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主導型經濟結構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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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濟結構調整、增長模式轉變、消費主導型經濟與增長動力因素

（一）勞動力結構、金融市場開放、技術創新與經濟結構調整1.勞動力結構與產業結構錯配。（1）巴西農村勞動力難以融入城市資本密集型產業。巴西不合理的土地制度推動農村大量人口迅速流向城市，但是城市以資本密集型產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對低素質勞動力吸收能力有限，大量農村轉移勞動力無法在城市就業，導致貧民窟大量涌現、城市生存環境惡化、社會生活秩序混亂，成為整個社會經濟發展和穩定的負擔。（2）印度農村勞動力無法進入城市軟件外包服務業。印度效率低下的土地分配和占有制度以及根深蒂固的種姓制度導致農村經濟發展落后、勞動力轉移緩慢，即使進入城市的農村轉移人口也由于印度大力發展軟件外包服務等資本密集型服務業而被阻擋在就業大門之外，導致勞動力資源無法得到有效利用。（3）俄羅斯勞動力與三大產業結構錯配。由于俄羅斯實行“休克療法”的經濟改革導致轉軌過程中第一、二產業大幅萎縮，第三產業快速發展。但是由于俄羅斯第一、二產業分別是以土地密集型農業和資本密集型能源產業為主，因此人口因素在第一、二產業中的規模報酬都是遞增的。在人口長期下降的趨勢下，俄羅斯卻把人力資源配置在收益最低的以勞動密集型服務業為主的第三產業上，只會進一步加劇產業結構的不合理。（4）南非黑人勞動力難以進入城市資本密集型產業。南非種族隔離制度未廢除前，白人政府通過勞動稅、茅屋稅等政策推動黑人涌入城市。但是，城市工業結構卻以資本密集型產業為主，難以吸收大量低素質的黑人勞動力，失業率常年保持在25%左右。種族隔離制度廢除后，盡管南非政府采取了許多政策措施積極創造新的就業崗位，但是由于出口競爭力弱以及白人與黑人之間相互妥協和制衡的政治制度設計等因素影響，短期內南非難以改變高失業率現象。2.金融市場開放與經濟結構固化。（1）巴西外資流入加劇原有經濟結構固化。20世紀90年代,巴西由于遭遇經濟增長困境開始放開資本項目管制。巴西為吸引外資不得不抬高利率,由此導致幣值高估阻礙出口。利率過高既促使生產下降、失業率上升、貧困人口增多和社會不穩,也造成匯率高估和貿易逆差加大,結果被迫進一步擴大財政支出，最終使得巴西陷入利率更高、幣值更硬、外債更多、償債更難的惡性循環之中。（2）印度對外資的妥協和依賴阻礙工業崛起。印度自1991年推行資本項目開放政策后,原定只能由本國政府壟斷的鋼鐵、鋁、機械等重工業部門均向外資開放并在相當數量部門中保持支配地位，制約印度工業的崛起（周肇光，2004）。印度產業轉型升級之所以獨辟蹊徑超前發展服務業,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其工業發展水平和勞動力供給狀況無法滿足通過大規模工業化實現經濟結構調整的條件所致。印度工業發展滯后導致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拉力不足，農業現代化進程舉步維艱。（3）俄羅斯對低成本外資的依賴加劇經濟原料化。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市場化改革過程中形成經濟原料化的資本主義發展模式導致國家外匯收入和財政收入對能源和原材料出口的依賴程度不斷上升。俄羅斯能源和原材料出口收入占外匯收入的比例由2000的71.5%上升到2008的79%（李新，2010）。另外，俄羅斯資本市場開放形成的大量“低成本”外資被能源、原材料等傳統優勢產業所吸引，導致經濟日益陷入能源和原材料出口的“比較優勢陷阱”。（4）大量外資流入南非傳統優勢部門加劇經濟結構固化。南非經濟結構調整比較困難的關鍵癥結在于出口競爭力弱且缺乏多元化。相比馬來西亞、智利和澳大利亞年均出口增長率在3%~5%，南非人均出口增長率自1980年以來就一直低于1%，其中關鍵出口產品主要是鉑金、黃金、煤炭和鐵礦石（格羅普，2013）。與此相對應，南非90%以上的外國投資主要集中在礦業等部門（楊立華，2005），這對南非經濟結構調整是不利的。3.技術創新能力缺乏與經濟結構調整的動力基礎薄弱。（1）巴西技術創新能力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自1992年以來巴西整體技術水平始終與世界整體水平保持著一致的變化趨勢，但都處在世界平均水平之下。因此，巴西高技術含量商品出口明顯低于世界水平，而中等技術含量以下商品出口遠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鐘熙維和朱夢醒，2012）。（2）印度技術創新能力較弱。印度技術創新能力最具代表性的是軟件產業，但是印度軟件產業基本上屬于應用型軟件開發,依賴國外系統軟件作為開發平臺,技術含量低。印度軟件產業出口只能依靠其廉價軟件開發人員承攬一些利薄、技術層次低的工作,低附加值使印度軟件產業在相當長時期內的利潤來自于稅收優惠。另外，由于印度軟件產業是一種“來料加工”的模式,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很少（安筱鵬和鄭宏亮，2001）。（3）俄羅斯技術創新能力不強。俄羅斯掌握了世界高科技密集型產品生產的50~55項宏觀技術中的17項,卻僅占據世界高科技產品市場份額的0.3%（關雪凌和程大發，2005）。在衡量國家技術創新的另一個關鍵指標百萬人口專利申請數上，俄羅斯不僅遠落后于德國、美國、歐盟平均水平，甚至還落后于波蘭、捷克和匈牙利（余南平和潘登，2008）。（4）南非技術創新能力比較低。2009年南非百萬人中研發人員數量為114人，遠低于俄羅斯（473人）和巴西（601人）；2007年南非研發支出占GDP比重為0.92%，低于巴西（1.10%）和俄羅斯（1.11%）。創新能力不足直接阻礙南非高端制造業和創新性服務業發展，削弱對外貿易競爭力，阻礙經濟結構調整。

