變少而且往往不再是直接的利益關聯，對于和自己利益相關很小的村莊事務缺乏參與熱情就成為必然；留守的村民，因參與能力有限，其生活面向也呈現出了一種離心化，對村莊事務的關注降低。村民因為脫離村莊的機會成本低，而較容易割斷與村莊的經濟聯系，進而可能會割斷與村莊的社會聯系和心理聯系，這又反過來影響了在村村民對村莊未來生活的預期，失去為建構村莊共同體所需要的耐心[9]。這種冷漠和不關注，造成村級財務不公開、村務不透明、公共事務無人問津。筆者在臨夏土橋鎮尹王村調查時看到，一方面人們的經濟條件改善了（該村是全鎮經濟條件最好的村之一），另一方面則是村內道路年久失修，雨天泥濘不堪。鄉村基層民主的“根”表現出一種實質枯萎態勢，鄉村治理還出現一種“內卷化”[10]的趨向。隨著國家取消農業稅，村干部工資由縣級財政統一負擔的改革實施，村干部與村民的聯系內容減少，更多地服務于縣鄉政權的農村管理工作。筆者在調查中，許多村干部反映，現在村里基本沒啥大事，也不怎么召開村民會議，我們就是幫助鄉鎮做好勞務輸轉、計劃生育等工作，再就是村民出現糾紛了幫助調解一下。從他們的談話中就可以窺視出，當前鄉村治理的“內卷化”趨勢還是很明顯。村干部考慮社區發展的主動性缺乏，村民對他們這方面的要求也缺失。

（二）鄉村社區管理的新型主體缺失鄉村社會流動的結果是“鄉村最緊迫需求的資金、人才、知識和需求大量向城市集中，以至造成鄉村發展的‘空心化’。[11]”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口流動表現為一種上位流動，鄉村流動主體在年齡、知識、才能等方面具有相對優勢。近年來，國內學者實地調研證實，農村外流人口中35歲以下的青年人占總數的86.3%，外流人口的整體素質普遍高于留守者[12]。精英的流失對村務民主管理是一種不小的損失。筆者在寧夏固原上青石村調查時，村支書HGB就談到，“現在在村里好好培養一個接班人很困難，好一些的苗子都外出了，你發展他，他還沒時間考慮。在留守的人中選一個，還真選不上一個中意的”。

（三）社會保障的運行水平不高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是逐步建立起來的，在西北民族地區鄉村社區保障也經歷了從以社會救助為主到多層次的社會保障體系建立的發展過程。2004年3月，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明確規定國家建立健全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制度，也標志著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進入了一個較快的發展階段[13]。“十一五”期間，我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框架基本形成。2007年我國開始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試點；2009年“新農保”起步；201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頒布。2010年底，5項社會保險基金總結余22785億元，比2005年增加16711億元，增長275%。各級政府對社會保障的財政支持力度逐年加大[14]。然而，在西北民族地區，鄉村社區的社會保障水平依然較低，運行效果與人們的期望還有較大差距，表現在：1.社區居民對社會保障制度和政策知悉甚少，常常有懷疑和“敬而遠之”的態度，不能自覺參加；2.社會保障方面的專業工作者缺乏，無法有效推進制度建設，促進制度高效運行，如許多異地非農就業的社區居民難以實現社會保障的“隨遷、隨用”；3.社會保障制度對于社區居民的生活保障缺乏時效性和針對性，相當數量的社區居民游離于制度之外，社會保障的受益群體錯位，社區居民對最低生活保障金等秉持了“平均主義”的傳統思維。

