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結構對國內體系建立的作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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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黃毅單位：華東師范大學上海

社會階層貧富分化日趨顯著

改革開放30余年來，我國進行了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產業結構調整，經濟持續穩定快速發展。與此同時，社會階層結構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社會階層分化速度快、規模大，社會階層之間的流動性大為增強。由于階層結構的變動和社會利益格局的調整，社會各階層之間的矛盾集中表現為經濟利益差距的矛盾。而且在市場機制與各階層機會起點不均等的雙重作用力下，社會階層之間的貧富差距將進一步拉大。圍繞著這一焦點，階層利益矛盾的對抗性將顯著增強，群體性公共事件將顯著增加。改革開放政策的推行，促進了社會結構的變遷并改變了舊有的社會利益結構，而集中代表利益關系的上層建筑領域的變化卻總是相對滯后。最終導致一方面政府監管缺位，階層分化失控，社會分配不公，社會秩序失范;另一方面階層分化在起點、規則和結果等方面的不平等現象瓦解了現有的價值體系，導致社會成員心理失衡，產生相對剝奪感、受挫感及危機感等社會焦慮問題，甚至對現實社會產生抵觸情緒。

以“中產階級”為例，學界常用其來刻畫轉型過程中的我國社會結構。但在實際采訪過程中，月入過萬的白領卻認為自己是打工仔，不是中產階級;還有的則認為收入上算中產階級，但生活方式卻是勞動階級。整個社會存在收入差距懸殊、社會結構失衡、群體間對立(斷裂)意識且形成不和諧的狀況，草根把中產作為仇富的對象，而中產則抱怨貧富差距懸殊，富豪階層提高了整個社會的購買力，中產則成為被動高消費群體，成為利益集團霸王條款的受害者，他們普遍焦慮，存在巨大的危機感。而我國目前的基尼系數值從(絕對平均)0到(絕對不平均)1不斷地右滑。據專家稱早已躍過國際公認警戒線0．4，已接近0．5的高危情形(2010年，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在接受央視“面對面”欄目采訪時表示，我國基尼系數早在2006年就已經達到0．49)。

社會結構緊張與社會結構倒“丁”字型化

從社會學研究來看，結構緊張并不是一個抽象空泛的描述性概念，諸多研究從社會分層等視角出發，努力賦予其一種實質性的理論與經驗涵義。風險社會的提出及全球公共危機的出現也提供了有關結構緊張的不同解釋策略。但有關結構緊張的奠基性討論是由美國社會學家默頓完成的。默頓試圖用這個概念解釋社會結構在什么樣的情形下激發或造成社會問題。斯梅爾塞的“加值理論”則進一步分析了結構緊張的社會后果，認為當人們對于生活水平、社會狀況的期望得不到滿足時，結構緊張就會發生。

斯梅爾塞認為集體行動、社會運動和革命的產生，都是由六個因素共同決定:有利于社會運動產生的結構性誘因、由社會結構衍生出來的怨恨、剝奪感或壓迫感、一般化信念的產生、觸發社會運動的因素或事件、有效的運動動員及社會控制能力的下降。

在我國目前社會情境中，結構緊張表現為因社會的結構分化速度快于制度規范的整合速度而形成的結構要素之間的緊張與脫節，使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由于政策與制度安排的變化而產生不滿，因而引發矛盾沖突的狀態。這種結構緊張既可以從客觀上的社會地位、權力地位、社會組織、社會角色、教育與收入水平結構上進行觀察，也可以從處于不同社會結構位置的不同群體對一些問題的主觀認識與感受上映襯出來。隨著資源從國家向社會的不斷分解，以不同方式占據不同數量資源的群體由于利益的分化而凝結為不同的階層。陸學藝等學者以職業分類為基礎，以組織、經濟及文化等資源的占有狀況為標準將我國社會階層結構劃分為十個社會階層與五種社會等級。對我國社會階層結構的分析和表述社會學家也常常采用“金字塔型”、“橄欖型或紡錘型”等類比方法。李強教授采用“國際社會經濟地位指數”(ISEI)的研究方法，并結合我國2000年人口普查“長表數據”進行分析，結果發現，我國社會結構是一種“倒丁字型”的社會結構。它反映的是我國城鄉分野的現實:人口眾多的農民形成一個橫杠，而城市就業者大體上形成一個立柱。在這種社會結構中，下層群體過大并與其它群體形成一種兩級式(或直角式)連接方式，導致社會群體之間以至整個社會處于一種結構緊張狀態。社會群體之間需求差異過大，社會交換難以進行。幾乎所有的社會問題都可以從這種倒丁字型結構導致的結構緊張上得到解釋。雖說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轉型始終貫穿著穩定與發展的交互主題，社會結構緊張大體上還處于可控的范圍，但由外生性體制形成的全球系統性風險與內生性體制矛盾造成的社會底層或階層的失落與緊張所激發的影響將要比常態社會結構要素緊張來得更為劇烈些。

