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經濟學論文范文

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shù)篇優(yōu)質消費經濟學論文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fā)，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關鍵詞：不對稱信息信號顯示和諧營銷戰(zhàn)略“金華毒火腿”事件

2003年11月16日，中央電視臺《每周質量報告》報道：在浙江金華，專門有人收死豬、公豬、母豬來做火腿；特別是為了驅趕蒼蠅，防止火腿生蛆，金華火腿在泡制過程中，竟大面積地使用敵敵畏（新華網，2003）。此次事件經媒體曝光后，本是火腿銷售旺季的11、12月，金華火腿的銷售境況卻不容樂觀。

勿庸置疑，金華火腿業(yè)應義不容辭地承擔起重塑并完善“金華火腿”這塊金字招牌的責任，這不僅是一種社會責任，更是一種產業(yè)（企業(yè)）責任（德魯克，2003）。

我們認為，為了更好地肩負起這種責任，有必要首先清醒地認識這次“金華火腿”遭受重創(chuàng)的原因。

不對稱信息與信號顯示

在一個開放的市場中，市場主體包括：廠商、消費者、政府、進出口等四個部門，其中，廠商和消費者是經濟學與管理學主要的研究對象。分工和專業(yè)化是社會化大生產和現(xiàn)代市場經濟運行的基石。作為消費者，他們需要購買的商品種類很多，對每一種商品只可能有一個大致的了解，因為他們把知識、時間和精力分散在無數(shù)的消費品市場上。而且，他們不可能僅僅通過市場交易就了解那些自己并不從事，也沒有特殊興趣的產品的所有信息。因而，消費者至多是一個廣而不精的“通才”。而作為廠商（包括生產者和經銷商），相對而言，對于商品的各方面信息有比較充分的了解，可稱得上“專家”。可見，與市場交易的有關信息并不是隨機地分布在當事人之間，而是在大多數(shù)的場合中偏向某一方，即不對稱信息的存在是一種常態(tài)。知識經濟時代，信息與知識就是資源與權力；在諸如“火腿”之類的消費品市場上，消費者處于明顯的信息劣勢地位。

而且，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使得廠商通過成本優(yōu)勢、差異化優(yōu)勢乃至品牌優(yōu)勢等策略向消費者進行信號顯示，以吸引消費者的“眼球”和購買力。其中，品牌是一種信號顯示方式；而“金華火腿”無疑是最好的“金字品牌”：始于唐代，距今已有了一千二百多年的歷史，是國家級的傳統(tǒng)民族產品。特別是2002年9月，“金華火腿”被批準為原產地域保護產品。2003年9月1日，《國家強制性標準金華火腿》正式實施。因此，這次被曝光的“金華火腿”根本不是“金華火腿”，而是偽劣的“反季節(jié)腿”。而冒充權威機構的認證，也是一種行之有效的發(fā)送信號的方式。無疑，這種偽劣產品所傳遞的信號，將會對真正的品牌產生雙重沖擊：一方面，消費者在購買到偽劣產品后，如果不知道這是冒牌貨，會對這種牌號的產品質量產生懷疑，致使優(yōu)質產品的牌號成為一種“負信號”，他們在今后的購買中，會盡量避開這種牌號；另一方面，即使消費者知道正宗的廠家是無辜的，但在魚龍混雜，真?zhèn)坞y辨的市場上，消費者只愿支付這種產品的期望價值，即平均價值。而“金華毒火腿”事件，使消費者對于正宗的“金華火腿”的期望價值幾乎降為零。

由以上分析，不難看出，“金華毒火腿”事件源于供求雙方的信息不對稱；特別是競爭日趨白熱化的今天，偽劣產品的信號顯示，惡化了市場環(huán)境，擾亂了市場秩序，進一步強化了信息不對稱。

和諧營銷戰(zhàn)略

營銷的實質：降低“信息不對稱”

如果說在完全競爭、信息充分的理想狀態(tài)下，價格機制自動調整并實現(xiàn)著企業(yè)利潤最大化、顧客效用最大化；那么在現(xiàn)實世界中，信息作為一種資源，是不充分和稀缺的。因而，需要市場主體能動地溝通信息，盡可能地降低“信息不對稱”，達到供求雙方（或利益相關群體）的對接、契合和滿意，從而變潛在需求為現(xiàn)實需求。這一過程，恰如菲利普·科特勒所言：個人和群體通過創(chuàng)造并同他人交換產品或價值以滿足需求和欲望的一種社會和管理過程，即營銷（吳健安，2001）。營銷以信息溝通為手段，實現(xiàn)了供求雙方的價值轉換，優(yōu)化了全社會的資源配置。

和諧營銷戰(zhàn)略

和諧，意味著相互依賴，提供他人所需的；同時，滿足自身的需求，實現(xiàn)自身的目標。席酉民教授于1989年出版的專著《和諧理論與戰(zhàn)略》中，強調了“和諧”的概念；在此，我們將其強調并應用于營銷管理中。如果說營銷是供求雙方的溝通，那么，和諧營銷就是一個不斷追求完善（和諧態(tài)）的過程。稱之為戰(zhàn)略，則體現(xiàn)其全局性、長期性和統(tǒng)領性的特征。

