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監管犯罪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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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構成要件該當性

構成要件是由刑法規定的犯罪類型。應受刑法處罰的行為在法律規定之前有無數的類型，只有立法者將這些行為進行選擇取舍，做出規定的，才能成為法律上的犯罪類型。因而構成要件該當性（符合性）就是指行為符合刑法規定的犯罪類型。按照刑法學界的通說，構成要件包括基本的構成要件和修正的構成要件。由于修正的構成要件所要研究的是犯罪未遂和共犯等更深入的問題，暫且不在本文的討論之列。本文只關注環境監管失職罪的基本構成要件。

犯罪構成要件由構成要件要素所組成，是客觀要件與主觀要件的有機統一體。按照“三要件說”的犯罪論體系，構成要件要素包括行為主體、行為、行為對象、結果、因果關系等。本文就先從構成要件該當性入手，來對環境監管失職罪的這幾個構成要件要素進行逐一的分析和探討。

（一）行為主體

主體是刑法規定的實施犯罪行為的主體。根據刑法的規定，主體分為兩類，即自然人主體與單位主體。自然人主體又分為兩種情況：一般主體與特殊主體。

自然人主體

該罪的主體只能是自然人，單位不能構成。根據我國刑法關于環境監管失職罪的規定，該罪的主體是“負有環境保護監督管理職責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從該條的法律規定上來看，很明顯，該罪只能由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才能夠構成，不包括單位。我國刑法在犯罪主體上對單位犯罪都做了專門的規定，可以構成單位犯罪的，刑法都會作出類似“單位犯本罪的”的相關規定。另外，本罪屬于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瀆職犯罪，主要規范我國環保行政監管機關工作人員的瀆職行為，因而犯罪的主體也只能是自然人。

身份犯

身份犯是以特殊身份作為客觀構成要件要素的犯罪，[3]行為人在身份上具有特殊資格，并以該身份從事的犯罪行為就構成了身份犯。本罪的犯罪主體是特殊主體，要求是負有環境保護監督管理職責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因而是身份犯。

在我國，“負有環境保護監督管理職責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范圍十分廣泛。根據我國環境監督管理實行的“統管”與“分管”相結合的體制，其主體不僅包括在國務院、縣級以上各級地方人民政府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中從事環境保護工作的人員，也包括在國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門、港務監督、漁政漁港監督、軍隊環境保護部門和各級公安、交通、鐵道、水利、民航管理部門以及農業行政主管部門中依照有關法律規定對環境或資源的保護實施監督管理的工作人員。由此可見，凡是對環境保護負有監督管理職責的工作人員，無論在何種政府部門工作，都可以成為本罪的主體。

另外，根據2002年12月2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我國刑法第九章瀆職罪主體適用問題解釋的規定：“在依照法律、法規規定行使國家行政管理職權的組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或者在受國家事公務的人員，在代表國家機關行使職權時，有瀆職行為，構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關瀆職罪的規定追究刑事責任。”可見，我國對瀆職罪的主體是以“職責論”進行界定的，只要在代表國家行使職權時，就屬于瀆職罪的主體。此外，“甚至還包括未列入國家機關人員編制，但在國家機關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如合同制、聘用制人員等”。[4]

（二）行為

行為是在主體的意志支配下實施的侵犯法益的身體活動，包括作為與不作為。刑法主要是通過行為來規定各種犯罪的構成要件的，因而犯罪的實行行為也就是符合該罪構成要件的行為。（預備和未遂暫且不予討論）。

作為是行為人以積極的身體活動實施的刑法所禁止的法益侵害行為，而不作為則是行為人在能夠履行自己應盡義務的情況下不履行該義務，[5]其不作為的消極身體動作不但違反了刑法的禁止性規定，也違反了某種命令性規范。

環境監管失職罪的行為是主體實施的“嚴重不負責任”的行為，大多數學者都認為該罪既然是環境瀆職犯罪，其行為就是不作為。筆者認為，此處的“嚴重不負責任”是職責主體的不履行或不認真履行職責的行為，既包括作為，也包括不作為。

