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法律責任研究的跨國公司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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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發達國家的污染轉移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之下，隨著發達國家公眾環保意識的增強和產業結構調整，大量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的跨國公司從發達國家向低環保要求的發展中國家轉移，同時跨國公司還采取付高額處理費用等方式，將那些難以處理或處理成本大的垃圾輸往發展中國家，再者發達國家憑借強大的政治經濟實力制定對己有利的環保規則，甚至影響其他國家環保政策及法規的制訂，從而規避自身環境責任。據統計，20世紀60年代以來，日本已將60%以上的高污染產業轉移到東南亞和拉美國家，美國也將40%左右的高污染產業轉移到其他國家。[2]
1.2地方政府政績觀的錯位由于歷史的原因，發展中國家經濟落后，資金缺乏。為了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各發展中國家都迫切地引入外資，招商引資成為重要的政績指標。這本是一件雙贏的事，跨國公司獲取利潤，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然而現實總是異于理想，正如馬克思對資本逐利性精辟的描述：……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在利潤面前，跨國公司的環保自律變得十分脆弱，必須依靠當地政府的強力監管，但GDP至上的思維反而使一些地方政府成了跨國公司的幫兇，在利用外資的戰略上，只求經濟上的短期增長，對長遠的環境危害視而不見，[3]客觀上縱容了跨國公司毫無顧忌大肆排污，導致發展中國家環境的急劇惡化。
1.3公眾環保意識的欠缺近年來，雖然公眾的環保意識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與發達國家相比，依然欠缺。根據民意測驗，77%的美國人表示企業及其產品的綠色形象會影響其購買欲，盡管其價格要高；94%的德國人在購物時會考慮環保問題。而在我國，公眾更多還是考慮價格，同時還存在對外國產品的迷信；而在公眾的環保參與、集體維權、環境公益訴訟方面則更是欠缺，個體在跨國公司面前處于絕對弱勢地位，這一定程度上也是跨國公司敢于無視環保的原因。
2跨國公司環境法律責任承擔的阻礙
當前東道國在試圖追究跨國公司環境法律責任之時，最大的阻礙在于責任主體的確定，其法律上的障礙便是有限責任原則。再加上其跨國性，在管轄、法律適用尤其是法律責任的落實上也會存在諸多的問題。在前述案例中，聯合碳化物（印度）有限公司中的持股比例為：美國聯合碳化公司占50.9%的股權，印度政府占股約為22%，其余股份屬于2萬多名印度人[4]。該公司只是一個子公司，美國聯合碳化物公司為其母公司，擁有絕對控股地位。大部分的跨國公司都有子公司的身份，其母公司則在東道國以外，一方面通過子公司擴大控制權，一方面則借助有限責任降低風險。雖然跨國公司子公司擁有獨立法人地位，但跨國公司子公司與母公司之間的天然甚至是緊密的關系并不能被完全割裂開來，跨國公司作為一個統一的整體，管理決策以及各種資源都可以在公司內部實現共享。
2.1責任主體認定的現行法律阻礙：有限責任原則有限責任制度起源于12、13世紀在地中海沿岸諸城市興起的一種新型組織“康孟達”（Commenda），它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產物，對于近現代公司的發展有著重要的作用。它克服了無限公司股東因公司破產而導致個人破產的風險，便于人們投資入股，是廣泛募集社會大量資金、興辦大型企業最有效的手段。美國學者巴特勒更是將有限責任制度認為是“當代最偉大的發明，就連蒸汽機和電的發明都不如它來的重要”。有限責任是現代公司法的基本原則，跨國公司通過在世界范圍內成立子公司以擴大自己的規模與增強自身實力。子公司是根據東道國的法律設立的，能夠獨立地進行訴訟，獨立地承擔民事責任，獨立地以自己的名義享有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因而，當發生環境問題時，該子公司才是環境破壞的直接責任主體，由該子公司承擔環境侵權責任并沒有什么爭議。但毋庸置疑的是，僅追究直接加害者即子公司的責任并不能體現法律公平的本質，子公司往往缺乏足夠的能力獨自承擔由此給東道國造成的損失。前述案例中，聯合碳化物印度有限公司在事故發生時，其凈資產僅有9530萬美元，根本無力全部承擔由此造成的損失，如果堅持有限責任的原則，對受害人、特別是環境侵權案中這樣的非自愿債權人來說，顯然是不公平的，對東道國的環境利益也會構成相當大的威脅。
