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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使用語料庫語言學的定量方法,結合樣本定性分析方法,具體操作步驟如下:(1)收集2008年至2010年3年間來自教育學、心理學、社會學和應用語言學4個學科的社科論文30篇,組成字數約30.9萬字的小型語料庫(其中教育學8.09萬字;心理學7.41萬字;社會學7.21萬字;應用語言學8.19萬字)。論文收集主要根據學科內部專家推薦在本學科具有一定國際影響、刊載實證性研究較多的學術刊物。這些論文均為實驗性報告論文,由簡介、方法、結果和討論4部分組成。然后,對論文進行必要的加工,刪除有關作者的信息以及論文的附屬部分,如摘要、致謝、作者簡介、參考文獻、注釋等。另外,用EXPRESSION代替論文中的公式;圖和表用CAP-TION代替。最后將每篇論文中的簡介、方法、結果和討論部分剪貼組成新的語料庫(其中,簡介部分7.31萬字,方法部分5.29萬字,結果部分7.09萬字以及討論部分11.21萬字)。(2)運用軟件AntConc3.2展開詞頻統計,生成出現頻率大于(含等于)60的詞匯(這意味著這些詞匯在每篇論文中出現的次數大約為60/30=2次),最后所得詞匯總數為401個。(3)對上述詞匯逐條分析,剔除不包含評價意義的詞匯(如一些介詞、代詞和冠詞等),最后得出含有評價意義詞匯128個。其中主要為形容詞,兼顧其他詞性如名詞、副詞和動詞等,形成了語料庫中出現頻率大于(含等于)60的評價詞匯表。(4)運用評價參數方法,對上述詞匯進行分類,具體情況參見表1。我們重點考察總頻率數最高的4種評價類型,即優劣性、相關性、新穎性和規模性評價。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出于以下兩點考慮:首先,考察所有的評價詞匯既無必要也不可能,因為所涉及的語料庫數據較大;其次,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比較不同學科和論文內部的評價特征,使用出現頻率最高的4種特征也是可行的,因為前4種類型的評價占所有評價頻率的54.46%,超過一半。前4種類型的評價詞匯及其出現頻率參見表2。表2中的詞頻是指該詞在語料庫中出現次數,而“頻率”是指該詞在語料庫中充當評價意義的次數。
(5)對表2中的詞匯進行同義和反義詞轉換或者詞性轉換,生成表3。這里,只需對表2中部分詞匯進行轉換,因為表2中有些詞匯本身具有同根、同義或者反義特征,不需要進行此類轉換。之所以要生成表3,是因為這樣能夠更為全面地收集語料中所包含的4種類型的評價詞匯,而這些詞匯可能沒有出現在表2中。(6)運用語料庫軟件中的語境共現(concor-dance)和搭配(collocation)功能,結合定性分析,對表2和表3中詞匯的上下文進行細讀,刪除評價詞匯的非評價功能的實例,如詞匯new如果出現在NewOrleans中,就不具有評價功能。主要包括:1)專有名詞,如NewJersey,GreatBritain;2)慣用法或固定短語,如oldword,generalmanager,aswellas;3)同(多)義詞,如keytothelock,thisno-vel.所得部分詞匯充當評價功能的頻率,見表中的頻率欄。(7)排除非評價意義詞匯現象之后,逐一統計各種評價類型在不同學科和學科論文內部不同部分(IMRD)中的分布,比較4個學科中評價類型分布上的差異;比較論文內部4個組成部分評價類型分布上的差異。所得結果參見表4和表5。
2結果與討論