作為主要體現在濫用職權上。職責主體違反環境保護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擅自行使職權或者超越職權，在環境監管中嚴重不負責任，造成環境污染和破壞。諸如違反規定發放排污許可證，濫用職權、徇私舞弊造成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等。

不作為則主要體現為玩忽職守上。環境執法和監管部門的工作人員玩忽職守，不履行、不認真履行應盡的環境監管義務，或者違反規定擅離職守，不履行監管職責，導致發生重大的環境污染事故。例如對建設項目的環境影響評價報告書不認真審查論證、發現污染事故或隱患不及時排除、對污染嚴重的廠礦企業不進行制止和處理等等，導致發生重大環境污染事故和造成重大人身和財產損害。

（三）行為對象

行為對象也稱為犯罪對象或者行為客體，一般是指行為所作用的法益的主體（人）或物質表現（物）。[6]物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而客觀存在的物質，存在樣式是時間和空間。人不僅指人的身體，也包括人的身份，狀態等。對象直接或者間接地體現刑法所保護的法益，有的犯罪只有一種對象，有的則沒有或者有多個對象。

環境監管失職罪沒有行為對象。行為表現為主體的濫用職權和玩忽職守，侵犯了國家環境監管機關的正常監管秩序和監管人員職務的勤政性，造成了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的重大損失。其行為所作用的法益為國家法益和個人法益，前者體現為國家的環境監管體制和公共財產權，后者體現為公民個人的人身和財產權利。

因而可以看出，該罪的國家法益和個人法益只是在“嚴重不負責任行為”（即濫用職權和玩忽職守）完成后所造成的“重大環境污染事故”和“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或者造成人身傷亡”的“嚴重后果”，行為本身沒有直接的或人或物的指向對象。

（四）結果

結果是行為給行為所保護的法益所造成的具體侵害事實與危險狀態。結果作為構成要件的一個重要因素，具有重要的意義，在某些情況下可以作為區分罪與非罪的標準之一。當結果是犯罪構成要件要素時，如果行為沒有造成法定的結果，就不成立犯罪。

從目前的法律規定和學界的通說來看，環境監管失職罪是結果犯，構成該罪不只要具備“國家環境監管人員嚴重不負責任”的行為，還須具備“發生重大環境污染事故”和“致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或者造成人身傷亡”的法定危害結果。

針對該罪“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或者造成人身傷亡的嚴重后果”的規定，2006年7月26日和7月28日，我國最高人民檢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相繼出臺的《關于瀆職侵權犯罪案件立案標準的規定》和《關于審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都對其有所規定，通過對這兩個規定的分析歸納，筆者認為對其應該做以下理解。

“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是指以下情形：致使公私財產損失30萬元以上的；致使基本農田、護林地、特種用途林地5畝以上，其他農用地10畝以上，其他土地20畝以上基本功能喪失或者遭受永久性破壞的；致使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死亡50立方米以上，或者幼樹死亡2500株以上的。“人身傷亡的嚴重后果”是指：致使1人以上死亡、3人以上重傷、10人以上輕傷，或者1人以上重傷并且5人以上輕傷的；致使傳染病發生、流行或者人員中毒達到《國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預案》中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分級Ⅲ級情形，嚴重危害人體健康的。

因而，對于該罪的結果犯來說，如果行為人的嚴重不負責任行為并未造成上述危害結果，就不構成該罪，這是區分一般的環境監管失職行為和環境瀆職犯罪的關鍵。

（五）因果關系

一般來說，刑法上的因果關系是行為與結果之間的一種引起與被引起的關系。[7]按照“三要件說的”的邏輯要求，在發生了某種結果后，應該首先判斷什么主體的行為造成了該結果，進而判斷該行為是否符合構成要件的要求，然后再判斷其是否具有違法性與有責性，最后得出是否構成犯罪的結論。

從行為與結果的關系來看，作為與結果的表現為：如果沒有該行為，結果便不會發生，故該作為是原因。不作為與結果的表現為：如果行為人履行義務，結果便不會發生，故不履行義務是原因。如前所述，該罪既包括作為也包括不作為，因此需要綜合考慮其因果關系。

