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障礙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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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一、垃圾郵件的法律定位

垃圾郵件已經成為包括我國在內的世界各國在互聯網上出現的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國外與網絡廣告相關的大量法律，都集中在垃圾郵件領域。我國尚沒有打擊垃圾郵件的明確法律規定，從而造成了垃圾郵件的概念不明確，與正常的電子郵件營銷相混淆。電子郵件營銷的規范發展首先必須與垃圾郵件劃清界限，這就需要立法明確垃圾郵件的概念和范圍。

對于垃圾郵件的定義，在整個世界范圍內還存在有爭議。主要有兩種觀點：

第一、采取“Opt-in”直譯為“選擇性加入”，這是一種最簡單的用戶許可方式，即用戶主動輸入自己的Email地址，加入到一個郵件列表中。“Opt-in”通常又可分為兩種形式，一種是用戶在網頁上的訂閱框中輸入自己的郵件地址之后，網站無需給予Email通知，是否加入成功要等正常收到郵件列表的內容才知道；另一種是在用戶輸入Email地址并點擊“確認”之后，網站會立即發出一封郵件通知給用戶，如果用戶不想訂閱，或者并不是自己訂閱的（比如他人輸入郵件地址錯誤或者惡作劇），可以按照確認郵件里的說明來退出列表，可能是點擊某個URL，或者是回復確認郵件來完成。

“Opt-in”觀點之下，垃圾郵件認定的決定權在消費者手里，企業和商家直到得到你同意才被允許發送郵件給你。未經請求所發送的郵件就為垃圾郵件，業內大部分是采取的這種觀點。

第二、采取“Opt-out”觀點：“Opt-out”直譯為“選擇性退出”，我們形象地稱為“自愿退出”郵件列表。要加入郵件列表，卻使用“退出”的字眼，這本身就有點奇怪，這出從字面意思即可看出使用“Opt-out”的用戶許可方式顯得不正規。“Opt-out”的基本方法是這樣的：網站將自行收集來的用戶Email地址加入某個郵件列表，然后在未經用戶許可的情況下，向列表中的用戶發送郵件內容，郵件中有退訂方式，如果不喜歡，允許用戶自己退出“Opt-out”的操作方法也不完全相同，有些網站會在將用戶加入之后向用戶發一封Email，告訴他已經被加入郵件列表。

“Opt-out”觀點之下，接受郵件的選擇權在選擇權在商人手里，市場商人可以一直發垃圾郵件給你，直到你要求停止發送。這種理論之下的垃圾郵件的范圍將會大大縮減。

我國制定相關反垃圾郵件的法律，應該采取何種觀念適宜呢？我國從立法到實踐應該堅定的采取“Opt-in”的觀點來定位垃圾郵件。原因如下：（1）從立法的目的出發。制定反垃圾郵件法律的目的在于保護消費者及相關網絡服務商的財產權及消費者的通信自由權。從美國、日本到歐盟的立法都以此為出發點。大量的垃圾郵件給消費者及相關網絡服務商的財產權帶來了極大的損害。在收大未經請求的、無用的郵件時，收件人及ISP會花費較多的時間來下載、清除，同時會浪費大量的金錢。歐盟最近公布的一個調查報告《未經許可的商業信件和數據保護》顯示，“如果再不對未經許可發送的商業信件（一般稱為垃圾郵件）予以控制，不出多久，所有互聯網用戶的郵箱就會被這些垃圾信息填滿。拋開這些不請自來的垃圾郵件給人產帶來的憤慨不說，單是下載它們所花費的上網費和電話費就將花費全球網民94億美元”。如果立法采取“Opt-out”的觀點，就置廣大消費者的利益于不顧，把商家利益放到首位，大量的垃圾郵件必將充斥消費者的郵箱，廣大消費者及相關網絡服務商的財產權利仍然不法得到保護。（2）從垃圾郵件產生的根源來看。1994年的綠卡事件，是垃圾郵件的起源。美國一對律師夫婦，在國際互聯網上大量散發一條內容相同的虛假廣告，稱他們可以幫助新移民申請綠卡，成功率達到100%。綠卡事件引起了網民的極大憤慨，這種憤怒主要不是針對假廣告，而是沖著這對律師夫婦胡亂發送垃圾郵件。從此垃圾郵件登上了互聯網的歷史舞臺。如果立法采取“Opt-out”的觀點，實際上就是認為1994年的綠卡事件根本就不是垃圾郵件，也就是否認了目前我們郵箱中90%以上的垃圾郵件不是“垃圾郵件”，也就沒有治理的必要。（3）從反垃圾郵件的法律救濟來看。立法打擊垃圾郵件，必定會賦予消費者反垃圾郵件的法律救濟手段。無論哪一種法律救濟手段，都必須重證據。如果立法采取“Opt-out”的觀點，選擇權在商家手中，就必然帶來消費者舉證的困難，不利于打擊垃圾郵件。因此，我國在目前這個階段為了更好地打擊垃圾郵件，應該采取“Opt-in”觀點，消費者利益優先。垃圾郵件即未經請求大量發送的電子郵件。這樣才能讓電子郵件營銷回歸到許可營銷上來.