（二）匯率市場化、土地制度與增長模式轉變1.匯率市場化與經濟增長穩定性弱化。（1）巴西貨幣危機拖慢經濟持續增長速度。1999年巴西貨幣危機使得雷亞爾急劇貶值,一度跌到1美元兌換2.17雷亞爾，累計貶值40%以上,外資流失超過400億美元，一些銀行甚至出現擠兌風波，影響經濟增長。1999年巴西經濟增長率僅為0.26%。（2）印度盧比匯率波動削弱經濟增長穩定性。當美國連續推出QE政策時，大量資本流入印度導致盧比升值、通脹高企、房地產泡沫化。隨著美國QE政策退出預期增強，盧比匯率貶值，大量資本外逃。面對高通脹和資本外流的壓力，印度央行被迫加息。高利率無疑對于印度國內經濟發展不利，這既引發房地產價格泡沫破裂的風險，也增加印度政府財政可維持性的壓力。（3）俄羅斯盧布危機影響經濟增長。1998年俄羅斯盧布危機導致匯率大幅貶值，經濟發展陷入衰退境地，經濟增長率為-5.3%。2008年俄羅斯盧布危機使得美元兌盧布匯率由2008年8月1日的1：23.4貶值至2009年2月6日的1：36.3,貶值幅度超過50%（劉軍梅，2010）。盧布貶值進一步影響經濟增長。俄羅斯經濟增長率由2008年的5.25%下降至2009年的-7.82%。（4）南非匯率波動拖累經濟增長。南非匯率制度改革后，南非蘭特同樣面臨國際資本沖擊，并通過貨幣危機影響本國經濟增長。2006年美元與南非蘭特比價為1:6.77，2009年下跌至1:8.47，累計貶值幅度超過25%；相應的，南非經濟增長率由2006年的5.6%下降至2009年的-1.53%。2.土地分配不公、負向產權激勵機制與經濟增長穩定性差。（1）巴西土地分配嚴重失衡。1950、1970和2003年,巴西占地1000公頃以內農戶分別占農戶總數的98.4%,98.9%和98.4%,他們擁有的土地占比分別為49.1%、60.5%和56.1%。1950年巴西占農戶總數34.4%的小農戶占有1.3%的土地；2003年占農戶總數31.6%的小農戶占有1.8%的土地（何中正，2010）。（2）印度落后的土地制度導致農業生產率較低。1949年印度實施以廢除“柴明達爾”地主為中心的。但是，由于多種原因并不徹底,無地和少地農民約占農村人口的3/4（譚晶榮，2004），其中無地人口占農業人口近40%，大批農民實際上處于失業、半失業狀態（楊東群和李先德，2007）。（3）俄羅斯土地制度阻礙農業生產率提高。俄羅斯農業生產最初實行的是集體農莊制度。但是，隨著“休克療法”的自由主義市場化改革推出，俄羅斯集體農莊制度被迫解體，土地開始變成私有。對于俄羅斯農業而言，土地資源豐富，與之相伴隨的應是農業機械化大生產。俄羅斯集體農莊制度的解體直接造成了農業資本分割，農業生產效率和農產品產量下降。（4）南非黑人和白人之間土地分配嚴重失衡。在種族隔離制度時期，南非占全國人口不到13%的白人擁有全國87%的土地,而占全國人口78%的3000萬黑人僅擁有13%的土地（蘇澤玉，1993）。在結束種族隔離制度后，南非政府積極推動土地制度改革，改善全國土地分配的極端不合理的狀態。但是，的效果并不理想。