社會結構的定型化危險與群體性抗爭行動

新中國成立前后，我國社會結構由于歷次戰爭、及各種政治運動等造成各階層出現巨大變遷，各階層之間的政治分層流動率較高。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由原來的政治分層社會結構轉變為經濟分層社會結構，且階層之間的流動率頗高。應該說，社會結構的變遷是一把雙刃劍。它既可以推動我國從“身份社會”向“契約社會”的轉變，形成多元利益群體，推動政治民主化進程;但它也可以強化“利益”因素驅動各式群體利用各種途徑去追逐自身的物質利益，從而造成不同利益主體和利益實現形式的差異乃至收入差距，由此產生社會結構的緊張。孫立平教授認為從20世紀90年代伊始，我國由社會結構的分化向結構的定型化過渡開始了，其標志有三點:一是階層間(居住區域、生活方式及文化消費等)邊界與階層結構再生產機制的形成;二是“我們”與“他們”內部認同的形成;三是階層間的上下流動開始減少。這導致了一種影響、左右甚至扭曲改革的機制已經逐漸形成，社會階層分化逐步朝著階級化型塑。他認為知識界對某種改革措施與政策出臺前后的意識形態爭論，如左與右、改革與保守等，實際上是一種扭曲改革的機制已經開始形成。

新的社會身份和社會認同的產生，社會行動者的種種政治表達和利益維護活動，重新成為社會政治生活的重要問題。劉能教授曾總結我國過去30年間，三次大的集體行動浪潮，分別與精英政治行動者(以20世紀80年代的大學生為代表)、首屬弱勢群體(以20世紀90年代的下崗工人和抗繳稅費的鄉村居民為代表)及利益攸關的地域共同體(以2000年以來的城市業主和城市化進程中遭遇強制拆遷和征地的城鄉民眾為代表)的行動意愿和行動策略選擇直接相關，并描述了當前我國群體性事件所表現出來的世俗化、基層化與暴力化趨勢。

與社會結構定型化相伴隨的是“社會泄憤事件”沖突類型的產生，其顯著特征是大多數參與者與事件本身沒有直接的利益關系，主要是表達一種普遍蔓延的一般化怨恨情緒即:一是官民之間因利益分配、社會權力意識和生活方式差異所構筑起來的對抗性情緒;二是貧富之間因相對剝奪、原罪推定和社會區隔等多重原因而建構起來的對抗性情緒。面對此種社會狀況，我國政府也在著力進行社會體制改革與建設。從改革開放到現在一些大的決策都是中央強力推進的，社會矛盾重重，階層板結，社會面臨斷裂危險等等的根源在社會體制有問題，而單靠政府或個體突破是解決不了的。因此，我們必須在剖析各種社會結構變化的情況下，找尋社會結構緊張發生和釋放的具體機制，為社會解壓，以求得社會和諧。

我國社會體制建設應著重關注利益結構調整

利益結構是社會結構的基礎。關注社會體制建設，首先要關注利益結構，尤其是收入分配結構?！耙话愕卣f，社會利益結構就是社會成員之間，以及社會成員與整個社會之間利益關系的一定模式?！娼Y構體現著一個社會中的經濟、文化、政治等各方面的資源在各社會成員之間分配和配置的方式與狀態，其核心是分配結構”。

