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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國家與市場或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是經濟體制和經濟理論研究的一個中心問題。對中國特殊國情與發展階段來說,“發展型政府”與“服務型政府”并不能準確界定中國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而西方市場調節型市場經濟模式也缺乏中國適用性。只有符合中國特殊國情與發展階段的國家主導型市場經濟模式,才是中國政府與市場關系的應有模式。
關鍵詞:發展型政府;市場調節型;國家主導型;市場經濟模式
國家與市場或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是經濟體制和經濟理論研究的一個中心問題。對如何處理國家與市場的關系,經濟學家們眾說紛紜,由此形成了經濟自由主義和國家干預主義此消彼長的持久論爭。盡管人們已認識到市場與政府的關系并不是一種簡單的替代關系,但政府干預總是與市場缺陷有關。如果所有的經濟問題都可以由市場很好地加以解決,政府干預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價值。因此,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討論一般是從考察市場失靈或市場缺陷開始的。
一
目前,西方主流經濟學關于市場失靈的理論是建立在對壟斷、外部性、公用品和信息不對稱等現象分析的基礎之上的。但這種分析是一種短期的分析、靜態的分析、微觀的分析、純粹的經濟分析和以發達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為背景的分析。因此,并沒有真正揭示市場機制的根本缺陷。實際上,市場經濟最根本的缺陷不在微觀方面,而在宏觀方面,也就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強調的由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導致的生產與消費的矛盾、收入和財富占有的兩極分化及經濟發展的無組織性,這也是凱恩斯宏觀經濟政策和國家干預主義的出發點。很多學者注意到中國政府在經濟發展中所起到的核心作用,并主張以“發展型政府”概念概括中國政府的職能模式。“發展型政府”概念源于查默斯·約翰遜的《通產省與日本經濟奇跡》一書。在該書中,約翰遜認為,日本模式介于蘇、美模式之間,政府對經濟起主導作用,但并非全面掌控;政府將市場作為發展經濟的工具,而不是信奉原教旨的自由市場主義。韋德和阿姆斯登將約翰遜的原創性思想擴展到對我國臺灣地區和韓國經濟發展的經驗性研究中,批判新古典經濟學家對東亞奇跡的解釋。一些學者鑒于“發展型政府”源于東北亞地區,與中國在文化背景、發展經驗上有諸多相似之處,因而將中國政府的職能模式概括為“發展型政府”。他們認為,中國經濟改革以來,存在一個有著強烈發展意愿的政治經濟領導核心,他們事實上起到了為市場經濟“領航”的作用;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程度較高,利用制定發展戰略和規劃、實行扶植性產業政策的方式促進經濟發展;政治精英與經濟精英在發展問題上基本達成一致,保證了合作主義的國家——社會關系。由于面臨比較相似的歷史文化傳統和發展階段,中國政府具有比較明顯的“發展型政府”的特點,但僅僅用“發展型政府”來概括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的職能和特點并不全面,也并不準確。如,東亞模式各國實行資本主義制度,而中國則實行社會主義制度;東亞模式的各國經濟以外向型經濟為主,而中國經濟則以內向型為主;東亞模式涉及的國家和地區面積小、人口少,而中國則是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大國,區域差異很大;東亞模式的成功與冷戰時期國際環境有很大關系,而這種條件目前已不存在;中國是一個典型的二元結構國家,而這對其他東亞國家和地區并不是一個重要問題;中國政治制度和經濟結構也與其他東亞國家和地區存在根本差別,等等。
有學者認為,中國政府應盡快向“服務型政府”轉型,并用“服務型政府”概括市場經濟中政府的作用,但“服務型政府”并不是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家的作用或職能的概括,而是意在強化政府的服務意識和服務水平、減少和規范行政審批、減少政府對微觀經濟運行的干預。這種概括并不能包括國家的主導作用及國家在計劃統籌、宏觀調控、市場監管和促進發展等方面的職能。
有不少學者認為,中國經濟改革的目標模式應是建立那種在西方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實行的有調節的市場經濟模式,即建立只管價值不管實物、只管總量不管結構、只管宏觀不管微觀、只管需求不管供給的政府。但實踐證明,這種模式并不符合中國實際。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點:
