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服務貿易與環境協調度測度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區域服務貿易與環境協調度測度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文章基于國家競爭優勢理論構建了服務貿易-生態環境復合系統協調度測算指標體系，并選取低碳試點和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城市：天津市和上海市。以其2006—2015年的數據為樣本，采用熵權法客觀評價各指標權重，在此基礎上，利用復合系統協調度模型對我國區域服務貿易-生態環境復合系統的協調度進行測評。結果表明，天津市復合系統協調度在區間[0,0.29]內震蕩，上海市復合系統協調度在區間[0,0.19]內震蕩，兩者均處于失調狀態，兩個子系統雖還未形成協調發展機制，但整體呈現螺旋式上升的態勢。

關鍵詞：服務貿易；生態環境；復合系統協調度模型；熵權法

引言

2017年報告指出，中國對外貿易正面臨著從“中國貨物”到“中國服務”的格局之變，貨物貿易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趨于平緩，而服務貿易已然成為經濟增長的新源泉。2016年2月，國務院了《關于同意開展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的批復》，決定在天津、上海等10個省市和5個國家級新區開展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于2010年、2012年和2017年先后《關于開展低碳省區和低碳城市試點工作的通知》，分別將天津、上海等城市作為低碳發展試點。這兩大國家政策的疊加為天津和上海服務貿易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契機，但同時對環境的要求也更加嚴格。基于以上背景，本文以天津和上海2006—2015年的數據為樣本，探索兩個港口城市服務貿易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機制，進而形成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對全國服務貿易可持續發展探索路徑具有重要意義。從現有研究來看，國內學者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視角對服務貿易進行了有益探索。李凱杰（2016）[1]從出口質量、結構、附加值率及核心競爭力等角度分析了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出口貿易情況，得出我國出口貿易“大而不強”的結論，并提出促進資本、技術、信息和勞動力的跨國流動，實現從商品輸出向技術、資本和服務輸出轉變；詹淼華（2016）[2]基于G20國家的比較分析得出，全要素生產率與服務貿易進口結構呈正相關關系；于勇和呂白（2016）[3]在供給側改革背景下分析服務貿易存在壟斷和準入限制過多、服務業市場化程度低、管理水平不高、監管力量分散、立法尚不完善、高端人才稀缺、技術創新不足、金融支持薄弱等方面挑戰。但是關于服務貿易與生態環境關系方面的研究較為匱乏，因此，本文基于國家競爭優勢理論，構建復合系統協調度評價指標體系，定量研究天津和上海服務貿易-生態環境復合系統的協調發展程度，探索與國家戰略相匹配的服務貿易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機制。

1研究設計

1.1研究方法

服務貿易是以服務作為主要商品，在國家與國家之間、地區與地區之間進行交換的經濟活動，生態環境是指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服務貿易的發展離不開資源投入，同時服務貿易的發展也伴隨著固體廢棄物、大氣污染物等環境產出，兩者的發展相互促進，又相互制約，如何找到兩者共同發展的平衡點，是實現服務貿易可持續發展的前提。本文以服務貿易子系統（E1）與生態環境子系統（E2）構成的復合系統的協調度為研究對象，通過構建復合系統協調度模型，定量研究服務貿易子系統與生態環境子系統的協調度。本文基于孟慶松和韓文秀（2000）[4]的研究構建復合系統協調度模型：其中，e1k、e2k分別為服務貿易子系統和生態環境子系統的序參量，用以衡量各子系統的相變進程；αik為在某一特定時間段內某一子系統序參量的最小值，即下限，βik為同一時間段內該子系統序參量的最大值，即上限，系統序參量eik介于αik與βik之間；ui(eik)用來衡量子系統序參量的有序度，由上述定義可知ui(eik)的值介于0與1之間，其值越接近于1，表明對應的變量對子系統有序度的貢獻程度越大，反之則越小。在子系統的相變進程中影響因素有很多，為了綜合衡量各子系統的有序度，本文采用幾何平均法將子系統相變進程中的主要影響因素對應的系統序參量的有序度進行集成：同理，ui(ei)Î[01]，ui(ei)的值越接近于1，表明其有序度越高，反之則越低。本文將E1-E2兩個子系統構成的復合系統的協調度E定義如下：其中，u0i(ei)和u1i(ei)分別表示不同時刻子系統的有序度，由定義可知：EÎ[01]，E的值越接近于1，表明E1-E2復合系統的協調程度越高。最理想的結果是E的值等于1，說明兩個子系統高度協調發展，該經濟模式能夠實現可持續發展。但由公式（2）可知，在計算復合系統的協調度E時，有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在子系統相變進程中會有諸多影響因素對其產生不同程度的促進或阻礙作用，那么各因素的權重如何確定呢？本文采用客觀賦權法——熵權法，評價各因素對系統有序度的影響程度，即權重，從而提高結果的精確度與可靠度。設有m個評價指標和n個被評價對象，則熵值Hi的定義如下：最后，根據求得的熵值，確定各指標的權重：