我們將表4和表5中4類評價詞匯在學科論文和論文不同部分中所出現的頻率與各個部分的詞匯總數結合起來,得出4類評價詞匯在各個學科和論文各個部分中的萬字比率,參見表4和表5的萬分比欄。然后,我們依據兩個表中的萬分比數據生成圖1和圖。可以看出,4種評價類型在4個學科中出現的頻率各有不同。其中,使用評價最多的是教育學,其次分別是應用語言學、心理學和社會學。這可能與學科本身內在屬性、研究對象和知識結構有關。一般說來,如果一個學科的理論比較成熟,研究范式或者分析方法比較一致、規范,那么該學科的學術論文中使用的評價手段或者說評價詞匯的頻率較低;否則,則相反。如自然科學論文中所使用的評價詞匯和手段要低于社會學或者人文科學,就是因為后者研究對象更為復雜,而且學科內部理論知識尚不穩定,尚存爭議,研究界限尚未完全厘清,仍然存在很多探索性和未知性,作者在寫作過程中不得不通過各種評價手段來達到說服讀者或者同行作者的目的。Cole曾經指出,一個學科內部一致性越強,所使用的評價或者評價詞匯越少(Cole1983)。圖1說明,相對來說,心理學和社會學這兩門學科比教育學和應用語言學更為穩定,也就是說,它們的知識界限更為明晰,研究范式更為成熟穩定,所使用的理論更為成熟。
另外,從這4種類型的評價分布來看,社會科學論文中的相關性評價和優劣性評價要遠遠多于規模和新穎性評價。這表明,社科論文作者更加愿意對于研究的質量和研究的重要性或相關性進行評價,而不是過多地評價研究的規模和研究的新穎性。這體現了學科論文所倡導的價值觀,學者更為看重的是學術中的質量,而不是開展研究的規模。從詞匯出現的頻率看,社會科學中4類評價詞匯的使用頻率大約為每一萬字50個左右,與Giannoni的研究比較,他得出的數據要略大些,可能是因為我們的研究所考察的詞匯數量較少。Grape&Kaplan認為,“作者在學術論文語篇中使用多種方式來表達禮貌,已經達到說服和評價的目的”。這些不僅可以與學術論文的權威建立穩定關系,而且可以預防來自同行研究者的批評和攻擊。
從學術論文內部看,討論和簡介部分評價詞匯的使用頻率要高于方法和結果部分,這也正好體現出這些次語類本身的交際目的。對于學術論文中這4種次語類的特征,Hyland指出,對簡介部分的研究表明,簡介部分的3個目的分別是建立研究領地,指出研究空白,占領研究領地。這就意味著,學術論文作者將會充分利用各種修辭策略來避免對他人的研究提出挑戰,或者盡力維護語篇社區同行的面子,評價他人研究成果的重要性。對討論部分而言,Hyland也指出,這一部分將對結果部分的數據進行解釋,也是學術論文中最具說服力的部分。討論部分始于對結果的陳述,接下來將會對結果進行評價,其目的是從結果中小心謹慎地提煉出論文的主要觀點,并試圖從其他文獻研究中尋找支持其觀點的證據。至于結果和方法部分,方法部分只是直截了當地描述數據的收集過程、實驗使用的材料以及程序,為的是其他研究者可以復制研究過程。結果部分是論文的核心部分,它主要通過所獲得的數據來說服讀者接受數據的有效性;當然,有時也對數據進行必要的陳述和解釋。因此,這兩個部分在社會科學論文中使用的評價詞匯相對較少,評價特征相對不明顯。用Swales的話說,“對作者來說,簡介和討論部分是論文中最容易產生麻煩的部分,主要原因就是這兩部分所具有的人際特征、所具有的闡釋性特征”。
3結束語
一、方法與語料
為了盡可能真實準確地考察該四類模糊限制語在摘要中的使用與分布,課題自建多樣本語料庫。本自建語料庫所選用的語料是從鄭州大學圖書館中文與外文電子資源收錄的Cambridge,Ox-ford,EBSCO,Elsevier.Springer等數據庫中影響因子較高的權威核心期刊隨機抽取,如:《中國社會科學》、《教育發展研究》、《心理發展與教育》、《哲學研究》、《HumanResourceManagement》、《PopulationandDevelopmentReview》、《JournalofInternationalTrade&EconomicDevelopment》(Rout-ledge,Taylor&FrancisGroup),出版時間跨度為2008-2010(包括2008,2009,2010三年);共計504篇中英文摘要,代表了近年社會科學最新的研究成果與研究趨勢。所有語篇使用GL_MMAX2軟件進行標注并使用MICROSOFTEXCEL進行整理統計。基于Swales提出的語步—步驟模型理論框架,首先對語篇的五語步宏觀模式IPMRC(Introduction–Purpose–Method–Results-Conclusion)對英文摘要進行標記;然后采用Princeetal.(1982)的分類方法,對模糊限制語在社會科學學術論文摘要的不同語步中的分布進行統計分析,歸納總結四類47個常見模糊限制語在五個語步中出現的特點與規律,探索摘要中模糊限制語分布特點。