在因果關系的認定上，理論界一直存在著爭議。目前我國刑法上因果關系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以下三種：（一）順向研究法：即是從原因到結果的研究方法，是按照原因和結果發生的先后順序進行研究，是研究刑法因果關系最古老、最基本的方法。（二）逆向研究法：其是指從危害結果倒溯上去尋找原因的研究方法，這是當今研究刑法因果關系的主要方法。（三）同質判斷法：該方法是從原因和結果中是否含有相同的質，來判斷二者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8]

根據目前環境監管失職罪結果犯的理論，只有當該罪的危害結果發生后，“才有可能去尋找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從而在尋找這種刑法上的因果關系的過程中，才能確定是否構成此罪以及準確認定本罪的行為主體”。[9]

因而在該罪的因果關系認定上，應采用逆向研究法，從危害結果入手，進行層層逆推和追溯，綜合考慮各種行為來認定該罪的因果關系。

二、違法性

犯罪不僅是符合構成要件的行為，而且實質上是法律所不允許的行為，如果客觀上不存在違法性，即使責任再大，也不成立犯罪。違法性即是行為違反法律，為法律所禁止和不允許，一個行為具有實質的法益侵害性才會被法律所禁止。

在通常的情況下，如果某種行為具備構成要件該當性，就意味著發生了作為違法性實質的法益侵害或危險，因而該行為具有違法性。但在某些情況下，由于某種特殊理由和根據的存在，否定了符合構成要件行為的違法性。這種特殊的事由就是違法阻卻事由，也稱為正當化事由。我國刑法明文規定了兩種違法阻卻事由：正當防衛和緊急避險。除此之外，理論上還存在著其他的公認阻卻事由，如法令行為，正當業務行為，被害人承諾等。

對環境監管失職罪的分析，除了要看其是否符合該罪的構成要件外，還要看其是否具有實質上的違法性。對構成要件該當性的判斷，是一種抽象的、定型的判斷，而違法性判斷則是個別的、具體的、非定型的客觀判斷。

環境監管失職罪在客觀上具有法益侵害性，為我國刑法所禁止，具有實質違法性。接下來，再來看該罪是否存在著一些特殊理由和根據來阻卻其違法性。對顯然，對該罪來說，違法阻卻事由在個案中幾乎不可能出現。我們不可能想象行為主體是基于正當防衛或者緊急避險的目的來犯該罪，也不能想象環境監管人員是由于事先得到受害人的承諾而故意失職監管造成重大環境污染事故。法令和正當業務行為的阻卻事由在該罪中更是不可能出現，因為該罪的構成本身即是由于主體違反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違反正當業務的嚴重不負責任造成的。

三、有責性

成立犯罪，除了須具備構成要件該當性、違法性以外，還要求行為人具備有責性。三階層的犯罪論體系是一個環環相扣的邏輯鏈條，在判斷其滿足構成要件該當性和違法性的前提下，如果行為人還具備有責性（沒有責任阻卻事由），那么我們對其的犯罪判斷就可以完成，就可以得出該行為構成該種犯罪的結論。

有責性即是非難可能性，即能夠就符合構成要件的違法行為對行為人進行非難和譴責，其要素包括責任能力，故意和過失，目的與動機，違法性認識可能性和期待可能性。違法性與有責性處于相對應的地位。違法判斷是對行為的客觀的、具體的判斷，而責任判斷則是考慮到行為人的意思與主觀能力，對行為所作出的主觀的具體的判斷。

對環境監管失職罪的有責性判斷，就是要看該罪的行為人是否具有責任能力，分析其主觀上的故意或者過失狀態，是否符合該罪所要求的目的與動機（該罪對此沒有要求，本文不再論述），是否具有違法性認識和期待可能性。如果這些條件全部符合，則行為人就具備了有責性。

（一）責任能力

責任能力是行為人對自己行為的控制和辨認能力。行為人是否具有責任能力以及責任能力的程度如何，取決于兩個因素：行為人否達到刑事責任年齡，行為人是否因精神病減弱或者喪失責任能力。

