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齡結構改變對經濟增長的價值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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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結構變化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機理
為了探討不同的人口結構對經濟發展產生不同作用的機理，本文遵從學界前輩關于人口紅利的分類，即第一次人口紅利和第二次人口紅利的劃分，并在此基礎上，對其內涵做進一步的詮釋。第一次人口紅利是由于生育率下降造成的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升高、人口總體負擔相對較輕的有利的人口結構所推動的經濟增長。第一次人口紅利實現的條件是勞動力的充分就業，勞動力資源的充分利用。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第一次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我國經濟增長最初采取粗放型增長方式，因勞動力的低廉和資源的過度消耗而實現。當時生產的產品比較低端，附加值不高，主要靠簡單、重復的勞動，加上廉價勞動力的充分供應，從而實現了經濟的快速增長。這段時期摸索出了我國自身經濟的發展模式，積累了一定的技術和外匯，為企業的轉型升級打下了堅實基礎。第二次人口紅利是在總人口撫養比將大幅上升的預期下，個體會相應調整個人消費儲蓄行為，做出有利于資本積累的消費儲蓄決策，從而通過資本積累和提高資本—勞動比率而推動經濟的增長。第二次人口紅利的主要內容有人力資本增加、儲蓄的增加、制度創新等。其得以實現的條件是儲蓄能夠有效地轉化為投資，資金和技術的投入能夠取代勞動力要素和資源要素來發展經濟。其實質是要利用前期的積累進行產業的轉型升級，變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為集約型、包容性的增長方式。另外，我國各地區的人口紅利的實現也并不是同步的，孟令國（2011）瑏瑡提出東部地區的后發優勢是通過產業結構升級來獲取第二次人口紅利，而中西部地區的后發優勢是繼續實行勞動力轉移獲得第一次人口紅利。因此，應實行地區差別化的政策，形成東部與中西部地區的產業級差梯度，即東部地區以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為主，中西部地區以勞動密集型加工業為主。人口結構變化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機理如圖1。
廣東省各時期的人口年齡結構變遷與經濟增長
建國以來，廣東的人口總數、人口年齡結構、人口遷移變動、人口自然增長率都發生了較大的變化，這些變化將對經濟增長產生較大的影響。
1．廣東省人口總量變化基本情況
新中國成立以來，廣東省人口總量的變化經歷了恢復發展、緩慢發展、快速增長、控制增長、有計劃發展和低速增長等六個階段（見圖2）。第一階段為恢復發展期（1949～1958年）：當時由于新中國剛剛成立，國民經濟正值復蘇，并且隨著醫療設施的改善，人口死亡率逐漸下降，因而人口的出生率比較高，人口的自然增長率也比較高。第二階段為緩慢發展時期（1959～1961年）：這一時期影響人口結構變化的主要因素是三年的嚴重沖擊，在極端困難時期，老百姓營養不良、饑腸轆轆，導致這一時期人口出生率相當低，且死亡率還比較高。第三階段為快速增長時期（1962～1970年）：這一時期在三年自然災害后，人口出現了恢復性增長，加上當時的人口政策比較寬松，導致出現了4246‰的高生育率水平，形成建國以來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第四階段為控制增長階段（1971～1979年）：這一時期我國開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控制人口的增長，廣東省也進入了計劃生育的時期，人口增長得到有效控制。第五階段為有計劃的發展時期（1980～1989年）：這一時期，在我國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下，大量的外來人口涌入廣東，特別是80年代中期，形成了“百萬民工下廣東”的局面，因而人口的增長率特別是勞動人口的增長率得到較快提升。第六階段為低速增長時期（1990年至今）：這一時期，由于采取了有效的控制措施，人口自然增長率下降到10‰以下，形成了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的“三低”階段。
