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保障滿意度對農民工創業的影響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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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中國綜合社會調查數據（CFPS2016）分析了社會保障滿意度對農民工創業的影響效應，及其不同類型、不同地域、不同年齡段、不同技能水平農民工創業的影響異質性。結果表明：社會保障滿意度對農民工創業有明顯的促進效果；社會保障滿意度對不同類型農民工的創業影響存在顯著的地域差異，對東部農民工呈現消解效果，對中西部農民工則有提振效應；社會保障滿意度對各年齡段的農民工進行私營企業與個體工商戶型創業具有顯著的抑制作用，而對40歲以下農民工進行自家農業生產型創業具有顯著激勵作用；社會保障滿意度對低技能組農民工創業的激勵主要作用于自家農業生產，而對高技能組農民工則主要作用于私營企業與個體工商戶型創業。

關鍵詞：社會保障；滿意度；農民工創業；影響效應

一、問題的提出

支持和鼓勵更多社會主體投身創業是中國未來重大發展戰略。對處在經濟發展轉型的中國而言，創業活動是解決產業升級、創新發展、就業難等問題行之有效的方法，是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1]。創業是一項具有投資風險的活動[2]。社會保障滿意度主要體現在居民對政府在醫療、教育、基本生活以及救助等方面的滿意度，能夠對居民生產生活產生重大影響，進而對居民創業產生影響。對社會保障滿意度與創業以及創業意愿之間關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也是當前學界關注的重點。對于影響創業的因素，學界主要從個體特征[3,4]、工作經驗[5]、風險與認知[6]、社會資本[7]、金融發展與政策支持[8-10]、市場環境[11]等方面進行了研究。所研究的對象多數為農村居民、農民工、大學生等[12-14]。在現有文獻中，更多是分析社會保障中的醫療保險與創業之間的聯系。Goldman等[15]提出有健康保險的居民創業意愿更強烈。周廣肅、李力行指出新農保能夠有效促進農民創業意愿[16]。郭云南、王春飛研究發現加入新農合的農民具有較高的創業概率[17]。張玲玲在研究中指出基本治療保險能夠有效提升居民創業概率[18]。楊勇等的研究則得出與之相反的結論[19]。縱觀已有文獻，現有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對農民工創業的概率進行了解釋，但社會保障滿意度是否會影響農民工創業，尚沒有人進行探究。一般情況下，社會保障滿意度較高的農民工有較為穩定的工作，使得農民工不愿意冒風險進行商業性投資，可能對其創業意愿產生“枷鎖效應”。另一方面，如果農民工對政府提供的社會保障比較滿意，使得自己無需再為當前可能存在的教育資金、醫療資金等方面的風險擔心，可能會促使其進行創業，從而增加了創業的可能性。社會保障滿意度是否會影響農民工創業呢？如果有影響，是“提振”還是“消解”？基于上述問題，筆者擬采用中國家庭追蹤調查數據（CFPS2016）對社會保障滿意度與農民工創業間的聯系進行探究，并在此基礎上針對不同類型、不同地域、不同年齡段以及不同技能水平農民工創業的異質性進行分析。

二、變量與模型選擇

1．變量選擇（1）創業。本研究根據中國家庭追蹤調查數據（CFPS2016）中“您的主要工作類型是什么？”的答案來對創業進行分類。其中，將“私營企業與個體工商戶”視為創業者，并賦值為1。應該說明的是，“自家農業生產”也可以說是諸多農民工解決自身就業的主要手段，它不僅含有小規模創業，也存在著如農家樂、農業生態旅游、特色種植等等許多規模較大的農業創業，是一種自我雇傭的創業活動。因此，在這里與寧光杰和段樂樂所作處理保持一致[20]，將“私營企業與個體工商戶”與“自家農業生產”視為創業變量并賦值為1，其他情況則視為非創業者，賦值為0。（2）社會保障滿意度。本研究關注的是農民工對社會保障的滿意度。針對問卷中農民工對“中國貧富差距、教育問題以及醫療問題嚴重程度”的回答相應賦值0～10；由于在問卷中數值“10”表示最嚴重，為與創業保持同方向，將嚴重程度“10”重新賦值為滿意程度的“0”，并以此類推，得到農民工對貧富、教育、醫療等社會保障方面的滿意度；另外，農民工對生活的滿意度根據“您對自己生活的滿意程度？”賦值，賦值范圍為0～10。在進行穩健性檢驗時，選取問卷中“社會保障問題在我國有多嚴重”進行賦值，由于其賦值方向與社會保障滿意度方向相反，因此對其重新賦值，將答案10賦值為“0”，以此類推。（3）個人、家庭以及工作特征。在參考冉云芳與李濤等所選擇的評估個人特征、家庭與工作特征以及主觀認知的基礎上[21,22]，選取性別、年齡、宗教信仰、教育年限、健康以及婚姻等個人特征控制變量。家庭與工作特征選取收入等級、工作整體滿意度以及家庭人口數等變量，主觀認知選取對政府干部信任與智力水平等變量。2．模型選擇為探究社會保障與農民工創業之間的聯系，建立如下回歸方程：ijjjjjprivproworkY3210（1）其中，Yj表示第j個受訪者的創業狀況；jwork表示第j個受訪者的家庭與工作特征；jpriv表示第j個受訪者的個人特征以及主觀認知；jpro則是第j個受訪者對社會保障的滿意度。由于創業狀況為0～1變量，因此，采用Logit模型對上述方程中社會保障與創業之間的聯系進行估計。本研究采用傾向匹配法（PSM）以避免有可能出現的選擇偏誤與內生性問題。所謂PSM是指針對二組樣本集（在本文中根據個體對社會保障滿意度將“0～4.9”重新賦值為0，“5～10”重新賦值為1兩部分），通過對組內得分因子進行匹配，得出社會保障滿意度對農民工創業的凈效應，即平均處理效應（在本文中使用ATT表示）。參照秦立建和蘇春江[23]的研究，其中jX代表控制變量。