二、個人資料的法律保護

在電子郵件營銷中必然用到大量的個人電子郵件地址，電子郵件地址屬于個人資料的一種，在使用中又要強調保護個人人格權，問題就在于這種利用應當在一個合理的范圍之內。在網絡環境下，計算機、網絡技術等現代通信技術的發展為商家合法或非法收集、復制個人資料以及將收集來的個人資料加以商業化利用提供了非常方便的條件。因此使得個人郵件地址的法律保護問題變得更為突出。據有關媒體報道，大量的個人電子郵件地址在被作為商品在網上被叫賣。我國尚沒有相關法律出臺，僅有《民法通則》對隱私權的籠統性規定。而對于個人郵件地址的保護并不局限于隱私權的保護。

個人郵件地址的法律保護的相關法律規定應該置于個人資料的法律保護規定之下。在不少國家都有個人資料的法律保護相關規定，象我國臺灣地區就有《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等。

對于個人資料保護的法律規定至少應該包括個人資料的不當利用、收集和使用的基本原則、收集和利用的規則三個方面。

1、個人資料的不當利用

法律應該明確規定哪些行為屬于個人資料的不正當利用。一般來說，對個人資料的不當利用主要有下列情形：（1）未經當事人知曉或同意收集個人資料。（2）個人數據二次開發利用。商家利用自己所收集掌握的個人資料建立起種種類型的資料庫，從中分析出一些個人并未透露的信息，進而指導其營銷戰略。（3）個人數據交易。個人數據交易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商家之間相互交換各自收集的信息，或者說是與合作伙伴共享信息。這種共享使個人數據用于交易以外的目的，使個人數據有可能被更多的商家知曉和利用，無異于變相侵害個人隱私。另一種是將個人數據作為“信息產品”銷售于第三人或轉讓給他人使用，第三人可能用于其他目的。由于將個人資料商品化，這是對個人隱私侵犯最為嚴重的一種侵權行為。在電子郵件營銷中，這是最典型的個人資料的不當利用，將電子郵件地址以商品的行為轉讓他人。

2、個人資料收集和使用的基本原則

個人資料收集和使用規范相當復雜，在網絡環境下已經成為一個世界性的課題。我國目前漢有明確的法律規定，但是一些國際組織的提出了的相關建設性的基本原則，如經合組織1980年頒布的《隱私保護和個人資料跨界流通的指南》。其中一些基本原則，值得我們借鑒和參照。

《隱私保護和個人資料跨界流通的指南》確立的要求成員國在保護個人資料方面遵循的8項原則是：（1）收集限制原則。個人資料收集應存在限制，獲得資料的手段必須合法和公平，且需經資料享有人知曉或同意。（2）資料定性原則。個人資料應當與使用的目的有關，且適用于該目的的資料應當正確、完全、有效。（3）目的特定化原則。資料收集的目的應當在收集時確定，隨后的使用限制在該目的的實現，或者用于其他與該目的不相沖突的目的和每次目的的實現。（4）使用限制原則。個人資料為不得被公開、被利用于或被使用于超出根據前項原則確定的目的，除非資料主體同意或法律有如此的授權。（5）安全原則。個人資料應當得到安全保護，防止丟失或未經授權的接觸、毀壞、使用、修改或公開。（6）開放原則。應當存在有關個人資料的開發、實踐和操作規則的公開政策。應當存在有關個人資料的開發、實踐和操作規則的公開政策。應當提供現實可行的手段證實個人資料的存在和性質、被使用的目的以及資料持有人身份和住址。（7）個人參與原則。個人有以下權利：要求資料持有人或其他什么人確認資料持有人是否持有有關資料；在合理的時間內、以不過分的費用（如果有的話）、以合理的方式、以可辯識的形式向個人通告與他有關的信息；如果上述兩項要求被拒絕，那么可要求說明理由且對拒絕可以提出反對意見；對有關他的資料正當性提出質疑；如果正確，可刪除、校正、完善或修改該資料。（8）可解釋原則。資料持有人應當對是否遵守了上述原則做出說明。

第2篇

關鍵詞：公用企業壟斷法律規制實施障礙法律措施

一、我國公用企業壟斷法律規制的實施障礙

中國公用企業壟斷的法律規制已經啟動，然而，實施成效卻不盡如人意，這主要是因為存在如下幾方面的反壟斷法律實施的障礙：

（一）公用企業壟斷法律規制的制度基礎不完善

反壟斷必須有良好的制度基礎，包括法律和政策。首先，市場經濟國家在反壟斷時，都有與時俱進的反壟斷法律制度作為行為依據。如前所述，我國至今尚未出臺《反壟斷法》，其他專門性立法也很不成氣候，可謂無法可依。反壟斷依然停留在政府官員和學者的不見得有價值的“價值理念”中，難以制度化。若非有《反不正當競爭法》中兩個未中壟斷要害的條款，中國的公用企業反壟斷法律規制根本無從談起。其次，在對公用企業壟斷性環節實施反壟斷控制，建立管制制度（如市場準入、價格確定以及普遍服務等）時，還必須在競爭性環節充分引入競爭。在反壟斷制度不健全的情況下，管制制度還具有過渡性質的反壟斷功能，如網絡間的互聯互通。但按照現代管制制度的最基本的獨立性原則，我國的公用企業改革一直沒有對管制制度的建設給予足夠的重視，管制的功能往往與政府的宏觀調控、國企產權管理的功能混雜一體。如獨立性、專業化的管制機構至今沒有落實，管制體系的不健全，可能造成引入競爭后的市場秩序的混亂。

