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會計的發展及行為特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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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管理會計在強化控制系統的同時，必須注重信息支持系統的功能作用，并且，通過優化企業的管理結構，改善企業的經營行為，為企業創造更大的價值增值?？梢钥隙ǖ卣f，我國擁有自身土生土長的“管理會計”，西方管理會計的導入、變遷促進了中國管理會計范式的形成與發展。改革開放40年的企業實踐證明，管理會計是與宏觀的經濟發展以及微觀的經營模式創新高度一致的，其根本特征是政府的政策引導與企業自發的實踐創新相結合，這也是改革開放40年來管理會計最寶貴的經驗之一。
一、引言
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學者陸續地將全球管理會計前沿的研究成果引入我國，主動地與本國企業的管理實踐相結合，促進了中國管理會計的繁榮與發展。同時，中國經濟的改革成就也引起了國際社會的矚目，國外學者不僅關注我國經濟改革的進程，也對中國管理會計應用的情境特征與發展趨勢表現出濃厚的研究興趣。黨的報告指出，中國社會進入了“新時代”，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深刻認識和理解“新時代”的本質，能夠幫助企業從歷史前進的邏輯中尋求管理會計的前進方向，并在經濟發展的新常態中謀求管理會計前進的新路徑。管理會計作為“新時代”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的微觀基礎和重要手段，必須加快構建中國情境特征的管理會計工具與方法體系，不斷提升管理控制系統和信息支持系統的功能作用[1]。改革開放40年的實踐告訴我們，中國管理會計的發展不能盲目引進和推行所謂國際化的管理會計工具或方法，而是要注重國內外的融合、規范與創新，提高管理會計的適用性和有效性。“新時代”的管理會計要加強供給側改革，通過結構調整與行為優化來解決管理會計應用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中國的管理會計要立足于企業的情境特征，并在滿足國家產業政策與社會需求的同時，結合企業的戰略決策能力和系統管理能力實施管理會計工具的系統整合和升級改造?，F階段，尤其需要注重對本國高水平本土化管理會計經驗的總結與提煉，努力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管理會計理論與方法體系。正是基于上述考慮，本文擬就改革開放40年中國管理會計的發展歷程與演進規律進行研究和探討。
二、管理會計的發展階段
管理會計是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社會經濟的發展逐步規范和完善的，其形成與發展過程可以分三個不同的階段：一是執行性管理會計階段；二是決策性管理會計階段；三是權變性管理會計階段。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管理會計的發展大致可以概括為如表1所示的三個特定階段。
（一）融合階段該階段具有執行性管理會計發展的特性，即強調控制為主導，這一時期大約為1978年底到1989年底。這一階段大體經歷了兩個時期：（1）1978年底至1984年10月，這一時期重點是微觀經濟體制改革，對國營企業（1993年后稱“國有企業”）放權讓利。尤其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我國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為標志。（2）1984年10月至1989年底，這一時期的重點是改革資源配置制度，開始重視市場經濟體制建設，并且開始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強調轉換企業經營機制，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等。