2.2現實阻礙：跨國公司對東道國的巨大影響跨國公司是經濟全球化的主要推動者和受益者，截至2001年，跨國公司已控制著世界生產總值的近50%，國際貿易的60%和技術轉讓的70%，國際投資的90%。[5]目前，全球跨國企業數量已超過8萬家，其外國子公司達到80萬家以上。2012年，跨國公司的外國子公司創造了價值26萬億美元的銷售額，較2011年增長了7.4%。外國子公司貢獻的增加值達6.6萬億美元，增長了5.5%，同期全球國內生產總值增幅為2.3%。外國子公司雇員總人數為7200萬，較2011年增加了5.7%（數據來源：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世界投資報告2013）。由此可見，跨國公司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巨大。由于跨國公司所擁有的巨大經濟影響力，以及對于東道國經濟增長的巨大推動作用，跨國公司直接或間接地成為東道國經濟體系的一部分。以我國為例，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吸納外商直接投資12000多億美元。以跨國公司/全球公司為主要代表的外資企業創造的工業產值、稅收、進出口額分別達到全國的30%、20%、55%左右（其中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約占80%），直接吸納就業約5400萬人。[6]東道國往往會對這些跨國公司給予相當大的優惠，追究他們的相關法律責任之前也不得不多方權衡利弊。甚至在某些國家，跨國公司還會與當地政府勾結，此時東道國追究其環境法律責任就更不可能。例如皇家荷蘭殼牌石油公司在尼日利亞的子公司就曾在當地居民抗議環境污染時，勾結當地武裝部隊非法迫害、屠殺當地居民，完全無視當地居民的利益。再者，就算最終成功追究跨國公司母公司的責任，法律責任如何落實也會是一個問題。前述博帕爾事件中印度政府的起訴最終被美國法院以“不方便法院”原則為由駁回，最終只是由美國聯合碳化物公司在1989年向印度政府支付了4.7億美元的賠償金了結此事。[7]
3跨國公司環境法律責任承擔機制的重構
3.1完善環境侵權責任中法人人格否認制度的適用對于如何追究跨國公司的環境法律責任，并且能使東道國得到足夠的補償，學界提出過許多理論，如“整體責任論”。但這一學說太過極端，以企業實體論來取代法律實體論作為普遍法律規則是不現實的，這是對公司有限責任理論的背離。另一種理論是“直接責任論”[8]，即在以股東有限責任為一般原則的前提下，考慮到整體責任論對母公司責任過重，僅強調特殊情況下母公司才需對子公司的債務直接負責，最為典型的就是“公司法人格否認”，俗稱“揭開公司的面紗”。我國《公司法》第20條也有類似規定，但較為模糊，實踐中需要法院針對具體案例進行認定。鑒于實踐中由此造成的環境侵權往往危害巨大，波及范圍廣且損失難以預料，有限責任原則不應概括適用于作為子公司股東的跨國公司母公司。對跨國公司利用控股子公司的有限責任，濫用公司人格的環境侵權行為，致使社會公眾和國家的環境利益遭受損害的，應當直接追究跨國子公司背后的母公司責任。問題是判斷母公司是否有濫用行為的舉證責任如何承擔。筆者認為，根據權利義務對等原則和公司的社會責任，子公司的債權人（包括受害者）或作為公眾代表的政府可以直接向母公司提起訴訟，除非母公司能證明其子公司有足夠的自主權決定自己的事務，否則只要原告能提出證據證明其所受損害是由子公司造成，法院就可推定母公司對此損害負有責任。通過讓跨國公司母公司就自己沒有濫用行為承擔舉證責任，一方面維護了有限責任原則———保護了母公司的合法權益，另一方面又減輕了東道國對母公司濫用控制權的舉證責任（東道國實際上往往很難舉證，將該舉證責任賦予母公司是合理的）。如此一來，既平衡了雙方的利益關系，也能督促母公司加強自身對內部公司治理的關注。
3.2建立并完善跨國公司的準入機制環境問題影響深遠，一旦受到破壞，損失往往難以用金錢衡量，而且政府向母公司追償，能否最終落實其法律責任也是一個問題。因此，政府必須注重事前預防，在招商引資之時就應該把好準入關，對跨國公司設在本國的子公司的資金、內部管理、生產過程對環境的影響等多個方面進行嚴格的審查和評估，決不能為了引進外資而對跨國公司的環境責任能力不作要求，甚至把可投資于污染項目作為吸引外資的優惠政策，如此一旦發生嚴重的環境污染，發展中國家的東道國作為經濟上的劣勢者，國際規則的被動接受者，將很難維權。環境保護法制也必須完善，當環境保護代價高而違法成本低時，跨國公司權衡利弊后選擇違法也就不足為奇了。為了防止地方政府執法的隨意性，必須建立一套從跨國公司進入到最終產品銷售的、完備的環保法律體系，跨國公司必須證明其所從事的生產行為不會對所在地區產生負面影響，一旦發生環境問題，跨國公司也必須就其行為符合環境保護的要求舉證，否則就要承擔不利的法律后果。
4結語
綜上所述，如何追究跨國公司的環境法律責任是所有東道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必須正視的一個問題。環境侵權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與一般侵權相比涉及人數多，波及范圍廣，危害后果嚴重，因而適用特殊的責任歸責原則是必要的，無過錯責任、因果關系推定應當成為常態。“公司法人格否認”是有限責任制度的有益補充，有利于有限責任原則的揚長避短。我國作為一個重要的資本輸入兼輸出大國，尤需重視對跨國公司環境侵權責任追究機制的完善，一方面維護自身作為東道國的利益，另一方面也為我國的跨國公司對外投資提供規范借鑒。
作者：諸文彬單位：南開大學經濟法學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