（二）缺乏充分的反壟斷預警系統

在反壟斷的法律規制中，應當有發達的信息系統提供充分的信息，幫助立法者和執法者理智決策。這樣的信息系統是由相關利益群體的意見構成的。決策層及其決策支持系統在制定和執行公用企業競爭政策時，應當積極主動地聽取諸如消費者、企業、其他相關行業甚至專家學者的聲音。但是，我國的實際情況卻是，政府部門或剛愎自用，或另有他謀，總是不愿意廣開言路，決策程序過于封閉，難免出現決策錯誤，或將好事辦成了壞事，或讓少數人得利而大多數人受到損害。

（三）市民社會發育不良，消費者運動發展不充分

市民社會是指一種享有獨立人格和自由平等權利的個人之間的交往關系與整合形態，是與市場經濟和民主生活相聯系的、獨立于政治國家的民間自治領域。相對于政治國家，市民社會具有人格獨立性、民間自治性、契約普泛性。市民社會是一個具有自組織能力的巨大系統，它自身可以從內部建立起必要的秩序，而不必仰仗國家運用強制性力量從外部去建立。其成員都是獨立的個體，具有獨立人格和自立意識、不存在人身依附（包括行政性依附），彼此間的行為以契約方式規范出來。[2]這種社會秩序體系和自主意識能夠形成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抑制不正常的行政權力和經濟力量對社會整體秩序和個體權利的侵害。改革開放20年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一直在朝著產權的多元化（社會化）和經濟運作的市場化方向邁進，其直接的結果就是促進了一個具有相對自主性的市民社會的形成，市場主體的現代意識和民間社會組織化程度都有所增強。但是，在以市場失靈為前提的自然壟斷面前，圍繞著“市場”發展起來的市民社會以及由此產生的市民權利意識只得畏步不前。況且，中國的消費者向來飽受“順民”情結的熏陶，面對強大的壟斷企業和其所依附的行政力量，哪里還能意識到自己正出于壟斷剝削之下，哪里還能想起為自己的合法權益而戰呢？

消費者運動是消費者自發或有組織地進行的旨在保護自身權益，改善自身地位的社會運動。消費者運動發端于十九世紀90年代的美國，并于二十世紀中期在全世界范圍內蓬勃發展起來。轟轟烈烈的消費者運動迅速推動了現代消費者保護立法的進程，也震懾了濫用市場支配力量盤剝消費者利益的壟斷經營者。[1]我國消費者組織于二十世紀80年代開始出現，目前，消費者運動已經作為一種時代浪潮蓬勃興起。但是，我國消費者運動起步較晚，消費者的素質普遍較低，各級消費者組織的維權活動經驗不足，并未充分發揮其作為消費者權益代言人的作用，也還沒有顯示出對于壟斷經濟力量的威懾力。

二、法律對策

（一）法律規制的原則

其一，壟斷經營與自由競爭并舉

對于公用企業的壟斷經營，并不是完全消除，而是重新界定。要做好對公用企業不同環節的區分，把自然壟斷性業務從其他業務中分離出去，政府繼續對其進行管制。為了照顧特定行業發展規模經濟和平衡地區經濟發展差異的需要，法律應當允許甚至要求政府出臺一定的地方政策進行市場準入限制，并出臺《反壟斷法》等競爭法來規范公用企業的市場行為，防止其濫用優勢地位，必要時可以授權一定機構對過于龐大的公用企業進行縱向或橫向分割。而且，由于不同行業的自然壟斷程度有所差異，運用一般規則進行一般控制也是不明智的，應當針對不同行業不同的壟斷方式和程度，進行不同的法律調整。但是，為了防止壟斷經者濫用壟斷經營權，可以嘗試對壟斷業務的經營權之授予采取特許權形式，并且應當通過市場化的競爭方式來授予特許權，即通過招標方式進行概括競爭，擇優選擇條件最好的企業來負責經。在特許權經營期間，主管部門負責全面考察，已經發現特許經營者由嚴重違規即可解除特許權在特許權經營期限屆滿后，再度進行招標，重新選定經營者；而對于競爭性業務，應保障甚至促使多家企業進入企業，積極參與市場競爭。同時依法規范企業市場行為，進行反不正當競爭、防止壟斷、依法征稅等管理足矣。經營活動完全由企業根據市場行情和國家政策自行安排。根據不同業務的性質和特點，區分實行不同的規制或放松規制的政策，就能在公用企業行業較充分地發揮競爭機制的作用，同時兼顧規模經濟效益，實現競爭活力與規模經濟兼容的有效競爭，提高行業經營效率。

