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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貴州經濟的持續較快增長,以銀行業為主體的貴州金融業得到了長足的發展,經濟的金融化過程不斷加深。那么,貴州金融發展對其經濟增長是否有顯著影響呢?本文試圖用實證的方法回答這一問題。在本文的第一部分,將按時序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文獻作簡要回顧;第二部分將界定本文的研究范圍、選擇金融經濟指標和實證分析方法,鑒于銀行在貴州金融體系占據主導地位,筆者以銀行為貴州金融代表;第三部分用1978年以來的時序數據對貴州銀行發展與經濟增長間的因果關系進行實證檢驗;第四部分對貴州銀行發展影響經濟增長的途徑作出定量和定性的解釋。
一、有關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文獻回顧
金融經濟學家關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源遠流長…37-46,[2]伽47。早在1912年,Schu—peter就指出了金融因素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1950年代,Gudey和shaw闡述了金融與經濟關系和各種金融中介在儲蓄投資過程中的重要作用。Patrick(1966)從“需求跟隨”和“供給引導”兩個方面論述了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Hicks(1969)詳細考察了金融革命對工業革命的刺激作用。Goldsmilh(1969)首次提出用金融相關比率來衡量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認為金融因素對經濟增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Mckinnon和shawp兒411973年提出了“金融抑制理論”,主張金融自由化,并給出了用貨幣化率(M2/GDP)來衡量經濟的金融深化程度。之后,Kapur(1976)、Mathieson(1980)、Galbis(1977)、腳(1978、1980)等學者相繼對Mcki—nnon和shaw的金融抑制理論進行了擴展。1990年代,Bencivenga和Smith(1991)、Du咖和Kapur(1998)、Boot和rI''''llakor(1997)以及Greenwood和Smith(1997)等人對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場的形成給出了規范的解釋。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Greenwood和smith(1997)以及kvine(1993)等人解釋了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場是如何隨人均收入和人均財富的增加而發展的。Pagano(1993)認為金融體系主要通過提高儲蓄率、促進儲蓄向投資轉化和提高投資邊際產出率等途徑影響經濟增長。總體看,1990年代關于金融經濟關系最重要的研究進展是從金融功能的角度對金融發展作用于經濟增長的機制作出了全面而規范的解釋。國內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問題的研究始于1990年代。從近幾年研究成果看,韓廷春"J3卜34(2002)發現我國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有負面影響;李廣眾等(2002)發現我國經濟增長與金融中介規模指標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譚艷芝等"’12(2003)發現金融發展對投資和資本積累的影響顯著為正,但對經濟效率的影響顯著為負;周立【列(2003)在研究了全國各省級行政區的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后,認為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有促進作用;冉光和等哺1(2006)研究表明,西部地區具有金融發展引導經濟增長的單向長期因果關系,而無明顯的短期因果關系;東部地區具有明顯的雙向長期關系和雙向短期關系。