2．外來務工人口對廣東省人口結構的變動分析
廣東省特別是珠三角地區處于改革開放的前沿地帶，經濟增長較快，吸引了大量的內地勞動人口的遷入。外來務工人口的大量遷移，對廣東省人口結構的變動造成了較大影響（見圖3）。由圖3可以看出，內地勞動人口的遷移對廣東省人口結構的變化可以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為1978～1991年，屬于人口遷入緩慢增長期。廣東省處于改革開放的前沿，并且毗鄰港澳，地理位置優越，加之國家批準深圳、珠海、汕頭三個經濟特區的設立，因而廣東省成為許多淘金者的熱土。許多打工者和投資者滿懷激情而來，導致人口凈遷移率緩慢上升。其中，1985年遷入的人口首次突破了100萬。第二個時期為1992～2006年，稱為人口加速遷入時期。由于政策的持續利好，加上外來勞動人口的賺錢效應非常明顯，因而吸引了更多的內地人口特別是有一技之長的人才紛紛南遷廣東。僅1993年就遷入了1582萬人口，達到峰值。第三個時期為2007年至今，屬于外來人口遷入的緩慢下降期。出現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國人口結構和產業政策發生了轉變。一方面，中國社會逐步進入老齡化，加上劉易斯拐點的顯現，導致可轉移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減少；另一方面，由于中西部地區比較優勢和后發優勢的存在，沿海地區的一些產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導致遷入廣東的外地人口逐步減少。
3．廣東省人口撫養比、老齡化程度的分析
廣東省人口結構的變化導致人口撫養比和老齡化程度發生顯著的變化（見表1）。表1顯示，自1982年以來，少兒人口比例持續下降，老年人口比例逐步上升，勞動年齡人口則迅速增加。形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有：（1）生活水平的改善和醫療水平的提高，使得死亡率下降，人口壽命得以延長。近年來死亡率一直保持在5‰以下。（2）由于計劃生育的有效實施以及人口撫養費用的增加，使得人口出生率持續下降，從而使得少兒撫養比下降。（3）外來人口的大量涌入，特別是以青壯年為主要特征的勞動力的流入，使得廣東省的年齡結構發生了顯著變化。與全國人口結構相比較，廣東省的人口結構相對年輕?？傮w來講，廣東省人口結構類型從最初的年輕型變為中年型，最后又轉變成為了老年型。
4．廣東省經濟增長中各因素貢獻比分析
最近三十多年以來，廣東省的經濟呈現出穩定快速增長的態勢。特別是1985年設立經濟特區之后，基本上都保持了兩位數的增長，甚至1992、1993年的增長超過了20％。從三駕馬車對經濟的拉動作用中來看，在大多數年份里面，消費和投資起到了主導作用，單個作用對經濟的拉動超過了5％，在1985、1992、1993三年都雙雙超過了10％，投資對經濟的拉動貢獻比在1985年甚至接近了當年的經濟增長率達到了18％。2003年以來，投資和消費對經濟的貢獻比都在5％上下的區間內波動。而出口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波動比較大，有很多年份都出現了負值。特別是2007年金融危機以來，出口持續下滑，2009年達到最低點－44％，之后又開始回升至零，這對近年來廣東省經濟穩定、持續發展的影響巨大（見圖4）。上述四個方面的分析表明，改革開放以來，廣東省的人口總數、人口年齡結構、人口遷移變動、人口自然增長率都發生了較大的變化。特別是近年來，人口總數出現了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的低速發展態勢，加上遷入人口數量逐年下降的因素，使得廣東省人口結構的類型轉變為老年型。人口的逐步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在珠三角地區，外向型企業較多，長期以來都是依賴低廉的勞動力優勢而生存，但最近幾年，由于勞動力供給出現了短缺，勞動成本廉價的比較優勢不復存在，因而部分企業出現停工停產甚至破產倒閉的現象，最后導致外貿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顯著下降。