其實，區分強自然壟斷環節、弱自然壟斷環節和競爭性環節，對公用企業進行垂直分割的改革已在我國推行，但是實施力度稍嫌欠缺。2000年9月25日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電信條例》把電信業分為基礎電信業務和增值電信業務，前者是指提供公眾網絡基礎設施、公共數據傳送和基本話音通信服務的業務，后者是指利用公共網絡基礎設施提供電信與信息服務的業務。電力行業的“廠網分離、競價上網”的試點工作正在醞釀之中。對于依賴管道或網絡提供服務的其他行業，如天然氣供應，雖然有學者提出區分壟斷環節和競爭環節，輸配管網從供方分離的建議，但尚未付諸實踐。

其二，行業立法與專門立法并舉

一方面，針對公用企業各領域的特征，通過制定電信法、公路法、修改完善電力法、鐵路法、民航法等行業法規，明確政府監管機構的職能，對市場準入條件、定價、服務質量等作出法律規定，以規范市場秩序，保障公平競爭。不恰當的壟斷及地方保護主義當然要打破，但是對于屬于市場失靈，需要政府干預的領域，還是要保留壟斷。這樣有利于針對各行業的特點有重點地制定措施，以立法形式明確公用企業與相應公共部門之間的關系，真正實現政企分開，有利于確定相應的行業目標，規范政府及其公共部門對公用企業市場行為的管理行為。另一方面，制定《公用企業法》之類的專門性法律，確立公用企業范圍、運作機制、監督程序、定價程序等事項。

其三，反壟斷執法與行業監管并舉

對公用企業壟斷進行法律規制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反壟斷執法機構建立和工作的狀況。然而，公用企業行業不同于一般的競爭性產業，僅僅依靠反壟斷機構無法解決這些領域的競爭問題，還需要強有力的行業行政監管。行政監管與法律監督兩種獨立的力量共同介入相同的市場領域和企業經營活動，必然會引起管轄權沖突，甚至會出現兩個機構對同一個市場行為得出性質相反結論的情況，使經營者的決策面臨諸多不確定性。為此，從制度安排上避免或者減少沖突，協調好反壟斷執法機構與行業監管機構之間的權力配置和行使關系，降低經營風險和社會成本，是公用企業法律規制的重要原則。

反壟斷執法機構與監管機構之間的權力配置可以有不同的模式或者組合，它們各有長處和不足。采用何種模式或者組合來配置兩者的權力并保證其效果的發揮，各國實際上并沒有一般的處理原則或方式，往往是因個案而異。在許多情況下，常常是不同的領域或者不同的問題需要適用不同的權力配置結構，構筑多樣化的權力配置格局，充分發揮整個制度資源的作用。檢討我國目前的實際情況，無論是行政監管和反壟斷執法各自的制度建設，還是兩者相互關系的處理，都與現代監管理念的要求相距甚遠。一方面，從目前監管機構的設置情況看，計劃經濟體制下部門分割的痕跡依然明顯，監管職能被分散在多個政府機構，協調難度大、監管成本高、監管效率低。監管權力的配置、執法程序、管制手段等方面均未以重建市場結構、規范市場行為為出發點和目標，準入管制、財務狀況監管、安全監管、爭議處理、收費管理等各項制度也不健全。另一方面，反壟斷執法機構更是千呼萬喚不出來，反壟斷的執法權沒有一個機關可以理直氣壯地行使。負責反壟斷法起草的國家經貿委和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都有作為備選機關的理由，而國家計委價格法實施者的身份也使其成為候選人之一。但實際上，目前行使反壟斷職能最多的可能要數計劃管理部門，它比工商部門的反壟斷職能更為充實。工商部門對不正當競爭的執法多數并不是典型的反壟斷問題。這就結果造成了政府機關間的角色錯位，無法形成反壟斷的制度結構，也不可能形成自由競爭的市場秩序，各種形式的阻礙競爭行為大量存在。因而，在配置監管機構的權力與反壟斷機構的權力時，必須用法律求得監管和反壟斷的平衡，不能偏廢任何一種權力的作用。

（二）法律法規體系的完善

在我國，出于行政部門維護公有制經濟權威的權力慣性，規范公用企業的立法機構繁多、重疊，從人大到主管部門，甚至某些公用企業自身也制定所謂的行業規范。電信、民航、電力，幾個壟斷行業的改革方案都公布了，這三個行業的改革最初都是由行業主管部門主導的，但最后主導權都轉到了綜合性部委手中，主要是國家計委，當然國務院體改辦也起了重要作用，那么，改革主導權易位的含義是什么呢？這些壟斷企業過去都是由行業部門直接管理的，長期以來形成了政企同盟，有固化既得利益的內在沖動，繼續由行業主管部門來主持改革，政企不分的慣性會促使他們出臺有利于壟斷企業的政策。因而，就公用企業發展的整體性而言，真正確立其發展規劃規范其運營狀況的只能是人大或其授權的國務院制定的法律，相關主管部門可以在執行法律的過程中為了行事的方便自行頒布在本區域或領域有效的辦法、命令等，但不能違背法律規定的原則和意圖。這樣才能保證立法的獨立性和完整性，削弱部門立法帶來的壟斷色彩。這樣，對公用企業壟斷進行法律規制的法律法規體系就應當由以下幾個部分組成：以反壟斷法為核心，包括價格法等在內的競爭立法；規范各公用企業行業競爭活動的行業立法；各主管部門頒布的規章。