綜合看,國內學者對我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看法有較大的分歧;而且,學者對國家層面的金融經濟關系的研究較多,對地區層面的研究相對較少,對西部不發達省區的金融經濟關系的研究更為欠缺。由于我國地域廣闊,地區間的金融與經濟發展水平差距較大,對金融經濟關系在國家層面成立的結論。在地區層面未必一定也成立。因此,本文擬采用實證的方法分析貴州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關系,以期豐富對西部不發達省區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和認識。
二、本文的研究框架
1.研究范圍界定
改革開放以來,貴州經濟實現了持續穩定增長.全省國內生產總值從1978年的46.6億元增加到2005年的1979億元,年均增長9.2%。伴隨經濟的發展,貴州金融業也獲得了長足進步,金融不斷深化,存貸款余額與GDP的比率從1978年的55.1%上升到2005年的256.8%。但從結構來看,貴州金融業內部各子行業發展很不平衡。截止2004年末,貴州銀行存貸款在包括流通中的現金、銀行存貸款、股票債券發行籌資額、保費收入等在內的全部金融資產中占88.38%④;銀行業機構數量占全省全部金融(銀行、證券和保險)機構數的87.08%;銀行業從業人員占全省金融從業人員的比重高達91.82%。由于貴州金融機構發展不平衡,資本市場發展滯后,使得經濟發展對銀行信貸資金等間接融資渠道依賴加大。自2000年以來,銀行貸款在全省非金融機構部門新融人資金總量中所占比例,除2001年為80%外,其他年份都在96%以上,個別年份甚至達到了100%。鑒于此,本文以貴州銀行業為其整個金融體系的代表,以探討貴州銀行發展與經濟增長的互動關系。
2.指標選擇
從已有研究文獻看,關于金融發展的內涵,包括了金融體系的規模、結構和效率三個方面。由于Levine等學者的研究已經表明,對經濟增長產生重要影響的是金融發展的總體水平,而不是金融結構;同時,也考慮到貴州銀行業的規模遠較地方非銀行金融機構大,而且銀行體系的效率主要受縱向管理體制影響,因此,本文只研究貴州銀行發展規模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為此,我們根據Goldsmith[9】44。101的金融相關比率指標的設計思想,用1978—2004年銀行存貸款與GDP之比率來衡量貴州銀行體系的發展程度。在計算該比率時,為了統計口徑上的可比,我們仿照King和kvine(1993)的做法,對上年末和本年末的存貸款求算數平均,然后再除以GDP,并把該比率以1978年為基年進行指數化處理,以FIR①表示。關于經濟增長指標,本文選擇1978年為基年的人均實際GDP發展指數來反映貴州經濟的增長,并用GPC表示。由于對數變量的一階差分相當于該變量的增長率,為了能夠體現變量增長率之間的關系,同時也為了盡量減少數據的波動,本文對上述兩個指標取自然對數,并記經對數化處理的變量為LGPC和ⅢR。
3.實證分析方法
關于金融經濟關系的研究大多是實證研究。本文根據實證研究中方法上存在的不足,采用控制了中問變量傳導影響的多變量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模型來檢驗銀行發展與經濟增長間的因果關系,其數理模型如下:女1鴕m),,=AD。+∑qy。。+∑雕-,+∑M戈i+邑其中,y為經濟增長變量,廠為銀行發展變量,髫為控制變量,AD是非隨機部分,占是誤差序列,并且,,,和戈均為平穩序列,.j}l和砣分別為變量),和廠的滯后期,m為控制變量的個數。在上式中,如果p。=島=…=盧船=O,則表示在控制了中間變量石的情況下,銀行發展沒有在Granger意義下引起經濟增長的變動。反之則表明,銀行發展是經濟增長的(Gmnger)原因。類似地,可檢驗經濟增長是否在Gmnger意義下導致了銀行的發展。上述多變量因果模型中的滯后期k1和k2可按AIc最小原則逐個確定。至于控制變量,我們借鑒已有研究成果,選擇實際利率和通貨膨脹率作為控制變量。對于通貨膨脹率,以消費者物價指數來計算,并用CPI表示。實際利率=名義利率一通貨膨脹率,其中,名義利率為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按實行的時間作加權平均,相應時點的一年期定期存款名義利率均取自各期《中國金融年鑒》,實際利率用RI表示。
三、貴州銀行發展與經濟增長因果關系的實證檢驗