代表性的制度主要有：1980年國家經委的《全面經濟核算暫行條例》，1984年中共中央的《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1984國務院的《國營企業成本管理條例》和1986年財政部的《國營工業企業成本核算辦法》等[2]。之所以稱這一時期為融合階段，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我國傳統的管理理念與方法與西方管理會計理論與方法進行融合；二是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自發開展的管理會計零碎化應用與政府完整性方法的引導相結合。有關我國傳統的“管理會計”方法，大致體現為：以各項基礎管理的生產工藝和工序核定的定額消耗標準為代表的指標體系；嚴格全面的成本管理與計劃控制等規章制度為代表的規范系統；健全完善的內部責任制，比如將廠內經濟核算制納入經濟責任制，形成了以企業內部經濟責任為基礎的責任會計體系，等等。針對源自國外的管理會計工具，普遍的觀點認為，企業應結合生產流程和經營環境特點，有選擇性地應用管理會計理念，并非一定要按部就班地套用某種模式，或者整體地采用管理會計的某種或幾種工具[3]。總之，該時期我國企業歷經利潤留成、盈虧包干、承包經營責任制、股份制改造和現代企業制度試點等改革，管理會計理論研究與實務應用重點是面向市場以及企業內部，通過提高執行性功能向管理要效益，實踐中開始涌現出諸如經營承包制和滿負荷工作法等企業管理的典型經驗。
（二）規范階段這一階段也是決策性管理會計階段，它以管理會計工具的整合與創新為特征，時期大約為1990年至21世紀初。這一階段，中國政府通過制度約束和政策引導的方式向全國推廣諸如精益生產、目標成本管理、預算管理等管理會計工具和方法，實務界的情境特征是“國有企業統一執行，民營企業參照實施”。從管理會計工具的應用情況看，這一時期我國企業的管理會計實踐并沒有體驗到西方國家所經歷的變遷情境。比如，從相關性角度看，中國企業基本上沒有直面管理會計相關性消失的沖擊，也沒這種感性認知。由此帶來的不足是，中國管理會計的理論與實務工作者難以采用情景嵌入的方式對西方管理會計現狀加以理解和體驗，且主動對管理會計工具或方法的變革實施制度規范的約束，中國管理會計對全球管理會計知識體系的貢獻也不顯著或受困于某些因素的影響。為了加強管理會計工具的應用，政府頒布了相關制度。比如，2002年財政部了《關于企業實行預算管理的指導意見》；2006年7月，財政部成立了中國企業內部控制標準委員會，為推進我國內部控制制度建設提供組織保證等。同時，學術界也積極吸取美日等國的管理會計精髓，并結合中國管理會計的情境特征，從市場自發性和政府引導性融合視角加以規范。這一階段的指導思想是“中魂西制”，所謂的“中魂”就是充分體現中國管理會計的本質特征或特色；所謂“西制”，就是借鑒國外管理會計的經驗及其制度規范。概而言之，就是要在管理會計體系的構建中，既反映中西方文化融合應用的內在要求，又體現管理會計導入與變遷管理中的客觀現狀及未來趨勢[4]。威廉姆森（Wiliamson）針對資產特質提出的“資產專用性”理論在我國管理會計實踐中也有較為直觀的影射，即管理會計工具作為一種特定對象應用的方法或手段，也存在著“資產專用性”特征。當這種工具的專用性越強時，其他企業導入后的風險也就越大。管理會計工具必須結合本國或本企業的具體情況加以規范，以符合一定階段或某一時期的情境需求。這一階段的管理會計在我國企業的應用有所突破，比如由邯鋼創新實行的“模擬市場、成本否決”的管理會計制度就是企業成功應用的典范。
