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項目評估發展前景淺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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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評估是運用社會研究方法對項目所作的研究和評價([美]羅希、[美]李普希、[美]弗里曼，2007)，因此，社會研究方法和項目服務的發展決定著評估研究的發展。盡管評估研究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7世紀，但是現代項目評估研究的發展主要是在20世紀以后。第一次世界之后公共衛生事業和教育事業的發展，引發了項目評估研究的第一次高潮；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西方工業化國家的福利國家運動，更是迎來了項目評估研究的繁榮([美]羅希、[美]李普希、[美]弗里曼，2007)。與此同時，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也日益突破實證主義的一元論統治，人文主義思潮在社會現象研究領域的影響愈益突出，并催生了后現代主義旗幟下各種新的不同研究取向（FishmanD.B.,1995)。本文從注重評估價值取向、強調弱勢群體發展、關注項目過程機制和重視評估過程影響等四個方面歸納西方社會項目評估研究的發展趨勢，試圖對促進我國社會項目的發展及評估提供借鑒。

一、注重評估研究價值取向

作為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運用，早期的項目評估研究深受實證主義思潮的影響，強調研究者的價值中立。實證主義是自然科學研究方法在社會現象領域的應用，在本體論上認為社會現象是獨立于人的認識之外的客觀存在，在方法論上堅持經驗主義的反映論。實證主義方法最基本的特點，便是主張社會現象是不依人的意志的獨立存在，人們可以借助實踐認識社會現象；人類對社會現象的認識是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研究者只有在研究過程中堅持價值中立，才能科學地反映和揭示社會現象的本來面目。遵照這樣一種方法論哲學，評估研究在早期的發展過程中也十分強調價值中立。庫巴（EgonG.Guba）和林肯（YvonnaS.Lincoln）曾經描述了實證主義評估的發展及其特點，認為其先后經歷了以測量（measurement）、描述（de-scription）和判斷（Judgement）為重點的三個評估階段（Gu-baE.S.,LincolnY.S.,1989）。根據庫巴和林肯的歸納，以實證主義為理論取向的第一代評估研究以測量為特征，其發展和成熟的標志是我們當今都非常熟悉的人類智商測量。第二代評估除了繼承前一階段取得的成績以外，開始注重項目目標。測量不再等同于評估，而僅僅是檢查項目設計好壞的一種手段。至于第三代評估，評估人員進一步對項目目標提出疑義；評估研究的評估內容不僅包括目標的實現過程，項目的目標同樣應該是評估研究的內容。一些研究認為，評估研究的自然科學方法取向，是其在尋求學科認同過程中證明自己學術地位的一種嘗試；但是評估研究如果僅僅將提供真實的研究結論為己任，實際上便失去了它更為重要的使命（GarawayG.B.,1997)。另有研究指出，評估研究除了包含描述與解釋功能以外，還應該對研究問題作出評價（EisnerE.,1976）。