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道德議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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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作者：柴繼紅

教師通過自身的興趣表現影響學生(1)投入情感，投入情感的溝通，是教學過程中的一大法寶，若適用得當，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適當的鼓勵和寬松的氛圍，能夠使學生在松弛的狀態下發揮自己應有的水平，使學生從內心中盡快容納相關課程，而不是排斥。教師與學生的情感性溝通還出現在對某件事物的判斷上。比如，一個富于情感性的事例，會誘發、引導學生去思考，與文本進行對話，在不確定性中使學生參與到對話中來。情感是人與人之間溝通的橋梁，富于情感性的教學過程也就是與現實溝通的過程。(2)巧設情境。開放式的課堂交流使師生共同關注法律課的內容，避免造成教師興趣與學生的情境興趣毫不相干的情況。這樣的交流需要教師關注學生的動態，師生共同創設情境。比如，在經濟法的課堂教學中，主講教師在介紹商標法時，現場展示幾種商標的設計圖樣，請學生根據現行商標法之規定，判斷上述商標圖樣哪些能被授予商標專用權，哪些不能被授予，并進行修改使之能被授予商標專用權。該情境設計得到學生積極響應，那些不能被授予商標權的圖樣，經學生修改后卻更加新穎獨特、易識易記。這樣的情境設計巧妙地結合了該門學科的理論特點和學生的興趣，并通過其完成的成果準確地驗證了理論，又使教學成果更具有開放性和豐富性。學生的觀點往往比較片面，但其中不乏新意。教師不要對其觀點全盤否定或全盤肯定，而需要通過相關事例的分析比較，引導其作出科學的判斷。現代課程需要達成一種促進探索的課堂氣氛，當然需要建立在課程的學習者對所研究的材料有足夠的理解，并有足夠的能力解釋、分析和表達相應的材料的基礎上。教師的理論與實踐經驗與學生的思想相契合，形成了課程的多重觀點，使課程具有足夠的多元性和開放性。

如何妥善解決這一矛盾，是擺在法律課教師面前需要解決的問題。每位教師都有自己的興趣與所長，學校應該尊重教師個體的創造精神，教師個人也應盡力挖掘自身的潛能，運用多種教學藝術形式，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例如，某位教師的口才極佳，幽默風趣，他講的法律課幾乎可用說相聲的藝術方式來表達，生動活潑又有趣，學生在輕松幽默的氛圍中領悟了法律的真諦。又如，某位教師的音樂舞蹈修養較好，她在課堂上常常選擇經典作品評析講解，在藝術的熏陶中釋放學生的思維和感情，有力地增強學生自我表達的內涵，寓教于樂，擺脫法律學科本身枯燥而帶來的緊張感和壓力感。

法律課教師通過教學內容的處理影響學生的學習興趣法律課的內容是理性的，而興趣往往是由感性生發的。通常的情況下，興趣越高，人們的思維越活躍，行為也越有成效。師生必須通俗、新穎地創設情境，這樣的情境才是興趣的使然和理性的回歸。法律課教師通過教學內容的處理影響學生學習興趣的方法，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1)營造良好的課堂教學心理氛圍。現代心理學研究告訴我們，學生學習的認識活動并非是孤立的智力活動，它總是伴隨著學生的動機、興趣、情感、意志等非智力活動同步進行的。教師在營造任務教學心理氛圍時，應適當調動學生的上述非智力因素，鼓勵其積極參與教學活動，發揮學習主體作用。在課堂教學中，教師應改變以教師為主體，學生為被動的知識接受者的心理誤區，探索一種師生共同討論、研究的綜合交流方式。教師能否發揚教學民主，尊重信任學生，給學生創設寬松和諧、輕松愉快的課堂氣氛是營造良好的課堂教學心理氛圍的關鍵。(2)制定有效的教學方案。這是對教師教學能力的考驗，因為教師不僅應具備正確處理教材，抓住重點和難點，精心設計學習目標的能力，還應具備發現知識規律形成過程并指導學生應用知識，設計具有典型性的教學方案的能力。比如，某教師在設計合同法教學方案時，要求學生以小品表演的形式模擬合同的訂立過程。在具體實施該方案后，指出學生模擬的勞動合同、租賃合同、買賣合同、借貸合同的條款中的矛盾之處和不足，以此激發學生進一步思考，并對其模擬的小品不斷精練和完善。教師在設計教學方案時，盡可能研究學生的思維方式，增強教學的可預測性。(3)培養學生的創新思維能力。要培養學生的創造能力，必須重視對學生獨立思考能力的培養。學生具有好奇心、求知欲、獨立性等創造個性心理品質，但也存在某種思維的定式和從眾心理。教師在課堂教學中，盡可能創造寬松、安全的課堂教學心理氛圍，多鼓勵、少批評，啟發學生獨立思考，克服思維定式和盲目從眾的心理狀態。創造性思維的培養使課堂教學更具吸引力。在課堂教學中，不設定標準答案式的結論，而是引導學生多角度、多方面思考問題，突破習慣思維的條條框框，敢于提出新觀點，形成超常的構思。教師不僅對創新思維給予鼓勵，對于盲目從眾和思維惰性更應予以批評，更加激勵學生自主創新，獨立思考。在法律課教學中擺脫枯燥、難懂的局面，引入興趣激勵機制，讓法律課回歸理性的本質，需要全社會共同關注和思考。法律課教師更應自覺地成為具有行動力和創造力的教育實踐者，使法律課成為學生真心喜歡、終身受益、畢生難忘的課程。