（三）創新階段這一階段也是權變性管理會計的發展階段，它以“互聯網+”和智能制造為特征，時期大約是21世紀初至今。從制度角度看，我國首次提出“互聯網+”概念是在2012年，2015年正式寫入政府工作報告，2015年7月國務院正式《關于積極推進“互聯網+”行動的指導意見》。從權變性角度講，這一時期，西方國家盛行的作業成本法、成本企劃、平衡計分卡、經濟增加值、標桿管理、準時制等先進的管理會計方法開始在我國部分企業得到應用，一些方法的本土化改良研究也廣泛開展[5]。比如，圍繞企業組織邊界的擴展，管理會計主體正在向組織間管理創新的方向演進，價值鏈與網絡供應鏈中的共享經濟理念等開始融入各個企業的管理會計活動。這一時期，“互聯網+”與智能制造的結合，促進了權變性管理會計功能的提高，整個產業鏈、供應鏈和價值鏈得到了重塑，煥發出了新的活力。從創新效果看，基于互聯網和智能化技術的成果開始廣泛應用。比如，借助于智能手機APP可以將網絡上的音樂直接傳送給音響系統；通過智能控制，可以將設備的等待時間大大縮短。如個性化智能服務終端（PORT）技術可以判斷電梯的使用狀態，計算到達目的樓層的最快時間，并指派最合適的轎廂快速運送客人，效率提高50%以上。或者說，“互聯網+”和智能制造擴展了行業范圍，行業競爭邊界將包含一系列相關產品，這些產品組合到一起能滿足更廣泛的潛在需求。傳統的商業模式和經營流程即將或已經發生革命性的變化，新商業模式和新業態等在給管理會計機制注入新動力與活力的同時，也對企業的發展提出更高的要求[6]，即由“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變，實現“全球品牌，中國制造”向“中國品牌，全球制造”轉型。新時代的經濟模式正從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轉變，企業除了加強商品經營外，資本經營理念深入人心。這一時期，企業除了開展實體資本經營（如資產運作等）外，還廣泛開展虛擬資本經營。這一階段的代表性企業有聯想、華為、阿里巴巴、百度、騰訊等一大批世界知名企業。綜上所述，在改革開放40年的管理會計演進與發展過程中，從早期的以強化成本控制與預算管理控制為主的管理控制“一元觀”，向管理控制系統與信息支持系統融合的“二元觀”轉變，體現了現代科技進步的內在要求，展示了管理會計內在的強大生命力。我國管理會計正處于制度化的關鍵時期，通過對管理會計在提升組織效率和競爭力中的經驗與做法的歸納和整理，并將其融入到管理會計的知識體系，是加快企業管理創新，增強我國管理會計在國際上的話語權的重要戰略。
三、管理會計的行為特征
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企業要融入全球價值鏈，先進的管理會計工具導入及其變遷管理是不可或缺的。結合40年來我國管理會計的發展歷程，管理會計變遷具有如下特征。
（一）企業自發性與政府導向性的結合中國管理會計的具體實踐經歷了從理念到行動、普及到推廣，從被動到自覺的過程和階段。早期的管理會計應用主要以局部或碎片化工具、方法的應用為主，但實踐效果卻比較明顯。比如，民營企業家在追求產量時，重點采用財務會計的利潤表進行考核，而在追求銷量的情境下往往采用管理會計的利潤表（基于變動成本法的利潤表）進行考核；同時，在成本降低過程中，對與變動成本管理相關的費用一般采用定額方法加以控制，而在固定成本問題上，采用承包或外包等總額方法加以控制等[7]。如果將管理會計的推進分為逐步推進、重點推進與全面推進三個階段的話，早期民營企業為管理會計的“逐步推進”做出了積極的貢獻。國有企業的管理會計工具應用往往是通過先試點后普及，它在后續的“重點推進”與“全面推進”中起著重要的作用。換言之，政府的導向作用就是通過國有企業樹立標桿形成管理會計的制度或規范等具體形式加以體現的。財政部在《關于全面推進管理會計體系建設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中明確了構建中國特色管理會計體系的宏偉愿景，提出兩步走的時間安排：一是從2014年年末起，爭取在3—5年內，在全國培養出一批管理會計師，為全面提升企業和行政事業單位經濟效益和資金使用效益服務。二是力爭5—10年的努力，使我國管理會計躋身于世界先進水平行列。換言之，政府的制度導向性與企業自發性的實踐創新，是中國管理會計最重要的行為特征之一，也是改革開放40年管理會計最寶貴的經驗之一。