和諧態(tài)模型系統(tǒng)和諧態(tài)是描述系統(tǒng)是否形成了充分發(fā)揮系統(tǒng)成員及子系統(tǒng)能動性、創(chuàng)造性的條件及環(huán)境，以及系統(tǒng)成員和子系統(tǒng)活動的總體協(xié)調性。這兩方面的具體表現(xiàn)是系統(tǒng)構成、組織管理、內部環(huán)境、系統(tǒng)成員精神狀態(tài)等方面內部和其間關系匹配程度以及系統(tǒng)內外部的適應程度。若用標量函數(shù)h來度量，其值越大，系統(tǒng)各種關系的匹配程度和內外部的適應程度越高：其數(shù)字表達式為：

H=h(h1({pi},c),h2(e),h3(u),h4(a))

其中，pi表示第i個要素（或第i個子系統(tǒng)）的功能；c表示要素或子系統(tǒng)合理匹配增加的功能；e表示對系統(tǒng)活動正確進行組織管理增加的功能；u表示系統(tǒng)文化、內部政策和環(huán)境激發(fā)而增加的功能；a表示系統(tǒng)內外部相互適應而增加的功能。

和諧營銷戰(zhàn)略的目標與框架戰(zhàn)略的基本特征是它和政策、資源的因果關系并具有具體情境和時間敏感性的特點。（王道文，2003）因而，不同組織，在不同的發(fā)展階段，必然會呈現(xiàn)出不同的戰(zhàn)略取向和路徑選擇。但是，“和諧意在形成企業(yè)自身系統(tǒng)‘和’的環(huán)境，‘諧’的關系，它強調系統(tǒng)不僅要達到復雜系統(tǒng)活動的一種相互合作、協(xié)同的作用和效果，更應注重子系統(tǒng)和人的積極性的發(fā)揮，以使系統(tǒng)形成一個和諧整體，形成總體穩(wěn)定、協(xié)調、能動發(fā)展的動態(tài)機制”。所以，相對而言，和諧營銷戰(zhàn)略在關注顧客滿意的同時，更關注質量與可持續(xù)性的發(fā)展。具體包括：

再反觀“金華毒火腿”事件，具體表現(xiàn)為構成要素h1的不和諧(或負效應)，也即，不對稱信息的存在，誘發(fā)了某些不法廠商的機會主義傾向。正如金華肉類聯(lián)合加工廠董事長徐杏生指出的，對“金華火腿”，不只是保護問題，而是今后如何發(fā)展的問題。只有發(fā)展，金華火腿才有生命力。

和諧營銷戰(zhàn)略制度化的成本——收益分析

營銷有利于降低信息不對稱，提高企業(yè)的盈利和知名度，但是構建并實施和諧營銷戰(zhàn)略必然帶來產業(yè)(企業(yè))成本的上升，那么產業(yè)(企業(yè))應當如何有序地實施這一戰(zhàn)略，并在成本——收益之間權衡呢？為此，我們結合席酉民教授的和諧主題模型，構建了和諧營銷戰(zhàn)略經濟分析模型(如圖1)。

在圖中，橫軸X表示信息的對稱程度，縱軸R、C分別表示和諧營銷戰(zhàn)略構建的收益與成本，可以看得出，隨著信息分布對稱的演化，產業(yè)(企業(yè))的成本與收益之間劃分為成本≥收益，收益≥成本，成本≥收益三個區(qū)間；事實上，產業(yè)(企業(yè))總是在力圖追求收益≥成本這個區(qū)間，而平行于曲線R的曲線C的切線與曲線C的交點，即切點A，則是產業(yè)(企業(yè))的利潤最大化點。為了實現(xiàn)組織經營的收益≥成本，甚至利潤最大化，我們引入了戰(zhàn)略性和則嵌入與諧則投入。其中，和則是指人主動性嵌入組織的規(guī)則與制度，諧則是指物要素客觀性合理投入。如圖所示，和則1提供人在組織中的基本意義和角色，主要包括“誠信”和“責任”；和則2提供了人群在組織中的基本意義和角色，主要包括“對分工互補的認同”和“傾向于合作”；和則3提供了組織對社會、自然的基本角色和意義，主要包括“對可持續(xù)的遵從”和“積極地反饋”。而諧則1是指物要素間組合過程中最基本的要求，即匹配性/一致性；諧則2是指物要素間確定性聯(lián)系的可變動性/調適性；諧則3是指既定投入的最大產出，即優(yōu)化性。同時，在一個給定的時空中，和則與諧則規(guī)則化遞進。

需要指出的是，和諧營銷戰(zhàn)略并不必然保證利潤最大化，而只是和則與諧則在組織、時空中不斷互動與創(chuàng)新，從而使產業(yè)(企業(yè))不斷走向完善，實現(xiàn)可持續(xù)、高質量的經營。而這也正是“金華火腿”產業(yè)(企業(yè))應矢志以求的。