從上述歷程來看，第三代評估已經逐步擺脫前兩個階段評估研究純技術性的價值中立地位，開始承擔起項目價值判斷的責任，特別是對項目目標分析判斷的責任。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傳統評估研究的實證主義方法開始受到沖擊，提升項目利益相關者的自覺意識進而改造世界，日益成為評估研究的重要職能（GarawayG.B.,1997)。然而，評估研究方法上的根本性轉型，即建構主義與實證主義的全面抗衡，則是以庫巴和林肯關于第四代評估概念的提出及其專著的出版為標志的（FishmanD.B.,1995)。建構主義在本體論上否定人類社會的客觀實在性，將其視為個體意識建構的結果，有多少個體便有多少建構結果。在方法論上，第四代評估反對主客觀二元結構，強調認識的相對性和多元性。與此相對應，在研究方法上，建構主義強調觀察者與被觀察者、以及不同觀察者之間的相互作用，反對實證主義采納的實驗等人為操控手段。建構主義評估理論對前三代實證主義取向的評估研究提出了嚴厲的批評，認為它們過分強調評估研究的科學范式，過于依賴定量測量，忽略事物的前后背景聯系，崇拜權威，研究思維封閉，缺乏道德責任，在評估研究價值中立的旗幟下違反社會的價值多元論本質（GubaE.S.,LincolnY.S.,1989）。事實上，社會項目評估的價值取向已經成為評估行業極為重視的問題，紛紛確立這方面的行為規范。早在30余年前，美國教育評估標準聯合委員會制定的項目評估標準（JointCommitteeonStandardsforEducationalEvaluation）便已經注意到評估研究的社會建構性問題。1995年頒布的美國《評估人員指導原則》（GuidingPrinciplesforEvaluators）更是在“一般與公共福祉責任”（ResponsiblitiesforGeneralandPublicWelfare）部分明確提出，在規劃和報道評估研究時，評估者應該注意到項目相關方的不同利益；評估者必須明確并考慮到與一般和公共福祉相關的利益和價值的多樣性。具體地說，便是項目評估者應該注意到服務追尋目標的適當性，判斷其是否符合公眾的福祉目標（SchwandtT.,1997）。除了美國，澳大利亞、以及由俄羅斯等國組成的國際項目評估網絡也提出了自己的指導原則（LoveA.,RussonC.,2004）。在價值目標的內容上，相關的項目服務是否促進民主社會的發展成為當前西方社會項目評估價值判斷的重要標準之一。漢伯格（AndersHannberger）從公民社會的內涵出發，認為傳統的技術型實證主義評估方法盡管為決策者提供了項目和政策決策的依據，但其民主功能是間接的，評估研究應該為民主社會和民主目標的實現盡責，因而更為注重評估者的非傳統職能，以便認識并直接反映不同群體的利益（HannbergerA.,2001)。根據評估研究的不同功能，漢伯格區分了精英民主（elitistdemocraticevaluation）、參與民主（participatorydemocraticevaluation）和推論民主（discursivedemocraticevaluation）等三種不同的評估類型，它們評估的重點內容分別是預期的輸入產出與目標實現狀況、公眾自我需要和目標發展、以及項目利益相關方的評價標準和真正的對話；評估結果的相關人員從僅僅包括項目設計者、項目執行者和自治組織人員，一直擴展到所有的項目利益相關者；對應的評估人員角色也從專家、倡導與促進者，演變為中間人和咨詢者（HannbergerA.,2006)。其實，從漢伯格上述評估的價值論述中，已經涉及到對弱勢群體價值的肯定。

