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合作經濟重塑及供銷社的抉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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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中國農村合作經濟組織，首當其沖的矛盾就是40多年來人們習以為常的所謂的合作與真正意義上的合作的矛盾。多年來，包括目前存在的合作經濟組織并非經典意義上的嚴格形式的合作經濟組織，名與實之間是嚴重背離的，往往把集體經濟混同于合作經濟，以集體化替代了合作化。這些合作經濟組織，既沒有實行合作社的普遍原則，更不具備合作組織的基本特征。我們所說的經典意義上的合作是指以羅虛代爾原則為基礎，以經濟要求為主要取向的合作。按國際合作社聯盟1984年第28屆代表大會的重新定義，新的合作社原則主要包括以下內容:(l)自愿參加和退出原則;(2)民主管理原則;(3)嚴格限制對股金的紅利分配，即合作的非盈利原則;(4)按社員對合作社的利用比例分配，即公平原則。;因而，它要求合作社在組織目標上，實現對外盈利性與對內服務性的統一;在財產形式上，實現個人產權的獨立擁有與集體共同利用的統一;在合作形式上，實現社員進入自愿與退出自由的統一;在分配形式上，實現社員個人利益與合作社公共利益的統一?？梢姡酝乃^合作與真正意義上的合作是大相徑庭的。
中國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的重塑，至少要解決以下難題:
1.合作形成的整體環境。從合作形成的整體環境看，合作運動產生的前提條件是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真正成功的合作運動大都是建立在商品經濟充分發展的基礎上的。在我國農村商品率不高，尚存在大量勞動力過剩而資本相對不足的情況下，企望合作運動一毗而就，一步登天，無疑是天方夜譚。因此，合作運動的推進，必須在改善合作形成的整體環境的同時，適應生產力的發展，合作組織的形式必須是能促使有限的社會、經濟資源形成最佳的資源組合形式，讓組織形式的選擇與相應的發展階段相吻合，才能使合作社這一組織形式在中國健康地成長起來。
2.合作形成的動力機制。從合作運動的發展歷史看，合作組織勃興的基本力量始終是經濟動因。合作社被選擇為應付外界環境變遷的組織手段的主要目的，就是為生產經營者提供各種形式的購買、銷售和財務服務，抵制商業資本的盤剝，以降低成本和增加收入;充分利用現代技術和相應的投入尋求規模效益，以謀取更高的生產效率;解決小生產和大市場的矛盾，節約交易成本。像而，中國農村許多地方的現實格局是:由大量分散的小農戶與傳統的集市貿易相互依存而形成的經濟主體分散與市場分散的局面，它一方面抑制商業組織的發育和商業資本的積累，使農民暫時感受不到商業資本的威脅;另一方面，農戶小規模經營提供的商品性產品少，自給性消費占較大比重.加之，大量剩余勞動力的存在使農業勞動邊際價格為零，只要能擁有維持基本生存的就業和收入條件，農民哪里還能考慮到交易成本的高低呢?因此，解決合作形成的動力機制間題，必須要完汕市場機制，矯正農村要素市場和產品市場的不完備，為合作經濟組織提供發育和成長的市場環境;必須根據農民生產、經營上的多種需求，選擇現實的經營組織形式和規模經濟利用形式，彌補分散的小農生產和分散的市場之間形成的“真空”地帶，通過開展社會服務和集中買賣等活動，降低交易成本，節約流通費用，促進生產發展。
3.合作形成的組織方式。合作形成的組織方式主要有自發和引進兩種。自發形式的合作組織是通過啟蒙和宣傳，自下而上，由點到面逐步發展而成;引進形式的合作組織則是由政府自上而下推行的結果。中國當代的合作運動，從其發展之初就選擇了自上而下的途徑，是以強化和滿足非經濟要求為其基本目的發展起來的.在農村，組織農民走社會主義合作經濟道路，是我們始終奉行的原則，但諸多的曲折，無疑給中國農民打上了難以熨平的印記，至今仍陷于“恐合癥”的惶惑之中。我們當然不能由此而推斷自上而下方式的無效，許多國家成功的經驗表明，采取自上而下方式實現合作，也是一條比較有效的途徑。關鍵在于實現合作目的指向的正確性.