（二）管理會計積極導入與變遷管理的融合我國管理會計導入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鼓勵員工的創造力。在我國企業里，社會主義新型的勞動關系使每個人的能動性得到了最大的發揮，每個員工都富有創造性，能為企業提供增長的動力。以海爾小經營主體為代表的組織創新，進一步鼓勵員工發揮自己的創造力，為企業提供新的利潤源泉，甚至規劃發展前景[8]。換言之，管理會計的導入是與學習與創新能力的培育緊密相連的，它通過幫助企業管理當局做出明智的決策，圍繞價值創造與價值增值，實現企業的可持續性發展。管理會計是環境的產物，管理會計的導入與變遷在實踐中是相互融合的。隨著企業進入“互聯網+”的新經濟時代，物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等推動著管理會計的變遷與發展。信息傳遞的快速性和可靠性使管理會計人員能夠更好地了解企業的經營狀況，動態地分析各種數據，提高企業的管理效率。根據財政部的管理會計發展路線圖，管理會計的制度建設將沿著“基本指引——應用指引——案例指南——咨詢服務”的路徑全面推進。自2014年財政部制定“指導意見”以來，管理會計制度建設正在按部就班地推進。其中，以管理會計工具為載體的“應用指引”，截至2018年6月已經了34項（即8項大類指引和26項具體工具指引）?？梢哉f，這一系列成果的公布已經圓滿完成“指導意見”規定期限內的第一階段的任務要求。
（三）理論擴展范式與制度建設范式的統一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管理會計研究形成了“理論擴展”與“制度建設”兩大范式。從管理會計導入的情境分析，企業通過零碎的概念、局部的工具等方式自發地進入生產實踐的行為活動之中，可以視為一種理論擴展的研究范式。通過政府導向的計劃管理手段，如選取案例企業進行標桿的確立，并以內部標準或規范的形式構建制度等行為過程，則可視其為制度建設的研究范式。就當前的管理會計建設而言，“理論擴展”范式正在管理會計的范圍上展開討論，以促進管理會計的邊界擴展?，F階段的管理會計實踐已呈現出以下兩種趨勢：（1）單一企業管理向企業間管理轉變。此時，繼續沿用傳統的管理會計理論將無法對管理會計進行新的制度設計，必須放寬組織邊界，加強諸如跨組織及組織間的成本管理制度設計等[9]。（2）鏈式組織向網式組織轉變。傳統的價值鏈、供應鏈理論已經不適應現階段的組織結構對管理會計理論與方法的需求。此時，管理會計要基于“流量為王，平臺是金”來改造管理會計的自身系統。要突出管理會計控制系統的制度建設，重點關注以下問題：一是強化“生產率”的利益管理。要使整個產業鏈成為一個“利益鏈”，當某一個環節的效率提升引發其他組織連鎖提升時，這種機制就是一種正向的理論擴展機制，應當加以鼓勵與推廣。二是必須適應新時代企業管理的新情境，積極打造具有針對性的管理會計控制系統或手段[10]。新時代的現代經濟體系需要企業具備提供定制化的能力（智能制造）和對接消費者的能力（“互聯網+”）。未來，企業與企業之間、行業與行業之間的獨立性越來越強，管理會計要主動在“差異化共存”的情境中進行管理活動的對接。傳統管理會計中“存貨”“責任會計”等面臨的挑戰，均是結構性的不平衡，其工具本身并沒有大的問題，關鍵是及時搞好對接管理。比如，“存貨”管理可以引入期貨概念；責任會計可以引入“互聯網+”概念?？梢灶A見，傳統而經典的理論將逐漸失效，社會的經濟規律、法律制度、價值觀和行為也將發生改變。
四、管理會計的演進規律
中國社會進入了“新時代”，結合現階段經濟發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現象，未來管理會計的演進與發展將呈現如下趨勢。
（一）管理會計主體拓展：從單一企業向企業集群方向發展目前，企業集群已經成為帶動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對企業集群而言，要長遠、可持續地發展，必須積極開展組織間管理會計研究。從單一企業的管理控制與信息支持向企業集群區域的管理會計工具應用轉變。從演化經濟學角度考察，管理會計主體拓展的相關性具體包括：（1）產業集聚實踐與組織間理論的結合，促進了管理會計對象、手段與方法的變遷。主體拓展視角的產業集聚主要是圍繞企業集群來選擇管理會計戰略，并服務于區域經濟發展。其中，最重要的內容就是企業集群的成本管理，包括企業集群的成本管理組織、成本管理工具以及成本管理制度等。這項研究是企業間管理會計中戰略選擇的一項重要課題。企業集群是一種有效實現區域經濟中企業揚長避短的途徑，是一種合作的同盟關系，屬于“非零和博弈”。產業集聚的實踐使企業間的合作博弈產生的利益遠遠大于不合作所得到的收益。（2）管理會計主體的拓展加速了新模式、新業態下的管理會計創新。