第2篇

優化思想政治課教學手段

可采取以下教學形式：（一）閱讀講解法：主要針對一些有關條例、概念、意義等加以記憶的法律知識，可以采取學生自我閱讀，熟悉內容，質詢探索，教師講解釋疑，指點迷津。學生在反復閱讀理解的基礎上掌握應熟記的內容。（二）案例教育法：主要針對部門法專題、程序法專題的有關法律知識采取案例分析，在此教學期間可利用幻燈片、電視、多媒體等現代化的教學手段，使學生對案例有更透徹的了解，調動學生積極主動探討分析問題，使學生在不知不覺中掌握法律知識，提高理論聯系實際、辯證看待解決問題的能力。（三）溫故知新法：主要針對記憶性的法律知識，既有書面練習，也有口頭練習，可以相互提問，一問一答，也可通過多媒體手段播放是非或選擇題，要求集體回答，其次不定期地進行拈鬮答題，表現最佳者將獲得小小的獎品，促使學生在緊張刺激的課堂氛圍內集中精力學習。

多種多樣的練習方式使學生們得到充分的鍛煉，知識掌握牢固，規范他們的言行、指導他們的實踐。活動深化法：開展法律知識競賽、學生自編自演法律小品、模擬法庭、辯論賽等多種形式的活動，寓教育于趣味性、娛樂性之中，并能使學到的法律知識和現實生活結合起來。通過多種形式的活動，吸引學生，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主動性，使學生的學習從被動接受到主動吸收，使每一個學生都成為課堂的主人。

優化思想政治課外的法律文化環境

第3篇

關鍵詞：轉喻；轉喻式翻譯理論；法律文本翻譯

中圖分類號：H059

文獻標志碼：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6.06.17

隨著認知語言學的迅猛發展，學界開始討論其與翻譯學之間的關系。Shreve和Angelone[1]出版了《翻譯與認知》，標志著認知翻譯學逐步形成。譚業升曾從認知語言學的角度探討了創造性翻譯研究的幾個核心問題，對認知翻譯學學科體系的構建做了有意義的探索[2]。王寅曾提倡從認知語言學視角建構翻譯理論的思路，提出“認知翻譯觀”和“認知翻譯研究”的新興邊緣學科[3-4]。在認知翻譯學框架下，一般認為，翻譯與轉喻之間是相輔相成的。翻譯的本質是轉喻性的，是源語言與譯入語之間的一種語言轉換。Tymoczko曾提出“翻譯轉喻學”（metonymics of translation）和“翻譯轉喻”（metonymy of translation）等術語，并認為，翻譯的轉喻性主要體現在翻譯的聯系/創造（connection/creation）功能以及翻譯的局部性（partiality）這兩個方面[5]41-57。

