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資增長對通貨膨脹的影響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工資增長對通貨膨脹的影響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二十一世紀以來，中國經濟經歷了一次明顯的通貨膨脹過程，與1985~1988年通貨膨脹、1993~1995年通貨膨脹相比較，本輪通貨膨脹有兩個明顯變化：一是，從2003年至今，本輪通貨膨脹的周期已經超過了10年（中間有起伏），遠超過前兩次的3年或2年的周期，這在新中國經濟發展史上尚屬首次。二是本輪通貨膨脹主要表現為資產價格的大幅上升，這是后者不同于前者的最為顯著特點（方興起，2012）。緩和而漫長的通貨膨脹同樣會對人民生活和福利水平帶來嚴重不利影響，尤其是房價的驚人上漲，已經大大超出了普通工薪階層的承受能力。與此同時，2004年以來，中國勞動力市場供給逐漸趨緊。隨著我國二元經濟進入劉易斯轉折時期，勞動力結構性短缺逐漸開始出現。同時，由于我國人口結構老齡化趨勢的不斷增強，勞動力市場短缺問題也將日益加重。由此帶來的工資上行壓力將增大，工資增長率持續超過產出增長率，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可能進一步推高價格總水平（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2007年第3季度）。由此可見，工資上升可能是推升通貨膨脹的重要原因。本文基于省級面板數據檢驗“工資上漲是否推升通貨膨脹”命題，以提供經驗證據。工資增長引致的通貨膨脹，一般歸為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體現著上下游價格的傳遞關系。但本文的實證結果發現，工資增長可能通過需求擴張，直接拉動通貨膨脹；并且可以承擔類似“資本品”功能，發揮杠桿效應，通過消費者信貸，進一步拉動通貨膨脹，這一點在房地產市場的表現尤其明顯。房地產價格的看漲預期、工資增長導致的按揭能力增強和銀行住房貸款，構成了一個重要的工資—通貨膨脹循環傳導機制。

一、文獻綜述

“工資—通貨膨脹”循環機制是通貨膨脹形成的重要機制。一般來說，工資增長導致的通貨膨脹屬于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工資增長導致企業用工成本的上升，進而出現從要素價格向終端商品價格遞，從上游價格向中下游價格傳遞的依次價格上升過程，最終演化為通貨膨脹。從經濟學理論看，工資型通貨膨脹得到廣泛的理論支持，新古典綜合派、后凱恩斯主義、結構主義（包括斯堪的納維亞模型）、非均衡經濟學都支持工資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理論，甚至貨幣主義、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學派都不否認工資成本推動通貨膨脹的作用。工資增長沖擊只能導致一次性物價上漲，而不會產生工資和通貨膨脹的連續性上升過程，因此，工資—通貨膨脹循環機制只有在一定條件和傳導機制下產生：（1）貨幣。在工資持續上漲條件下，貨幣當局為保證就業和經濟穩定而增加貨幣供給是要素價格沖擊引發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的必要條件。如，Hicks（1975）認為貨幣供給在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過程中起重要作用。Mishkin（1984）認為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是由于為應對成本沖擊的擴張性貨幣政策所致。貝納西（1997）認為實際工資導致的通貨膨脹，只有在貨幣擴張條件下，才可延續下去。Bat-ten（1981）認為供給沖擊在不增加貨幣條件下，僅造成相對價格變化，而不會導致一般價格水平上升。（2）需求。在成本沖擊引發的通貨膨脹中，成本推動和需求拉動因素互相交織，而后者的影響可能是更關鍵的（范志勇，2008）。Machlup（1960）指出有效需求增加是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發生的必要條件。（3）預期。Friedman（1968）和Phelps（1970）提出附加預期的菲利普斯曲線，價格根據經勞動生產率調整后的工資加成得到，名義工資根據通貨膨脹預期設定，從而在價格和名義工資之間形成螺旋上升過程。