本文以“金華毒火腿”事件為例，解釋了事件發(fā)生的緣由及本質，并介紹了席酉民教授的系統(tǒng)和諧態(tài)模型及其框架，進而構建了和諧營銷戰(zhàn)略經濟分析模型，旨在倡導一種產業(yè)(企業(yè))與市場，人類與自然，物質與精神等共同演進的和諧營銷發(fā)展觀。并且強調，市場主體只有從戰(zhàn)略的高度審識和反思自身的營銷行為，并且不斷地改善，才能承擔起時代賦予的責任和使命。

參考資料：

1.Drucker，P.F.，《SelectedEssaysofPeterDrucker》，機械工業(yè)出版社，1999年，PP.193-212

2.Drucker，P.F.，《彼德·杜拉克讀本》，徐兵編著，時事出版社，2003年

3.陳凌(1998)，“信息的特征、交易成本和家族式組織”，《經濟研究》，No.7:27-33

4.黃亞鈞，姜緯，《微觀經濟學教程》，復旦大學出版社，1995年

5.芮明杰，《市場營銷管理——定位·聯(lián)盟·策略》，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

6.(美)王道文著，龍煉等譯，《戰(zhàn)略構建》，上海遠東出版社，2003年

第2篇

(一)基本價值

以法律價值扭合與法商復合理念為考量長久以來，之于經濟法作為部門法的爭議不斷，在政府工作報告給予官方認可之后，學界爭議暫時擱息。但之于經濟法理念價值的思辨，法學學者仍然力求日新。2根據(jù)漆多俊教授的觀點，經濟法的價值亦不外乎“秩序一效率一公平一正義”。’其指出，“以上各項價值及他們間的層次關系，無論對于法或對于其他社會規(guī)范，是一致的，這是它們共同的價值體系(價值鏈)”；“經濟法是法體系中的一個部門法，同一般法的價值一樣，它也具有秩序、效率、公平、正義等價值，它的價值鏈的中心環(huán)節(jié)也是效率與公平”。筆者認為，這并非是法價值的簡單堆砌，而是相互關聯(lián)、有機聯(lián)系。真正被累加的要死，形成法價值凈效應的合攏。之于“秩序一效率一公平一正義”的價值體系，不妨視為某種程度的締結與扭合；從另一方面觀察，“秩序一效率一公平一正義”的價值體系完成經濟法乃法之一部的有效證成，使其與政策規(guī)范相區(qū)分。筆者贊同漆多俊教授的觀點，還落于其與法商復合理念的契合。筆者將法商復合理念分解，“法”對應制度與規(guī)范，“商”對應經濟與管理。則探求制度、規(guī)范、經濟、管理背后的價值關懷，仍可得出正義、公平、效率、秩序的結論。而漆多俊教授強凋的中心價值鏈“效率一公平”，恰與“經濟一規(guī)范”中的“效率一公平”吻合，使之(“經濟一規(guī)范”)與經濟法又存在某種冥合。鑒于法商復合理念的提出，仍有一個問題需要解決——漆多俊所提的法價值已然包括四項內容，何以法商復合理念之“法”只有兩項內容。筆者認為，不應簡單囿于所謂廣義與狹義的文字之辯，尚應另覓佳徑。具體而言，包括兩點：其一為法制與法治的區(qū)別，法商復合理念之“法”強調法制(靜態(tài)居多)，與“商”對應；漆多俊教授所提的法價值由應然角度出發(fā)，發(fā)端于法治的思考，故而內涵不同。其二為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反映經濟基礎，對照經濟基礎，法(規(guī)范)同步體現(xiàn)的價值便只得后退。

(二)主導價值

以人本觀念與社會本位為考量之于經濟法的特殊性，其主導價值不應簡單落于“秩序一效率一公平一正義”。根據(jù)一些學者的觀點，人本觀念與社會本位所烘托的價值可以視作其經濟法的主導價值。筆者認為，人是社會性群居動物，“人是社會的人，社會是人的社會”，人本觀念與社會本位僅就概念而言固然存在字面差異，但究其實質，探其邏輯，則應屬連貫一致無疑，并無相悖之處。強調經濟法的主導價值，作用有三：第一，符合一般社會科學的研究邏輯。科學本身是人的一種理性思維運動，與人性有著天然的聯(lián)系。休謨指出，因其潛在地受制于人們的認識范圍且要由其的權力與能力來判斷，所有各種科學均或多或少地與人類本性有關，也均在某種程度上依賴于關于人的科學。西方古典人文與近現(xiàn)代人文主義的實踐已經證實：人性問題是一切社會科學的研究起點。第二，勾連“以人為本”的科學發(fā)展觀政策。筆者認為，社會本位是異于(但不介于)個人本位與國家本位的“第三條道路”。經濟法價值由人本觀念主導并不意味著其政策性有所削弱，經濟法所帶有的隱性公法色彩業(yè)已基本得到學界的公認。與以主體法律地位平等為前提假設的民事法律不同，經濟法與政策的關系要緊密得多。所幸的是，當下政策同樣倡導“以人為本”的和諧，使得經濟法所受政策影響間接成為經濟法主導價值的佐證。另一方面，“以人為本”的價值內涵，在不同時代的側重各有不同，當下經濟法理念中“以人為本”的訴求突出對可持續(xù)發(fā)展觀念的表彰。“第三，厘清與法經濟學的關系。12自上世紀90年代后期伊始至今，影響最盛的當數(shù)法經濟學思潮。除了在分析方法上為經濟法的正當性提供了一種間接證明外，它成為一種研究方法的變革，一定程度上支撐經濟法存在與發(fā)展。然而，法經濟學有其固有特性——在法經濟學領域，一切法律制度作為一種被經濟效益(成本與效率)衡量的對象以及衡量經濟效益的一種尺度。有學者從“道義價值”、“功利價值”、“實證價值”來論證經濟法學與法經濟學的關系，固然為兩者區(qū)分提供有效依據(jù)，但筆者認為人本觀念的架構，除了夯實民法之外經濟法的特殊地位，也進一步明確“經濟法學理念”與“法經濟學工具”的關系。

