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業人口遷移的金融危機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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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俄羅斯失業人口的異地就業與求職途徑

1．受訪者的簡要特征。在受訪者中，男性占47%，女性占53%；年齡在16-29歲的人口占38.7%，30歲以上的占60.9%，超過勞動年齡的人口占0.4%；平均家庭人口數為3.3，偏高于俄羅斯的平均家庭人口數。這表明，受訪者中老年人口的數量較少，因為通常老年人都生活在小家庭中，其家庭人口數一般為1-2人。另外，受訪者的教育程度與全俄平均教育水平相符。其中受過高等教育的占23.9%，高等教育未完成者占2.8%，受過初級和中級職業教育的占42%，具有高中學歷的占23%，初中學歷的占7%，小學及以下的占1.1%。在兩輪調查中，認為其物質條件屬于“中等”的受訪者占60%，認為“較差”的占30%，認為“極其差”的占3%，認為“較好”的僅占5%。危機直接影響到人們對自身生活狀況的評定。部分受訪者認為近兩年來其物質條件“惡化”，2009年這一比例為52%，2008年為37%；同一時期受訪者中認為其物質條件有所“好轉”的家庭比重則從15%減少到10%。調查顯示，受訪者失業的普遍原因是被解雇。由于編制縮減，從工作崗位被辭退的比例2008年為28.5%，2009年為27%，最終以臨時性、季節性工作替代的相應比例為11.5%和9.6%。

2．異地就業。訪談前有部分失業與就業人口近兩年內在其他居民點工作過，這一比例2008年占7.8%，2009年為11.1%，這部分人口中來自中心城市的極少，因為他們能在鄰近的市鎮找到工作，每天保持通勤式的往返，因此不應將這種狀況解釋為“外出（異地）工作”。值得注意的是，2009年這一指數有了實質性上漲，這可解釋為危機爆發時期失業增多的結果。部分曾在大城市由于危機爆發而失業的流動人口，開始返回到家鄉常住地的就業部門求職。正如俄羅斯社會發展與衛生部副部長托比里娜所言：“那些在莫斯科市、莫斯科州和其他大城市工作過的俄羅斯公民……，現在都回家鄉了，因為他們在這些大城市失去了工作……，許多地區，包括基洛夫州、彼爾姆邊疆區……失業率都有所增長，就是由于很多人過去都在莫斯科、列寧格勒州工作……，現在這部分人紛紛返回，于是那個地方的失業率便上漲，所以不只是因為危機的嚴重影響，還在于人們從那些更發達地區失業后的返鄉。”據統計，近兩年內在失業與求職人口中“經常性的定期外出打工”的，2008年占3%，2009年占3.8%，“偶爾的不經常的外出打工”的相應比例為4.7%和7.4%。這種外出打工的頻率，非地區中心的城鄉居民比地區中心城市的居民約高出2倍①，但在2009年，中心城市的居民中遷往其他城市的比例有了明顯上升，指數已接近農村居民。公民臨時性勞動遷移的普及與發展，在俄羅斯國內是一個重要的卻很少被關注的問題。這類遷移往往未被包含在移民統計的范圍之內，因為其外出從事的是臨時性工作，沒有變更常住地并且在新住地也沒有相應注冊。利用部分調查資料可以確定臨時勞動移民的規模。根據2001年在俄羅斯7個城市所進行的家庭調查數據，俄羅斯臨時勞動移民的規模約為250～300萬人[4]。另有資料顯示，當前勞動和商業移民的數量共計約450～580萬人[5]。對10個地區中心城市的居民關于遷移意愿的調查結果顯示，外出（異地）工作的家庭占4.4%，很多受訪者表示，在最近2年內他們（或其家庭成員）外出目的就是到其他居民點打短工，其中這種類型家庭中有1.7%是經常性外出。至少有2/3的受訪者認為，外出（異地）工作是主要的和唯一的出路。部分地區性調查也得出類似的研究結論。根據1993—1996年間在利佩茨克的調查結果，在異地打短工的占受訪者的3.7%[6]。當然不能依據文中分析的對失業與求職人口的調查資料，來判斷這種外出（異地）工作的普及性適用于俄羅斯所有居民，因為這些調查的范疇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是它們能夠為我們補充些對這一問題發展過程的新認識。盡管2009年外出勞動人口的比重有所增長，但出行方向卻是十分穩定，多數是在本地區內遷移，且首選本地區首府城市，另外近一半人遷移至其他地區。這樣人口均勻地在莫斯科市、莫斯科州與其他地區之間流動，另有少部分人出境工作。遷移至莫斯科地區成為伏爾加河沿岸地區和南、北高加索圈居民的普遍選擇。烏拉爾地區的居民常遷移至漢特—曼西自治州，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的失業、求職人口中卻很少有遷移至莫斯科的。地區中心的居民通常較少參與本地區內的勞動遷移（見圖1），這個結論也被2005年的調查結果所證實，2005年針對10個大城市居民的調查結果顯示，只有26%的居民選擇在本地區范圍內遷移。選擇去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工作的在所有居民中都很盛行。此外，大城市居民中出境工作的常見一些，但境外工作的發展趨勢正在逐步縮減，2005年在所有外出（異地）工作的受訪者中“境外工作”的占16%。