在多變量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模型中,總是假設序列是平穩的。單位根檢驗表明,實際利率RI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是平穩的,LGPC、LFIR和cPI即使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也是非平穩的,但它們的一階差分序列DLGPc、DLFIR和DcPI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則是平穩的。因此,在檢驗銀行發展與經濟增長問的因果關系時,除實際利率外,其他變量都用它們的一階差分。對于模型的最大滯后階數,我們效仿saikkonen和Lntkepohl[加]305(1996),將最大滯后期設定為樣本大小的立方根的整數部分,據此,本文模型的最大滯后階數為3。對假設“貴州經濟增長不是銀行發展的Granger原因”做刪d統計檢驗,接受該假設的概率為68.84%,這表明,貴州的經濟增長不是銀行發展的(Granger)原因。那么,逆向因果關系成立嗎?即貴州的銀行發展顯著促進了經濟增長?為此,我們對假設“貴州銀行發展不是經濟增長的Granger原因”做wald統計檢驗,接受該假設的概率為78.23%,表明貴州銀行發展也不是經濟增長的Gfanger原因。r’雖然檢驗結果表明貴州銀行發展與經濟增長彼此間沒有顯著的因果關系,但從接受原假設概•率看,貴州經濟增長對銀行發展的影響力度要大于銀行發展對經濟增長的支持力度。為印證這一發現,我們以銀行發展指標(DLFIR)和經濟增長指標(DLGPc)為內生變量,以實際利率和通貨膨脹率為控制變量建立VAR模型。經測算,在1至3階的VAR模型中,VAR(1)模型的AIc值最小,上述方程表明,銀行發展指標對經濟增長指標’的滯后影響系數為0.0973,而經濟增長指標對銀行發展指標的滯后影響系數為0.2637,說明貴州經濟增長對銀行發展的影響要大于銀行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就Patrick提出的“需求跟隨”論和“供給引導”論來講,在貴州微弱的銀行與經濟關系中,“需求跟隨”效應比“供給引導”效應強。
四、對貴州銀行發展沒有顯著促進經濟增長的解釋
前面的實證分析表明,貴州銀行發展與經濟增長間的互動關系是微弱的,這一結論令人“驚奇”,因為,從增長動力看,貴州經濟是典型的投資拉動型經濟,經濟增長似乎越來越倚重銀行的發展。本部分將對貴州銀行與經濟間的微弱關系作出定量和定性的解釋。根據Pagano(1993)模型,金融體系主要通過提高儲蓄率、促進儲蓄向投資轉化和提高投資邊際產出率等途徑影響經濟增長。因此,我們將引起經濟增長的因素分為儲蓄、投資以及投資邊際產出率。在檢驗銀行發展對經濟增長是否重要時,我們先用Johansen極大似然法檢驗儲蓄率、投資率以及投資邊際效率與銀行發展指標是否存在協整關系,然后再分別建立回歸模型,因為對于非平穩序列,只有它們之間存在協整關系時,由這些變量建立的回歸模型才有意義。國民儲蓄為支出法GDP減去最終消費,而儲蓄率為國民儲蓄與GDP的比值,用SR表示。投資率=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GDP,用IR表示。投資邊際效率=當年GDP增量/當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用IME表示。同樣地,為了減少數據的波動,對上述指標均作對數化處理,并在處理后的變量名前加字母“L,’。根據Johansen極大似然法的檢驗結果,儲蓄率(LSR)、投資率(LIR)以及投資邊際產出率(uME)均分別與金融相關比率(LFIR)、實際利率和通貨膨脹率之間存在協整關系。
(一)銀行體系在儲蓄和投資方面作用顯著改革開放以來,隨著貴州銀行業機構數量和從業人員的大幅增加,其支付媒介、儲蓄動員和資本積累等功能明顯增強。事實上,前兩個計量實證方程顯示了銀行發展指標與儲蓄率和投資率都呈顯著正相關。1.為貴州經濟增長提供了充分的儲蓄資金保障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國民收入分配體制發生了重大變化,收入分配向居民個人傾斜。貴州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分別由1978年的261.3元和109.3元增加到2005年的8147元和1877元。