(三)輻射還是反映

管窺部門法反映經濟法理念的“悖論”之于部門法反映經濟法理念，似乎存在悖論：部門法既然反映經濟法理念，其何以不是經濟法之一支?筆者認為，解釋這一“悖論”的理由主要有以下三個：第一，部門法的劃分與現(xiàn)行法的制定并未完全吻合。“部門法”的提法，或濫觴于中國法理學界的理論劃分，多對應于應然體系；現(xiàn)行法的制定則是依據(jù)現(xiàn)實生活所需，由政策或習慣轉化而來，多受命于實然需要。例如，關于銀行法、證券法、保險法的部門法歸屬，似乎存在納入商事法與金融法兩可的情況，甚而一些金融法領域的學者根據(jù)現(xiàn)實需要與國際潮流，將民法中擔保法亦納入金融法研究范疇，力圖使之體系日臻完整。之于經濟法所周延的對象，一直處于變化之中，僅競爭法的歸入在學界尚無較大爭議。“部門法”既是動態(tài)變化的，用靜態(tài)的形式邏輯進行判斷或者實現(xiàn)類似民法上的“涵攝”，多少存在困難。有學者提出經濟法“時空性”的特點，意在驗證經濟法的發(fā)展與融合、逡巡至圓熟，筆者簡陋，僅假借“時空性”特點作為部門法變化演繹的理論依據(jù)，以證與現(xiàn)行法不存在全然的“對號入座”。第二，基于程序事項的需要。以婚姻登記與物權登記為例，登記本身具有行政色彩，婚姻登記與物權登記確屬行政程序無疑，但僅就常識而言，亦能斷定婚姻法與物權法不屬行政法之流。究其立法的原因背后，乃基于程序事項的需要，以表彰或確認相應法律關系或權屬關系。第三，基于解釋學的技術。以刑法醉酒駕駛入刑為例，刑法學的解釋借助社會危害性、可非難性等價值判斷、犯罪構成要件等工具，而筆者以法經濟學之外部性解釋，似乎亦能自圓其說。法律規(guī)范的犬牙交錯與成文形式，為解釋學的活躍提供了空間，基于各部門法的理念對法律規(guī)范的解釋，為法律規(guī)范的“良法證成”與修葺完善提供條件。但是筆者認為，(其他)部門法反映經濟法(作為部門法)理念的表述或存瑕疵。考慮到法律的消極性，使用“反映”一詞或有不妥。筆者認為，應當是經濟法理念的輻射效應，對其他部門個別或些許法律規(guī)范的深入。以侵權責任法為例，2009年《侵權責任法》第一次明確在法律中使用了“懲罰性賠償”的概念：“明知產品存在缺陷仍然生產、銷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嚴重損害的，被侵權人有權請求相應的懲罰性賠償。”這與大陸法系的一般民法理論——以填補為要旨，多有不符。但衡酌其立法時間與立法背景，《侵權責任法》此一立法規(guī)定受經濟法理念影響(輻射)的頗深痕跡顯而易見，但若言其旨在反映經濟法理念或難成立。法律在其消極性之外，作為固有制度的存在，其推定力與拘束力對社會正向的有效效應，成為其他立法的有益借鑒。對于經濟法理念的輻射，理宜亦然。