二、統計與分析
(一)模糊限制語在SCE(中文摘要英譯)與SEE(英文摘要)語步中的分布
通過對504篇論文摘要中模糊限制語的使用調查統計,我們發現:SCE(中文摘要英譯)與SEE(英文摘要)使用的模糊限制語總數相當,分別為274次與302次。不同的是,SCE中限制語的使用主要集中在摘要的背景、結果與結論語步,分別為60、114和60次;而目的與方法語步限制語的使用較少,僅分別為19和21次。SEE中限制語使用最突出的是結果語步,為97次,方法、結論與目的語步其次,分別為60、55和53次,背景語步最少,為37次。除結果語步外,其他四個語步的差異不太大,在背景、目的、方法、結果與結論語步中的分布懸殊不太大,依次為21.9%、6.93%、7.66%、41.61%和21.9%。這說明中文論文作者在對結果的討論上注重保護自己,結果也不是絕對的,留有商榷的余地,體現了模糊限制語自我保護的語用功能。但目的與方法語步則較為主觀,忽視了“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與“條條道路通羅馬”的辯證關系。英文論文作者在措辭上更為模糊,模糊限制語在背景、目的、方法、結果與結論語步中的分布懸殊不太大,依次為12﹪、18﹪、20﹪、32﹪和18﹪。他們也更懂得全方位做好自我保護,尤其在目的與方法語步,他們不排斥不同的觀點與方法,“一箭雙雕”或一箭多雕的情況都是存在的,歡迎其他同行采用不同的視角研究同一個問題。體現了模糊限制語的禮貌原則的語用功能。針對模糊限制語在SCE(中文摘要英譯)與SEE(英文摘要)語步分布呈現的異同,我們可以發現中英文作者同樣重視模糊限制語在論文摘要中的使用,中文作者需要向英文作者學習怎樣更客觀地表達研究目的和表述研究方法。
(二)四類模糊限制語在五語步中的分布統計與分析
為了進一步了解SCE與SEE在語步中使用模糊限制語的異同,筆者對四類限制語在摘要語步中的分布進行細化。統計發現,無論是在SCE或SEE的任一語步中,直接與間接緩和型限制語出現的次數最少,接近于零,SCE較SEE出現的次數略高。程度和范圍變動型限制語在摘要中出現的頻次較高。這是因為范圍變動型限制語在測量事物時經常使用,與數字的搭配較多,使用范圍變動型限制語的原因是作者不想把數字說得太死,以免與事實有距離,或無法說出準確數字,當作者綜述前人成果時,他們雖竭盡全力收集資料,仍不可能涵蓋全部文獻,所以通常使用范圍變動型限制語使自己不至于把數字說得太絕對。這也能很好地解釋為什么SCE語篇中范圍變動型限制語在背景與結果語步出現最多,分別為44次和90次,結論語步中出現38次,目的與方法語步分別為16與13次。社會科學學術論文更強調語言的客觀性與準確性,而非程度的高低,所以并不常用程度變動型限制語,例如kindof,moreorless,some,tosomeextent等模糊限制詞,只在背景、結果與結論語步少量出現,目的與方法語步幾乎為零。SEE語篇中范圍變動型限制語在結果語步出現最多,為81次;目的、方法與結論語步其次,分別出現41、50與42次;最少的是背景語步,只出現21次。各語步中出現的程度變動型限制語比SCE中出現的次數略多,分布較為平均。通過對比四類限制語在兩類摘要語步中分布的異同可以發現中英文作者在結果語步更多地使用變動型限制語給自己留有較大的空間接受不同意見的沖擊。英文作者較中文作者對自己收集的背景資料的權威性與豐富性更為自信,所以較少適用模糊限制語。此外,模糊理論與模糊限制語的提出最開始是在國外,近水樓臺先得月,英文作者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而中文作者更應利用機會加強與外界的交流,比如引進更多的關于模糊限制語的評論與研究。
(三)各類模糊限制語高頻詞統計與分析