作為一種特殊的語篇類型，法律文本的翻譯也離不開這種語言之間的轉換。法律文本具有正式性、嚴謹性、專業性、規范性等特點，法律翻譯必須把握這種文體特征，使譯文映現源語言的“味道”。對法律翻譯作出開拓性貢獻的當屬克羅地亞法律翻譯學者Susan arcˇevic'。國內近十年法律翻譯的興盛與這位學者是分不開的。國內學者研究法律翻譯的視角比較多樣化，包括譯者的創造性（黃巍[6]）、法律交流原則（杜金榜[7]）、翻譯策略（張法連[8]、劉法公[9]、穆可娟[10]）、語用視角（張新紅、姜琳琳[11]，馬莉[12]，韓健[13]）、文化美學（王同軍[14]）等。縱觀研究現狀，學界基于認知角度對法律翻譯的探討著墨較少，鮮見認知轉喻對翻譯的研究路徑。本文將在轉喻式翻譯理論的基礎上，探討其對法律翻譯的指導作用，試圖探索基于轉喻式翻譯理論的法律翻譯策略。

一、轉喻式翻譯理論

涉及認知轉喻與翻譯研究之間的關系，一般認為主要體現在對比喻性語言的翻譯上。從傳統修辭學角度看，這種語言現象的翻譯很少，因為轉喻只不過是一種修辭格。從認知語言學視角看，這種語言現象俯拾皆是，因為轉喻是人類認知世界的一種工具，在語言中無處不在。本文中的轉喻式翻譯理論（a metonymic theory of translation）把轉喻視作后者。

英、漢語的詞匯大多具有交集特征，意義僅部分等同，這就是造成“部分代整體、部分代部分、整體代部分”轉喻機制的認知基礎[4]20。Denroche進一步強化了翻譯的轉喻性本質，提出了轉喻式翻譯理論[15-16]。他將比喻性語言看作翻譯可行性的基本對象，但它并不主要關注比喻性，而是重點關注源語文本與譯文初稿、譯文初稿與譯文終稿之間緊密相關的意義轉換。這種理論可為翻譯研究提供一種新范式。依據這種理論，轉喻處理在翻譯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不同語言之間以及同一語言的不同變體之間的轉喻關系使翻譯成為可能。翻譯分為兩個階段：一是語際遷移階段（從源語文本到譯文初稿），二是語內修正階段（從譯文初稿到譯文終稿）。這兩個階段具體包括：理解源語文本意義，對比源語與譯入語，作出由轉喻框架激活的詞匯選擇，修改譯文初稿直至預期。翻譯即是通過轉喻關系處理這個過程。從源語文本到譯文初稿充滿了模糊性與不確定性，而從譯文初稿到譯文終稿中某些句子的轉換其實就是轉喻轉換。再到譯文終稿中所做的詞句微調，其旨在關注語篇連貫，也是轉喻處理在發揮作用。

同樣在2015年，常年關注隱喻能力的伯明翰大學教授Jeannette Littlemore在其新著《轉喻――語言、思維與交際背后的“縮影”》中也談及了轉喻與翻譯的關系，為轉喻式翻譯理論做了有益補充[17]。她指出，譯者在將源語文本譯成譯入語文本時可能會涉及轉喻表達的選擇，因此有必要將這些轉喻表達按照恰當的翻譯策略譯出。在國內，盧衛中曾專門研究了轉喻的翻譯策略，并指出，轉喻的翻譯可采取“譯入語對應喻體翻譯”、“譯入語特有喻體翻譯”、“源語喻體+喻標”、“源語喻體+注解”和“源語喻體的舍棄”等策略[18]。

簡而言之，轉喻式翻譯理論認為，可以從轉喻的視角界定翻譯。具體來講，包括微觀與宏觀兩個方面，前者指具體轉喻表達的翻譯，其翻譯策略要視語境而定，采取“譯入語對應喻體翻譯”的翻譯策略；后者意指源語與譯入語之間的關系本質上講是轉喻的，譯文初稿與譯文終稿之間的關系也是轉喻的，這是轉喻式翻譯理論的宏觀把控與指導原則。