（四）特殊群體的關注不夠特殊群體主要是婦女、老人和兒童，他們也成為鄉村社會流動產生的新的弱勢群體。在西北廣大的民族地區，大量青壯年勞動力、知識精英的外流，加劇了鄉村社區的凋敝，社區里常年生活的是這一部分所謂的“386199”部隊，社區服務跟不上，特別是情感的寄托難以滿足，使得這一特殊群體產生新的社會問題。婦女承擔了太多的生活壓力和情感壓抑，甚至改變了許多人的價值觀和生活倫理。老人在人生暮年不能享受正常的天倫之樂，還要堅持在生產第一線，健康狀況堪憂。兒童在家庭中的社會化無法正常完成，特別是一些夫妻雙雙外出，將子女留在老人身邊而形成的事實隔代家庭中，兒童的教育跟不上，越軌行為難以及時發現和改正，產生了基本社會化的新困境。對此，社區管理難以寄予足夠的關注，也無法滿足特殊群體的各種需求，造成社區成員對于社區管理的疏離感，管理者也常常是愛莫能助。

二、西北民族地區鄉村社區管理問題的治理對策思考

社會流動背景下西北少數民族地區鄉村社區凸顯的主要管理問題已經嚴重關系到區域的發展和穩定，需要社會給予特殊的關注來加以治理。對此筆者基于調研的情況，提出以下對策思考。

（一）激發社區意識，重塑社區文化流動不僅意味著社會階層的分化、重組，也會客觀造成社群文化的重塑。鄉村社會流動者以城市生活為取向無可厚非，但是，立足中國國情和世界經驗，鄉村不會消失，而是走了一條城鄉一體化發展之路。因此，重塑鄉村社區文化，建設新型的鄉村社區對于化解社會流動后的農村危機當屬合理取向。對于西北民族地區的鄉村社區成員，無論流動前后，曾經的社區記憶揮之不去。加強社區管理就應該充分利用這一認同之基，使社區成員有一種選擇的自由空間。事業在那，就應該自然選擇在那生活、工作。西北民族地區的鄉村社區以其厚重的傳統文化、天人合一的自然環境、濃郁的民族風情、無限的發展潛力吸引著“原住民”和“新居民”，參與城鄉一體化發展的競爭。轉動的經輪、飄動的經幡、穿透時空的喚醒禮拜聲、其樂融融的鄰里關系不再成為過去。當人們腰包鼓起來的時候，精神也是充實的。這一切需要重塑，慶幸的是我們走出還不遠。

（二）重視培養適合于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新型管理者在現今條件下，社會地位的變化已越來越多地集中于貧富分化上。就是在流出地，社會的貧富分化也使農村不再是以前同質性很強的社區，機會的多少，社會資本的存量情況，人力資源的自身素質、能力的大小等都是影響鄉村貧富分化重要的變量。在筆者的調查中，一個顯著的感受就是，那些先富起來的鄉村社會成員與社會流動有著很強的相關性，頭腦靈活、人力資源有優勢、社會資本充裕、把握機會能力出眾是其實現向上社會流動的重要條件。他們就應該是鄉村社區新型管理者的重要人選，培養他們，以感情留人、以事業用人。他們是鄉村社區的主人，也是社區管理的中堅力量。當前，通過體制內的招考，相當數量的接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精英選擇了投身新農村建設，專業化、知識化、年輕化的一代在經歷了基層的實踐鍛煉后，也將成為鄉村社區管理的另一支生力軍。