即使同一類各個模糊限制語在語步中使用的頻次也不盡相同。經過數據統計發現,各類模糊限制語中有些詞高頻使用,出現一邊倒之勢。程度變動詞在SCE的五個語步中,出現在背景、結果與結論語步的次數稍多,分別為:14、17、10,而some次數分別為10、6、4,kindof次數分別為2、7、2。Some與kindof成為程度變動語的高頻詞。例如,SCE的背景語步中程度變動語出現14次,而some則出現10次,some成為程度變動語的高頻詞;范圍變動語出現44次,而also和somethingbetweenxandy則分別出現22次和18次,其他限制語則成為萬綠叢中一點紅的零星點綴。Somethingbetweenxandy成為各語步范圍變動語的高頻詞,緊隨其后的是also。以程度變動詞為例,SCE共計使用5個詞匯,它們從高到低的排序是some(20次),kindof(13次),tosomeextent(5次),almost(4次),quite(1次),其中kindof出現在全部五個語步中;SEE共計使用5個詞匯,它們從高到低的排序是some(35次),tosomeextent(8次),kindof(5次),entirely(3次),almost(1次)。SCE中在五個語步均有出現的是kindof,而SEE中,五個語步均有使用的是some。兩類摘要不約而同地首選some把不肯定完全正確的話說得更得體,以免遭到質疑,惹到不必要的麻煩。范圍變動語在各語步中的使用是最多的,也反映出SCE與SEE的一些不同之處,SCE中,共計使用9個詞,它們從高到低的排序是somethingbe-tweenxandy(96次),also(67次),morethan(12次),about(11次),around(5次),atleast和lessthan并列4次,over和approximately并列1次。SEE中,共計使用11個詞,它們從高到低的排序是somethingbetweenxandy(107次),also(56次),about(31次),over(17次),morethan(9次),lessthan(5次),atleast(4次),around和approximately并列2次,essentially和roughly在SCE中未使用,它們并列出現1次。somethingbe-tweenxandy和also是范圍變動語中最常用和最常見的限制詞。緩和限制詞在各語步中出現最少。兩類文件中幾乎都沒有使用直接模糊語,偶爾使用時,選用的詞匯以seem居多。SCE只使用了一個間接緩和語詞匯即accordingtoone'sestimates,而SEE除此之外還使用的有itisassumedthat…,asiswell-known等詞匯。通過統計和對比范圍變動語和間接緩和語分別在SCE與SEE文件中的使用可看出中文摘要英譯作者在模糊限制語的選詞上與英文作者差距不大,整體水平得到提升;英文作者在選詞上范圍較廣,SEE比SCE中使用的模糊限制詞更為豐富,一定程度上體現了語言豐富性。
三、結語
論文摘要:科學知識社會學指出,傳統的科學知識觀抹煞了科學的社會性,從根本上是錯誤的。通過科學爭論、實驗室研究和科學文本話語分析,科學知識社會學為自身研究的合法性進行了重要論證,并試圖促進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融合。然而,科學知識社會學徹底否認科學的客觀性和真理性,宣稱“科學知識只是一種社會建構”,結果導致了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之間的裂隙進一步加深。
科學知識社會學(SociologyofScientificKnowledge,以下簡稱SSK)自20世紀70年代初在英國誕生后發展勢頭一直很迅猛,目前在國外社會學研究領域占據主流的地位。但在國內,人們對SSK的認識卻只能說是剛剛起步。國內對SSK的最早介紹可以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當時南開大學的劉甭浦教授在其主編的《科學社會學》一書中對SSK有初步評價。20世紀90年代末,國內第一本對SSK進行系統研究的專著《科學的社會建構—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理論與實踐》產生,一些主流的社會學和哲學雜志也開始密集地翻譯SSK的論文,一些出版社則系統地引人了SSK的主要作品。盡管一直受到激烈的批評,但筆者認為SSK的研究也有其合理成分,如果對其作深人的反思,并從中得出有益的東西,則對我們的學術進步無疑是大有裨益的。