總之，貨幣、需求、預期是工資—通貨膨脹循環機制成立的三個重要條件。國內關于中國工資與通貨膨脹關系的研究，主要體現在實證研究方面，張延群（2012）將實際工資和貨幣供給超出其均衡水平的部分定義為超額工資和過剩流動性，從超額工資、過剩流動性、進口價格三方面對中國通貨膨脹的來源進行量化分析，發現超額工資是通貨膨脹的來源，特別是2010年以來的高通脹，主要原因在于較大程度的超額工資增長。吳江和韓鑫韜（2012）基于時間序列數據，研究各行業職工工資水平對結構性通貨膨脹的影響，發現：電力、燃氣供應部門、采礦業、制造業和房地產業在崗職工平均工資上漲已經成為我國結構型通脹發生的主要因素。耿強等（2011）基于時間序列數據，發現勞動力成本（從業人員勞動報酬占非農產業總值的比重）上升已經成為推動我國物價上漲的重要原因。鞏師恩和范從來（2013）構建了二元勞動力結構下的通貨膨脹方程，并通過時間序列數據，檢驗發現城鎮居民勞務收入變動是影響通貨膨脹的顯著正相關因素。同時，也有一些學者認為工資因素不構成通貨膨脹的主要因素。如范志勇（2008）研究了進口價格、超額工資和貨幣因素對通貨膨脹的影響，認為2000年至2007年超額工資并非是導致通貨膨脹的主要因素，也未發現工資—通貨膨脹循環機制的有力證據。羅玉冰（2012）基于格蘭杰因果檢驗，發現日本、韓國、新加坡三個國家在劉易斯拐點到來的時間點，實際工資并不一定推高整體物價水平，中國的情況也是如此，因此劉易斯拐點到來不會抬高通貨膨脹水平。

縱觀國內相關研究成果可以發現，盡管工資—通貨膨脹循環機制在經濟學理論及教科書中受到高度關注，但其用于解釋我國通貨膨脹成因的理論和實證研究相對較少，并存在較大的理論分歧。原因可能有兩個方面：一是，弗里德曼“任何通貨膨脹本質上就是一種貨幣現象”的思想被奉為圭皋，受此影響很多學者都習慣于從貨幣方面尋找通貨膨脹的原因。自凱恩斯創立宏觀經濟學以來，宏觀經濟分析就偏重于需求分析，宏觀經濟管理偏重于需求管理，需求拉上的通貨膨脹理論深得人心，受此影響很多學者認為需求因素才是誘發通貨膨脹的根本原因。二是，實證方面基本上使用時間序列數據。時間序列數據計量分析一般面臨數據集較少、或者選取的變量較少、很難控制其他變量的影響等困難。并且基于時間序列數據的計量方法，如VAR方法和其他AR方法；格蘭杰因果檢驗方法；協整和誤差修正模型（ECM）等，在計量分析中普遍存在著濫用，使我們難以相信這些研究的科學性（劉元春，2008）。基于現有相關研究的不足，本文基于省級面板數據實證研究“工資增長是否推升了通貨膨脹”命題。基于面板數據的計量檢驗不但可以解決時間序列數據相對較少的不足，而且可以通過控制變量的選擇，使得計量結果更加可靠。同時，我國經濟發展存在明顯的地區差異，面板數據模型也可以很好地控制地區差異問題。本文的主要貢獻在于：（1）提供了一個基于中國省級面板數據的經驗證據；（2）基于實證結論，我們提出，房地產價格的看漲預期、工資增長導致的按揭能力增強和銀行貸款不斷流入房地產市場，構成了一個重要的工資—通貨膨脹循環的傳導機制。工資在房地產按揭貸款市場上，承擔類似“資本品”功能，會通過杠桿效應，進一步放大上述機制。

二、模型設定、變量定義與數據來源

基于中國大陸31個省（直轄市、自治區）2001~2012年的面板數據，利用固定效應（FE）—隨機效應（RE）分析法，實證檢驗“中國實際工資增長是否推升了通貨膨脹水平”命題。采用多元回歸模型，以控制其他變量對通貨膨脹的影響，本文設定回歸模型如下。y為通貨膨脹變量。為全面反映我國價格與經濟波動情況，我們引入三個變量：①各地區GDP平減指數（Gdpindex），計算公式為名義GDP與實際GDP的比值，本文將其轉化為以2000年=100的定基數據。與CPI、PPI、房地產價格等價格指數只能反映部分市場和部分商品的價格變化相比，GDP平減指數能夠全面反映一般價格水平的上漲情況，是衡量通貨膨脹最全面的指標。②各地區消費者價格指數（Cpi），主要反映終端消費品市場價格水平的變化，本文將其原始數據轉換為以2000年=100的定基數據。③各地區商品房銷售價格（Houseprice），反映房地產市場發展和價格水平波動情況。x1：實際工資水平（Wage），各地區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平均貨幣工資，按照GDP平減指數折算為2000年為基期的不變價實際工資。這是本文關心的核心解釋變量。如果該變量的系數符號顯著為正，表示實際工資增長推升了通貨膨脹水平。x2~xk為其他一系列影響經濟波動的控制變量，具體包括：①各地區消費水平（Consume），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占GDP的比例，消費是社會總需求的重要組成部分，消費增長導致需求拉上的通貨膨脹。