首先,這種模式缺乏經濟發展的長遠計劃。國家的長期決策是根據經濟發展的長遠利益做出的,它直接規定了國民經濟的發展方向、速度和總體結構,一般不受短期市場價格波動的調節。實現長期決策的主要手段是產業政策、政府投資等直接的調節手段。與此不同,在有調節的市場經濟模式中,政府調節的主要任務是克服市場波動、維護宏觀經濟的穩定和平衡,一般不考慮長遠發展問題,這對中國這種發展中國家顯然是有缺陷的。
其次,這種模式缺乏實現經濟發展長遠目標的手段。一般來說,國家根據經濟發展的長遠利益而制定的經濟發展結構與市場自發形成的經濟結構往往是不一致的,也正是這種不一致產生了計劃調節的必要性。而國家計劃調節目標的實現又不可能完全建立在間接的總需求管理上,因為總需求管理只是一種短期的總量政策,而不具備長期結構性調節的功能,實現經濟發展的長遠目標更多地需要政府的直接調節。
第三,這種模式缺乏應對欠發達市場經濟中市場失靈的措施。在發達的市場經濟中,市場失靈主要是一種局部的功能性障礙,而在中國這種欠發達的市場經濟中,市場失靈首先因為市場發育不完全、市場信號扭曲,市場失靈的廣度和深度都遠遠超出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在這種情況下,市場機制對資源配置的調節作用就受到了較大局限,而政府對經濟生活的調節和干預在廣度和深度上卻大于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
第四,這種模式不能有效處理經濟轉軌過程中面臨的一些具體問題。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過程中,中國面臨人口膨脹、生態環境惡化、基礎產業落后、失業率上升、收入差距擴大、社會階層分化、國際競爭激烈及新舊觀念沖突等各種矛盾和沖突的威脅。在這種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如果沒有一個能保證國家獨立、社會穩定、法制嚴明、經濟繁榮的強有力政府,經濟和社會就會陷入嚴重的混亂和無序狀態,改革和發展將會受到阻礙。
第五,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后發工業化國家所面臨的趕超任務不可能以自發演進的方式來實現,它要求通過政府的主導作用,加速國內資本的集中和積累,推動重點部門和重點企業的迅速擴張,加快產業結構的重組和高新技術的發展,以此增強國民經濟的國際競爭力,盡快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作為一個經濟落后國家,中國經濟在國際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在這種條件下,如果沒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來代表和維護國家的整體利益,就很難避免發展中國家現代化所固有的模仿性、分裂性和依附性的惡果。
第六,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以公有制為主體的。雖然在經濟轉型過程中所有制結構會發生較大變化,非公有制和非國有經濟的比重會有較大發展,但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不會發生根本變化。在這種經濟體制中,國家不僅要成為宏觀經濟調節者,而且要作為生產資料所有者介入經濟運行過程,這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與西方有調節的市場經濟體制的一個根本差異。
二
中國的市場經濟模式是一種什么樣的模式呢?國家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到底應發揮什么樣的作用呢?在這一問題上,人們通常用國家或政府的宏觀調控來概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本質特征和國家的經濟職能。但要強調的是,這里所說的宏觀調控并不是一般意義的宏觀經濟政策和宏觀經濟調節,這是因為:第一,宏觀經濟調節并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獨有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也存在宏觀調節。第二,宏觀調節只是政府經濟職能的一部分,并不包括政府其他一些重要經濟職能,如微觀規制、市場監管、公共服務等。第三,社會主義經濟中,政府特有的一些經濟職能(如計劃協調、統籌兼顧、國有資產管理等)及與中國特殊國情和發展階段相聯系的經濟職能(如經濟發展、結構調整、制度創新等),也沒有在宏觀調節這一概念中得到體現。這里所說的宏觀調控實際上是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家經濟職能的總體概括,包括多方面內容,主要有:
(一)計劃統籌
市場機制具有自發性、盲目性和滯后性等內在缺陷,為減少市場機制這些缺陷對經濟發展產生的消極影響,國家需要從全局和長遠利益出發,對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進行有計劃的調節和統籌兼顧。計劃統籌是國家最基本和最高級的經濟職能,它的目的是從宏觀上對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目標、結構、速度、效果等基本因素進行有計劃的調節,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統籌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推動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二)公共服務