對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的國家來說，為了盡快推進農業實現現代化和走向國際市場，對農村合作事業的發展，進行積極的千預和扶持是完全必要的。然而，通過自上而下的途徑推進合作運動，必須以經濟目的為指向自不待言，還必須有效地解決以下兩個問題:一是通過合作經濟組織的重塑，解決農民的恐懼感。包干到戶后重提合作問題，對于頭腦仍存“恐合”意識的中國農民來說，有著本能的反感和排斥意向;二是通過重構合作經濟組織的經營管理方式，鏟除農村千部的“回歸感”。重提合作的重要性，對于一大批“公社式”干部來說，所反映的只能是以往的管理形式和做法，無疑進一步強化了農民的“恐合癥”。
4.合作形成的制度基礎。合作形成的制度屬于具體制度安排的范疇，它所規定的應是合作經濟活動和合作經濟關系的行為準則。顯然，無論是歷史還是現實，中國在經典意義上的合作經濟活動和合作經濟關系的行為準則方面是脆弱的，即沒有牢固的合作形成的制度基礎.改革以來，政府雖然通過各種途徑強調農村合作，但限于合作概念和合作意愿的表達多，而制定具體的操作規則和行為規范少。合作經濟運動發展的經驗表明，由自上而下途徑建立合作體系，必須有可供遵循的法律規范和足以誘致的政策手段(如對合作社實行優惠稅率)。沒有約束合作社行為模式和關系的一套行為準則，合作體系的建立和發展必然是扭曲的.再則，有關的經濟主體本身尚未形成對合作趨向的潛在的變遷動機(即使存在也是不普通的).換言之，在目前的社會約束條件下，僅從制度需求的角度看，對合作的潛在的制度需求，還未能轉化為實際的制度裕求。所以，我們不能僅僅依據良好的愿望，企盼在很短的時間內具有規范意義的合作體系會奇跡般地出現。
二、農村供銷合作社的選擇
合作經濟組織是一種超越社會制鳥、超越民族和國界的世界性的社會經濟現象。它經歷了由簡單到復雜、由松散到緊密、由局部發展到理蓋整個社會再生產過程各個環節的發展過程，形成目前的網絡化、系列化和縱向化的現代合作體系。中國的農業生產仍處于較為明顯的傳統的起步時期和發展初期，應大力發展流通領域以及產前、產中和產后服務領域的合作組織。正是這類組織有利于解決和克服現階段中國農村向現代化農業轉換中面臨的困難和間題。從現存的各類“中國式”的合作組織來看，中國農村供銷合作社是最具備承擔農村流通服務以及產前、產中和產后服務條件的合作組織形式。
但是，中國供銷合作社系統所面臨的因難和窘境是不容忽視的。面對改革開放的大潮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遙人形勢，供銷合作社在外部和內部雙重壓力夾擊下，陷入十分艱難的境地。從組織形式看，農民群眾沒有真正把供銷合作社看成是自己的經濟組織，供銷合作社也沒有把社員群眾看成是主人，國家也沒有使供銷合作社這個農民群眾共同所有的合作經濟組織成為現實;從經營效果看，供銷吾作社的困難和危機也在日益加深，業務增長緩慢且市場份額妻縮，不少基層社經營連年虧損，甚至出現為數不少的’空殼社”;從發展趨勢看，供銷合作社的聯合功能、系統功能日益退化.如果任其發展下去，中國農村的供銷合作社，絕對無法擔當推動農業經濟向現代市場經濟轉變，走向國際市場參與國際競爭的歷史重任。
處于窘境的中國農村供銷合作社面臨三重選擇:復歸、替代和重建。復歸意味著走回頭路，回到舊體制、舊方式和舊組織，這是一個決無可能的選擇。至于替代，也無存在的可能性。因此，只有重建才是農村供銷合作社走向現代化最為明智的舉措。然而，中國農村供銷合作社的重建，面臨著經典意義的合作與中國具體實踐脫離的矛盾和沖突，所以有必要進一步梳理中國農村供銷合作社的重建思路。即如何面對現實使中國農村供銷合作社走向重建之路，并最終建成既具有經典意義又符合中國實際的合作組織。
農村供銷合作社重建這一命題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選擇什么樣的組織形式;二是選擇什么樣的方式實現重建的目標。它意味著對現有組織格局改造和功能重組，這一改革過程的困難和障礙是不言而喻的.不僅要受到傳統觀念的束縛，而且由于組織形式的變動勢必要形成對舊組織格局的沖擊。為避免或減少沖突和混亂，就要求我們必須以穩定的方式推進改革，在穩定中弱化舊組織形式的束縛，有選擇地定向培植新組織的基因，使新組織形式逐步成長起來。即“漸進式”的改革方式應該是農村供銷合作社重建的基本思路。這樣震蕩小，重建過程中形成的沖突可以逐漸釋放，逐步積累經驗，避免或減少發生大的失誤，使舊組織格局平穩過渡到新組織格局，最終完成農村供銷合作社重建之路。在具體操作上，應該注意以下問題:
