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年齡結構對居民的消費影響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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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1998-2013年我國30個省區市的面板數據，構建動態回歸模型，實證研究人口年齡結構對居民消費的影響。結果發現：人口撫養負擔與居民消費率存在U型關系，被撫養人口比例下降并非一定促進居民增加消費；人口年齡結構變化通過財政支出、養老保險覆蓋率和持久收入三種渠道對居民消費產生影響；消費慣性強、養老保險覆蓋窄和居民收入水平低是近些年居民消費低迷的主要原因。

關鍵詞：

人口年齡結構；居民消費；動態面板數據模型

自20世紀70年代中國實施計劃生育政策以來，人口年齡結構發生快速轉變，近乎無限的勞動供給為中國經濟快速增長提供了必要條件，年均GDP增長率甚至達到了9.8%，創造了“中國奇跡”。伴隨經濟的快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續提高，我國卻出現了居民儲蓄率不斷上升，消費率不斷下降的現象。人口年齡結構對居民消費、儲蓄行為的影響正引起越來越多經濟學家關注。我國低迷的居民消費是否受撫養負擔變化的顯著影響？社會撫養負擔減輕是否一定有利于居民增加消費？撫養比變化依靠哪些經濟機制影響居民消費？在我國人口問題逐漸突出的背景下，這些問題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文獻回顧

對于人口年齡結構與居民消費的關系，國內外學者進行了大量研究。按照人口年齡結構對居民消費是否存在顯著影響可將文獻分為兩類：一類研究認為確實存在顯著影響，例如：袁志剛和宋錚利用數值模擬方法推斷出人口年齡結構變化是城鎮居民平均消費傾向大幅下降的原因[1]；王金營等發現人口撫養負擔加劇會降低居民未來的消費水平[2]。還有一類研究認為年齡結構變化對居民消費影響并不顯著，例如：李文星等發現老年人口撫養系數變化對居民消費的影響不顯著，人口年齡結構變化不是中國目前消費率低的原因[3]；Horioka對中國省際數據分析后也發現撫養系數變化未對居民消費、儲蓄行為產生影響[4]。上述研究從各自視角對居民消費問題進行了解讀，值得我們借鑒。但這些研究還存在以下幾點問題：第一，很多文獻認為人口年齡結構與居民消費的關系是不變的，缺乏對人口———消費問題的動態考察，忽略了可能存在的非線性影響，這也是上述文獻中結論存在較大差異的原因。第二，忽視了少兒、老年撫養比對居民消費的影響機制研究。與已有研究相比，本文有兩個主要貢獻：1.發現我國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對居民消費率存在顯著的動態影響，社會撫養負擔與居民消費率呈U型關系。2.根據我國實際人口數據發現，消費慣性強、社會保障制度仍不完善和收入水平偏低是近些年居民消費低迷的主要原因。

二、實證分析模型建立

為研究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變遷對居民消費的動態影響，利用生命周期理論設置人口因素變量為核心變量，包含少兒撫養比（Yd）、老年撫養比（Od）和總撫養比（Td）；對居民消費有影響的其他變量設為控制變量X，包括持久收入（Perin）和暫時收入（Temin）變量、人均GDP增長率（Pgdpr）、養老保險覆蓋率（Pensc）和財政支出變量（Expen）。此外，鑒于消費習慣易帶來內生性[5]，本文引入兩期滯后變量，回歸模型如下①。本文分析的對象是1998-2013年我國30個省區市的480個平衡面板數據。居民消費率按居民消費支出占支出法計算的國內生產總值的比值衡量；撫養比按《中國統計年鑒》定義計算；養老保險覆蓋數據根據各地區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年末參保人數與分地區年末人口數做比值衡量；持久收入和暫時收入數據借鑒汪偉做法對居民收入按H-P濾波法分解得出[6]；財政支出變量利用分地區科教文衛支出占GDP比例計算。

三、模型結果與分析

（一）回歸結果本文從一般框架出發，逐步剔除缺乏顯著性的變量，最后結果見下表。另外，鑒于表中模型（2）的人口因素影響系數缺乏顯著性，對經濟問題解釋能力較低，本文以2005年為節點，將總樣本劃分為兩個子樣本。分別利用模型（3）和模型（5）、模型（4）和模型（6）考察1998-2005年及2006-2013年少兒、老年撫養比變化對居民消費的影響。

（二）對回歸結果的經濟分析很多學者都曾關注居民消費的慣性問題，但大部分研究只討論一期滯后的影響，而本文回歸發現消費的兩期滯后仍然滿足1%的顯著性，說明本文樣本期內我國居民的消費習慣比以往估計的更強。模型（1）中持久收入增加1%，居民消費顯著下降0.042%；暫時收入增加1%，居民消費顯著提高0.363%。這說明暫時性收入增加對居民消費起到了顯著的促進作用，而持久收入的增加并未帶來消費的上漲，且其對消費的影響程度也不及暫時收入。這看似與經濟理論不符，但考慮到實際的人口結構背景后卻可以發現其合理之處。嚴格的人口控制政策使我國少兒人口數量從1982-2013年下降近60%，子女數量的降低使父母更注重下一代人力資本的培養，撫養成本的不斷攀升使子女的教育費用變為家庭儲蓄的第一動機。理性家庭將持久收入按固定比例進行存儲，存在預防性儲蓄行為，這必然會擠壓當前其他家庭成員的消費支出，個體消費欲望只能靠暫時性收入來緩解。