二、強調弱勢群體發展

前面已經提到第四代評估在方法論哲學上的重大變革，某種程度上說，當前社會項目評估幾乎所有新的發展趨勢都是這種方法論變革的表現。然而，也有一些研究認為第四代評估雖然注意到項目利益相關方的不同價值取向、提出了評估研究的價值多元問題，但對弱勢群體仍然關注不足，因而提出了第五代評估的概念（PalfreyC.,ThomasP.,1999)。這一發展趨向，在自決自強性（empowerment）評估和女性主義評估等針對弱勢群體發展的研究中表現尤為顯著，反映了當代西方社會項目評估自覺的社會改造意識。作為一種理論形態，自決自強的概念出自巴西人文主義學者和教育學家弗賴爾（Freire），試圖借此通過教育幫助被壓迫者贏得解放（HurM.H.,2006)。在其發展過程中，自決自強的概念一直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成為對現有體制反叛的象征（陳樹強，2003）。但是，誠如一些西方學者研究指出的，自決自強概念中的權力內涵被過于突出了。事實上，自決自強一方面是近10余年來西方學術界最為時髦的用語，廣泛地用于政治學、教育學、心理學、社會學、社會工作和社會福利、醫院和社區護理等學科關于弱勢群體的研究和服務之中，成果豐碩；另一方面它的內涵又極為模糊，不同學者對其界定有明顯差異，被賦予不同的意識形態取向（LeonardsenD.,2007)。在一般意義上，自決自強既是一個目標又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手段。從目標上來說，自決自強被視為借助健康（自信、自尊、自我效驗和自治）、知識（自我了解、意識提升、技能發展和能力培養）和自由（積極或消極的）對其生活質量的決斷能力的提升。從手段上來說，自決自強意味著A和B之間的一種特定關系：即A對B在目標或問題的表述、決策和行動方面施加盡可能小的影響，幫助B獲得對其生活質量更好的決斷能力（TenglandP.，2006)。一些研究綜述顯示，不同學科領域對于自決自強概念的界定不一，通常個人層面研究的內涵較為保守，而群體、社區或社會層面的觀念較為激進。例如，赫爾（MannHyungHur）指出，個人層面自決自強的提升，表現為個體克服其智力和心理障礙，獲得自我決斷、自我效能和決策的能力；而群體層面的自決自強則表現為通過行為克服障礙，實現社會變遷（HurM.H.,2006)。由此可見，自決自強概念的基本內涵在于通過改善個體或群體的自我決斷（self-determination）能力提升其對生活的控制能力。在社會工作和社會福利領域，微觀層面的自決自強更多表現為個體意識和能力的提升；而宏觀層面的自決自強則更為強調社會行動，借此通過社會權力資源的重新分配實現弱勢群體對自我命運的把握。與自決自強的內涵一致，自決自強性評估的核心也是強調自我決斷，“利用評估的概念、技術和發現來促進項目的完善和項目利益相關者的自我決斷”（FettermanD.M.,2001）。由此可見，自決自強性評估除了項目評估目標以外，還承擔了促使項目利益相關者自我決斷能力提升的道德職責，并試圖統一兩方面的目標。為此，評估人員改變了傳統評估研究的主體地位，成為這一過程中各方利益相關者的中間人、合作人和促進者，通過對當事人的評估技能培訓，幫助他們增加自我評估能力（WandersmanA.et.al.,2005）。因此，自決自強性評估被視為一種參與性評估，注重項目利益相關者對項目的自我評估。自決自強性評估包括培訓（training）、促進（facilita-tion）、倡導（advocacy）、啟發（illumination）和解放（libera-tion）等五個方面的環節（FettermanD.M.,2001）。其中培訓指的是評估者教會項目對象如何對其項目進行自我評價，促進是指評估者在整個評估過程中扮演的指導角色，倡導是指項目對象以自我評估為手段對項目改進提出建議，啟發是指項目對象在評估過程中獲得對角色、結構和項目功能的新認識，而解放則是指通過評估項目對象從所在組織原有角色的束縛中獲得解放。通過上面的評述可以看到，自決自強理論尤其注重弱勢群體的利益，將這種關注作為一種道德責任，具體為評估實踐賴以進行的要素，這對于我們更好地了解服務對象、加強項目針對性、提高服務成效尤為重要。同時，自決自強性評估延伸了項目服務的功能，將服務對象的福祉、特別是增加其自我決斷能力作為自己的目標，進一步強化項目服務功能，有助于服務對象改善其困境實現持續發展。與此類似，女性主義評估也是建立在對女性在當今社會弱勢地位判斷的基礎上的。女性主義評估主張，基于性別不平等的社會不平等存在于我們社會和文化的各個層面，評估研究就是要揭示社會項目背景中各種正式與非正式政策和活動所包含的這種不平等性。女性主義否認項目評估研究的價值中立性，認為人們在評估項目的觀念和方法都已經受到預先設定的價值觀念的影響。受這樣一種方法論哲學的影響，女性主義評估的任務便是要揭示評估研究的政治約束性，明確評估研究者的立場（Sielbeck-BowenK.A.et.al.,2002）。