二、經濟法的價值回應：經濟法主體的觀念革新

(一)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不能涵蓋之殤

經濟法主體的觀念革新同一主體(不論自然人或法人)由于不同法律部門調整對象與調整任務的不同，以不同的身份成為不同法律部門的主體，對該“身份”的概括與類型化即是對不同部門法主體的提煉。“經濟法是否存在自己的獨特主體制度，關鍵就在于經濟法的調整對象、調整任務是否具有特殊性，這種特殊性對于其主體產生什么特殊要求，賦予了何種權利義務，從而形成了不同于其他部門法的主體特色。”李友根教授認為，經濟法的主體可概括為經營者、消費者與政府。”消費者與經營者的概念已經為《反不正當競爭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使用，且法律對其亦有明確定義，是市場規(guī)制法保護或規(guī)制的對象。在確定經濟法的主體為消費者、經營者與管理者之后，以何者為中心，三者的利益如何衡量就成為一個重要問題。筆者贊同徐孟洲教授的觀點，應以消費者為中心構建經濟法的主體體系。根據(jù)徐孟洲教授的觀點，“‘以人為本’的理念要求‘以消費者為本”’、“從經濟學的理論出發(fā)，消費者也應該得到優(yōu)先保護”、“消費者處于弱勢地位，應該給予特殊保護”。20除此之外，筆者認為以消費者為中心的理由還有如下兩點：第一，消費者的保護需要建立并完善各種措施與制度，并非消費者保護的單行法所能解決。在現(xiàn)代社會，消費者的法律保護除了依靠基本的民法外，必須依靠經濟法，發(fā)揮政府與消費者組織的作用，運用經濟法理念與調整手段，體現(xiàn)政府的管理與參與。相關法律或者直接為消費者的保護而制定，或者將消費者的保護作為主要目標之一，是消費者保護的專門制度，體現(xiàn)以消費者為本的觀念。第二，國家政府保護消費者的理念較之國家政府有限干預的理論更為直接。“市場失靈”、“無形之手”的缺陷構成經濟法宏觀調控的理論依據(jù)。筆者認同這一觀點，但筆者認為國家政府有限干預的界限較難廓清，因其建立于“否定”之上的理論，伴隨固有的間接性。不妨以國家政府保護消費者的理念奠定經濟法的主體體系，畢竟政府何時干預、如何干預都是依賴于對消費者行為反饋后的決策，而消費者保護是貫穿始終的，具有直接性。國家政府保護消費者的理念與國家政府有限干預的理論，窺其實質是一物兩面，但以消費者為本的理念可有“橫看成嶺側成峰”之效。此外，強調經濟法之法律關系主體一方恒為國家，易與行政法混淆，經濟法的社會性色彩消褪。就此而言，關注以消費者為本的理念，實踐經濟法主體的觀念革新亦頗有必要。

(二)回應經濟法價值

以消費者為中心的輻射效應經濟法屬于由公權力合理敢于(市場)經濟的法律，通過綜合的調整手段維護社會公共利益；消費者利益的保護體現(xiàn)了經濟法保障社會公共利益的價值取向，同時也是經濟法法益目標的深入與具體化，使得經濟法在立法的價值取向上更具針對性。。以消費者保護為中心構造經濟法的體系，就是以市場規(guī)制法為主體構造經濟法的體系。因為市場規(guī)制法有著共同的主體(消費者、經營者與管理者)，其調整市場的競爭關系與交易關系，以消費者的保護為基本價值追求設計經濟法的規(guī)范與體系，可以增強經濟法的體系性和不同制度之間的內在一致性，提升消費者保護的力度。具體而言，其能體現(xiàn)其與民事法、商事法、金融法、社會法的內在聯(lián)系，甚而有效發(fā)揮經濟法理念的輻射效應。依徐孟洲教授所言，“概言之，以消費者保護為中心構建經濟法的體系是現(xiàn)階段中國消費者保護現(xiàn)狀的需要；是‘以人為本’理念在經濟法中予以落實的需要；是推進消費者保護法律制度的完善和體系化的需要；也是促進經濟法內在體系和諧的需要。”

三、經濟法的價值表彰：揚棄部門法理論的對峙與融合

(一)實踐需求

經濟法的發(fā)展進路政府主導經濟發(fā)展成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的主旋律，改革開放最強烈、最直觀的呈現(xiàn)無疑是一種滲透于經濟、政治與社會各個領域的轉型。強烈而直觀的社會轉型過去存在，現(xiàn)在正在發(fā)生，將來也會出現(xiàn)，如此的社會轉型孕育著巨大的法律調整需求，實踐需求催逼經濟法的醞釀與成型，勾勒經濟法的發(fā)展進路。轉型脈絡抑或清晰可陳，但經濟現(xiàn)象浩如煙海，筆者僅枚舉幾例典型并試做如下概述：之于“三農問題”，中國農村已由熟人社會轉向半熟人社會，民間糾紛的解決機制逐步規(guī)范，市場運作的發(fā)展機制逐步滲透，農村金融的形成機制逐步發(fā)育。解決“三農問題”，既要運用市場機制鼓勵農民參與市場交易、投資設立鄉(xiāng)村企業(yè)，又要通過糧食補貼、小額信貸扶持等公共管理機制予以扶助，兩者的交叉運用屬于經濟法的調整范籌。而當農民逐步成為消費者時，以消費者為中心的經濟法理念將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之于國有商業(yè)銀行改革，既要考慮民商法層面的公司治理與股權結構，還要考慮國有資產法意義上的國有金融資產監(jiān)管。國有金融資產監(jiān)管本身屬于經濟法的調整范籌當無異議，就公司治理與股權結構而言，涉及上市公司對金融}肖費者的投資保護問題，貫穿以消費者(保護)為重點的宗旨，依然反映了經濟法的理念輻射。之于事業(yè)單位分類改革27，構建法人治理結構是其類型化治理的核心。與一般的營利性機構不同，事業(yè)單位的非營利性決定了其在適用“利益相關者”理論(StakeholderTheory)時勢必涉及社會公眾，且事業(yè)單位理事會構建也遵循吸收外部理事的做法。事業(yè)單位分類改革的主要目的即落于減政放權，對于公益類事業(yè)單位完全適用行政法顯然已無法滿足時展的需求，基于教育醫(yī)療的服務對象實屬消費者無疑，其部分法律關系由經濟法調整是更優(yōu)選擇。上述問題是當下中國社會、經濟面臨轉型問題的縮影，亦由此可見，除了政府主導之外，中國現(xiàn)代市場經濟的鮮明特征還包括“體制轉型”與“進程壓縮”。所謂“體制轉型”，意指中國的現(xiàn)代市場經濟是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而來，由于缺乏發(fā)育成熟的市場機制以及配套的制度設置，這種轉型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都不牢固，盡管推動這一轉型的力量理論上會越來越增強。所謂“進程壓縮”，意指中國用短短二十多年時間走完了西方國家二百多年走過的路，邁進了現(xiàn)代市場經濟的門檻，這種跳躍式的速成發(fā)展誠然給國人帶來了莫大的欣喜，也引起了世界各國巨大的驚呼，但同時由于過分強調速度而忽視質量也遺留了無數(shù)的問題。“體制轉型”與“進程壓縮”的經濟實踐導致眾多經濟與社會問題以一種“疊加式”或“復合式”的形態(tài)存在，為經濟法的發(fā)展進路明確方向。