（三）法律規制制度的重建

其一、規制的重點在于禁止壟斷地位的濫用而非禁止壟斷地位本身

由于缺乏市場自由競爭過程，我國普遍存在規模不經濟的現象，并沒有多少由于企業積累、集聚、集中而形成的真正意義上的大企業。公用企業的壟斷也并非由于經濟規模過大所致，真正的原因在于不少公用企業在行政力量的庇護和縱容下濫用其市場支配地位。因而，對我國公用企業進行反壟斷法律規制更重要的是規范壟斷企業的行為，而不是過分挑剔產業的市場集中度。根據實踐中存在的公用企業濫用壟斷地位行為的表現形式，法律規制的具體制度一般應當包括：（1）禁止交叉補貼。禁止在壟斷環節占有市場支配地位的企業利用其壟斷地位進行反競爭的活動，以彌補其在競爭性環節的利潤損失。（2）禁止拒絕交易。應當基于公用企業在提供社會公共產品或服務上的特殊性對公用企業的契約自由進行限制。公用企業無法定理由不得拒絕為特定的消費者提品或服務。（3）禁止強迫交易或搭售。我國1993年頒布的《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六條和第七條對強迫交易和搭售行為進行了禁止性規定。此后不久，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了《關于禁止公用企業限制競爭行為的若干規定》在第四條列舉的公用企業的反競爭行為中，也提到了這一行為。鑒于強迫交易或搭售行為在我國公用企業中存在的普遍性及其對消費者和市場競爭的危害，在立法中強化對其的禁止意義十分重大。（4）禁止歧視或區別對待。法律應明確規定，壟斷企業不僅要承擔向其他經營者開放管網的義務，還必須保證以同一條件開放管網，不得歧視。壟斷環節和競爭性環節分開之后，新的競爭者要在非壟斷環節進行有效運營，必須依賴原壟斷企業所控制的管網，壟斷企業向競爭企業收取的費用、要求的入網條件和提供的服務直接關系到后者的經濟效益甚至生死存亡。要真正做到“廠網分離、競價上網”，除了切斷壟斷企業與競爭性行業經營者的利益聯系外，禁止歧視和區別待遇，是改善市場競爭環境的必然之舉。

其二、政企分開

我國的公用企業的政企關系經過一系列改革，目前仍然存在四種形態：一是有政無企，政府既是政權機關，又是所有者、經營者和管理者；二是政企合一，兩塊牌子，一套人馬；三是有企無政企業同時行使政府職能；四是政企分離，但仍有千絲萬縷的聯系。要削弱或者消除行政力量支持下的不合理壟斷經營，就必須在各種情況下努力實現政企分開的目標。對于第一種情況，要先建立公司，把國有資產管理權和經營權交給公司；對于第二種情況，要把人員分開，政府和企業，兩塊牌子，兩套人馬；對于第三種情況，要把政府職能還給政府，企業只履行企業職能；第四種情況比較理想，但隔斷那種千絲萬縷的聯系需要一個過程。一方面要在產權、人事權等方面割斷壟斷企業與政府之間的紐帶，取消政府對所屬企業的各種虧損補貼，確立政府與企業之間的供需合同關系。政府進一步轉變職能，加快審批制度改革，大幅度減少行政性審批，規范審批行為，廢除阻礙統一市場形成的規定，集中精力搞好宏觀調控和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并通過出資人代表對國家出資興辦和擁有股份的企業行使所有制職能，不再直接干預企業正常的生產經營活動；另一方面，要將獨立的財產權交由企業自己來行使，使其成為真正的企業法人，以平等的市場主體的身份參與市場競爭，在各項民事活動中遵循自愿、公平、等價有償、誠實信用原則。

其三、產權和投資多元化

從產權制度上看，在我國，公用企業的壟斷有兩種情況：一是政府部門獨家經營，別無分號；二是國家獨資經營，不許其他資本進入。我們現在的改革主要是通過拆分打破第一種形式的壟斷，但拆分后的企業仍然都是國有。打破第二種形式的壟斷，允許非國有資本進入，在我國東部沿海已經出現，如私人投資修建機場，外資進入通信設備制造業，合資組建航空公司等，但這只是個別地區的嘗試，還存在準入政策和思想觀念上的障礙。其實，國家行政力量退出公用企業經營固然重要，國有資本退出公用企業壟斷更具有深遠的意義。這樣可以帶動更多的非國有資本參與公共設施的建設，通過多元的產權制度引入競爭，建立完善的企業法人治理結構，增強企業活力。我國加入WTO后，吸引外資進入這些領域，將給我國公用企業的改革和發展帶來更大的挑戰和動力。在壟斷行業和環節要“重新洗牌、重新摸牌”，形成分散化的產權結構。[3]在這方面，財產組織形式可以是多樣化的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少數還可以是上市公司；就引進外資來講，可以是合資的，也可以是獨資的。其中，國有資本既可以是絕對控股，也可以是相對控股或參股，還可以是完全退出的。對自然壟斷很強、對國家安全特別重要的領域，不但可以而且是必須由國家獨資。