一、SSK產生的理論傳統及歷史背景
1.SSK的學術思想淵源。SSIC有多種學術思想淵源。該學派的代表人物馬爾凱聲稱,他們是在庫恩的哲學思想影響下,在批判了傳統的實證主義科學觀之后,研究科學知識的相對性和社會內容的學派。科學社會學家本?戴維指出:這個學派是在“反實證主義”哲學(、現象主義、社會學中的人類學方法)興起和科學哲學中相對主義、建構主義的影響下產生的。并且,它與迪爾凱姆和曼海姆的知識社會學傳統相聯系。國內研究SSK的著名學者劉華杰則認為,SSK的思想可以追溯到19世紀德國圖賓根學派的“教會編史學”、舊知識社會學、科學哲學家庫恩后期的哲學及對傳統科學哲學的反對。據此,可以這樣認為,SSK既是對傳統知識社會學的繼承,也是對正統科學社會學的批判,更是在科學哲學尤其是庫恩的思想影響下形成的。
2.SSK產生的社會文化背景。僅僅從思想淵源上解釋SSK的產生,并不能完全說明其何以在短短的幾十年間迅速發展為全球范圍內科學人文大戰的最主要根源,還必須對SSK產生的社會文化背景予以特別的關注。在西方,自柏林墻倒塌、冷戰結束以來,硬科學(自然科學)在其自身發展中遇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無法解決的困難如巨型化、實驗周期延長等,其負面影響開始受到人們的普遍關注,人們對科學家的信心和信任有了持續的喪失。而另一方面,向來被自然科學壓倒的人文科學認為科學實驗室獲得的太多資助與其產出是不成正比的,因此極力反對政府對自然科學的過多投資,認為人文科學應該享有和自然科學同等的地位。以上這些情況誘發和助長了對科學本身的考察,為以反對科學權威為主要特征的SSK提供了最有利的發展契機。在過去,國內對SSK社會文化背景的介紹普遍有所忽略,而這恰恰是全面理解SSK產生和發展的關鍵。
二、SSK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觀點
SSK誕生于英國,后來走向歐洲其他國家、美國等。其在歐洲的代表人物有布魯爾(D.Bloor)、巴恩斯(B.Barnes、馬爾凱(Michael.Markey)、柯林斯(H,M.Chins)、拉圖爾(Bruno.I,atour)、謝廷娜(Ka-rinD.Knorr一Cetina)、埃奇(D.0.Edge)、惠特利(B.Whitley)等人,而在美國的知名學者為夏平(Shapin)、皮克林(Pickering)和平奇(Pinch)。SSK學者從科學爭論、實驗室方法、科學家的文本及話語研究這三個場點展開研究,得出了不少成果,其觀點從產生到分化可以說是五花八門,既有極端的也不乏溫和的。下面是SSK學者的一些主要觀點:
1否定自然界在科學知識產生過程中的決定作用。自18世紀啟蒙理性主義誕生以來,科學知識一直被看做“自然之鏡”,經驗事實和邏輯規則決定了什么是科學知識,自然界作為科學爭論的首要及最終仲裁人和確定者,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然而,SSK學者認為,科學思想并不是由客觀的經驗觀察來檢驗的,人們也并不是按照與事實證據一致的原則來對相互競爭的理論進行選擇的,因而,以往人們將自然界的性質和作用完全地夸大了。拉圖爾認為,一個被科學家作為事實而接受的陳述被視為是由自然界決定的,但這一點并不會使這個陳述變成真理。謝廷娜也說;“在實驗室里我們找不到描述主義所看重的事實和現實,實驗室所表現的是盡可能排斥自然而不是包含自然于其中。”在這一看法上走得更遠的是柯林斯,他直接宣稱:“在科學知識的構造中,自然界僅僅擔當極小的或微不足道的角色,甚至根本就不起作用。”總的說來,SSK學者認為,自然界不能決定什么是真理性認識;科學不會是建立在經驗證實原則上的高度客觀化的事業,其客觀性極弱;不是自然界決定科學知識的形成,而是科學家的社會行為決定了自然規律要如何界定;科學理論并不是對自然的真實反映,自然界在確定科學的本質和真理上沒有任何發言權。