1.2系統協調度評價標準

為綜合反映E1-E2復合系統協調發展的動態趨勢特征，本文參考孫愛軍等（2008）[5]的研究，將天津和上海服務貿易-生態環境復合系統協調度劃分為10個等級，如表1所示。

2指標設計與數據來源

2.1復合系統協調度測算指標體系

一個地區的服務貿易發展水平不能只用服務貿易進出口額來衡量，本文基于國家競爭優勢理論來綜合評價天津和上海的服務貿易發展水平，國家競爭優勢理論是哈佛大學邁克爾波特教授于1990年在《國家競爭優勢》一書中提出的，經過學者們的論證和實踐檢驗，證明該理論是目前研究國家和地區產業競爭力的最優工具和方法。根據該理論，本文將服務貿易子系統分為生產要素、需求條件、相關及支持產業和同業競爭4個序參量。在此基礎上，本文借鑒莊惠明等（2009）[6]、黃滿盈（2011）[7]、陳虹（2010）[8]等學者的研究，采用服務業從業人數反映人力資本要素，人口結構素質反映技術要素。一般勞動力是基本生產要素，由于當前我國服務貿易正面臨著向知識技術密集型新興服務行業轉型升級，所以高技術人才的規模對其有正向的促進作用，而一般勞動力規模過度反而會形成資源的浪費，因此服務業從業人數比重是負向指標，人口結構素質是正向指標。用地區生產總值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反映某一地區的需求條件。隨著經濟規模的擴大，居民的收入水平得到提高，生活質量和消費結構也會隨之改變，對服務產品的需求也會逐漸變大，所以地區生產總值和人均可支配收入都是正向指標。用貨物貿易總額與第三產業比重反映某一地區的服務貿易相關及支持產業的發展情況。服務貿易的產生最初要依賴于貨物貿易，是隨著貨物貿易的發展而逐漸分離出來的一種貿易形式，時至今日任何貨物貿易過程中一定伴隨著服務貿易，所以貨物貿易總額是正向指標，同樣服務貿易的增長也無法脫離服務業的發展，所以第三產業比重也是正向指標。以服務貿易的開放度反映其同業競爭情況。服務貿易開放度反映了一國參與國際貿易的開放程度，所以該指標為正向指標。本文將生態環境子系統分為能源消耗、排放強度、環保事業發展情況3個序參量，其中能源消耗情況用服務業能源消耗總量、服務業單位GDP能耗和能源消費彈性系數三個具體指標衡量；地區污染物排放強度用廢水排放總量和廢氣排放總量反映；用環境污染治理投資占GDP的比重和當年完成環保驗收項目環保投資額來評價某地區的環保事業發展情況。構建的復合系統協調度測算指標體系如下頁表2所示。

2.2數據搜集與整理

本文以天津和上海兩個沿海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城市為研究對象，選取2006—2015年的相關數據進行分析，其中人口結構素質用每萬人擁有大學生人數來表示，產業結構等于第三產業所占比重，服務貿易開放度等于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與地區生產總值的比值。天津市服務貿易子系統指標數據來源于《天津統計年鑒》，上海市服務貿易子系統指標數據來源于《上海統計年鑒》，生態環境子系統指標數據來源于《中國環境統計年鑒》，指標的計算采用matlab、excel等計算機軟件。

3復合系統協調度測度

3.1指標權重的確定

本文運用熵權法計算各要素指標的權重，對2006—2015年的各指標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由于同一個指標對不同地區的子系統有序度貢獻程度不同，所以分別計算天津和上海各指標的熵值和權重，結果如表3所示。從表3中可以看出，上海市人口結構素質指標（X12）的熵值為0.675，當年完成環保驗收項目環保投資指標（X27）的熵值為0.796，水平較低，但其余所選指標的熵值均大于80%，能夠反映大部分原始信息。