由于轉換成本降低，新模式、新業態為管理會計控制系統提供了取長補短的便捷之路。同時，企業間管理會計使組織間頻繁接觸和交往成為可能，一家企業的知識創新可以很快地外溢到其他企業，由于空間上的相鄰性，企業之間可以相互模仿和學習，交易成本得到降低或趨零。（3）從注重單一企業的管理會計，到關注組織的未來發展，再到戰略視角的企業間聯盟與生態，進而實現組織間的資本共享。未來，隨著眾包、眾籌等方式嵌入管理會計活動，創造共享價值的管理理念將會進一步推動企業之間的協作，增強企業間的交流、溝通和服務，推動創新主體的主動協作，以產業技術聯盟（如網絡企業集群、云產業集群等）為代表的新型組織將會成為企業管理控制的一種新的重要變量。企業組織間資本共享是指企業通過電子商務平臺，將多余的人力、機器設備、廠房建筑和無形資產等資源的使用權進行讓渡，并從中獲取收益。組織間資本共享可以將不同企業組織間的同質性技能、設備和閑置廠房等資源的使用權進行自由讓渡，發揮資本利用效率，獲得資本剩余價值，為經濟增長提供新動能[11]。
（二）管理會計功能增強：從靜態思維向動態思維轉變管理會計從靜態思維向動態思維轉變，不僅可以實現市場與政府在比較優勢上的功能互補，也有助于管理會計控制系統在促進企業持續、健康發展方面發揮積極作用，同時為信息支持系統提供組織創新的技術動力。政府層面的宏觀政策往往是借助于財政、稅收、金融等杠桿來體現的，它不僅對管理會計控制系統具有影響效果，還能夠在中觀的產業轉型升級以及產業集聚區域的信息支持系統中發揮積極作用，使管理會計在宏觀、中觀的政策效果上發揮長效機制。在管理會計的實踐中，盡管企業的經營必須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然而，面對不確定性的外部環境，如美國貿易戰下的全球價值鏈體系呈現出的市場失靈情境，政府的宏觀應對策略對于幫助企業尋求具有針對性的管理舉措，并在中觀行業政策的配合下發揮最佳功能效果起著重要的支持作用。換言之，宏觀的政策效應與中觀的產業政策需要轉化為微觀企業的核心競爭力，通過動態的立體思維創新管理會計工具，提高管理控制與信息支持的系統功能。與此同時，微觀企業的管理會計活動需要在提高企業資金周轉效率、挖掘內部潛力的同時，加快創新的技術投入，并在智能制造的配合下，使技術資源在提升企業生產效率上發揮關鍵作用。這種將宏觀、中觀與微觀的政策措施有機融合的管理會計演進規律，表明動態思維的管理會計不僅能夠加快自身的創新驅動，還能夠為企業經營與投資決策提供全面、完整、系統、及時和有效的信息支持；同時，也能夠使管理會計控制系統為宏觀層面政策制度的實施提供轉化的動力，并帶來積極的效果。
（三）管理會計邊界延伸：從差異化管理向要素融合方向發展從本質上講，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都是國民經濟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實體經濟向虛擬經濟轉變的過程是市場經濟下企業逐利的客觀追求，傳統的差異化管理已難以適應外部環境不確定性變化的要求。延伸管理會計邊界，將傳統的差異化管理通過重要的生產要素組合尋求突破性的管理控制手段，進而推進信息支持系統的功效是未來管理會計發展的重要課題之一。防止“脫實向虛”，使虛擬經濟更好地與實體經濟相結合，可以從成本與收入要素的組合入手加以創新驅動。首先，是成本要素創新。從“成本”要素上擴展管理會計邊界就是要重新定義成本的內涵與外延，積極為實體經濟企業降低成本提供管理控制與信息支持手段。降成本對實體企業來說，不只是加減效應，更是乘除效應，是能夠起到事半功倍效果的重要途徑。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新模式給企業帶來挑戰的同時，迫切需要企業更有效率地使用愈來愈稀缺的資源，并融入到新變化的企業管理活動中去，擴展管理會計的邊界。其次，收入要素創新。通過提高生產全要素使用效率，使原有的產業結構得到轉型升級，通過資本市場使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有機融合，其中最直接的方式是使實體經濟進入資本市場，更多地實現股權融資，獲取股權收益。當前，在勞動生產率與土地利用效率一時難以提升的情況下，企業的收入要素創新需要與資本要素有機組合。