2.科學知識在本質上是由社會建構的。正統的科學哲學家們向來認為,科學研究中存在發現和辯護兩個過程,其中屬于內部因素的辯護過程(歸納、邏輯推理等)起最重要的作用,科學從根本上是不受外部社會影響的。SSK學者則認為,恰恰相反,科學具有極強的與境偶然性和當地特質,社會性因素對知識具有更強的制約作用。馬爾凱曾這樣斷言:“……至此,我已提出一個基本觀點,即科學的內容就產生于科學外部的社會和文化因素的影響。”可以說,幾乎在SSK學者的所有著作中,科學的社會建構性質都得到了充分的描述,他們尤為強調的是社會交往在科學知識形成中的作用。在《實驗室生活:科學事實的建構過程》一書中,拉圖爾和伍爾格詳細考察了科學研究人員在實驗室是怎樣交往的,科學論文又是怎樣在這種交往中產生的。而謝廷娜則重點強調,科學知識不僅受科學研究人員內部交往的制約,還受外部社會交往的制約。例如,為了得到工業界和出版界人士的幫助,為了得到政府官員的支持,為了在大學里謀取一個職位,都可能使一位科學研究者改變自己研究項目的名稱和程度,甚至改變自己科學論文中的關鍵內容。總之,SSK學者堅持認為,科學知識其實就是社會建構的產物。
3.科學知識評價實際上是科學家的共同磋商及利益競爭。SSK學者認為,經驗事實和邏輯程度并不能確定什么是科學知識,因為它往往無法判斷什么是好的理論。一個科學成果得到確認其實是科學家磋商(negoianon)的結果,而通過科學磋商建立起來的結論就不是對物理世界的確定性說明,只是被在特定的文化和社會背景中的科學家們認為是正確的主張而已。科學知識在商談與決定的鏈條中得以構成,這是一個包含修辭手法、語言技巧、科學家威信以及其他符號資源在內的說服與被說服的過程,其中資源關系、利益的融合與分裂等具有重要作用。巴恩斯指出:“事實是被集體界定的,任何知識體系由于其制度特征,必然只包含集體認可的陳述。”他還堅決認為,在科學知識社會學中,知識的社會磋商應該是一個合法的、實質上是一個基本的、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得到探討的知識社會學的主題。
4.科學其實與其他文化一樣,并不具有更多的真理性和更優越的地位。布魯爾指出,人們以往是通過把科學當做某種圣物來對待而使其不受社會學審視的影響的,這其實是一種根本性的錯誤。他提出的強綱領性核心原則—對稱性原則主張應當用同種類型的原因來解釋理性信仰和非理性信仰。在SSK學者看來,科學就是一種文化,也是處在一定社會建構過程之中的信念,它是相對的,沒有名副其實的“普遍有效性”,不存在科學的理性、客觀性和真理的普遍標準。進一步地,SSK學者還認為“學科間的界限是約定性的,要使這些界限具體化,要把它們視為內在于不同領域或不同學科之間的不可違背的界限,肯定是一種錯誤”,而“這些界限與保護和維持這些社會集團自身的認知權威、智力霸權、職業構成以及借助于這些界限能夠控制的其他的經濟和政治力量直接相關”。總之,SSK從科學是一種文化出發,否定了自然科學知識具有至高無上的特殊地位,認為科學并不優于其他任何信念或知識體系,也并不比社會科學具有更多的真理性。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SSK對長期以來“科學思想和發現是由自然界決定的,而科學家研究自然規律的行為是受嚴格獨特的科學規范和理性程序指導的,它不受社會因素的影響”這種傳統觀點提出了最直接的挑戰。它以強調社會因素對科學的重要影響為基點,提出了一系列反對傳統理性主義、知識的客觀性和真理觀的主張,就這一點而言,SSK有其創新和值得借鑒的一面。但SSK忽略了科學知識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化形態在認識活動中的獨特作用,走到了極端的一面,因而受到了眾多的非議。
三、對SSK的批評
SSK關于科學本性、科學與社會關系等觀點,已經被西方一些主流思想教育課本和權威部門制定的科學家行為規范吸收進去。在這一點上,SSK已經達到了自己的預期目標,成功地為自己的發展贏得了合法地位。但是,SSK并不因此而止步,它更多地試圖把“理性”包含在“社會”之下,由此遭到了來自多方面的批評。這里主要討論來自科學家、科學哲學家、科學史家及科學社會學的批評。