模型（1）中總撫養比對居民消費的影響為1%顯著的-0.056，說明樣本期內社會撫養負擔加劇對居民消費不利。模型（3）、（4）中，少兒撫養比為從滿足1%顯著性水平的-0.091上升到不顯著的0.024，說明少兒撫養比對居民消費的負向影響正在轉變，隨少兒撫養比下降，家庭撫養負擔減輕，居民消費支出不斷上升。模型（5）、（6）中，老年撫養比為從滿足1%顯著性水平的-0.077上升到0.171，說明老年撫養負擔加劇對居民消費的影響正逐漸由負轉正。從少兒、老年撫養比的彈性系數變化可以看出，社會撫養負擔加劇對居民消費可能具有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影響。為考察這種非線性關系是否存在，本文構建包含Td平方項的檢驗方程進行估計，結果為：在上述模型中，各系數P值均小于0.01，殘差檢驗和工具變量檢驗均通過，說明總撫養比與居民消費率存在統計意義上的U型關系。當Td等于0.469時，社會撫養負擔對居民消費的影響達到谷底，對應不利于消費的最差人口年齡結構。聯系我國1998-2013年的實際數據可以發現，江西、廣西、海南、云南和寧夏等五省區的總撫養比長時間在本文計算的波谷附近徘徊，其對應的居民消費水平也遠低于平均值，說明上述結果較為可靠。

另外，為研究少兒撫養比變化對居民消費產生影響的經濟機制，本文引入財政支出與少兒撫養比的交互項后發現，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即科教文衛支出增加1%，少兒撫養負擔對居民消費的負效應減小0.073，財政支出占比等于0.017時，這種影響達到拐點。若財政支出比例較低，則少兒人口數量與居民消費負相關，對應U型曲線左側；反之若高于0.017，則二者正相關，對應U型曲線右側；類似的，老年撫養比對居民消費的影響受養老保險覆蓋率決定，若覆蓋率低于0.357的門檻值，老年人口數量與居民消費負相關；持久收入水平同時決定少兒、老年撫養比對居民消費的影響，只有高于8.753的對數收入門檻值時，社會撫養負擔加重才能保證居民有增加消費的能力。結合我國實際數據可以發現，直到2011年，我國居民養老保險覆蓋率才達到本文計算的門檻值，說明養老保障水平低是十幾年來我國居民消費率偏低的一個原因。從持久收入的角度看，2013年我國居民持久收入的對數值為8.584，仍低于本文的拐點，說明居民收入水平低是消費率偏低的另一個原因。

四、結論與未來研究方向

本文研究表明，人口年齡結構對我國居民消費存在顯著影響，但社會撫養負擔減輕并非一定促進居民增加消費，人口年齡結構對居民消費存在非線性影響。構建包含總撫養比平方項的模型后發現，這種影響隨社會撫養負擔的逐漸加劇滿足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結構，存在對居民消費不利的最差人口年齡結構。同時，為研究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影響居民消費的經濟機制，本文利用人口變量與控制變量的交互作用進行實證分析，結果發現：少兒撫養比通過財政預算中科教文衛支出水平影響居民消費；老年撫養比通過養老保險覆蓋率影響居民消費；總撫養比通過持久收入水平對居民消費產生影響。綜合來看，當前我國人口年齡結構特征位于U型曲線左側，人口撫養負擔的加劇將進一步擠壓居民消費支出。因此，增加財政預算支出、擴大養老保險覆蓋面和增加居民收入對減輕家庭負擔、促進居民消費和增加社會福利具有重要意義。目前，國內外大部分學者的研究焦點都集中于人口年齡結構對居民消費的靜態影響或線性關系證明上，注重實證分析而缺少數理研究，人口———消費問題的非線性理論分析將是本文下一步的研究重點。

參考文獻：

[1]袁志剛,宋錚.人口年齡結構,養老保險制度與最優儲蓄率[J].經濟研究,2000（11）：24-32.

[2]王金營,付秀彬.考慮人口年齡結構變動的中國消費函數計量分析———兼論中國人口老齡化對消費的影響[J].人口研究,2006（1）：29-36.

[3]李文星,徐長生,艾春榮.中國人口年齡結構和居民消費:1989-2004[J].經濟研究,2008（7）：118-129.

[4]Horioka,C.Y.,Wan,J..TheDeterminantsofHouse-holdSavinginChina：ADynamicPanelAnalysisofProvincialData[J].JournalofMoney,CreditandBanking,2007（8）：2077-2096.

[5]李魁，鐘水映.勞動力撫養負擔與居民消費率———基于人口紅利期的動態面板實證研究[J].經濟評論，2010（6）：105-112.

[6]汪偉.儲蓄、投資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動態相關性研究———基于中國1952-2006年的數據分析[J].南開經濟研究，2008（2）：105-125.

作者：宋琪 馬樹才 付云鵬 單位：遼寧大學 經濟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