三、關注項目過程機制研究

誠如上述分析顯示，第四代評估極大地沖擊了傳統的實證主義評估哲學，建構主義取得了方法論的話語主導權。但是，這并不意味著當今西方評估研究便是第四代評估及其建構主義哲學的一言堂。事實上，西方學術界在關于研究范式的爭論及其重新認識過程中，愈益認識到當代社會科學研究范式的前學科性以及研究對象的復雜性，主張范式的綜合（PeileC.,1988)以及不同方法的互補（SalomonG.,1991)。作為這種思想的反映，一種新的、多元論的綜合性研究方法正愈益受到學術界的關注和運用（BrymanA.,2006)，而項目理論評估正是這種新的研究方法的集中表現。所謂的項目理論，便是關于項目如何產生預期效果的說明（Fitz-GibbonC.T.，MorrisL.L.，1996)。具體地說，項目理論便是社會項目的內在假設；它告訴我們，在項目執行過程中應該采取哪些措施，這些措施相應的結果是什么，什么是項目的下一步驟，可以預期的反應是什么，接著又會發生什么，等等（BirckmayerJ.D.,WeissC.H.,2000)。據此，項目理論評估便是揭示項目內在假設并證明其成立的一種評估方法。它的目的不僅在于告訴人們項目結果是什么，更重要的是說明為什么有這樣的結果、上述結果是如何實現的；它是關于項目設計的活動及其各個環節結果之間關系評估的一種研究方法（WeissC.H.,2000）。項目理論評估的任務，一是要明確提出項目理論、并通過對項目過程及其結果的考察證明這一理論成立，二是運用項目理論假設指導具體的項目評估研究過程。因此，項目理論或項目的內在假設，是決定項目理論評估的內容和步驟的重要依據（Fitz-GibbonC.T.，MorrisL.L.，1996)。項目理論評估的假設驗證是傳統實證主義定量研究方法的繼續，它對于我們深入認識社會項目的運行規律具有重要的參考作用。長期以來，人們在項目評估過程中僅僅關注項目的投入和產出，但是對項目干預與項目結果之間發生的事卻不加過問。因此，傳統評估研究猶如一個黑箱，我們只知道為了項目執行調動了哪些資源、組織了什么活動、以及最終在服務對象方面發生了什么變化；至于這些變化是如何實現的、為什么出現這些變化則不得而知。項目理論假設的驗證和評估，有助于我們破解項目成功的內在機制黑箱，梳理相關變化的因果鏈，明確項目影響結果實現的一系列中間環節，體現了人類對項目運行機制認識和評估研究的深化，顯示了實證主義哲學方法不可或缺的作用。項目理論評估誕生、成長于建構主義和第四代評估盛行的20世紀80、90年代，這一現象無疑顯示西方評估研究方法論哲學的多元化。進而，項目理論評估除了對項目運行機制理論假設的統計驗證以外，還包含著對項目運行過程的定性描述評估，由此更集中表現了這一評估方法的多元主義方法論取向。事實上，項目理論的驗證離不開項目執行過程的分析，它有助于我們辨別項目成功或不成功的真正原因，排除項目干預以外因素對結果的影響。社會項目的實施過程不同于實驗室環境，各種影響因素紛繁復雜。如果不了解項目干預的實現情況，我們就無法判斷項目成功或失敗的真正原因。例如，如果不了解項目的實施過程，即使我們發現某一項目沒有實現其預期的目標，也難以判斷其原因究竟是項目所依賴的假設存在問題，還是項目執行過程偏離了預期計劃，抑或是干預力度不足，甚至是對干預效果的測量方法不夠靈敏（ChenH.T.,1990）。因此，項目執行情況分析是項目理論評估研究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由此在項目理論評估的機制評估和過程評估兩個環節中，表現出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的綜合。