三、數據來源與樣本特征

本研究數據采用北京大學2016年進行的中國家庭追蹤調查數據（CFPS2016）。在選取樣本時只保留居于城市的農村戶籍人員，并將文化程度為大專及以上的人群與學習、參軍等人群刪除，使剩余樣本更符合農民工人群。另外，由于創業活動基本上只存在于有勞動能力的人群中，將年齡設置在18～69周歲。并對問卷中回答“不知道”、“拒絕回答”、“不適用”的樣本進行了刪除。最終得到5488個樣本。在社會保障方面，選取農民工對生活、教育、醫療以及減少貧困四方面滿意度得分的平均值作為農民工對社會保障的滿意度。從表1可以看出，農民工對四方面社會保障表示滿意（分數不少于5）所占的比重占均超過1/3。社會保障滿意度的信度系數為0.817，表明該變量內部是一致的，能夠有效地對社會保障滿意度進行度量。

四、社會保障滿意度對農民工創業的影響

在不添加其他變量的情況下，通過模型1探討了社會保障滿意度對農民工創業的影響，隨后在模型1的基礎上依次添加個人特征、家庭與工作特征以及農民工的主觀認知分別構建模型2、3以及4。模型1的結果表明，社會保障滿意度對農民工創業的“激勵效應”是顯著且有效的。而在模型2～4中，社會保障滿意度對農民工創業的回歸值雖然出現了較小變動，但在總體方向與顯著性上并未發生變化。

五、對農民工創業影響的差異性分析

1．對不同類型農民工在不同區域創業的影響表6呈現了社會保障滿意度對不同類型農民工在不同區域創業的差異。首先，從學歷來看，雖然學歷對農民工創業在整體上呈現“枷鎖效應”，但其對農民工的私營企業與個體工商戶型創業，在不同地區呈現不同效果。隨著學歷的提高，其對農民工的私營企業與個體工商戶型創業，在東部地區呈現顯著的“枷鎖效應”，在中部則呈現顯著的“激勵效應”，而在西部雖有抑制效果但并不顯著。其次，從年齡來看，無論是全樣本還是分區域狀況下，年齡對農民工自家農業生產型創業并沒有太大效果；但年齡對農民工的私營企業與個體工商戶型創業顯著呈現“倒U型”結構，其轉折點基本位于40周歲左右。另外，從社會保障滿意度的角度來看，社會保障滿意度對農民工創業活動存在顯著的地域差異。其中，在東部社會保障滿意度顯著抑制了農民工創業活動，而在中部與西部則呈現顯著的促進效果；社會保障滿意度對農民工創業活動的“激勵效應”在中部主要作用于農民工自家農業生產型創業，在西部主要作用于農民工私營企業與個體工商戶型創業，而在東部社會保障滿意度對農民工創業的“枷鎖效應”主要作用于農民工私營企業與個體工商戶型創業。可能原因是，相較于中西部，東部地區多為經濟發展程度高的城市，在收入、社會保障方面均具有優越性，使得社會保障滿意度對該區域農民工創業的抑制效果更高。而在西部區域，政府大力支持廣大青年到西部創業并促進西部開發的經濟效應正逐漸為西部地區的創業帶來活力，社會保障滿意度對經濟所具有的推動效應，能夠有效促進生產與產業結構的優化，并與西部區域的創業環境相結合，從而大大提升了農民工創業的可能性。