（三）經濟發展、勞動就業與消費主導型經濟1.經濟發展失衡與消費主導型經濟發展。（1）巴西不同階層和區域之間發展差距較大。1990年巴西基尼系數為0.61,2007年為0.56，2009年為0.55，屬于嚴重不平衡。巴西東北部的9個州人均收入不及全國平均水平的1/2，僅為東南沿海發達地區的1/3（王俊文，2009），區域發展差異較大。（2）印度不同區域和城鄉之間發展差距較大。2004年印度南部月均工資在514-700美元之間，而廣大北部地區則不到這個數字的1/6，區域發展存在較大差距。根據印度全國抽樣調查組織進行的第七次家庭消費支出調查結果，2004~2005年印度農村人口人均月消費支出約13美元，而城市則高達24美元（楊東群和李先德，2007），城鄉發展存在不平衡。（3）俄羅斯不同階層之間發展差距較大。在俄羅斯貨幣收入總額中，20%最富有居民所占比重已由1992年的38.3%上升到2010年的47.7%，而20%最窮困居民所占比重由1992年的6%下降到2010年的5.2%；1992年俄羅斯基尼系數為0.29，1993~2002年(1994年除外)基尼系數為0.38~0.4之間，2003~2010年基尼系數為0.4~0.42之間（高曉慧，2012）。（4）南非不同種族之間發展差距較大。1994年南非白人可供支配的人均收入是黑人平均收入的7.5倍（劉蘭，2008），種族之間收入差距較大。1993年南非基尼系數為0.59，2006年上升為0.67；雖然2009年下降至0.63，但也是非常高的，屬于收入分配結構極端不平衡。2.就業不穩與消費主導型經濟發展。（1）南非和印度失業率較高，巴西和俄羅斯失業率較低。在巴西、印度、俄羅斯、南非四國中，南非失業率最高，1993年失業率為25.6%，2002年上升至最高為27.2%，2012年下降為25%；俄羅斯其次，1993年失業率為5.9%，1998年上升至最高為13.3%，2012年下降為5.5%；巴西其次，1993年失業率為6%，2003年上升至最高為9.7%，2012年下降為6.9%；印度最低，1993年失業率為4.3%，2005年上升至最高為4.4%，2012年下降為3.4%。但是，印度有70%人口居住在農村，其中近40%農業人口無地，大批農民實際上處于失業、半失業狀態（楊東群和李先德，2007），因此印度的失業率被嚴重低估。（2）失業率高低與經濟發展水平密切相關。從巴西、印度、俄羅斯和南非四國人均GDP比較可以發現，俄羅斯和巴西經濟獲得持續快速發展的關鍵是就業水平穩定且比較高，居民消費能力能夠得到有效的支撐，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能力可以得到較為可靠的保障，因此它們的經濟發展水平分別處于已經和接近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印度和南非由于較高的失業率，導致居民消費能力難以得到有效的支撐，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能力缺乏可靠的保障，因此它們的經濟發展水平分別處于中等偏上和中等偏下收入國家行列。

二、啟示與對策建議

（一）經濟結構調整應綜合考慮人口發展現狀流行的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轉型升級的理論主要從經濟效率角度考慮問題，對于我國現實并不是一定正確的。我國作為人口第一的制造業大國，在未來經濟結構調整的政策設計中，必須認真考慮人口發展現狀的問題。我國需要思考如何在老齡化背景下平衡經濟結構調整與人口發展現狀、平衡產業轉型升級與人口發展現狀、平衡城鎮化與人口發展現狀、平衡經濟效率與社會公平。衡量經濟結構是否合理的關鍵在于經濟生產效率、產業協調程度和資源利用效率，因此經濟結構調整的關鍵在于經濟結構變化中的效率提升。但是，在調整經濟結構過程中一味追求經濟效率而忽視就業等社會公平也是不可取的。