從宏觀上講，今后很長一段時間，成本要素與收入要素的有機匹配是管理會計結構調整與行為優化的保障，財政、稅收與金融政策將會向這一要素組合進行傾斜。從微觀上講，國際貿易形勢的波動與變化會使產能過剩矛盾加劇，加之資源與環境約束的增強，生態環境保護將進一步淘汰一批產能落后的企業，企業的資本回報率會持續下降，收入要素導向的利益創新需要結合企業的自身能力或競爭優勢，促進各項會計要素效率的提升，努力增強企業發展的動力，實現企業效益的進一步提高。總之，在“互聯網+”和智能制造等為特征的新經濟時代，延伸管理會計邊界，從差異化管理向要素融合方向發展，有助于我國企業參與到發達國家全球公司的水平分工中去，并以我國為主在全球范圍內整合資源，重構全球價值鏈體系。
（四）管理會計范圍擴大：從服務于商品經營、資本經營向環境經營轉變環境經營以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為目標，將環境保護意識融入于組織之中，通過清潔生產等方式優化組織的價值鏈、供應鏈等管理流程，通過減少或杜絕污染排放等行為實現企業的可持續發展[12]。企業是自然契約與社會契約的集合體，管理會計范圍的擴大就是要將環境經營融入到商品經營與資本經營的企業實踐中去，進而豐富和發展管理會計的價值內涵與外延。我國企業開展環境經營最具代表性的是“有效益的環境成本管理（EoCM）”，該工具最早應用于“長三角”地區，它是我國政府從德國引進，并且主要應用于中小企業的一種環境管理的技術方法。換言之，EoCM是一種著眼于優化成本管理和提高經濟效益的清潔生產管理工具。其基本原理是圍繞企業中的“非產品產出（NPO）”進行估算，找出“非產品產出”中的不合理因素，并提出具有針對性的解決方案和具體的改進措施，以此來增加企業的“產品產出”。其目的是在降低企業生產成本的同時，降低能源、原材料消耗以及廢棄物的產出。這一清潔生產管理工具在德國及歐盟國家運行時間已經超過20年，相較于其他環境管理工具，“EoCM”較適合于中小企業。以江蘇省為例，2004年開始在揚州地區圍繞清潔生產進行培訓，引入、推廣和普及德國的“EoCM”工具。經過十多年的運行，這種以排污成本管理為主要內容的環境成本管理工具，已見成效且朝著環境經營的方向推進。面對生態文明建設的環境形勢，企業或政府要發掘環境無形要素的價值，努力倡導環境經營及其具體行動，進一步遏制環境惡化對社會經濟產生的影響。近年來，組織改造與協同發展正在與“互聯網+”緊密結合，將環境經營的組織行為與IT技術相互融合，進一步促進環境成本管理的創新。亦即，IT技術的發展能夠為環境成本管理創新提供技術保證，環境經營則有助于實現企業環境意識走向環境增值[13]。
五、結語
改革開放40年來，盡管我國學者在中國特色的管理會計理論與方法體系上做了大量工作，然而現實中的管理會計導入、變遷與發展仍然擁有較大的提升空間。黨的報告提出的中國經濟增長新模式，正在引領我國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當前，針對管理會計面臨的新情況和新問題，我們必須努力提升企業的管理能力和權變能力，廣泛總結中國企業的成功經驗和工具方法，并將這些中國獨有的成果推廣至全球管理會計的知識體系中去，增強我國管理會計在全球價值體系中的話語權。換言之，面對世界性關注“中國情境”的歷史性機遇，我國學者必須擴展研究視野，改進研究方法，努力融入國際同行的學術圈，積極展示我們的學術見解和智慧，并為全球管理會計知識體系做出應有的貢獻。中國特色的管理會計實踐需要中國情境的企業管理加以支持和協助。我們需要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面繼續強化管理會計的控制系統，調整管理會計信息支持的重點與方向；通過管理會計工具的整合與創新改進傳統的研究方法，不斷吸收各國、各學科、各流派的研究成果，更好地服務于我國企業?？梢灶A見，在“互聯網+”和智能制造為特征的新經濟時代，傳統而經典的管理會計理論將在新理念不斷導入的同時被逐步替換或淘汰。未來管理會計的研究重點將從國家與企業、企業與政府的關系，轉移到面向企業或組織間的關系上來，“新時代”的管理會計正面臨發展的新機遇。
作者：馮巧根 單位：南京大學商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