3．求職途徑。失業與求職人口轉向就業服務部門，想在其協助下找到工作。此外，還有其他的就業手段，據調查，有57%的受訪者“依靠朋友和熟人的幫助”找工作，還有28%是“依靠親屬”。另外，有47%的受訪者通過報紙和電視廣播中的廣告，有23%的受訪者是利用互聯網，而采用私人中介服務方式的僅占7%，還有少數想嘗試創業的占3%。據調查，在自己所在的城市（集鎮、居民點）尋找工作的超過受訪者的80%，在本地區范圍內的占14-15%，在本地區范圍之外的不超過8-10%①。2008年有73.5%的受訪者“在自己所在的城市（集鎮、農村地區）找過工作”，2009年這一比例為71%。受訪專家指出，在失業與求職人口中，準備找工作并遷往其他地區（城市）的比重在危機爆發前后并沒有發生改變，一直是保持在4%的水平。在這種狀況下，2008年近47%的專家和2009年近40%的專家都認為，在他們所在地區（城市、區）這部分人口的比重僅占1%或更低。“地區中心”的居民在“外地”找工作的比例是最低的，在“本市”找工作的2008年占89%，2009年占86%。這與2005年的調查結果相近，2005年針對10個中心城市居民移民意愿的調查結果顯示，受訪的求職者中，有90.3%是在“本市”找工作的[7]。對于非地區中心的城鄉居民而言，比較普及的求職方案是在本地區（州）內，這一比例2008年為20.6%，2009年為21.6%，他們多數準備在州首府城市或其他大城市找工作，這也是現階段準備遷移人口的通用策略。盡管失業與求職人口去其他城市和地區找工作的積極性不高，但并不能據此認為，就業局就應該只按居住地提供工作。一般地區中心的城市居民最希望提供本市就業機會，但他們之中也有部分人準備去境外工作。2008—2009年的危機并沒有促進移民比例的增長，“居住地”這一指標沒有發生顯著變化。

二、限制失業人口移居積極性的因素與遷移方向

1.限制移居積極性的因素。挖掘移民潛力———是移民研究的一個關鍵問題。由于一系列條件限制，有些遷移的想法并不能實現。因此對調查的數字結果應持一定的謹慎態度，不可絕對化。2008年在失業與求職人口中，有17.7%的受訪者愿意經常性或臨時性到外地工作，在2009年這部分人口占18.5%。“農村居民”中愿意遷移的占22%，“中心城市居民”中占15%。受訪者的遷移意愿會在某種狀況下作以調整。在調查中，針對這樣一個問題：“如果提供給您一份工作地點在外地、待遇很好的工作，同時提供住所，您是否愿意接受？”有54%的受訪者答案是否定的或是難以回答，回答“當然愿意”的占10.5%，回答“可能會去”的占13.5%，還有22%的人回答“這取決于去哪里”。如果要去的是農村地區，則只有13%的受訪者表示愿意前往。在這種情況下，受訪者中“具有明確遷移意愿”的，2008年占4.2%，2009年占4.4%。當問到：“您主要是因為什么原因想離開自己所在的城市？”多數回答：“我就是想離開自己住的居民點。”結果發現，居住地越是往東，其遷移意愿表現得越是明顯。通常居住在遠東地區的居民大多是不愿遷往農村地區的，一般只有俄羅斯南部的居民較喜歡鄉村生活。勞動人口的遷移愿意還體現出一定的年齡性特點。統計資料表明，移民的年齡高峰期是17-24歲。超過這一年齡范圍，遷移意愿會逐步減小。另有2005年的調查資料顯示，打算變更居住地的家庭比重，從18-19歲年齡組的19.9%到45-49歲年齡組的6.4%一直是在不斷縮減的。對于45-49歲的人口而言，多數人的子女已步入成年，與家庭聯系減少，所以這一年齡段的人生活更為自由些，有可能選擇遷移。一般而言，農村人口和中心城市人口往往表現出更積極的遷移意向。通常男性比女性表現出更強的遷移意向。失業與求職人口遷移意向的強烈程度與受教育水平相關。通常學歷越高，遷移傾向越明顯（見圖3）。同時在每一個學歷層次內，年輕人往往表現出更強烈的遷移傾向。遷移意向與失業、求職人口的就業現狀和失業年限無關。2005年的研究資料也顯示，失業人口的流動潛力比就業人口的要低一些。一般人們不愿離開居住地的主要原因包括：相信能在當地找到合適工作、異地住房困難、不愿中斷當地的社會聯系、不想進入社會“底層”、已經適應了當地的日常生活與風俗（見表1）。其他原因，比如“沒有錢搬遷”、“信息不靈通”等都是次要的。受訪者尤其強調這些與“當地”有緊密關聯的理由，這在研究大城市居民的遷移問題中尤顯突出。