(二)理論回應

第3篇

行為經濟學也被稱為“心理學的經濟學”，是運用心理學的分析框架對經濟現(xiàn)象進行研究和分析的經濟學分支學科。從研究對象看，行為經濟學側重于微觀經濟主體的經濟行為產生的動機研究；從研究方法和手段來看，由于行為經濟學注重分析微觀主體的非經濟動機或者非物質動機，因此不同于傳統(tǒng)的主流經濟學，更多依賴于心理學的研究成果，并在研究中較多采用了實驗室實驗和現(xiàn)場實驗等方法。行為經濟學繼承了經濟學對日益復雜化的人類經濟行為的研究訴求，但是在研究具體方法上則采用了完全不同的實驗經濟學方法，從而將心理學和經濟學有機結合起來。經濟行為分析一直都是經濟學關注的焦點。亞當•斯密則試圖采用“損失厭惡”等個人心理可能會對經濟行為造成的影響。隨后的古典經濟學家也一直致力于對微觀經濟行為的研究，并號稱經濟學即研究經濟行為的科學。但是，從古典經濟學到新古典經濟學，微觀主體的經濟行為研究框架都是建立在理性經濟人的假設前提上的，因而分析的都是經濟動機驅動下的理，而復雜多變的個人心理特征都在主流經濟學的研究中被有意無意忽略或者抽象了。特別是波普爾的證偽主義和弗里德曼提出的實證主義方法論被經濟學廣泛接受后，行為研究所依賴的心理學基礎已經消失。從20世紀40年代開始，喬治•卡托納及赫伯特•西蒙開始將經濟行為作為研究的主要對象，因此可以將行為經濟學的創(chuàng)立追溯到西蒙的“有限理性”思想的提出。隨后，心理學作為一門獨立完整的科學，其理論研究成果不斷完善和成熟，極大推動了大量具有創(chuàng)新和探索精神的經濟學家和心理學家的聯(lián)合研究，并為行為經濟學的產生與發(fā)展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石。20世紀70年代，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發(fā)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提出了傳統(tǒng)經濟學的理性人假設存在系統(tǒng)偏誤，并進一步構建了不確定條件下行為主體的判斷模型，從而顛覆了主流經濟學的個體選擇模型，行為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不斷成熟，并且得到了越來越多的實際應用，行為經濟學的發(fā)展也不斷深入，甚至將認知心理學的研究成果拓展到了金融領域，促進了行為金融學的產生。

二、行為經濟學和傳統(tǒng)經濟學的分歧與融合

行為經濟學的先驅西蒙在其研究成果中提出了“有限理性”假說，認為經濟活動中的微觀主體在進行選擇決策時并不完全依循古典經濟學家提出的“效用最大化”的原則，因而經濟選擇的最終結果完全可能背離了古典經濟學家的最優(yōu)化均衡點，從而解釋了現(xiàn)實中的復雜經濟世界。行為經濟學對傳統(tǒng)經濟學的批評和發(fā)展首先就是建立在對行為人的假設上，并進一步提出了由于行為人并不總是完全理性的，因此也可能存在偏好無法排序或者偏好不一致的情形，這就構成了行為經濟學和傳統(tǒng)經濟學的主要分歧。