在改革產權制度的同時，必須改革投資體制。一是資金來源多元化，面前我國公用企業的資本構成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有國有資本、民間資本、港澳臺資本、外國資本和東部地區資本參與，要將這種多元化的資本來源引導到公用企業的各個領域。二是投資主體多元化，要徹底改變政府作為公用企業主要投資主體的狀況，由企業來投資，減少風險，提高效益。政府投資只能限制在特定的領域。

其四、改進公用企業的價格管制

（1）改進價格確定的方法。我國電力、煤氣等公用企業的價格確定主要采用“成本加合理利潤”法，如我國《電力法》第三十六條規定：“制定電價，應當合理補償成本，合理確定收益，依法計如稅金，堅持公平負擔，促進電力建設”，這種方法兼顧了企業的贏利性和消費者利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也存在著不足：首先，在利潤率一定的情況下，企業缺乏提高經濟效率的激勵。因為在獨家壟斷的市場格局下，企業成本即為該產品的社會成本，降低成本就意味著降低價格，因而企業難以產生降低經營成本的沖動，我國公用企業經營成本居高不下，在一定程度上與我國“成本加合理利潤”的定價制度不無關聯；其次，政府制定合理管制價格如果在不考慮非經濟因素的情況下，必須依賴于對企業經營信息的充分掌握，但由于這事關企業自身的經濟利益，出于對自身利益之維護，作為信息擁有者的企業向政府提供的價格信息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極不充分的信息顯示，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僅根據不完全信息制定的管制價格難免會損害消費者的正當權益。

（2）進一步發揮價格聽證會的作用。我國《價格法》規定，公用企業定價實行價格聽證制度。價格聽證是一種由消費者、生產廠商以及管制者共同商討公用企業產品定價的正式程序。公用企業生產成本和定價規則缺乏公開性，公眾無法了解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成本構成情況，價格聽證制度有利于保證管制價格的公正性，增加價格的透明度，提高公用企業定價的科學性和合理性。我國價格法雖然有這樣的規定，但由于內容簡略，且聽證會沒有價格的最終決定權，實際效果并不理想。實際上，嚴格的公共定價制度還包括：公用企業的成本核算應交由公眾討論、審議；參與價格聽證會的代表應包括各消費者組織代表、財政部門代表、行業協會代表、人民代表、政協委員、專家等，應建立代表審查與推選制度。

（四）構建現代行業監管制度與反壟斷執法平衡協調的機制

首先，改變政策部門和產業監管機構代行反壟斷執法權的現狀，盡快建立真正的反壟斷執法機構。我國部分行政部門在行使反不正當競爭權力的過程中也對一些濫用市場地位排斥競爭的做法進行處理，但實際上，它們所處理的這些反競爭的行為并不能等同于壟斷行為，這些部門的反不正當競爭職能不同于典型的反壟斷職能，它們甚至不能被看著具有反壟斷執法機構的雛形。有學者在分析現階段中國產業監管機構面臨的尷尬處境時指出，"在基礎設施產業不但未能形成有序的競爭，反而使行政性壟斷成為社會廣泛關注的熱點，使產業監管機構成為眾多批評的對象"，產業監管機構已經失去了繼續單獨行使反壟斷執法權力的合法性與社會認同，必須對這種權力配置進行根本性的變革，發育專門的反壟斷機構與反壟斷機制。

其次，建立現代監管制度

（1）監管的目標定位。現代公用企業監管的目標應當是打破壟斷，引入競爭，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對壟斷行業的監管必須兼顧消費者、投資者及相關利益者的利益，監管的核心是要解決信息不對稱和市場失效。

（2）監管權的安排。總的來說，監管權應當包括市場準入、定價政策、競爭政策以及普遍服務政策四個方面。但是，鑒于公用企業不同行業或環節經濟特征的差異，對于不同的行業或環節應當實施不同的監管，如對壟斷性環節（如電網）在成本透明的基礎上加強價格監管，對競爭性環節（如上網電價）實行市場定價；加強對壟斷環節公平接入的監管（如電信網的互聯互通、電網的公平接入等）；加強對公平競爭秩序的維護，防止市場壟斷、價格共謀、欺詐等行為。在我國現行的政治制度環境下，監管權的設置還涉及到監管機構與政府有關部委的職能劃分問題。獨立的監管機構對于監管權的集中性要求必然沖擊現有的行政權力體系。比如，目前，電力監管方面，市場準入和價格管制是電監會的重要職權，但這兩項權力都掌握在國家計委手中，“原先存在的管理機構和組織在這次改革中是否有獻身精神，能否將權力向新的體制下的電監會移交，這是我們應該關注的重點。”劉紀鵬說，電監會體制的定位和政府體制的交接是一個難點。[4]盡管我國的政府機構改革已經取得了一些成效，政府行政權力已經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分解和弱化，但我國加入WTO之后，新環境對政府職能的需求已經改變，政府職能轉變的工作更有待深入。國家計委的權力現在是越來越模糊，按規劃，它是一個超然的制定國民經濟發展計劃的綜合性部門，但是現在宏觀調控、微觀管理、投資、價格，它的職能越來越多。而這些職能行使的效果卻并不能令人滿意。比如，電力、電信的價格管制具有極強的技術性和專業性，國家計委價格司目前的人員配置和和知識儲備不能完全適應這項工作的要求。但是，盡管電監會在這方面具有較多的優勢，完全剝離計委的價格管制權也是非常不現實的。比較合理的做法應當是在保留和完善計委對于價格的總體調控的前提下，賦予電監會根據國家的價格政策對電力行業的價格進行調整的權力。也就是說，政府政策部門確定定價機制后，由監管委員會負責實施。這些問題都需要通過正式的立法程序來確定。