2.潛在遷移的方向。對于那些“為了工作”而準備遷移的人口而言，對于遷移地點的選擇一直是很穩定的。潛在的移民流向可分三個部分：有25%-30%的人口選擇所在州的范圍內遷移，40-45%的人口選擇在莫斯科地區、圣彼得堡或這些城市的組合，近30%的人口根據推薦地域選擇去俄羅斯的其他地區。地區中心城市的失業與求職人口，基本上是認同遷往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而選擇在本地區內部遷移的很少，不到13%。相反，對于農村居民而言，認為去這兩個“首都”城市，不如選擇去本地的中心城市更理想些。受訪者潛在的遷移意向貫穿著“梯度遷移”理論，即地區中心移民遷往首都，而農村地區和邊遠區域的移民遷往地區中心。

三、失業人口遷移的預期工資與住房要求

2008年，俄羅斯的平均工資是17300盧布，2009年盡管爆發了危機，平均工資數額還是有所增長，達到18800盧布[8]。關于失業與求職人口的調查材料包含了受訪者當前或最后一份工作的工資收入信息。2008年這個數目是9600盧布，2009年是12700盧布。同俄羅斯平均水平相比，受訪者的工資收入是比較低的，可以說是“較差的工作”。47%的受訪者認為，“較差的工作”特點就是低工資、不及時發放。此外，也有可能是受訪者說低了自己的工資收入，只說了純收入等。調查顯示，城鄉人口的工資水平是有差異的。來自中心城市的受訪者，2008、2009年的工資分別為11000盧布和13500盧布，來自農村地區的受訪者相應為8400盧布和10700盧布。這樣很多農村居民的收入實際上是處于最低水平的（見表2）。大部分受訪者都屬于低收入人群，2008年有86%的受訪者工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2009年這個比例為83%。為此他們愿意變更居住地，以獲得一份“高收入”的工作。這個“高收入”的標準2008和2009年依次是平均每月收入36500盧布和39700盧布。來自中心城市的受訪者對工資的最高期望比農村居民的要高一些（見圖4），但最低的“遷移價格”也要每月超過30000盧布。平均來看，受訪者的工資期望值與當前工資收入之間的差距2008年和2009年分別為3.8倍和3.1倍。對專家的調查也得出相似的結論。專家認為，為促進求職與失業人口的遷移，2008年、2009年遷入地工資應平均高于遷出地工資的4.4倍和3.7倍。專家所贊成并由就業中心提議的平均工資數額相應為35900盧布和34400盧布。我們可能會質疑期望工資數額的合理性與現實性，但可以肯定的一點是，只有在確認預期收入會有實質性提高的前提下，人們才會準備去“異地工作”。如果移居另一個城市需要通過租房來解決居住問題，那么這種條件就不太現實。危機沒有擴大，甚至縮小了遷移人口中低收入人群的比例（見表3）。這樣，就業局提議的工資額度與這種期望是不能相提并論的。對2009年2月《俄羅斯工作》提供的空缺崗位的分析表明，其中87.6%的崗位所提供的工資低于20000盧布。多數工資較高的工作都是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受訪專家指出，以上的工資期望標準與地區的實際情況有一定差距，其差距在5000-10000盧布之間。處于最低水平、只能維持生計的工資比重2008年占39.9%，2009年占44.2%，因此多數空缺崗位無人問津。3/4的工作崗位并不需要很高的專業技能。根據專家提供的資料，提供住房的職位不超過5.5%。所以，除了工作和工資外，住房問題也是在遷出時需要考慮的重要問題。