我國當前的社會體制建設首先要理順各種利益關系，建立利益協調機制。在我國目前的社會政治語境下，理論界與務實界對利益結構調整已基本達成共識，只不過出發點不盡相同。有的基于社會穩定的考量，認為現代國家建構過程中，常常會遭遇分配性、認同性、合法性、滲透性及參與性等多重危機，為避免階層利益矛盾沖突引發的危機需要調整利益格局;有的基于道義的考量，將弱勢群體視為社會同情對象應該對其進行幫扶和救濟;還有的基于社會正義的考量，從社會哲學的視野闡釋利益結構調整的重要性。筆者認為應該將關注視角聚焦于利益結構調整的體制建構之上。事實上，利益在分化基礎上形成的多元結構，已被學界認作和諧社會體制架構的重要內容，而多元結構的穩定性恰恰在于不同社會群體的利益均衡性。利益結構居于社會結構的深層部位，是社會發展與穩定的動力裝置。假如利益結構非均衡性躍過臨界點，分居各利益群體的社會成員會基于自己的切身利益以各種方式進行利益博弈，力圖使利益結構調整到利好于自己或自己所屬群體。

從社會整體上來講，任何一個社會的利益結構都是一種層次結構，都具有利益結構彈性問題。其大致可區分為高彈性利益結構與低彈性利益結構兩種類型。低彈性利益結構是指社會成員所擁有的各種類型的利益資源(如收入、職業、權力及社會聲望等)具有統計學上的較高相關性，即個體擁有的某種資源越多其擁有的其它資源也就越多。高彈性利益結構是指社會成員所擁有的各種類型的利益資源呈現統計學上的弱相關性。低彈性社會利益結構由于內部各群體利益分化嚴重，因此，它是一種整體的脆性沖突型結構。而高彈性社會利益結構內部社會成員利益地位具有相對性，它是一種分散性的不平等社會結構，爆發社會沖突的概率較小且強度較弱。

筆者認為以此種理論為基礎，我國政府在進行社會體制建設與利益結構調整時，應盡量縮小既有的各種利益之間的相關度，變單一的累積性為主的利益結構為多元的彌散性為主的利益結構。如果這樣的利益結構能夠調整生成將不僅使社會各階層對新的利益制度予以確認和維護并形成社會和諧的基礎性力量，而且政府也從和諧的社會環境中獲得更大的執政合法性。四、我國社會體制建設應與社會危機治理相契合我國社會轉型是以結構轉型為核心，同時帶動整個社會體制的轉變、利益結構的調整與價值觀念的變化等諸多方面的社會變遷過程。這種復雜的社會轉型造成的社會規范、價值標準、行為方式等變化強烈地沖擊著人們固有的觀念，并引發大量社會問題。政府對社會資源的調配與作為社會資源內核的社會資本如何發揮作用，克服或規避危機成為社會危機治理取向的體制基礎。多元社會組織與文化可促使人們建立社會信任和縮小因利益紛爭而導致的社會斷裂。因此，社會危機治理是社會體制運行的基本方式，完善的社會體制依賴于多元的社會危機治理。筆者認為學界以國家與社會的關系來考量或建構我國社會體制與社會危機治理，雖說開辟了新的探索路徑，但事實上在我國的政治傳統中國家與社會總是耦合在一起的，并非像歐美國家那樣，國家與社會的分野時常是涇渭分明的。

如果以這種模式來分析我國社會分層與社會流動、社會利益結構調整、收入分配差距擴大、政治民主化與社會法制化及社會信任與社會資本流失等社會轉型問題將無法切中社會體制建設與社會危機治理的要義。因此，鄭杭生教授提出的“社會互構論”可以說很好地彌補了這一理論缺陷。在社會互構論看來，社會轉型就是一種“社會型塑國家、國家也型塑社會”的兩者交互建塑過程。從政治安排的制度性行動與社會中的非制度性行動的關系角度可以引申出國家與社會互構的解釋機制，即在國家制度性行動合法性和程序正當性的前提下，在社會成員利益要求合理性前提下，建立政府與社會、官方與民間之間相互解釋的雙向溝通渠道。實際上是就某種行動方式(制度性的或非制度性的)尋求共識，并由這種共識引導出特定行動方式是“正當做法”的共同感受。

社會互構論給社會體制建設與危機治理的啟示是，政府構建科學的社會體制主導社會資源的調配，努力形成多元社會危機治理結構，并著重開發社會資本的柔性整合機制。這樣才能確保各類主體在參與社會危機治理中可能導致的相互沖突得以協調且其功能差異得到整合，最終實現化解社會危機的共同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