（3）監管機構的設立和監管人員的選任。首先，監管機構既不能是政府機關，也不能是公共機構，而應是獨立的、集中的、法定的、專業化的監管組織。這個機構必須具有高度的獨立性和權威性，就像德國聯邦卡特爾局、美國司法部反壟斷局一樣，享有對不正當競爭和反壟斷案件的管轄權和裁決權，其生效判決具有強制執行的法律效力，任何單位和個人都不得非法干預其行使職權。如當事人不服，可以限期向人民法院。新成立的國家電力監管委員會對引入競爭后的電力行業進行監管，是這方面一個非常重大的制度突破，現在的監管委員會跟過去的電力部、能源部有很大區別。它采用證監會的模式，是一個直屬于國務院的事業單位，而不是管理電力行業的政府部門。突破編制的限制之后，建立一支技術、會計、統計、法律等各方面知識結構比較完善的隊伍就成為可能。其次，監管人員的選任上也應充分體現獨立性和超脫性。監管人員不宜大量從現有公用企業管理人員中遴選，而應公開招聘。此外，基于對我國行政權力濫用的法律文化傳統的考慮和順應當今世界各國經濟民主發展潮流的需要，應當在公用企業行業建立相應的自律性組織——行業公會，由其分擔部分行政經濟管理的職能，組織內部實行委員會制，采取多數決定原則，這樣既有利于管理決策的民主化、科學化，也便于決策的有效執行。

（4）監管方法的法制化和科學化。監管機構應當嚴格按照法律規定的方式和程序行使監管職責，更多地運用法律手段，充分發揮法律對其他手段的保障作用。提高監管手段的科學性和效率，節約監管成本。

（5）對監管者的監管。必須完善和加強對監管機構和監管人員的監督和規制，保證他們把消費者福利最大化作為自己的行為準則，公正廉明，依法行事。

最后，用法律求得監管與反壟斷的平衡

在建立反壟斷機構與監管機構之間的合作機制上，對于不正當定價和瓜分市場協議之類的壟斷行為，應該由反壟斷機構處理；而對于發放許可，確立主導運營商應該收取的價格或者保證普遍服務等問題，應該由監管機構負責。同時，在監管機構與反壟斷機構之間還應該構筑多樣化的權力配置格局。在制定反壟斷法，設立專門的反壟斷機構的同時，必須對基礎設施產業的相關部門法律，如鐵路法、民航法、電信法和電力法等進行制定或者修改，明確產業監管機構在反壟斷執法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參考文獻：

[1]李昌麒、許明月主編：消費者保護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第14頁

[2]仁：市場經濟與市民社會——市場經濟發展對社會結構變遷的深層影響管窺中國民商法網2001年7月28日

第3篇

常常使用hotmail的人可能已經留意到，他最頻繁的旗幟廣告就是交友服務，Udate等幾個交友類網站輪番轟炸hotmail用戶。據不完全統計，在英國有三十多個活躍的專業交友網站，而且還在不斷增加。最大網站宣稱有一百萬付費會員。其實交友服務這個網絡服務熱點已經熱到了中國。“您想結識心目中的白馬王子嗎？您想結識風情萬種的熱辣嗎？如果你的社交圈子很小，怎么辦？亞洲交友中心（宜改為“某某交友中心”？）一定能幫助您。”“加入某某交友中心，結識大量異性朋友！”這是國內某著名門戶網站上常常出現的超鏈接廣告，還附有若干魅力男女的照片。看來，交友服務已經成為為實現盈利網站而拼搏的“網戰們”新一輪圈地運動的重要目標。

這些網站的商業模式大概是靠廣告吸引注意力，從而吸收大量“免費會員”，建立大規模個人檔案庫，并通過數據庫管理的自動匹配功能向用戶推薦交友對象。網站的收入主要來自介紹費和網上交流服務費及網上廣告。這類網站在國外發展非常迅猛。國內外商界先鋒開始瞄準中國的這塊市場，試圖讓這種商業模式落戶中國。于是我們看到了以上中文的交友服務廣告。中國的電子商務環境畢竟不同于其他國家。即使這種探索在財務上可行，法律上行得通嗎？本文將結合這類網站不同的落地模式，分析他們在法律上可能面臨的障礙與險境。

完全落地障礙重重

交友網站服務完全的落地模式就是外國公司或本地公司，利用中國本地注冊的公司/非企業法人，注冊一個.cn的網站，開設以中文為主的網頁界面，面向中國內地及國外消費者提供網上收費交友服務。這個落地模式首先需要解決的是如何在中國法律框架下定位交友服務的問題。換言之，交友服務是不是婚姻介紹？這個問題似乎很學術，很形而上，但實質上他關系到提供這種服務是否需要事先審批，取得政府的特別許可，甚至關系到服務是否會被禁止的問題。