二、轉喻式翻譯理論對法律文本翻譯的指導作用

（一）轉喻式翻譯理論指導法律文本翻譯的可行性

從微觀上講，鑒于法律文本在社會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和法律語言莊重、嚴肅等特征，在法律文本翻譯中，譯入語對源語的忠實性、一致性方面要高于其他類型的文本翻譯。但是，過度強調法律翻譯的忠實性與一致性勢必會招致法律翻譯過度直譯之嫌。法律翻譯譯者一直在忠實于語言與忠實于法律內涵之間搖擺。盡管如此，鑒于英、漢兩種法律語言的不同特征，進行雙語轉換時難免存在詞匯在形式與意義上的部分等同，這即體現了部分與整體之間的轉喻機制。因此，從微觀上講，轉喻式翻譯理論對法律文本翻譯有指導作用。

從宏觀上講，盡管法律翻譯所體現的主觀能動性相對較小，無須進行過多轉換，法律翻譯畢竟也是兩種語言之間的轉換，其中包括典型的句型轉換。正如Susan arcˇevic'所說，法律翻譯就是語言轉換與法律轉換同步進行的活動[19]。依據轉喻式翻譯理論，從源語到譯入語以及從源語法律到譯入語法律的這兩種轉換背后的認知機制即是轉喻運作。這里的轉喻即是發生在同一理想化認知模型內的源語與譯入語之間的認知操作，也包括發生在同一法律框架下源語法律體系的法律法規與譯入語法律體系的法律法規之間的認知操作。正是由于轉喻機制的潛在指導作用，促使譯者在法律翻譯過程中靈活把握法律翻譯策略，合理運用符合譯入語規范的句型，實現兩種法律在語法、功能等層面上的一致性。因此，從宏觀上講，轉喻式翻譯理論對法律翻譯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譯文：業主特此立約保證在合同規定的期限內，按合同規定的方式向承包人支付合同總價，或支付合同規定的其他應支付的款項，以作為本工程施工、竣工及修補工程中缺陷的報酬。

源語中的“therein”是一個簡化形式，代指“in the Works”。所以譯文將其譯為“工程中”，這種翻譯方式體現了整體形式代部分形式的轉喻關系，實現了譯入語中法律語言的規范化。

例4：《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

第一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了擴大國際經濟合作和技術交流，允許外國公司、企業和其它經濟組織或個人（以下簡稱外國合營者），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則，經中國政府批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同中國的公司、企業或其它經濟組織（以下簡稱中國合營者）共同舉辦合營企業。（摘自《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

譯文：The Law of the PRC on Chinese-Foreign Equity Joint Ventures

Article 1 With a view to expanding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technological exchang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ermits foreign companies， enterprises， other economic entities or individual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foreign parties） to incorporate themselves， within the terri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to equity joint ventures with Chinese companies， enterprises or other economic entitie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Chinese parties） on the principle of equality and mutual benefit and subject to authorization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上例中，針對同一個“中國”，漢語法律中使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而譯者將第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譯作“PRC”，將第二、三個譯作“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這種譯法體現了語言的多樣化特征，“PRC”與“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之間的關系是一種部分形式代整體形式的關系。同時，依據“譯入語對應喻體翻譯”的策略，“PRC”的譯法屬于部分地直譯，未能充分體現漢語法律中“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威嚴，可進行合理的轉喻轉換，并調整為“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英漢兩種語言的不對等性是體現轉喻式翻譯思路的重要依據，法律語言中也存在這種不對等性。正是因為這種不對等性造成了源語與譯入語詞匯之間存在部分代整體或整體代部分的轉喻關系。在這種情況下，多采用“譯入語對應喻體”的翻譯策略。

例5：各成員國在其國際關系中，應避免對任何國家的或政治獨立進行威脅或訴諸武力，應避免采用任何與聯合國宗旨不一致的其他方式。

譯文：All Members shall refrain in thei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the threat or use of force against the territorial integrity or political independence of any state， or in any other manner inconsistent with Purposes of the United States.