實證分析
1．廣東省勞動力投入與資本投入的邊際效用分析
勞動投入和經濟增長之間有著密切關系。通過廣東改革開放以來的勞動投入與經濟增長數據的相關分析，可以發現，廣東地區國民生產總值（1978年不變價）和勞動人數的相關系數達到了09699，說明經濟產出與勞動力的投入關系很密切。本文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的形式分析經濟增長中勞動力投入和資本的作用。因此，經濟總產出符合：其中，Y代表經濟總產出，以廣東的國民生產總值（1978年不變價）表示；L代表勞動力投入，以廣東的從業人數表示；對于K為資本投入，由于統計部門沒有公布資本存量等數據，我們采用張軍等人（2003）的方法結合廣東省統計年鑒測算出的資本存量，以1978年的不變價表示；A為全要素生產率；α表示勞動力投入的產出彈性系數，β代表資本投入的產出彈性系數。在對（1）式兩邊取自然對數后得到：從以上結果我們可以看到，1978年到2011年間勞動力投入的彈性為01140，資本投入的彈性為08860，勞動力投入對經濟增長有較大影響的。并且，我們可以看出在這一階段，雖然勞動力對近年來廣東省的經濟增長作用非常大，但是我們可以看到資本投入的彈性大大高于勞動力投入的彈性。如果此時加大對資本的投入，會給社會經濟發展帶來更好的效用。
2．廣東省城鄉居民儲蓄水平與人口年齡結構之關系的定量分析
本文選取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城鄉居民消費型支出、人均GDP、經濟增長率、少兒撫養系數、老年撫養系數六組數據作為儲蓄率變量，構建回歸模型，考察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對城鄉居民儲蓄水平的影響程度。最終得到回歸估計如下：其中，s表示儲蓄率、g表示GDP增長率、y表示人均GDP水平、D1表示少兒撫養比、D2表示老年撫養比。由回歸方程的顯著性檢驗可知，回歸方程F檢驗的統計量為125822，在1％的置信水平上顯著，方程具有較好的顯著性。Radjust＝07092，說明方程的擬合程度也較高。此外，由回歸系數的顯著性檢驗可知，只有少兒撫養比D1、老年撫養比D2和GDP增長率g三個變量的系數在10％的置信水平上是顯著的。因此，本文采用逐步回歸法剔除不顯著的系數，最終得到的結果為：回歸方程F檢驗的統計量為163728，在1％的置信水平上顯著，方程具有較好的顯著性。Radjust＝07082，說明方程的擬合程度雖然有所下降，但仍然是較好的。接著，由自相關的BG檢驗可知，nR2＝07370，臨界概率為06918，說明模型不存在自相關；由有交互項的white檢驗可知，nR2＝04664，臨界概率為04664，說明模型也不存在異方差。因此，總體而言，回歸方程的結果較好。從回歸模型可以看出：
（1）GDP增長率與儲蓄率正相關。這有幾個方面的原因，首先，這一時期工作的人們都受到了傳統文化的潛移默化，發揚著勤儉節約的優良傳統，把多余的資金都存了下來。其次，人們缺乏安全感，醫療、養老、突發事件對人們生活的影響非常大，必須留存一部分資金以防萬一。再次，近年來我國一直處于改革與發展之中，很多因素使得人們被動儲蓄。比如住房市場化之后出現的高額房價讓人們不得不儲蓄。
（2）少兒撫養系數與儲蓄率負相關。少兒撫養系數的下降可以促使居民的儲蓄率上升，其原因是顯而易見的，少兒撫養系數下降之后，人均投入到未成年方面的投資和消費就少了，人們可支配的資金就變多了，所以儲蓄率便上升了。
（3）老年撫養系數與儲蓄率正相關?？赡苁腔谥袊鴩榈奶厥庠颍瑢嵶C結果與國外部分學者的研究結論有些沖突。老年人口本身的確不會增加自己的儲蓄，因為他們已經退出生產領域，幾乎沒有收入。之所以會出現文中的情況，這主要由于我國仍然繼承著以家庭養老方式的養老體系。一般來說，老年人一旦退出了生產領域，就屬于純粹的消費者。老年人的增加使得家庭預期將來的“負債”會增加，所以會加大儲蓄力度。但是這種正相關卻不是持續的，因為當老年撫養系數達到一定的限度，人們的儲蓄能力也就受到了限制，沒有了儲蓄能力也就沒有了儲蓄率的提升。