根據目前的民政法規，婚姻介紹服務只能通過民政部門批準登記的非企業法人進行。這里排除了企業類法人進入這個領域的可能性。當然富有創造力的企業家可能考慮用與已注冊的本地婚介機構合作或由本地人新設等辦法去規避有關限制。事實上這也正是某交友網站（中國愛線）的操作模式。考察這種模式的可行性需要回答三個問題：外國人可否投資中國的婚介機構？現有婚介機構可否提供網上婚介服務？可否提供涉外婚介服務？

對第一個問題的回答是“否”，在中國婚介從來沒有被當成產業去管理，而是用非贏利社團他法人的模式通過民政部門在管理。目前沒有法律允許外國人可以在中國成立此類社團法人，即使是中國加入WTO的法律文件中也找不到我國政府的相關承諾。

在第二個問題上政府還沒有通過訂立或修改行政法規表明立場。但根據民法和規范互聯網的基本原則，一個在“網下”合法的行為，在網上原則上也是合法的，只是個別情況需要取得事先許可。就婚姻介紹而言，目前法規對其服務的特別規定決定了其服務無法完全通過網上完成。例如，法律規定，婚介機構有義務查證申請人所有文件的真實性。也就是說不能網上婚介服務協議中“申請人保證所提供信息屬實”等類似保證條款的效力有限，并且不能因此免除婚介服務提供者的查證義務。

第三個問題是一個雷區。網上交友服務的優勢就是無邊疆，可能和。我國從改革開放以后才開始全面關注涉外婚姻問題，并最早在1983年有了一個全國性法規去規范相關問題，即《中國公民同外國人辦理婚姻登記的幾項規定》。隨后的形勢發展暴露出了大量問題，包括以婚介為名誘拐中國大陸女青年到國外從事不正當的行業。國務院在1994年12月6日緊急了《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強涉外婚姻介紹管理的通知》（〔1994〕104號），要求規范涉外婚介。1994年12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了《上海市涉外婚姻管理暫行辦法》。該辦法第三條明文規定“禁止任何單位從事或者變相從事涉外婚姻介紹活動。禁止任何個人采取欺騙手段或者以營利為目的從事或者變相從事涉外婚姻介紹活動。禁止任何單位和個人從事涉外買賣婚姻和其他違法的涉外婚姻活動。”但該法規對涉外婚姻咨詢留了一個通路。

看來無論內資外資無論采取何種模式，要想在中國合法開展交友業務就最好讓自己的服務和婚介劃清界限。怎樣定位才能與婚介區別開呢？中國現有法律沒有給出婚介服務的明確界定。這種缺乏對關鍵范疇明確界定的做法可能也是我國法律的一大特點。但法律中“變相從事”這幾個字可以被解釋得很寬泛。本文認為婚介的本質特征是開展以婚姻為目的的交友活動。因此現有交友網站那種大肆宣傳浪漫婚姻成功率的做法值得商榷。不是以注冊婚介機構為依托的的網上交友服務，應該通過必要措施確保自己的服務（包括對服務的宣傳）不被定位成婚介。在這個問題上民政部的意見很模糊。他們目前關注著交友網站的發展，并要求企業自律。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適當操作中資網站開展國內網上交友服務有很大可行性，但涉外網上交友服務完全落地中國幾乎不可能。

有限落地值得探索

既然完全落地不可能，外國網上交友服務提供商是否有第二通道可以進入中國市場呢？目前的探索主要是把網站設在國外，但提供面向中國大陸等地區中文界面的網上交友/婚介服務。典型的是亞洲交友中心和旅英學聯提供的交友服務。他們通過網上廣告等手段吸引國內客戶。

這種模式需要關注的問題有：中國有關部門會否屏蔽這類網站？中國客戶可否跨境消費這種服務？如果可以，則如何解決交易中的外匯管制問題？他們可否在中國傳統媒體及新媒體上做廣告？等。

網站在中國被屏蔽的可能性問題，是外國網站咨詢中國律師比較多的問題，雖然在中國律師看來這一般不會成為問題，或普通商業型網站一般不必為此擔心。國務院2000年9月頒布的《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第15條、《電信條例》第57條和公安部1997年頒布的《計算機信息網絡國際聯網安全保護管理辦法》第5條規定，網站服務只有觸犯“九條禁令”才有可能被屏蔽。除了個別情況下個別交友網站可能涉及黃色內容外，其他交友服務和九條禁令拉不上關系。

中國公民購買海外的產品或服務，是跨境消費。除了外匯管制和行政措施外，中國沒有嚴格限制。中國消費者利用外匯存款（包括信用卡）對國外的支付也不會遇到困難。但對于和跨境消費相對應的跨境銷售，這種企業向中國客戶主動推銷自己產品或服務的行為，中國法律有限制措施。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服務貿易承諾減讓表里，中國沒有對網上交友相關服務做明確承諾。這意味著交友服務網站在中國做促銷廣告這種銷售活動可能被認為未經批準。但中國對外國公司的實際處罰很有限，最多是要求網站的中國廣告商（包括有廣告經營權的網絡服務提供商）停止刊登、播放或網上鏈接有關廣告。

立法走勢尚不明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