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傳媒公司股權結構與公司績效關系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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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中小創業板76家文化傳媒企業作為樣本，通過數據庫對股權制衡、股權集中度、企業績效等指標進行查詢，采用SPSS軟件進行多元性回歸分析并得出結論，即在中小型上市傳媒公司中，大股東的數量越少，隨著持股比例的持續增加，企業的經濟效益越會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提升。

關鍵詞：股權集中度；股權制衡度；企業績效；傳媒企業；中小企業板

中小型文化企業在國內市場的快速崛起以及自身所做的貢獻已經成為社會的焦點。國內的傳媒企業發展相較國外還存在著一定差距，其中最明顯的是企業績效的差異。我國有很多學者以金融、保險等行業上市企業作為研究對象，對上市公司企業績效與其股權結構之間的關系展開研究[1~5]。但對于傳媒行業中小型公司的關注與研究較少，鑒于此，本文以傳媒行業為研究對象，對企業績效和上市企業股權結構之間的關系展開分析探究。

1研究假設

1.1股權集中度與企業績效

在研究主題和先前分析的基礎上，本文提出以下關于中小型上市公司的公司績效與股權集中度之間關系的假設：H1：企業績效與上市中小傳媒公司的股權集中度正相關。H1a：公司績效與中小上市傳媒公司前五名股東的持股比例（CR5）正相關H1b：公司績效與中小上市傳媒公司的Herfindahl指數（H5）正相關。

1.2股權制衡度與企業績效

在結合相關的理論指導和參考文獻之后，本文提出了以下關于中小型媒體公司上市公司績效與股權制衡程度之間關系的假設：H2：企業績效與中小上市傳媒企業股權制衡度正相關；H2a：公司績效與第二大股東與第五大股東的持股比例的平方和 （H2-5）正相關；H2b：企業績效與企業第二大股東到第十大股東持股比例之和（S）正相關。

1.3變量選擇

1.3.1被解釋變量

為了對企業績效進行全面、準確地衡量，減少其他因素對該指標的影響，本文從盈利能力、企業償債能力、經營能力、發展能力幾個方面出發，選中10個指標來綜合評價企業績效，即流動比率（X1）、速動比率（X2）、現金比率（X3）、資本累積率（X4）、總資產增長率（X5）、流動資產周轉率（X6）、總資產周轉率（X7）、股東權益周轉率（X8）、資產報酬率（X9）、總資產凈利率（X10）。

1.3.2解釋變量

（1）解釋變量指標選取：在衡量股東集中度指標參數中，赫芬德爾指數（H）與前N大股東持股比例被認為是最適合的兩種[6]。本文在對家族上市企業股權制衡度衡量時使用S指數和H2-5指數。S指數主要為第二股東到第十股東持股總和，H2-5指數表示企業第二股東到第五股東持股比例平方和。兩種指數數值越高，則表明第一股東受其他股東的制約越強。（2）控制變量指標選取：企業規定會在某種程度上對企業績效產生影響，所以在衡量企業規模時采用總資產指標資產負債率（LEV）進行。為了確保數據具有準確性，企業規模用總資產的自然對數總資產對數（Ln(SIZE)）來表示。在企業該指標處于高位時，其財務風險也相對較高，同樣會影響企業績效。隨著企業上市時間的延長，企業在治理上會變得更加健全，同時企業也會受到更嚴格的監督，故將企業上市年限（AGE）也設置成控制變量。這些因素都會對企業績效產生影響，因此，選擇上述三個指標作為控制變量。

2樣本選取和數據來源

本文選區的數據樣本為2016—2020年中小企業板上市的文化傳媒企業，其一定要滿足如下幾個條件：（1）企業是在2015年建立且上市的；（2）自然人或家族關鍵控制權股權高于25%。為了確保研究數據具有合理性和準確性，本文按照以下條件來對數據進行篩選：（1）確保結果準確和有效，將ST、*ST企業進行剔除；（2）為了確保研究數據的連貫性，對存在數據丟失的企業進行剔除。按照上述標準，最終符合標準的企業有76家，380組原始數據。本文的數據來源主要是銳思數據、國泰安文化傳媒企業數據庫、民營上市企業數據庫，通過軟件SPSS23.0對數據進行整理和分析。