2．對農民工創業影響的年齡差異為了解農民工創業活動在不同年齡段下是否存在明顯差異，按照年齡是否超過40歲，分兩個方面探究社會保障滿意度對不同年齡農民工創業作用的差異（表7）。從年齡分組來看，無論是40歲以下組還是40歲以上組，社會保障滿意度均呈現促進作用，但對40歲以上農民工的促進效果卻并不顯著。這可能是由于40歲以下的青年農民工更具有冒險精神，而社會保障滿意度的提升促進了該群體人員進行投資的積極性，進而提升了青年農民工的創業可能性。從從事的創業類型來看，社會保障滿意度對農民工進行私營企業和個體工商戶型創業具有顯著的“枷鎖效應”，但對40歲以下農民工進行自家農業生產型創業具有顯著“激勵效應”。另外，40歲以下男性農民工創業的可能性要大于女性，但40歲以上則是女性農民工創業可能性大于男性，主要是因為此時的女性基本上已經脫離繁瑣的家庭事務，也積累了一定的資源，從而提升了其創業可能性。在40歲以下農民工中，婚姻狀況與學歷均對其創業具有顯著效果，但婚姻為“激勵效應”而學歷則是“枷鎖效應”，但在40歲以上農民工中則表現出與之相異的結果，尤其對農民工的私營企業和個體工商戶型創業，學歷、健康程度以及對政府干部信任表現出顯著的“激勵效應”。

3．對不同技能農民工創業影響的差異雖然教育程度的提高抑制了農民工創業活動，但現實中農民工自身技能存在一定的差異，那么社會保障對擁有不同技能的農民工創業是否會產生不同的效應呢？借鑒陸銘等[25]的研究方法，采用農民工的學歷來區分技術技能的高低（低技能組為初中及其以下水平，其他為高技能組），具體結果見表8。結果顯示：在無控制變量的狀況下，社會保障滿意度對低技能組農民工自家農業生產型創業具有“激勵效應”，對私營企業和個體工商戶型創業則有“枷鎖效應”；而對高技能組則具有顯著的“激勵效應”。另外，通過有無添加控制變量的對比結果顯示，雖然社會保障滿意度對高技能組與低技能組的農民工創業活動均具有顯著的“激勵效應”，但其激勵的對象卻存在差異。其中，社會保障滿意度對低技能組農民工創業活動的激勵主要作用于自家農業生產型創業，而對高技能組則主要作用于私營企業與個體工商戶型創業。

六、結論及其政策含義

本研究采用中國家庭追蹤調查數據（CFPS2016），運用Logit模型與傾向得分匹配法（PSM）對社會保障滿意度是否影響農民工創業進行了探究，結論表明：（1）在總體上，社會保障滿意度對農民工創業的“激勵效應”是顯著且有效的，從穩健性檢驗與傾向得分匹配法（PSM）所得的結果也支持該結論。（2）社會保障的滿意度對農民工創業可能性存在顯著的地域差異。其中，社會保障滿意度對農民工創業可能性在東部表現為顯著“枷鎖效應”；而在中部與西部則呈現顯著的“激勵效應”。（3）在各年齡層中，社會保障滿意度對農民工進行私營企業與個體工商戶型創業具有顯著的“枷鎖效應”，但對40歲以下農民工創業具有顯著“激勵效應”，且該效應主要作用于農民工自家農業生產型創業。（4）社會保障滿意度對低技能組農民工的自家農業生產具有“激勵效應”，對私營企業與個體工商戶型創業則有“枷鎖效應”，而對高技能組則具有顯著的“激勵效應”；社會保障滿意度對低技能組農民工創業的激勵主要作用于自家農業生產型創業，而對高技能組的則主要作用于私營企業與個體工商戶型創業。（5）東、中、西三個區域農民工創業的年齡呈“倒U型”，且轉折點均位于40歲左右；總體上男性農民工創業可能性要高于女性，但在40歲以上則是女性農民工創業可能性大于男性。上述結論包含著以下政策含義：（1）提升對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力度。基于社會保障對提升農民工創業活動的“激勵效應”，應加快構建城鄉保險一體化進程，不斷弱化由于職業、戶籍等的不同所帶來的社會保障待遇差異，積極提升對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力度，使農民工獲取與城市居民相同的權益，充分發揮社會保障在農民工創業中的推動作用。（2）針對不同農民工給予差別化的創業優惠政策。個體對社會保障滿意度的激勵效應主要作用于農民工自家農業生產，而對農民工私營企業與個體工商戶型創業則更多表現為“枷鎖效應”，因此，不可一味提高保障服務，而是應該提供適當的保障，在維持兩種類型創業平衡的同時，激發農民工創辦私營企業的意愿。針對性別、年齡等因素對農民工創業的影響，不能夠采用“一刀切”，應該針對不同性別不同年齡段的農民工給予不同的創業優惠政策與保護措施。（3）加快推進區域間的協同合作。由于區域間農民工創業存在差異，且由于經濟發展的不均衡使得社會保障對各區域的作用效果不同，因此，在積極鼓勵農民工創業的同時，應關注社會保障在地區間的差異，以東部作為農民工創業的“領導者”，以中部為橋梁和紐帶，并積極改善西部的創業環境，推動地區間農民工創業的協同格局。

作者：孫浩；楊治輝 單位：安徽財經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