②資本產出比率（Capital），各地區年末資本存量占當年GDP的比例。我們用現有文獻常用的永續盤存法估計。這一方法可以記作：Capit=Capit(1-δit)+Iit。張軍等（2004）采用的當年投資I指標為當年固定資本形成總額，采用的各省固定資本形成總額的經濟折舊率δ為他們計算出的9.6%。我們沿用其估算方法、參數賦值以及他們已經估算出的2000年各省年末資本存量數，并使用各省統計年鑒中的固定資本形成總額，測算出各個省份2001~2012年的年末資本存量數據。③勞動產出比率（Labor），各地區年末從業人數占GDP的比例。就業人數的增加通過影響供給和需求，進而影響產出和物價水平。從宏觀層面看，反映通脹與失業率（就業率）的菲利普斯曲線表明通脹率與就業率正相關，我們稱該效應為就業的菲利普斯效應。但從地區層面看，由于我國存在大規模勞動力流動，勞動力大量流入的地區可能因為市場規模效應，使得比勞動力凈流出地區面臨更低的價格水平，我們稱該效應為勞動力的地區流動效應。

各地區就業人數對價格波動的影響取決于菲利普斯效應和地區流動效應孰大孰小。④各地區貿易開放度（Trade），地區進出口總額占GDP的比例。⑤各地區外商直接投資（Fdi），外商直接投資占GDP的比例。貿易開放度和外商直接投資反映一國經濟對外開放程度，相關研究表明，對外開放總體上有利于平抑價格波動，但也可能通過國際價格傳遞效應和外匯儲備累積效應加大通貨膨脹壓力。⑥各地區財政規模（Fiscal），各地區財政收支總額占GDP的比例。財政支出是社會總需求的重要組成部分，財政規模的擴張可能導致需求拉上的通貨膨脹，同時FTPL理論進一步認為價格是一種財政現象，因此政府財政行為是影響經濟波動的重要因素。⑦各地區金融發展（Finance），社會融資總量占GDP的比例。社會融資總量是實體經濟從金融體系獲得的全部資金總額。隨著我國金融市場的發展和直接融資比重的提高，企業融資渠道逐步多樣化，社會融資總量是一個更全面的刻畫我國金融發展水平的指標。⑧各地區城鎮化率（Town），地區城鎮人口占各地區常住總人口的比例。城鎮化水平的提高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顯著特征，因此也是不能忽視的控制變量。以上各變量的原始數據摘自國家統計局網站、中國人民銀行網站、《中國統計年鑒》、《中國金融年鑒》、《新中國60年統計資料匯編》，并根據相關計算公式計算得到各變量數據。

三、實證結果分析

利用Stata12.0對（1）式進行回歸，回歸結果如表2所示。模型1是以GDP平減指數為被解釋變量的回歸結果，模型2是以消費者價格指數為被解釋變量的回歸結果，模型3是以商品房銷售價格為被解釋變量的回歸結果。Hausman檢驗支持固定效應模型，因此表2中顯示的結果均為固定效應模型回歸結果。表2顯示，實際工資水平在10%水平上與GDP平減指數顯著正相關，在1%水平上與消費者價格指數顯著正相關，在1%水平上與商品房銷售價格顯著正相關，表明實際工資增長顯著地推升了我國通貨膨脹水平。同時注意到，實際工資對消費者價格指數和商品房銷售價格的影響顯著性明顯高于GDP平減指數，我們推測實際工資增長更加顯著地推升了終端消費品價格（住房也屬于最終產品），這意味著實際工資增長不僅通過生產成本上升推動通貨膨脹，而且通過需求擴張拉上通貨膨脹。在房地產按揭貸款市場上，銀行會根據工資收入證明決定按揭貸款發放的數額，因此工資承擔著類似“資本品”的功能，具有杠桿效應。