上述分析顯示，目前廣東省資本投入的邊際效用明顯高于勞動投入的邊際效用，且人口老齡化對廣東省的儲蓄有促進作用。前一部分的分析還表明，廣東省正處于劉易斯拐點漸現的時期，勞動力廉價的優勢開始逐步消失。過去依靠大量的簡單勞動和自然資源的過度消耗來發展經濟，勞動力在數量上占有較大的優勢。但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人口結構的轉變，廣東省在勞動力需求方面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勞動力不僅在數量上需要增加，而且在素質方面，也需要有更多的技術人才，這就使得原來這種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難以為繼。因此，有必要以資金和技術的投入取代勞動力與資源的投入來發展經濟，引導企業在這個儲蓄比較充裕的時期進行產業的轉型升級，發揮第二次人口紅利帶來的效用。
對策與建議
通過以上的數據分析和實證檢驗，可以看到，廣東省的人口結構的確發生了較大變化，并且對經濟增長帶來了顯著的影響。分析結果表明，雖然第一次人口紅利正在逐漸消失，但是出現人口負債的可能性并不大，因為第一次人口紅利結束的同時，由于儲蓄的影響還會產生第二次人口紅利。因此，應該把握好機會，在第一次人口紅利完全結束之前對我國的二次人口紅利進行深入挖掘?？梢詮囊韵聨讉€方面采取措施：
1．進一步加快戶籍制度改革，提高人口流動性，促使人力資源的優化配置。加快戶籍制度和教育制度的改革，有利于進一步解放人口的流動性。戶籍制度改革實際上是把人口從地域劃分中解放出來，有利于勞動資源的流動和優化配置。其實，戶籍制度改革應該包涵一個更加寬廣的內涵，不僅僅是戶籍上的改變，而且還應包含養老保險制度、子女受教育的機會、外來工權益的保護等，只有盡可能地降低外地人和本地人的福利差距水平，才算得上是真正意義上的戶籍改革。
2．在適當的時機放寬計劃生育政策，平穩人口擾動，為人力資源的持續供應提供保障。我國現階段的人口自然增長率在下降，生育率水平從較高的水平迅速回落至較低的水平。根據國際的7％的標準，我國已經步入了老齡化社會。因此，可以有條件地逐步放寬計劃生育政策，比如先放寬特定人群再放寬到全體，先放寬試點地區再放寬到全國等等。
3．加快企業的升級步伐，促使企業轉型，使二次人口紅利產生的高儲蓄有效轉化為投資。目前的情況是，“民工荒”在珠三角表現得尤為嚴重，而在長三角、江浙一帶和京津唐地區，“民工荒”卻并不顯得那么突出。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長三角和京津唐地區的產業體系比珠三角要高端，企業轉型升級的腳步比珠三角要快。因此，應該加快企業的轉型升級，培育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以資金和技術的投入來取代勞動力和資源要素的投入，促使高儲蓄轉變為有效投資。
4．加快轉變外貿發展方式，提高出口產品質量，促進我國企業轉型升級的步伐。轉變外貿發展方式與我國的企業轉型升級密切相關。一方面，外貿發展方式的轉變將促使我國加快企業轉型升級的步伐，另一方面，我國企業轉型升級的成功也將極大地促進外貿方式的轉變。在這高儲蓄的時期，應該充分利用人力資本、產業資本，對我國的貿易結構進行調整，提升出口商品的質量，擴大自主品牌、自主知識產權、高附加值、高效益以及高技術含量產品的出口。提高計算機服務、信息服務、通訊服務、金融保險服務、咨詢服務等技術、知識、資本密集型服務貿易方面在整個對外貿易中的比重。
5．加快教育制度的改革，注重職業技術教育，促進勞動力素質的提高。高素質勞動力是企業轉型升級的基礎，是經濟發展的動力。在教育規模擴張的同時，應注重教育的結構體系與市場人才需求相結合，發展多層次教育體系。首先，要全面普及義務教育，使義務教育普及率到達100％，特別是老少邊窮地區，需要更多的扶持，同時還可以把義務教育延長至高中階段。其次，健全高等教育的教育模式和學科設置，使得高等教育具有科學性、目的性，同時加大對高等教育的經費投入，提高其科研能力、創新能力。再次，要進一步規范出國留學教育，在合適的專業方面給予留學補助，為留學生學成歸國創造良好條件。最后，要發展具有特色的職業教育。職業教育應該與市場人才需求相聯系，把技術訓練與道德培養、臨時培訓與終身教育結合起來，形成了產學一體化的培養模式。
作者：孟令國單位：廣東商學院教授經濟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