公共服務是指為社會全體居民提供基本的非盈利性產品和服務,包括國防、治安、公共醫療、公共教育、社會保障、環境保護和基礎設施建設等內容。這些基本產品和服務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保證,但由于其特殊的非盈利性,市場機制無法有效地加以滿足,必須由政府來提供。只有加快建立公共服務型政府,通過為經濟發展營造良好的法律政策環境和有序競爭秩序,加大公共管理力度,保證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充分供給,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才能為經濟增長提供新的動力。
(三)宏觀調控
宏觀經濟失衡是市場經濟一個固有缺陷。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生產與需要的平衡是通過價格機制自發調節的,這種自發調節不僅不能保證整個社會總生產與總需要的平衡,甚至在一定條件下可能造成工人大量失業和惡性通貨膨脹。宏觀領域存在的這種市場失靈,要求政府進行總量關系調節,促進宏觀經濟平衡。如,通過財政與貨幣政策調節總供給和總需求,促進國民經濟總量平衡和物價穩定;通過對勞動力市場宏觀調節和推出就業政策,促進充分就業;通過對國際收支的宏觀調節實現國際收支平衡;通過經濟逆向調節消除經濟運行出現的波動,促進國民經濟的穩定健康發展等。
(四)微觀管制
市場機制失靈是市場經濟的另一個重要缺陷,主要表現為外部性、壟斷、信息不對稱、公共產品等方面。在存在市場失靈的情況下,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作用就會受到限制。因此,也需要政府進行調節。如,通過政府干預控制外部不經濟效應、利用外部經濟效應;通過制定市場進入、市場交易和市場退出規則及反不正當競爭和反壟斷措施,創造市場公平競爭的環境和秩序,促進有效市場結構的形成;通過增加透明度和交易信息供給,減輕信息不對稱對經濟效率帶來的危害。由于微觀領域中政府干預通常以非市場手段直接介入市場,造成對市場的替代或對市場的限制,故又稱為微觀管制。(五)國有資產監管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發展中起主導作用,在一些關鍵性領域和重要行業中,國有經濟占有較大比重。在這種情況下,國家作為國有經濟的所有者需要承擔起所有者的職能,代表全體人民對國有資產進行有效監管,保證國有資產保值和增值,通過國有資產管理機構和機構管理國有經濟的資產和股份,任命或提名國有控股公司負責人,參與國有資產經營的重大戰略決策,監督國有資產營運。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政府的一項重要職責。
(六)制度創新
作為一個處于發展與轉型階段的社會主義國家,領導和組織改革、推動創新也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一個重要職能。與早期資本主義發展歷史不同,社會主義制度是通過“內源”的自主式發展建立起來的,也就是說,是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有計劃、有組織地進行的。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如改革開放以來從計劃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型,也都是由黨和政府領導和發動的。因此,國家不僅是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也是市場經濟改革與發展和制度創新的主導力量,中國的經濟改革同樣是一種國家主導型的制度變遷。
上述政府職能的根本目標是促進經濟發展、構建和諧社會、滿足全體人民的共同利益。從國家與市場的關系看,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體制模式是一種以市場機制為基礎、以國家調節為主導、以經濟發展為導向的國家主導型市場經濟體制。市場機制的基礎性作用也是市場經濟的根本特征,這種根本特征主要體現在:一是市場經濟中各微觀主體是獨立的所有權主體,它們之間的關系是平等的市場交換關系。二是商品和資本、勞動力和土地等各種生產要素與各種經濟資源都變成了商品,要通過市場進行交易。三是由供求、競爭和價格等因素的變化波動、相互作用組成的市場機制調節著生產和消費,引導資源的配置過程,推動經濟的發展。建立這種以市場機制為基礎調節資源配置的市場經濟體制,實現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型,是經濟改革的主要內容和基本方向。但應認識到,發揮市場機制的基礎性作用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F代市場經濟是有調節、有干預的市場經濟,國家或政府的調節在現代市場經濟運行和發展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因此,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早已成為歷史的遺物。