工資水平的上升意味著購房者可以獲得更多銀行按揭貸款，承受更高的房價水平。由于房地產市場不但承擔滿足老百姓住房需求的功能，還具有重要的資產保值增值功能，預期在房地產市場的作用就特別突出。在看漲預期的驅動下，隨著消費者實際工資水平的提高，購房用于保值增值的意愿不斷增強，這又不斷驅動銀行信貸通過按揭的方式進入房地產市場，從而形成工資上漲→銀行貸款不斷流入房地產市場→房價上升的循環機制，由于房地產市場的發展和房價的上升又對建筑業、鋼鐵、水泥、建材、裝修等行業的供需和價格產生廣泛的影響，這一循環機制可能構成了我國工資—通貨膨脹循環的一條重要傳導機制。其他控制變量方面。消費與GDP平減指數在1%顯著水平上負相關，與消費者價格指數在10%顯著水平負相關，表明消費增長引致的需求增加沒有拉上價格水平；資本產出比率與GDP平減指數、消費者價格指數在1%顯著水平上正相關，這與中國長期以來內需不足、主要依靠投資驅動的增長模式相符。

勞動產出比率在1%顯著水平上與消費者價格指數負相關，與房地產價格正相關，意味著勞動力流入和聚集地區有更低的物價和更高的房價。這與現實是相符的，如北京、上海、廣州等城市，房價很高，但物價不高。外商直接投資在1%顯著水平上與GDP平減指數、CPI、房價負相關，貿易開放度在1%顯著水平與CPI負相關，表明經濟開放度的提高有利于抑制通貨膨脹，這與市場和競爭的全球化趨勢是相符的。財政規模、城鎮化水平在1%顯著水平上與GDP平減指數、CPI、房價正相關，表明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和城鎮化同時也是推升通貨膨脹的重要因素。金融發展在5%顯著水平上與CPI負相關，這也很好理解，金融發展受到貨幣政策的控制，與CPI負相關，正反映出CPI是中央銀行貨幣政策調控目標；與房價1%顯著水平上正相關，金融業與房地產業的緊密聯系，也是基本的共識。模型3還揭示出，我國房地產市場確實表現出很強的金融資產屬性（如金融發展、財政規模、城鎮化、實際工資、勞動力人數主要從需求層面和資產保值增值角度影響房價的因素與房價顯著正相關），而實體層面的因素對房價的影響不具決定性（如資本、消費、對外貿易與房價均不顯著），這與沈悅、劉洪玉（2004）的結論是一致的，也再次證明房地產市場上，住房保值增值→價格預期→工資增長→銀行貸款不斷流入房地產市場→房價上升的動態循環機制的重要性。

四、結論

本文基于省級面板數據，發現：實際工資水平與GDP平減指數、消費者價格指數商品房銷售價格均顯著正相關，表明實際工資增長顯著地推升了我國通貨膨脹水平。同時注意到，實際工資對消費者價格指數和商品房銷售價格的影響顯著性明顯高于GDP平減指數，我們推測實際工資增長更加顯著地推升了終端消費品價格（住房也屬于最終產品），這意味著實際工資增長不僅通過生產成本上升推動通貨膨脹，而且通過需求擴張拉上通貨膨脹。在房地產按揭貸款市場上，工資承擔著類似“資本品”的功能，具有杠桿效應。隨著消費者實際工資水平的提高，購房用于保值增值的意愿不斷增強，這又不斷驅動銀行信貸通過按揭的方式進入房地產市場，從而形成工資上漲→銀行貸款不斷流入房地產市場→房價上升的循環機制，由于房地產業又對建筑業、鋼鐵、水泥、建材、裝修等行業的供需和價格產生廣泛的影響，這一循環機制可能構成了我國工資—通貨膨脹循環的一條重要傳導機制。本文的政策建議是：（1）在劉易斯拐點的到來、人口結構老齡化和政策因素的共同驅動下，實際工資步入快速上漲渠道，本文的實證結論意味著，這將抬高我國通貨膨脹水平。對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調控來說，應增加對通貨膨脹的容忍度。如果不能提高通貨膨脹調控目標，可能引起貨幣政策誤操作：在本該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的通脹區間內，采取了緊縮的貨幣政策，這將打擊實體經濟發展，引起企業倒閉和失業增加。近年來，時有新聞報道某地區企業出現倒閉潮，是否與貨幣政策過緊有關，需引起央行的高度重視。（2）過高的房價已經超出了社會的承受能力，本文的實證結論還認為，控制房價有利于降低工資—通貨膨脹循環。提高銀行貸款利率和首付比有利于現值房價，但這會誤傷“剛需”和實體經濟，根本的措施在于降低住房的資產屬性，還其住房屬性。需借鑒西方國家的做法，對住房持有環節征收較高的房產稅，可能是一條好的辦法。

作者：孫力軍 嚴丹 單位：上海立信會計學院金融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