在一些人口流動性很高的國家，住房問題主要是通過租賃形式解決的。許多家庭甚至一輩子居住在租來的住宅里，換房取決于各種需求的變化，比如家庭構成有了變化、空間不足、更換了工作等。在前蘇聯，幾十年來一直是通過公民證制度和戶口登記制度把人與住房緊密地聯系起來。由于一些客觀的原因這個問題實際上從未被真正研究過，引起關注的只是一些關于農村人口流動和大城市發展的行政限制[9]。上個世紀90年代初期國家經濟發展模式的改變以及在多方面采取的自由主義態度，直接影響到人們的遷移意愿，因而只有少數人實現了遷移。取代戶口登記制和行政限制并開始發揮作用的是一些新的因素，這主要包括不同類型住房的價格差異、與工資水平相比過高的租房費用等。當前俄羅斯的房屋租賃市場還不算復雜，出租方與承租方相互關系簡單。私有化的實施，使大多數俄羅斯人迅速成為了住房的所有者，但這也成為人們變更工作與生活居住地的最大障礙。對于蘇聯居民而言，獲得住房是生活中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而且這也是一種珍貴的財富，因此只有極少數人會放棄它。另外，不動產買賣中存在的一些欺詐手段以及高額的中介服務費用，限制了人們對住房的自由處置。同時信貸系統的不健全也加劇了這一難題。因此在研究移民意向時需要特別關注人們的住房問題。多數受訪者認為，遷移問題應結合住房條件考慮，臨時性地解決住房問題，比如住在“廉價宿舍”或“公有住房”只適合少數人。（對于有和沒有遷移意向的人而言，目標需求是不同的）（見表4）。這樣一來，危機并沒有影響受訪者的住房需求，“僅提供工作”或“簡易解決居住問題（如提供宿舍）”僅能吸引少數的失業與求職人口。針對2009年2月《俄羅斯工作》提供的空缺崗位的分析表明，僅有5.3%的崗位包含有“提供住房”的信息，這與專家的回答相近，2008年和2009年平均僅有4.8%的崗位提供住房。因為多數崗位的工資收入并不高，所以不能解決租房問題，因此這些空缺崗位對于遷移人口而言缺乏吸引力。必須組織居民遷移到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居住的問題一直困擾著政府多年。問題在于，如果國家提供援助的話，有些人是很愿意移居這些地區的。歐洲地區的居民中，包括烏拉爾地區，2008年愿意遷出的占3.5%，2009年占5.2%。另外，相應有20.1%和21.6%的受訪者提出，這要看國家的援助力度。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的居民中，有意向移居歐洲地區的2008年占4.6%，2009年占5.0%。同時，相應有23.2%和17.9%的受訪者表示，“暫時還沒有這種遷移想法。”這樣一來，愿意在國家協助下遷往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的失業與求職人口的比例，與那些想遷往歐洲地區的東部居民的比例大致是相等的。人們對行政干預的反應取決于政府提供援助的力度。援助手段就是提高遷移人口的工資收入水平。2008年受訪者認為，能夠吸引他們遷往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的平均工資是每個月65000盧布（相當于當前工資水平的6.6倍），2009年認為應達到每個月68000盧布（相當于當前工資水平的5.4倍）。不同居住類型的居民對工資需求的數額大小稍有差異。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的居民認為，為了制止人們遷往西部，該地區的平均工資水平應高于全國工資水平的4倍。2008年有77.9%的受訪者認為，為促進居民向東部遷移，同時保留住東部本地居民，國家最有效的援助手段應該是“提高工資水平”，有63.5%的人則認為，“提供好的住房”才是最好的援助。2009年相應的回答分別占78.8%和61.7%，其他的援助手段，如“提供信貸方面的優惠”、“分給一塊土地”、“協助搬家”、“發一大筆搬遷費”等，受訪者認為這些都是效果甚微的。

四、結論

危機背景下，促進失業人口的國內遷移是解決失業問題的一種有效手段。調查顯示，危機期間俄羅斯失業與求職人口并沒有降低對異地就業的高工資標準，并繼續期待解決住房問題。盡管俄住房已經商品化，但仍存在著體制性障礙，缺少大規模的公寓式住房建設[10]。因此，住房問題一直是阻礙俄失業人口遷移的重要因素。另外，危機期間俄羅斯各地區的勞動力市場并未做出實質性調整，導致國內失業與求職人口的遷移積極性不高。因此，在促進國家內部流動和緩解勞動力市場的壓力方面，國家的經濟干預功能還需進一步強化。

作者：劉春怡單位：東北電力大學社會科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