盡管如此,對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絕不可輕視。20世紀后半期以后,以私有化、自由化、國家作用最小化為核心內容的新自由主義思潮在全世界大肆泛濫,持這種觀點的人往往自覺不自覺地從他們的意識形態出發來解讀中國的模式和經驗,把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完全歸結為經濟的市場化和自由化,對國家的調節作用持完全否定的態度。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改革以來,中國經濟的發展主要是依靠市場部門取得的,龐大的國有經濟和廣泛的政府干預只是起到抑制經濟活力、損害經濟成長的消極作用;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是因為發揮了市場的作用,中國經濟存在的種種問題則是政府干預所致;政府的規模應是越小越好,職能越少越好,政府除保護產權、制定競爭規則外,不應管更多的事情,改革的指導思想應是“大市場,小政府”。這種觀點是錯誤且不符合事實的。實際上,從早期資本主義到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國家所承擔的社會職能是越來越多而不是越來越少,政府的規模是擴大而不是縮小,政府的作用早已超出“守夜人”的范圍。在當前的歷史條件下,政府的強弱對國家強盛和社會發展來說至關重要,對發展中國家更是生死攸關。一個軟弱無能的政府不可能打開現代化的大門。中國經濟近30年的持續快速發展既得益于資源配置的市場化,得益于改革開放的正確路線,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有賴于穩定的社會環境、有效的宏觀調控、適當的行政干預、明智的戰略與策略及強有力的組織與協調,國家調節和市場調節有著同樣重要的作用。
三
國家主導型市場經濟模式曾是為實行工業化的后進現代化國家和許多處于經濟與社會轉型階段國家普遍采用的一種經濟模式。這種市場經濟模式同現代英美等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實行的有調節的市場經濟模式相比,最重要的差別是:在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里,資源配置主要依靠價格機制的引導,政府職能主要是制定和實施市場規則,并通過財政和貨幣政策,維持總供求的平衡,為市場機制起作用創造條件。這種市場經濟是一種宏觀間接協調下的市場經濟。而國家主導型市場經濟模式則不同,國家是現代化和市場化的發動者與組織者,它的主要職能不僅僅是維持社會秩序和保持經濟穩定,更重要的是推動經濟和社會發展,實現經濟的持續發展。中國的國家主導型市場經濟除具有后進現代化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的一般特點外,還有自身的一些重要特點。它們的相同之處在于都反映了市場發育不足和后進國家特殊的國際國內環境對制度選擇的影響,不同之處則在于憲法制度和歷史階段的差異。中國的國家主導型市場經濟是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和工業化目標雙重約束下形成的,反映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特殊的歷史要求。這種國家主導型市場經濟雖不是中國市場經濟體制永久固定的模式,但也不是一時的權宜之計,它是適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的一種體制選擇。
在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家的主導作用主要體現為:(1)國家不僅作為市場規則的制定者和宏觀環境的維護者影響經濟運行過程,而且作為生產資料所有權和社會共同利益的共同代表深入經濟生活內部,對經濟運行過程產生決定性影響。(2)國家調節的目標不僅是維護宏觀經濟平衡,為市場機制創造外部條件,更重要的是選擇正確的經濟發展戰略,引導和調節國民經濟的發展方向,推動工業化進程,促進國民經濟持續穩定發展。(3)國家調節的內容不僅是總供求之間的總量平衡,更重要的在于資本、勞動力和自然資源的有效利用,產業結構的高度化,區域關系、城鄉關系和國際經濟關系的協調,社會利益關系的和諧等。(4)國家調節的手段不僅包括間接的需求管理,即財政、貨幣政策,還包括許多直接調節的手段,如,改革與發展計劃的制定、國有資本的管理、基礎設施的投資、產業結構的調整、科學技術的推動等。從更廣泛的角度看,政府還要運用經濟、政治、法律和文化等各種力量,從各個方面促進經濟發展。
從經濟體制的內部結構看,可把中國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體制概括為計劃與市場統分結合的二元經濟體制。(1)市場系統是完全按照市場調節機制運行的自由性經濟部分。這一領域以非國有經濟和部分競爭性國有經濟為主,企業是完全獨立或基本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它們的活動完全受價格、供求和競爭機制的調節,國家對這一系統經濟運行過程不進行直接干預和調節,而只通過制定和維護競爭的市場規則、有效的宏觀調節來為企業的經濟活動和市場的正常運行創造良好的外部條件,這一系統是市場經濟的基礎。(2)計劃系統是國家可直接調節和控制的主導性經濟部分,它以非競爭和弱競爭部門的國有經濟為主。