1.來自科學家方面的批評,最顯著的莫過于索卡爾大戰。在這次科學人文大戰中,以美國物理學家索卡爾的詐文為導火線,物理學家、生物學家等眾多科學家對SSK及其他一些后現代主義理論進行了嚴肅的批評,其規模空前。索卡爾指出:SSK及后現代主義者近年來的一些主張明顯是一種放縱的胡說。比利時理論物理學家讓?布里克蒙特對SSK的許多主張感到困惑和震怒,他指出證據對理論的不確定并沒能瓦解科學的客觀性,相反使科學的成功變得更為卓著。生物學家威爾遜則認為,SSK要擺正位置,把社會決定奠基在被檢驗過的和認真思考過的客觀知識基礎上才是科學的一切。佛蘭克林對兩個經典案例(柯林斯的實驗者回歸和皮克林的建構夸克)進行分析并表明:科學家選擇某些理論或概念(如皮爾遜的四元相關系數、物理學家偏愛史坦福大學的E122實驗而不是華盛頓一牛津大學的實驗),是有著可靠的科學、實驗與數學等方面的認識根據的,而不是靠科學家偏好或意識形態(如優生學的意識形態)的驅動。
2.在科學哲學家的批評中,勞丹與布魯爾關于科學信仰解釋權之爭最有影響。勞丹1981年在《社會科學哲學》雜志上撰文,認為SSK是一種偽科學,其主張是荒繆的,“當且僅當信念不能用它們的合理性來說明時,知識社會學才可以插手對信念的說明’,。⑨勞丹堅信迪昂一奎因論點(理論不確定觀點)不妨礙科學合理性標準的存在,恰恰相反,它反映了經驗在科學理論選擇中的作用。對SSK主張的對稱性原則,勞丹認為,對稱性只是一種虛幻,因為不論是科學研究的個體抑或群體,他們所持有的理性信仰和非理性信仰具有完全不同的產生條件,因而不可能對稱。而在社會學解釋模式是否為科學信仰的科學的、惟一的、優先的解釋模式這一問題上,勞丹認為,科學在本質上是一種人類活動而不只是社會活動,社會學解釋模式不會是惟一的和優先選擇的模式。
3.科學史家的批評則在于,他們認為SSK的科學史案例分析存在不少歷史常識性錯誤。科學史家平林克通過對歷史事實的檢驗指出,在夏平與謝佛的“霍布斯一波義耳之爭”案例研究中錯誤地表述了歷史,歪曲表達了波義耳和霍布斯的實際工作。歷史學家瑪格麗特?C?雅各布指出,拉圖爾對17世紀近代科學誕生的社會學分析在史料上存在著嚴重的錯誤和歪曲,其對英國歷史的相對主義的診釋常常忽視了某些歷史關鍵點,是通過譴責“現代性制度及其實踐而獲得的”。
4.在來自科學社會學方面的批評中,默頓學派指責SSK的做法是危險甚至是“發瘋”和“邪惡”的,因為它摧毀了最牢固的人類知識大廈,會導致一種反科學。“利益模式”是SSK理論主張中最受科學社會學家批評的。朱克曼認為:“斷言科學知識反映生產這些知識的群體的利益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利益模式不能解釋為什么社會利益明顯不同的科學家會經常持有相同的理論立場,也不能解釋為什么有些科學家所采取的理論立場是與他們的階級或職業利益相反的。”本?大衛則指出:“即使科學知識與其提出者的利益之間存在聯系,這種聯系也從未超出最初的創始階段。例如在麥肯奇和馬爾凱討論的英國統計學案例中,精英主義、優生學與統計學方法之間的聯系,在皮爾遜之后就消失了。”而在其他一些科學社會學家看來,利益模式的問題不在于將科學知識歸結為利益磋商,而在于它不能表明這種磋商實際上是怎樣進行的,以及為什么在這種磋商過程中論戰一方會逐步占據主導地位。
盡管受到來自以上多方面的批評,SSK的強硬立場并沒有改變。1991年,布魯爾在其再版的《知識與社會意象》后記中宣稱,現有的批判無法改變他對強綱領的堅定信心。布魯爾的同盟者更是鼓勵SSK研究者們不要恐慌,因為時間將會證明一切!而以科學家為首的另一戰斗方則繼續堅守科學理性,認為SSK應該首先遵循科學的價值服從于嚴格的社會分析原則,重新研究一些具有積極意義的社會學課題,而不是更貪婪地去攻擊科學研究。就目前的發展態勢來看,彼此的基本原則立場都沒有放棄,兩者之間的鴻溝仍在不斷擴大。
四、問題和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