（一）行為人的假設不同主流經濟學假設經濟主體都能進行理性決策，即假定所有參與經濟活動的微觀主體是同質的，具有完備的信息。行為經濟學對這些假設前提提出了挑戰(zhàn)，認為微觀主體的選擇和決策行為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經濟理性受到了主體的主觀因素和客觀制度環(huán)境等因素的制約，因而表現(xiàn)為“有限理性”。與此同時，在做出最終的經濟決策時，決策情景、當事人的心理活動特征、決策模式等都會對最終決策行為產生影響，微觀主體的異常行為也因此產生，加劇了經濟現(xiàn)象的復雜性。行為經濟學強調當事人認知能力的局限，強調決策作為一個學習過程的動態(tài)變化。盡管行為經濟學也堅持理性假定，但是認為行為主體的理性認知能力存在差異，對微觀行為主體的假設不同于主流經濟學的同質經濟理性人，承認人的復雜異質性和社會性，并且利用心理學構建了自己的分析基礎，從而導致了其和主流經濟學并駕齊驅，成為一門獨立的學派。

（二）偏好的假設不同主流經濟學中偏好是外生的、穩(wěn)定的，并滿足自反性、完全性、傳遞性和連續(xù)性條件，從而在不確定條件下，微觀經濟主體的選擇過程可以概括為馮•諾伊曼和摩根斯坦的期望效用函數(shù)。所以，偏好一致性以及由此產生的期望效用最大化構成了主流經濟學的理又一重要基石。以嚴密的邏輯和數(shù)學分析構建的預期效用理論成為不確定性條件下決策的經典理論。但是法國經濟學家阿萊斯通過一系列的實驗，發(fā)現(xiàn)了現(xiàn)實中的人們面臨風險時不總是追求期望效用最大化，選擇行為也不是完全依據(jù)概率行事，即著名的“阿萊斯悖論”。特維斯基和卡尼曼（1979）對此做出了進一步的合理解釋，并提出了前景理論。前景理論對于偏好的理解主要有如下幾點：首先，偏好并不是完全外生的，不同期望的偏好并不獨立于判斷和評價的程序；其次，不同期望的偏好并不可以表示為單純的概率分布函數(shù)，通常還取決于對給定分布函數(shù)的描述。他們的研究表明，決策程序以及決策的外在環(huán)境等都會影響到當事人的偏好，偏好既不滿足完備性假定，也不滿足傳遞性假定。另外，很多研究表明，誘導偏好會導致偏好反轉（perferencereversals）。傳統(tǒng)經濟學和行為經濟學在消費行為理論的主要分歧就是圍繞著行為主體的理性假設人而展開的，對于前者的“理性經濟人”的假設，行為經濟學研究者通過大量的實驗數(shù)據(jù)觀測，發(fā)現(xiàn)了在現(xiàn)實世界中，消費者存在的非理性、非自私自利的選擇行為，違背了效用最大化的目標假設，從而將消費者的心理特征、心理學研究成果引進來，合理解釋了行為主體的“非理”，也在一定程度上對“阿萊斯悖論”做出了解釋。傳統(tǒng)經濟學和行為經濟學分別解釋了行為主體的理性和非理性選擇，因此對復雜多變的消費者行為進行研究，兩種理論并不是完全割裂的，而是應該互為補充，共同解釋經濟現(xiàn)象和經濟行為。

三、行為經濟學的理論基礎及其研究方法

行為經濟學試圖將心理學因素納入到傳統(tǒng)經濟學的理論研究中，并對傳統(tǒng)經濟學的“理性經濟人”假設提出了質疑，提出了認知心理學概念，并側重于行為主體的心理特征和認知活動可能對經濟行為造成的影響，其代表人物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在研究中對傳統(tǒng)經濟學研究假設進行了修正，并進一步提出了“前景理論”，使得經濟學的研究對經濟世界的描述更加貼近現(xiàn)實生活。

（一）預期理論長久以來，期望效用理論作為不確定性條件下決策分析的經典框架在主流經濟學中占據(jù)了重要的位置，但是“阿萊斯悖論”對此提出了強烈的質疑，并通過大量實驗數(shù)據(jù)驗證了期望效用理論和現(xiàn)實世界存在的嚴重背離。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在大量社會學和心理學的實驗研究基礎之上，進一步提出了不確定性條件下人類決策行為的分析框架——預期理論，對“阿萊斯悖論”給出合理完整的解答，奠定了行為經濟學分析的理論基礎。卡尼曼和特沃斯基認為，復雜的外部環(huán)境和微觀主體個人特征共同影響了人類的理性決策，應該對不確定性條件下的期望效用函數(shù)進行改造。他們認為人類的效用對決策的影響程度存在差異，而且期望效用本身也是由個體主觀認識所決定，因此采用了權重函數(shù)和主觀價值函數(shù)來描述人的效用。主觀價值函數(shù)反映了預期結果與人的主觀滿足大小之間的關系。卡尼曼進一步提出了效用評價函數(shù)是基于S形價值函數(shù)中的一個參照點，由于行為決策人更多的表現(xiàn)為“損失厭惡”而非“風險規(guī)避”，因而效用函數(shù)存在著拐點。所以，預期理論與預期效用理論分析中的最大不同即對效用的描述。在預期理論中，效用是由價值函數(shù)決定；而在預期效用理論中，效用是由效用函數(shù)決定。根據(jù)上述的預期理論分析框架，不確定性條件下的決策行為可以概括為如下三點：①影響人們決策的因素不是財富的絕對量變化而是財富值相對于參照點的相對變化量；②同樣數(shù)量的財富減少引起的痛苦遠遠大于等量財富增加的快樂；③隨著離參照點的距離增加，與參照點的差異對決策結果的影響存在邊際遞減規(guī)律。以上結論解釋了期望理論對不確定性下決策的分析框架，也是對“阿萊斯悖論”的理論闡釋，在很大程度上切合人類行為中的非理性因素。