1.農村供銷合作社重建的過程實際上是新的經濟活動和經濟關系行為準則形成的過程，即制度安排變遷的過程。農村供銷合作社在重建中的選擇和創新，一方面是在既定制度框架內進行的，制度條件的優劣決定其選擇與創新行為效率的高低，另一方面，許多必要的制度設置，又是農村供銷合作社選擇和創新內容的本身，它作為具有理性的經濟活動主體，必然要選擇效果最佳的制度安排。因此，政府作為制度供給的主體，在制度變革方式上，應將誘致性制度變遷和強制性制度變遷結合起來，即一方面為農村供銷合作社提供一個回旋余地較大的制度框架，使其通過一系列非強制性信號，進行重建的選擇和創新;另‘方面，由于經濟主體的理性不是無限的，又需要利用強制力量的約束和界定農村供銷合作社的行動“空間”及其權利、責任和義務。這樣，可以使農村供銷合作社在重建過程中，既能根據現實的社會政治經濟環境自主地選擇符合自己利益的經營方式和范圍;又必須運行在既定的制度范圍之內。
2.重建農村供銷合作社，必須使其組織形式與當前的發展階段相吻合。當前農村的中心任務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因此我們要用市場經濟的理論來解決重建間題。傳統的農村供銷合作社面對的是小生產方式下的簡單的商品經濟市場，而現在中國要建立和發展的是現代意義的市場經濟體系.因此，農村供銷合作社既不能原封不動停留在原有的組織形式上，也無法一步到位建成具有現代意義的合作組織.所以，它的組織形式的發展必然要經歷一個逐步變遷的過渡時期，從目前來看，由企業化到合作化應該是農村供銷合作社重建的必由之路。因為:合作化的發展是需要一定條件的，要與生產力的發展相吻合，建立在商品經濟充分發展的基礎上，使合作社具有生存和發展的動力機制和制度條件。在現階段，各方面條件尚未成熟之前，選擇企業化的道路似乎更為可行和更為現實，讓農村供銷合作社首先成為企業化的完全的商品生產者，通過市場經濟“煉獄”的洗禮后再走上合作之路。何況，在事實上中國的供銷合作企業已經自覺與不自覺地走上了企業化發展道路，以企業化的經營形式與農民形成商品交換和發生聯系，成為追求盈利的企業組織，這是一個無法回避的現實。
3.股份合作制是從實現合作的條件入手來設計過渡時期的最好的組織形式.股份合作制是合作秘與股份制的有機結合，是集合作制與股份制的特征和性質于一身的一種新型的企業組織形式。它以股份制的方式建立企業產權制度，并按照股份和合作的原則建立企業的分配制度.這種組織形式，一方面，具有合作經濟的主要特征，如勞動者的聯合，不可分割的公共積累;承認個人財產的所有權。另一方面，又具有股份制的基本特征，允許資金入股和分紅;股東承擔虧損風險;具有股份經濟開放性、流動性、社會性的優勢?？梢姡煞莺献髦剖呛献髦婆c股份制兩者優勢兼容并蓄的一種組織形式.因此，筆者認為通過股份合作制重建農村供梢合作社，既能有效地改造農村供銷合作社使之盡快走出窘境，又能盡可能多的保持其合作因素，為今后重建規范的合作社提供了條件。
4.農村供銷合作社的重建及選擇必須要從實際出發，因地制宜.中國農村的發展具有極端的復雜和不平衡性，因此作為農村商品生產的主要組織者—農村供銷合作社的重建，絕不能沿襲舊體制下那種統一標簽、統一模式、統一行動的方式進行.當然，重建農村供銷合作社，主要應采取由企業到合作化的方式，但絕不能由此就認定所有地區所有農村供銷合作社的重建，都只能僅循此路，別無它途。比如，在沿海發達地區和城市效區的農村，商品經濟相對比較發達，非農產業發展速度快，經濟實力強且農民的組織意識和組織程度也相對高，已開始形成對合作趨向的潛在的變遷動機，對這些地區的農村供銷合作社，可以較直接的方式逐步引導它們走向規范化的合作道路。而對于那些商品經濟欠發達的地區以及貧困落后的地區的農村供銷合作社，則應堅定不移地走企業化的道路，讓其在追求自身利益的過程中與農民的生產流通發生關系，以中間經濟組織的身份溝通農民與市場的聯系，在壯大自己的經濟實力的同時擴大在農村的影響.然后，逐步走向合作化.采取具體間題具體分析、區別對待的方式，使農村供銷合作社穩步實現重建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