四、重視評估過程的影響

社會項目評估的作用在于幫助社會問題的診斷和概念化，改善項目設計、實施和管理，提高項目產出和效率([美]羅希、[美]李普希、[美]弗里曼，2007)。從這一意義上來說，評估研究是一項應用研究，其目的主要是借助評估研究增強項目的針對性并改善及其效果，因而項目的評估使用（evaluationuse）或評估效用（utilization），特別是如何將評估研究與項目的實施和管理結合，便成為當今西方評估研究的一個重要議題和發展方向。有關評估研究的使用和效用問題的研究，首先涉及的是評估研究的目的。傳統觀點認為，評估研究的主要任務是提供針對項目特定問題的準確結論（ShulhaL.M.,CousinsJ.B.,1997)。按照這種觀點，評估與評估使用是兩個不同的概念，評估者的角色與使用評估結論者的角色是分離的。評估研究者只要就項目的設計、執行和結果提供了評估結論就完成了其使命，至于如何根據這些結論判斷現有項目是否需要延續、新項目是否需要立項，以及如何改善項目成效，那是項目發起者、資助者和實施者的事情。于是，從項目評估研究內容角度來看，一個好的評估研究應該能夠回答評估研究委托人關心的問題、具有與這些問題的相關性（relevance），以及評估結論推廣形式適當、具備傳播質量（qualityofdissemina-tion）。此外，評估研究委托人使用評估結論的動機和能力，也直接影響到評估結論的效用（FeinsteinO.,2002)。與這種傳統觀念不同的是，一些研究者對評估研究成果的利用采取更為積極主動的姿態，認為評估研究人員有責任幫助決策者認識到利用評估研究結論的必要性，通過協商確認滿足這些需要的信息種類，并在評估研究中提供使用者需要的信息成果（ShulhaL.M.,CousinsJ.B.,1997)。在這樣一種評估研究思想的指引下，一些學者認為使用和效用的概念過于狹窄，建議代之以影響（influence）；同時，評估對項目實踐的影響也不再僅僅局限于其研究結果（result-basedinflu-ence），項目評估過程的影響（process-basedinfluence）開始得到關注（KirkhartK.E.,2000）。這種項目評估過程的影響，表現為對項目評估三個方面的功能和影響。首先，評估過程中的討論、思考和分析有助于對項目的理解；其次，參與評估過程有助于個人和團體對項目價值的認同；第三，參與評估過程將促使項目相關利益者關注社會問題、并對權力的運作產生影響（GreeneJ.C.,1988)。我們可以從下面評述的參與式評估（ParticipatoryEvaluation）和項目邏輯模式（logicmodel）中，更深刻地認識到西方當代項目評估研究通過促進項目利益相關方對評估過程的參與、來強化研究結論使用的趨向。眾所周知，專業研究者在傳統評估研究中占據主導地位。不同于傳統的評估研究，在參與式評估研究中，研究者與包括項目發起者、資助者、管理者、執行者和服務對象在內的項目利益相關方建立了一種嶄新的合作關系。專業研究人員通過培訓幫助合作者掌握完成評估任務所需要的專業技術，促使項目利益相關方更好地了解并完善項目的執行情況。專業研究者的任務不再是獨立進行評估研究，而是需要為項目利益相關方提供項目監控和評估的技術咨詢，協調各方共同完成項目評估目標，進而改進項目成效（CousinsJ.B.,EarlL.K.,1995）。根據產生的社會背景與意識形態不同，參與式評估在其發展過程中又形成了兩種不同的取向。其中實用性參與評估（PracticalParticipatoryEvaluation）更為強調研究者與項目發起者、資助者、管理者和執行者之間的合作，更多體現為管理取向；而改革性參與評估（TransformativePartici-patoryEvaluation）則更為倡導社會變革，意在借助評估研究促進服務對象、特別是社會弱勢群體的自決自強（CousinsJ.B.,WhitmoreE.,1998），因而在評估研究中表現出更為徹底的服務對象取向。作為實用性參與評估的一個典范，邏輯模式是關于項目在特定情形下運作并解決特定的問題原因的說明解釋，它為這一過程提供了一種令人信服的邏輯說明（BickmanL.,1987）。例如，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曾組織一項青少年服務項目，試圖通過提高服務對象對吸煙有害性認識，實現減少其吸煙次數和人數的目標。這里，項目的邏輯便是這樣一個假設，即認識到吸煙有害于健康，將令青少年減少吸煙的次數或戒煙（陳錦棠，2008）。因此，邏輯模式的核心是關于項目目標實現機理的揭示（MillarA.etal.,2001)，或者說明項目投資及其效果之間的預期關系（Taylor-PowellE.,HenertE.,2009）。由此可見，邏輯模式的功能主要表現在項目的過程評估和過程管理，幫助實務工作者在參與評估的過程中提高項目組織運作能力。為此，美國聯合勸募會（UnitedWayofAmerica）及其在我國臺灣的分支機構（UnitedWayofTaiwan）先后引入邏輯模式，期待其資助的非營利組織借此提升項目實施績效（張英陣、許雅惠，2008）。