（二）研究方法傳統(tǒng)經濟學經歷了近200年的發(fā)展，已經從定性研究轉向了定量研究，在理論構建中越來越多地采用數(shù)學語言構建數(shù)量模型，運用邏輯推理方法獲得假設推論，并采用計量經濟學方法進行實證研究。但是，這樣研究存在著的不足即往往將個體的心理因素忽略掉了抽象了。雖然同樣是研究人類的經濟行為，但是行為經濟學將研究重點放在了人類的心理因素，因此往往借助于實驗的方法來進行研究。另外由于決策心理特征、行為模式和決策結果之間是互動的和關聯(lián)的，因此行為經濟學偏重于動態(tài)分析，而不是靜態(tài)分析方法。

四、行為經濟學視角下的消費信貸決策分析

機制消費信貸在我國已經有了近20年的歷史，消費信貸的產生與擴張是否能夠有效釋放居民的潛在需求，促進消費總量的穩(wěn)定增加，從而保證經濟的持續(xù)穩(wěn)定快速增長？國內很多學者在上世紀末即著手研究消費信貸的影響因素，并且也試圖運用實證分析手段驗證我國消費信貸的消費需求刺激效應，不少學者認為消費信貸可以促進居民的短期消費，但是對長期消費效用不明顯。現(xiàn)有的研究結論主要是建立在主流經濟學的理性經濟人假設上，并運用流動性約束理論、預防性儲蓄理論構建了實證分析模型，提出我國居民存在消費的過度敏感性，而消費信貸的產生可以緩解居民的流動性約束，減少其預防性儲蓄動機，從而增加當期消費。傳統(tǒng)經濟學的消費信貸分析框架更多的建立在宏觀經濟學的微觀分析基礎之上，認為消費者是同質的，不存在差異的，都是根據(jù)經濟利益驅動做出最終決定。因此，建立在主流經濟學分析框架下的消費信貸研究通常認為消費需求的增加主要是由于放松了人們的預算約束限制，從而促進消費需求的增加。但是，正如上文闡述的那樣，人類行為不僅由經濟動機決定，也存在其他很多非物質動機。另外每個個體對不確定條件的判斷受到各自過去經驗判斷的影響，尤其受到各自所選擇的參照點影響，微觀主體不應該是同質的經濟理性人，而更多的表現(xiàn)為復雜多變的異質性，所以現(xiàn)有的消費信貸分析通常都將微觀主體的差異性、心理特征等重要因素抽象或者忽略了，由此得到的結論很可能不能很好地刻畫微觀主體的現(xiàn)實決策行為。本文將傳統(tǒng)經濟學和行為經濟學的個體決策分析有機結合起來，分別探索影響我國居民消費信貸的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搭建居民消費信貸的決策機制，并希望在此基礎之上進一步分析可能導致的潛在風險因素。

（一）消費信貸行為的決策機制根據(jù)上文述及的傳統(tǒng)經濟分析框架下的期望效用理論和在此基礎之上構建的流動性約束理論，理性經濟人在不存在消費信貸的情況下，其消費需求的最終決定即一定預算約束下的效用最大化，行為人的決策影響因素包括收入水平、預期的收入變動、商品的偏好、商品的價格等。而消費信貸產生以后，消費信貸可以改變當期流動性水平，進而使得消費者存在著新的跨期消費選擇，那么增加的影響行為人消費決策的因素有信貸可獲得性、消費的時間偏好。行為經濟學認為人類行為背后存在大量的復雜多變的心理因素，而且心理因素也會對最終決策產生較大的影響。因此借鑒行為經濟學的預期理論以及隨后發(fā)展的心理賬戶理論、行為生命周期理論，對消費信貸行為主體的微觀決策行為進行深入研究，并希望建立一個較為完整而且更加貼近現(xiàn)實世界的消費信貸決策機制。根據(jù)上述的預期理論，行為主體對客觀事物判斷往往會受到自身的經驗影響，也會受到個人對信息獲得以及認識程度的影響，因此本文認為消費者的教育水平、以往的消費經驗、對新生事物的理解以及風險態(tài)度都會影響到消費信貸的最終決策，而且影響的方向和程度也都是不確定的。另外，行為經濟學中的行為消費理論以及心理賬戶理論進一步提出，不同類型的財富或者貨幣收入并不具有完全的替代效應，消費的時間偏好也存在顯著的個體差異，因此在消費決策分析中應該充分考慮到消費者是否存在消費的不同賬戶劃分。具體來說在分析中可以充分調查消費者不同類型消費月支出的平均水平，以及消費者對電子、通信等具有明顯更新?lián)Q代特征商品的消費態(tài)度來考察消費者的時間偏好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