3.2服務貿易-生態環境復合系統協調度評價

運用復合系統協調度模型計算服務貿易-生態環境復合系統的協調度，結果如表4所示。首先根據公式（1）計算各因素對子系統有序度的貢獻程度。從表4中可以看出，服務業從業人數比重對服務貿易子系統有序度的貢獻程度逐年降低，這進一步證明一般勞動力規模過度不但不會促進服務貿易的發展反而會形成資源的浪費；服務貿易開放程度對上海市服務貿易子系統有序度的貢獻程度逐年上升，而天津卻呈現下降趨勢；雖然天津市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在不斷增長，到2015年達到234.7億美元，是2006年的3倍，但其增長速度遠遠小于地區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說明其服務貿易發展潛力巨大。根據表3確定的指標權重，運用公式（2）計算各子系統的有序度，兩市的服務貿易子系統有序度均呈現增長態勢，天津市從2006年的0.25增長到2015年的0.6，且逐年穩步增長，與之相比上海市的增幅較緩，從2006年的0.38增長到2015年的0.56，2007年出現了短暫且迅速的增長態勢，究其原因，2007年上海市的第三產業比重和服務貿易開放度同比增長迅速，第三產業比重與2006年相比增長了2.5%，服務貿易開放度增長了3.6%。生態環境子系統有序度變化雖然沒有規律可尋，但總體上均呈現出下降的趨勢，在2012年和2015年，天津市生態環境子系統有序度的下降趨勢尤為明顯，這是因為其污染物排放總量增加，而環境污染治理投資和當年完成的環保驗收項目環保投資卻明顯降低?；诟髯酉到y有序度，應用公式（3）計算得到天津和上海的服務貿易-生態環境復合系統協調度。從表4中可以看出，2008年和2009年天津和上海的復合系統協調度呈下降趨勢，可能是受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服務貿易出口額有所下降，許多企業面臨生存壓力，對環保投資造成較大負面影響；2010年起隨著經濟形勢的好轉其協調度有所回升；2013年上海市服務貿易-生態環境復合系統的協調度驟然下降，但2014年又基本上升到了原有水平，說明2013年的驟然下降是由突發因素引起的?？傮w看，兩個試點城市的服務貿易-生態環境復合系統的協調度呈螺旋式上升的態勢，天津市復合系統協調度在區間[0，0.09]、[0.1,0.19]和[0.2,0.29]內震蕩，近年來其失調狀態也在不斷優化，2015年達到中度失調與輕度失調的臨界。上海市復合系統協調程度明顯低于天津市，在區間[0，0.09]和[0.1,0.19]內震蕩，協調度等級仍為嚴重失調，主要是因為上海市服務貿易子系統有序度增長緩慢，而生態環境子系統有序度又呈現下降趨勢。結果表明兩個試點城市的服務貿易-生態環境復合系統協調程度均處于很低的水平，天津市和上海市在追求服務貿易發展過程中，忽略了其對生態環境帶來的負面影響，兩個子系統尚未形成協調發展機制，且任重道遠。

4結論

在大力發展服務貿易與低碳經濟的兩大國家戰略背景下，本文以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城市和低碳發展試點城市：天津和上海為樣本，利用復合系統協調度模型，對區域服務貿易-生態環境復合系統協調度進行測度與比較。得到如下結論：（1）2006—2015年期間，天津和上海復合系統協調度整體呈現出螺旋式上升的趨勢，但上海的增長速度緩慢。（2）服務貿易與生態環境兩個子系統協調發展過程中有一定的波動性，天津的最大值為0.293，處于中度失調；上海的最大值為0.141，處于嚴重失調。兩個子系統還未形成協調發展機制，其協調度有待于進一步提高。（3）天津和上海服務貿易子系統有序度在局部交替上升，且天津服務貿易子系統有序度的增長率大于上海；而生態環境子系統有序度在局部交替下降，且上海生態環境子系統的有序度大于天津市。因而，服務貿易子系統對復合系統協調發展貢獻較大，天津服務貿易的迅速發展為復合系統的協調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機遇。

參考文獻：

[1]李凱杰.供給側改革與新常態下我國出口貿易轉型升級[J].經濟學家，2016，(4).

[2]詹淼華.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看服務貿易進口結構與全要素生產率——基于G20國家的比較分析[J].經濟論壇,2016,(6).

[3]于勇，呂白.供給側改革背景下服務貿易發展面臨的機遇與挑戰[J].吉林金融研究，2016，(9).

[4]孟慶松，韓文秀.復合系統協調度模型研究[J].天津大學學報，2000,(4).

[5]孫愛軍，董增州，張小艷.中國城市經濟與用水技術效率耦合協調度研究[J].資源科學，2008，(3).

[6]莊惠明，黃建忠，陳潔.基于“鉆石模型”的中國服務貿易競爭力實證分析[J].財貿經濟，2009，(3).

[7]黃滿盈,鄧曉虹.中國金融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的影響因素：基于“鉆石模型”的實證分析[J].世界經濟研究,2011，(7).

[8]陳虹，章國榮.中國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的實證研究[J].管理世界，2010，(10).

作者：李虹 陳麗姿 單位：天津理工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