五、啟示與借鑒

近年來，公共管理評估受到我國學界和實務部門的重視（鄧國勝，2008），但總體上來說社會項目評估起步較晚，目前仍然處于相對初級的發展階段（王思斌，2008），對西方評估研究的眾多新發展也不夠了解。那么，我們究竟應該如何看待這些發展變化，它對我國的項目評估研究、進而對提高公共服務水平又有哪些促進作用呢？首先，筆者以為，西方當前社會項目評估的一系列新的發展趨勢，究其實質既是社會項目發展及其對評估研究新要求的體現，同時更是評估研究哲學思潮演變的結果，是以建構主義為代表的后現代主義或第四代評估在政治內涵和認識論方面的反映（FishmanD.B.,1995)。對于這一變遷，我們既應該看到它的進步一面，也不應忽視它的局限性。從方法論哲學方面來看，社會現象確實具有不同于自然科學研究對象的特點，具有建構主義所著力揭示的建構性；但是，我們也不能因此否認社會現象作為存在所具有的客觀事實性。因此，我們以為，在社會現象的研究或評估過程中，任何僅僅強調對象的客觀性或主觀性的做法都是片面的，應該針對具體的研究問題選擇相應的研究方法。其次，對于上面評述的西方社會項目評估的一些新的發展趨勢，我們應該從社會項目發展與評估發展整體的角度來進行認識。應該說，所有這些新的評估方法，對于促進社會項目服務水平的提高，對于促進評估研究與項目服務的相互促進，都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但是，那些強調項目利益相關者的參與、強調弱勢群體參與的評估研究，并不能反映和代表評估研究的全部內容。對此，考慮到專業評估研究者地位的轉型和弱化，西方學術界存在著否這些做法評估屬性的聲音（ScrivenM.,1997)。對此，我們認為應該區分不同目的進行評價。如果從項目的自我完善或更為全面系統地傾聽項目利益關系者、尤其是弱勢群體聲音的角度來看，自決自強性評估等方法倡導的方法變革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從某些較為專業化的評估角度來看，如項目理論評估、或者需要運用高層次評估技術的研究，參與式評估借助非專業人員的做法并不能滿足評估的需要。另外，我們還要區分評估和教育的功能差別。自決自強性評估一定程度上以教育目標取代了專業評估的目標，雖然這種做法有著一定的積極意義，但不宜過分泛化，甚至將其作為評估研究的惟一指導原則。最后，從我國評估研究的發展角度來看，西方評估研究的這些新發展無疑都具有重要的借鑒作用。然而，考慮到我國當前社會項目服務管理水平和評估研究水平都不高，因而還需要特別注意如下三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方面，應該自覺地、有意識地建立和完善評估政策，為評估研究的快速發展創造良好氛圍。評估政策是對評估研究的指導原則，它既涉及到評估研究的方法，同時也涉及到對評估研究的本體性認識；它既可以是政府全國層面的，也可以是地方機構層面的[49]。正是缺乏這樣一種正式和非正式的政策指導，我國目前除了部分具有國際背景的非政府組織及其資助的社會項目，不論是政府還是非政府部門的項目評估不但方式不夠規范，與國際標準有差距；而且在評估意識上也很不健全，甚至是一些公共部門或公共經費資助的社會項目，即使做了評估其結果也往往不能公開。這種狀況不但極大地約束評估研究的實施，而且也難以有效地提高評估研究和項目管理與服務水平。

第二方面，應該重視社會項目評估中的價值取向。近年來，項目評估研究已經越來越受到政府和其他部門的重視，但當前相當部分公共部門的項目評估方式仍然是根據項目目標確定的指標對結果的鑒定。甚至是政府部門也愈益認識到這種評估方法存在的局限，轉而探索使用服務對象的滿意度評估方法（寧波市民政局課題組，2009）。從上面討論的現代評估研究角度來看，鑒定方法存在著價值取向上的局限性，是以項目發起人或執行者的權威和價值取向為依據的。姑且不論這種評估方法不能包含項目評估的所有內容，而且對項目目標的合理性也缺乏應有的反思。事實上，社會項目可以給公眾帶來福利（welfare），也可以給公眾帶來傷害（illfare）。社會項目的評估離不開對項目結果的社會正義性評價，這一核心內容理應是我們進行社會項目評估不容忽視的問題。

第三方面，要強調評估研究結果的使用，堅持評估研究與項目服務和管理相互促進、共同提高。作為一項應用研究，評估研究的根本作用是加強服務的針對性和促進項目水平提高；但是項目評估水平的提高也極大地依賴于項目服務和管理水平的提高。沒有大量高水平的服務項目，項目評估研究便失去其存在和發展的基礎；項目管理水平或意識低下，不能為評估研究提供充足的經驗資料，評估研究便成為無米之炊。在現階段，我們必須十分重視評估研究與項目管理的聯系，注重項目管理人員對于評估過程的參與和評估研究者對于項目設計、實施和管理過程的參與，并將此作為當前評估研究工作者和項目管理實務工作者共同面臨的一項迫切任務。為此，我們可以有選擇地確定某些具有這種統合效應的項目評估方法，促進評估研究和管理相互促進和提高。對此，筆者以為項目理論評估可以起到這種聯系研究與實務的重任。項目理論是對項目目標實現機制的說明，這種評估研究在內容上具有廣泛性，涉及到過程、結果和機制等方面的評估，在方法上體現了傳統實證主義方法的嚴謹性和規范性；而項目理論作為邏輯模式的核心，又對項目過程的設計提供了科學的指引，有助于提高項目服務和管理水平，因而在我國項目評估和管理的發展過程中有著重要的促進作用（方巍，2010），應該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總之，西方社會項目重視評估結果的利用、強調評估研究的價值取向、以及竭力促進弱勢群體發展的一些列新發展趨向值得我國的評估研究發展予以重視和借鑒；同時，我們也要從我國當前的項目評估和服務管理實際出發，一方面強化評估研究的政策氛圍，另一方面堅持評估研究和服務管理相互促進、共同提高，唯有如此才能更快更好地促進我國社會項目評估研究水平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