在居民收入水平不斷提高的同時,由于醫療、養老、教育等體制改革導致的未來預期支出增加,同時,其他金融投資渠道也沒有得到明顯的拓展,致使城鄉居民儲蓄存款大幅度增加,由1978年的1.8億元增加到2005年的1351億元,年均增長27.79%,高于同期GDP現價增長率13個百分點。隨著貴州經濟規模的擴大,企業等其它經濟主體的存款也顯著增加。到2005年底,貴州銀行存款余額達2778億元,比1978年的18.1億元增加2759.9億元,增長152倍,年均增長率為20.49%,與GDP的比率由1978年的38.72%上升到2005年的140.4%,反映出貴州銀行體系動員儲蓄功能顯著增強。2.對經濟增長所需資金的投入支持力度明顯增強貴州經濟是典型的投資拉動型經濟。改革開放以來,伴隨投融資體制的改革,貴州企業投資資金越來越依賴于銀行貸款。單從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資金來源看,銀行貸款占貴州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比重由1990年的22.33%穩步上升至2005年的27.04%,是除自籌資金外企業最大的外源資金來源。在全省非金融企業外源融資總量中,從2000年以來,除個別年份外,銀行貸款所占比例都在96%以上。這些均說明貴州銀行體系配置全社會資金的功能在持續加強。
(二)銀行體系對信貸資金的不當配置導致投資邊際效率低下影響經濟增長的不僅有儲蓄和投資等“量”方面的因素,還有投資邊際產出率這一“質”的因素。在發展中國家,隨著經濟的不斷金融化,金融以其資源配置功能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因此,投資邊際產出率也會不斷提高。但貴州自改革開放以來,伴隨金融的不斷深化,投資邊際產出率卻總體呈下降態勢,每投資l元所帶來的GDP由1978年的o.8l下降到2005年的O.30。前文指出,銀行貸款是除自籌資金之外企業最大的資金來源,而自籌資金主要來自于企業的留存利潤。投資效率高的企業利潤大,自籌資金多;而投資效率低下的企業很難有自籌資金。所以,自籌資金投資應該對投資邊際效率有正面的影響,因而貴州投資邊際產出率的下降,問題應主要出在銀行體系。事實也的確如此。在前述第三個回歸關系方程中,銀行發展指標和投資邊際產出率之間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銀行對信貸資金的不合理配置。基于貴州產業發展特征,貴州省的銀行機構形成了如下的貸款盈利預期模式:對資源類、公路和公共設施類、大型企業的貸款風險小、盈利預期高;對農村和中小企業等的貸款風險高、盈利空問小,從而造成資金或集中流向優勢行業和重點投資領域的國有大中型企業以及房地產市場,或流出省外,但省內中小企業和農村地區又存在資金供給缺口,有限的金融資源未被地方經濟充分利用。由于銀行信貸資金配置不合理,降低了資金的使用效率。銀行貸款集中度高,信貸投向向“大企業、大項目”傾斜,加大了銀行信貸風險,致使銀行業不良貸款占比偏高,削弱了銀行對經濟發展的支持力。2005年末,貴州銀行業在剝離核銷了47.93億元不良貸款后,不良貸款率仍為9.21%,高于云南和重慶兩省市的平均水平¨1。
由于國有商業銀行撤并農業機構網點、上收集中信貸管理權限、組織資金逐漸上存和郵政儲蓄只存不貸,銀行對農村地區的信貸支持嚴重不足,與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極不相稱;同時,中小企業直接融資能力弱,間接融資欲望強,但由于企業綜合素質低,難以適應銀行過高的信貸門檻,其發展缺乏銀①根據相關年份《貴州統計年鑒》整理計算。乙絲行的有力扶持。從統計數據∞看,貴州農業貸款占貸款總額的份額由1990年的9.37%下降到2005年的7.77%;鄉鎮企業和私營及個體工商業貸款雖然由1990年的5.95億元增加到2005年的18j25億元,但占貸款總額的比例卻由3.24%下降為o.79%。據不完全統計,貴州省中小企業占全省工商注冊企業總戶數的99.98%以上,多數企業沒有取得貸款資格,只有44%左右的中小企業在銀行等金融機構辦理了銀行貸款卡,但這些企業又多因沒進行年審而不能申請貸款?!鲜龇治霰砻?,改革以來,雖然迅速發展的銀行機構對動員儲蓄、增加投資發揮了顯著的積極影響,但由于銀行信貸資金配置不合理,從而對投資邊際效率造成了負面影響,因此,綜合來看,正因為銀行發展對投資邊際產出率的顯著負面影響抵消了其對儲蓄和投資的正面影響,才使得貴州銀行發展對經濟增長不存在顯著的因果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