（二）金融市場開放須避免加劇原有經濟結構的固化隨著我國放開資本項目管制，大量低成本外資流入國內很可能會進一步固化原有經濟結構，導致我國錯失調整經濟結構的有利窗口期。特別是，一旦遇到國際金融市場動蕩或者外國投資者預期改變，外資便會迅速撤離國內市場，加劇我國經濟增長的波動性。我國在推動資本項目開放過程中，應著力強化本國經濟競爭優勢確保經濟持續增長以穩定外國投資者預期，妥善處理好金融開放與金融監管的時序問題，改善商業銀行經營狀況以增強抗風險能力，加強在審計、會計、資本構成、風險投資和內部控制等方面對銀行體系的監管，建立金融機構市場退出機制、金融風險預警系統等金融風險防范體系,警惕大規模短期外國資本流入對我國經濟結構調整帶來的消極影響。

（三）技術創新是推動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力量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技術創新能力仍然較弱。2011年我國百萬人口本地居民專利申請量約為309項，美國約為795項；2011年我國研發支出占GDP比重為1.84%，美國為2.77%。我國要想順利跨過“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須大力推動技術創新，通過提升技術創新能力夯實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轉型升級的動力基礎。對此，我國政府應努力創造更多的發展平臺鼓勵企業家愿意且有能力利用現代技術所提供的發展機會，積極構建能夠激勵獨立冒險和公平競爭的法律法規和機制平臺，大力推動更多的民營企業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營造鼓勵技術創新的經濟環境和社會氛圍，加大技術創新人才的培養力度，提高研發投入和專利使用的有效性。

（四）匯率改革須避免加劇增長模式轉變的波動性巴西、印度、俄羅斯和南非四國不成熟的匯率改革往往通過貨幣危機形式引起出口規模下降、資本大量外逃和國際收支失衡，從而削弱經濟平穩發展的基礎；而缺乏穩定的經濟增長又會影響外國投資者的預期，增加國際資本逃離的可能性，引起匯率非意愿性大幅波動，不利于匯率改革的順利實施。另外，金磚國家的經濟結構、增長模式很容易形成相互掣肘和危機傳染。由于我國在匯率浮動彈性上要比其他金磚國家更落后一些。因此，我國應借鑒這些國家在匯率改革過程中的經驗和教訓，以穩定經濟增長為政策基礎，以減少匯率波動為政策導向，以提高經濟效率為政策目標，采取漸進、謹慎和主動的管理方式，統籌協調推進匯率改革與經濟發展。

（五）公平的土地制度有助于建立促進增長模式轉變的正向產權激勵機制20世紀30年代晚期，韓國3%的地主擁有近2/3土地;經過，70%的農村家庭擁有土地所有權。1946年10月，日本開始，約80%的佃耕農地被出售；1965年日本的佃農數量下降至7%。與韓國、日本等國家相比，我們發現巴西、俄羅斯、印度和南非等金磚國家不公平的土地分配制度固化了原本分化的社會經濟結構，形成阻礙增長模式轉變的負向產權激勵機制。我國應借鑒這些國家的經驗和教訓，在推動過程中積極構建公平的土地分配制度（特別是農民對土地增值收益權的公平分享等），推動社會經濟穩定、產業結構調整和增長模式轉變。

（六）經濟均衡發展以建立持續穩定的消費主導型經濟經濟發展失衡會導致居民收入結構不平衡，制約我國居民消費能力的提升，難以支撐我國消費主導型經濟持續穩定發展。我們認為對于城鄉收入差距，可以通過推動農業產業化提高農業生產效率，通過發展新型城鎮化加大農村人口轉移力度，通過實施工業反哺農業推動城鄉協調發展；對于區域發展差異，可以通過金融、財稅、人才等傾斜性政策重點支持落后地區加快發展，通過產業轉移方式推動落后地區加快發展，通過對口幫扶措施扶持落后地區加快發展；對于行業發展差異，可以通過金融、財稅、反壟斷等政策措施，采取控高、擴中、提低的方式，改善行業收入差距。

（七）穩定就業確保消費主導型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為了確保消費主導型經濟持續穩定發展，保持穩定的就業水平和就業環境是基礎。要想確保消費持續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首要動力就必須使得居民具有持續穩定的收入來源，其中關鍵就是要正確處理投資、就業與增長的關系。隨著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釋放出的人口紅利、制度變革紅利和全球化紅利都將并行或先后面臨見頂回落的趨勢，我國經濟潛在增速已經步入長周期放緩階段。由于經濟潛在增速主要取決于勞動、資本、技術、制度等供給端的長期因素，因此作為短期需求管理工具的貨幣政策選擇經濟增長作為政策目標將越來越不適宜。本文認為要想確保消費主導型經濟持續穩定發展，貨幣當局應完善物價、就業統計指標設計，增強其合理性、準確性和靈敏性，選擇物價穩定和充分就業作為貨幣政策雙重目標。

作者：胥愛歡單位：中國人民銀行廣州分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