環境監管失職罪是一般犯罪，刑法對該罪的責任年齡沒有特殊的規定，只要年滿16周歲就可以構成。有的學者主張說該罪的年齡不是16周歲，因為該罪的主體是對環境有監管責任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年齡應該符合我國公務員關于年齡的規定，需要年滿18周歲。上文說過，我國對瀆職罪的主體是以“職責論”進行界定的，只要在代表國家行使職權時，就屬于瀆職罪的主體，包括合同制、聘用制等人員。在這種情況下，根據我國的勞動法的規定，行為人的年齡就有可能為年滿16周歲以上，而不是18周歲。

至于行為人是否因精神病而喪失責任能力，筆者認為在該罪中不可能，因為該罪的主體被賦予了國家環境監管的職責，精神病人沒有獲取這種職責的資格。

（二）故意和過失

故意和過失是對犯罪主體心理態度的要求，需要行為人具備故意或者過失才能構成特定的犯罪。對環境監管失職罪來說，不管行為人是出于故意還是過失，該罪的行為人都具備有責性。

大多的學者認為，該罪的主觀心理狀態是過失，因其是過失犯。筆者認為，該罪也有故意的可能性，在一些特殊情況下也不能排除“放任”的間接故意的存在。例如，環境監管人員明知有關單位違反環境保護法規的規定排放污水、廢氣或固體廢料等，可能會造成重大環境污染事故，危及公私財產或人身安全，但是嚴重不負責任，不采取任何措施予以制止，而是采取放任的態度，以致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發生，造成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或者人身傷亡的嚴重后果。[10]

（三）違法性認識可能性和期待可能性

“三階層”體系理論認為，即使實施了符合構成要件的違法行為，但如果行為人沒有違法性認識的可能性或者缺乏期待可能性，就不能對其進行法的非難，此種情況下就會阻卻該罪的有責性，進而阻卻犯罪。

違法性的認識是對刑法的禁止規范或者評價規范違反的認識，具有違法性認識可能性時，才能產生遵從法的動機，才具有非難可能性。對于不可能知道自己的行為被法律所禁止的人，就不能從法律生要求他放棄該行為，因而不能追究其責任。對期待可能性的判斷，則判斷行為人在實施符合構成要件的違法行為時，是否可能期待其實施其他適法行為，如果沒有，也就不能追究其責任。

毫無疑問，對環境監管失職罪來說，該罪的行為人都具有違法性認識的可能性，因為該罪的特殊主體身份決定了其對自己失職行為的判斷：自己的失職行為是違犯法的禁止規定的，具有非難性。對該罪行為人的期待可能性判斷亦是如此：在對環境進行監督管理的過程中，行為人完全可以而且也應當依法履行其職責，而不是沒有其他選擇地實施違法失職行為。因而，可以說，在環境監管失職罪中，不存在行為人因其缺乏違法性認識可能性和期待可能性而阻卻該罪的有責性的情況。新晨

四、結語

如前所述，“三階層”的犯罪論體系對犯罪的判斷是一個逐層逐級遞進的過程，可以避免“四要件說”等其他犯罪論體系對犯罪的重復評價和繁瑣認定，消除個案在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中的爭議，對犯罪進行簡潔迅速的判斷。

因而，筆者建議，對環境監管失職罪的分析，也應該從構成要件該當性、違法性和有責性三個方面來進行判斷。該文也正是依據新的“三階層”犯罪體系理論，對該罪進行的重新歸納和梳理。希望筆者的拙見能為該罪相關理論的完善盡一點綿薄之力，也能為該罪的司法認定提供些許參考。

【注釋】

[1]張明楷著：《刑法學》，法律出版社，2007年8月第3版，第98頁。

[2]ClausRoxin,StrafrechtAllgemeinerTeil,BandI,3.Auf.,C.H.Beck1997,S.159,轉引自張明楷：《犯罪構成理論的課題》，載《環球法律評論》，2003年秋季號，第264頁。

[3]張明楷著：《刑法學》，法律出版社，2007年8月第3版，第93頁。

[4]張梓太主編：《環境糾紛處理前沿問題研究--中日韓學者談》，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27頁。

[5]張明楷著：《刑法學》，法律出版社，2007年8月第3版，第14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