在這一系統中,國家通過以下途徑對經濟運行過程進行直接干預:一是國家作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參與企業分配過程,直接決定國有資產的收益率,調節國民收入在國家與企業間的根本比例,控制社會積累的主要部分,影響擴大再生產的方向和速度。二是國家利用手中控制的國民收入,根據國民經濟發展的長遠目標,直接決定重大投資的規模和方向。三是國家為保證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穩定地發展,對一些特殊性質企業的經營活動進行必要的直接干預。如,對壟斷性企業和公用事業的價格實行政府定價;對一些重要產品的生產和流通實行計劃配置;對一些關鍵部門的國有企業提供財政支持,等等。四是根據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保留對一些重要宏觀經濟參數的直接控制,如制定稅率、利率、匯率和其他一些帶有行政約束力的經濟規則,等等。在上述的各個領域,企業雖然也是獨立的商品生產者,服從市場競爭的調節,但它們的自主性和獨立性是有限的,它們不僅作為獨立的微觀經濟主體而存在,而且具有重要的宏觀意義,承擔重要的社會職能。(3)計劃調節系統和市場調節系統既相互獨立又相互統一。所謂計劃與市場的統一是指計劃和市場的作用都覆蓋全社會。計劃調節系統應盡可能利用市場機制和價值規律的作用,而市場調節系統也應受政府宏觀調節的指導。所謂計劃與市場的分立則是指政府系統與市場系統是相對獨立的。計劃系統應主要體現國民經濟長期和整體發展的要求,按計劃目標運行;而市場系統則應主要體現市場競爭的要求,按自由的市場規則來運行。在計劃與市場分立的條件下,國家計劃調節的重心應放在政府系統內,這既有利于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又有利于國民經濟的有計劃發展。(4)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相結合。從政府系統內部關系看,計劃與市場相結合是通過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相結合來實現的。經過三十年的改革探索,中國逐步形成了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集權與分權相結合的新型中央與地方關系體制。這一體制總的原則是:既要體現全局利益的統一性,又要有統一指導下兼顧局部利益的靈活性;既要維護宏觀調控權的集中,又要在集中指導下賦予地方必要的權力;中央政府作為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及宏觀調控的主體,代表國家的全局和長遠利益,是推動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主導性力量。地方政府則在憲法和制度規定的職能范圍內獨立負責處理地方事務,制定本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計劃,協調本地區的重要經濟關系,維護市場秩序,提供公共服務,促進市場發育,推動本地區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因此,地方政府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相互補充、相互配合、相互制約,共同推動了經濟和社會的發展。
國家主導型市場經濟模式充分體現了中國工業化和市場化雙重轉型的歷史要求,體現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根本要求;有利于國家從全局和長遠的需要出發調節國民經濟發展的方向、速度和總體結構,支撐、引導和帶動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克服單純市場調節的局限性,保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和國民經濟的持續、協調和健康發展;有利于保障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和促進非國有經濟的健康發展;統籌兼顧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實現共同富裕與防止兩極分化的社會主義目標;有利于增強國家的經濟實力、國防實力、民族凝聚力及應對各種突發事件和重大風險的能力,保持經濟和社會的穩定與和諧。
當然,國家主導的市場經濟模式既有自己的優點,也有自身的不足。由于在這種經濟體制中,政府具有比較大的作用和影響,因而,它既可能成為經濟發展強大的動力,也可能導致嚴重的官僚主義和腐敗現象,出現政府失效問題。因此,為有效發揮國家的主導作用,必須加快政府管理體制改革,轉變政府職能,減少政府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優化政府組織結構,減少行政層級,理順職責分工,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抑制腐敗現象,形成行為規范、運轉協調、公正透明、廉潔高效的政府管理體制。同時也應認識到,國家主導型市場經濟模式也不是固定不變的,它也要隨著經濟和社會條件的變化而變化、發展和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