（三）為區域社會發展“量身”構建社會保障體系我國社會保障體系構建堅持“廣覆蓋、保基本、多層次、可持續”的方針，以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為基礎，以基本養老、基本醫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為重點，以慈善事業、商業保險為補充。西北民族地區鄉村社區的社會保障體系構建應按照國家的統一要求，把握規律性，也要體現特殊性，結合區域社會發展“量身”建構。基本養老、基本醫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當屬重點，其中，最低生活保障要逐步提高保障標準。這一區域因地緣關系，屬欠發達地區，貧困面很大，如甘青寧三省僅國家級貧困縣就有66個。國家和社會的救助對于鄉村社區的發展作為“外源動力”輸入，將成為助推該區域社區成員的重要發展動力。其次，基本醫療保障應堅持“程序簡化、及時到位、保障有力、支付有據”的原則，特別是對那些在外出務工中“因工致傷、致殘”的社區成員重點保障。2010年，筆者在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縣柳林鎮草岔溝村做田野調查時，一位村民的經歷發人深思。李sx，男，42歲，漢族，一家四口人，有一兒一女，1993年經人介紹到蘭州市火車西站貨場搬運貨物，期間收入很不錯，1997年初利用務工收入蓋起了一院磚房，因為缺進一步裝修的錢，便返回貨場繼續務工掙錢。不幸的是在一次裝卸事故中，他的雙腿被嚴重砸傷，手術后左腿高位截肢，右腿從膝蓋處截肢，完全喪失了勞動能力。由于缺乏維權意識和經驗，包工頭僅一次性支付了11萬元醫藥費及傷殘補助，他自己只能回到了家里。受傷時他正直30歲，是一個人體力和精力正盛之時，因為受傷下肢無力，只能與雙拐和輪椅為伴，在家里什么活也做不了，生活急轉直下，看著家里的窘境著急無奈。無奈之下，妻子外出到工地上務工養活家庭，2007年，最小的女兒被迫輟學去南方打工，一年都沒有回家。由于過度疲勞和精神壓力，妻子在外打工生病了，家里沒錢，只能吃止痛片來緩解疼痛，去醫院檢查，醫生說必須做手術，要不后果會非常嚴重，由于擔負不起2000元的手術費，就放棄了。家里現在承包了8畝地，全家的輕活重活全都落在了妻子的身上，老父親現在還一直幫他們犁地。他自己以前修過鞋，但因腿部根本用不上力，無法做下去。也試著在村里開過小賣部，別人要么不愿意到他這里買，要么買了大都賒帳，實在維持不下去了，就把小賣部關掉了。無奈之下，他去過青海要飯，給家里拿回來4000多元，這是他致殘后給家里“掙”的唯一的一筆錢。兒子堅持念完高中，2008年考上了合作師專。面對家庭沉重的負擔，他顯得特別無助。（筆者觀察：談到女兒，一股不忍之情剎然涌出，令人傷感不已。當年的新房如今已變成了舊房，依然沒有再裝修，一家人的生活蒙上了厚重的陰影。）像上述個案的經歷在外出務工者群體中不乏少數，由于生活技能的比較劣勢，從事的“3D”行業是傷病高危行業，許多西北少數民族地區的鄉村社會流動者身上都留下了或輕或重的疾病，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價。為這部分人群“量身”構建社會保障體系非常必要。再次，將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保障作為農村社會保障的重要內容。通過多層次、多渠道、多形式對農村剩余勞動力進行從事工種的崗位培訓、創業培訓。

（四）積極開展社會工作，幫助特殊群體。國內外的社會工作者以其專業的工作方法，提供幫助和服務，有效地解決各種社區危機，得到了社會的認可，成為社會建設的一支重要力量。利用社會工作的方法化解西北民族地區鄉村社會流動造成的特殊群體問題，是可取且必要的。社會工作者要專門學習民族知識、通曉少數民族語言，應用專業的方法，為特殊群體提供生活幫助，慰藉情感，開展服務。這方面的工作在我國剛剛起步，政府和社會應給予更多的關注和投入。其工作成效將有力地助推社區管理良性發展，有助于構建和諧的鄉村社區關系。大規模的社會流動，給流入地和流出地的社區管理帶來很大的社會影響。自黨的十六大以來，黨和國家的許多重要會議都對農民的社會流動問題進行了專門研究，形成了促進鄉村合理有序社會流動的基本思路，堅持“公平對待，合理引導，加強管理，完善服務”的方針，“戶口管理為基礎，治安管理為重點，勞動管理為輔助，其他管理為配套”的原則，構建了“政府牽頭，公安為主，各方參與，統一管理”多元化管理的組織體系，由被動控制型管理向主動服務型管理轉變，有效地加強了流動背景下的鄉村社區管理。西北少數民族地區也因地制宜地制定了相應的政策和實施辦法，這些具體的政策將有力地促進民族地區勞務經濟的快速、健康發展，也有利于農村有序的社會流動和社區管理。

作者：張文政單位：甘肅農業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