上例中，源語中的“成員國”與譯入語中的“Members”構成一種形式上的詞匯缺失現象。一般來講，“成員國”譯作“member states”或者“member countries”，而譯文則將其處理為“Members”，這種譯法既符合譯入語的表達習慣，也切合了法律語言的簡潔性，更重要的是體現了部分形式代整體形式的轉喻關系。

2.法律文本中句型的轉喻翻譯策略解析

英漢兩種語言的不對等性不僅體現在詞匯層面，也體現在句型方面，這種不對等性正是轉喻式翻譯理論的重要依據。漢語法律文本中的句型不能與英語法律文本中的句型完全對等，只有通過有效的轉喻轉換，才能達到法律文本翻譯的標準。

第一，首尾互換的轉喻轉換。

為使譯文符合譯入語的表達規范，在必要情況下，需要調整源語的語序，進行必要的轉喻轉換。

例6：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Article 12， the General Assembly may recommend measures for the peaceful adjustment of any situation， regardless of origin， which it deems likely to impair the general welfare or friendly relations among nations， including situations resulting from a violation of the provisions of the present Charter setting forth the Purposes and Principles of the United States.

譯文：對于聯合國大會認為可能損害公共利益或影響國家間友好關系的任何局勢，包括因違背本確定的聯合國宗旨和原則而造成的局勢，無論什么原因，聯合國大會可以提出和平調解的建議，但不得違背第12條的規定。

英文的語序講究突出主題，把重要的信息放在句首，如原文中的“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Article 12”，而在譯入語中，則將其放在句末，這符合漢語的表達習慣。該例中的語序轉喻轉換較好地體現了轉喻式翻譯理論的宏觀指導作用。

例7：為規范公司付款管理，特制訂本辦法。

譯文1：To standardize the management of the company payments， these regulations are formulated.

譯文2：These regulations are formulated to standardize the management of payments in the company.

譯文2的語序轉換實現了譯入語的通順與連貫。

第二，句中成分的轉喻轉換。法律文本中的句型互換不僅包括首尾互換，還體現在句子中的成分轉換，這種轉換既體現了法律語言的文體特征，也符合法律文本翻譯的指導原則。

例8：合營企業所需原材料、燃料、配套件等，應盡先在中國購買，也可由合營企業自籌外匯，直接在國際市場上購買。（摘自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

譯文1：An equity joint venture should put the purchase of the required raw and semi-purchased materials， fuels， auxiliary equipment， etc. from Chinese resources in the first place， and may also raise its own foreign exchange funds to buy those directly from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譯文2：In its purchase of required raw and semi-processed materials， fuels， auxiliary equipment， etc.， an equity joint venture shall give first priority to Chinese sources， but may also acquire them directly from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with its own foreign exchange funds.

法律語言的艱澀難懂，多“歸功”于其包含的大量生僻少見的法律術語與復雜冗長的語法結構，沒有一定法律常識的讀者往往會望而卻步。按照翻譯的基本原則，法律語言在句法上應表現為結構簡單、表意清晰。依據轉喻式翻譯理論，譯者應時常提醒自己及時對第一稿的用詞與句型進行合理的轉喻轉換，化繁為簡，化散為整，以確保譯文簡潔易讀的翻譯效果。上例中，譯文1是翻譯初稿，全句使用了“put ”與“raise”兩個并列謂語動詞，突顯了“盡先”與“籌”的動作，突顯前者符合漢語法律試圖表達的意思，而突顯后者則有點“喧賓奪主”的意味。另外，“put”的賓語過長，有點臃腫。相比而言，譯文2進行了一定的轉喻轉換，將這個賓語的位置轉換到句首位置，并將“籌”的工作置后，轉換為方式狀語的做法既突出了源語主題，又符合英文表達習慣。這樣的轉喻轉換保持了源語法律的“本色”，又恰當地實現了語言的簡潔，進而構建了譯入語的連貫性。

三、結束語

法律文本是識別度較高的一種特殊文體，因此法律翻譯譯者需要同時具備較強的雙語轉換與法律轉換的能力。法律翻譯的開展需要多種翻譯理論及策略的有效支持，本文中的轉喻式翻譯理論便是其中之一。研究表明，在轉喻式翻譯理論的指導下，針對源語法律文本與譯入語法律文本中的詞匯意義或形式的缺失，應當按照“譯入語對應喻體”翻譯策略進行翻譯；針對雙語法律文本中的句型，則需要根據語境進行必要的轉喻轉換，以保證源語法律文本與譯入語法律文本的“本色”。當然，轉喻式翻譯理論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其對翻譯的指導作用還需進一步細化。本文旨在拋磚引玉，希望引起學界對此理論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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