3模型建立

按照以上作出的變量和研究假設，本文將對四個模型進行建立并實證研究，多元回歸模型如下：在該模型中，常數項為β0，回歸系數則是β1、β2、β3、β4；上市中小型媒體公司的綜合績效用因子分析表示為F；前五名股東持股比例的平方和為H5，公司前五名股東持股比例為CR5，第二大至第十大股東的持股之和為S；總資產對數為Ln(Size)；資產負債率為LEV；企業上市總期間為AGE；殘差為ε。

3.1主成分分析

首先對10個衡量績效的因素進行主成分分析，結果如表1所示。從表1可知，變量指標的大部分信息由10個變量指標的載荷系數中4個因子做出解釋。在方差經過正交旋轉后，因子的信息被10個變量數量信息反映到下方，4個因子所表示的變量在系數分化下顯得更加明白，各個因子都可以對指定的信息做出反映，并獲得清晰的解釋。在因子F1解釋力度中，現金比率、速動比率、流動比率分別為0.893，0.974，0.969，所以債償能力由F1反映；在F4的載荷上，總資產增長率和資本累計率分別為0.865,0.863，系數數值最大，因此發展能力因子可看作因子F．

3.2描述性統計分析

從表3可知，CR5最小值在21.3%，最大值在93.4%。四年的平均股權集中度名前五的股東持股比例最高，占53.4%。當Herfindahl指數(H)接近1時，說明企業前方幾個股東的比例差異較大，股權更加集中，當該指數接近于0時，表示前面若干股東持股比例差距較小，股權集中度較低。從H5指數來看，國內中小傳媒企業股東持股比例不是很均勻，分化比例嚴重。H2-5指標均值大小為0.021，S指標均值大小為26.12%，股權制衡量度的大小用這兩個指標衡量，這兩個值都較小，說明第一大股東在其他股東面前受到的約束較小。

3.3相關性分析

本文對一個綜合績效因子、3個控制變量、4個解釋變量做相關性分析。首先，從股權集中度指數來看，H5指數和CR5指數均通過1%的顯著性檢驗，說明企業績效與這兩個指標之間存在相關性。從相關系數的角度來看，企業績效與股權集中度正相關。其次從股權制衡度指標來看，H2-5指數跟S指數均對1%的顯著性檢驗通過。從相關性系數來看，企業績效跟H2-5指數的關系為正，表示第二股東到第五股東持股比例越高則對企業績效的提升越有利；企業績效與S指數關系為正，即第二股東到第十股東所占股東比例越高，越能讓企業績效提升。資產負債率LEV跟控制變量中總資產對數Ln均對顯著性檢驗通過，從相關性系數來看，企業經營績效和資產負債率之間呈負相關關系，即LEV越高，經營績效越差。一個綜合績效因子和3個控制變量、4個解釋變量的相關性系數在0~0.774，小于0.8，以此表明每個變量可以進行多元性回歸分析。

3.4回歸分析

根據上述的模型和研究假設以及模型變量可以對多元性回歸分析進行展開。本文將自變量的四個指標設定為第二大股東至第五大股東持股比例平方和H2-5，前五大股東持股比例的平方和H5、第二大股東至第十大股東持股比例之和S、五大股東持股比例CR5，將因變量設定為企業綜合績效F，將控制變量設置為企業上市年限、資產負債率、總資產對數以此展開回歸分析。

（1）股權集中度與企業績效之間回歸分析

前五大股東持股比例CR5和企業績效指標F的回歸結果如表4所示，CR5回歸系數在模型一中為0.465，顯著性P接近于0，表示每個系數都對顯著性檢驗通過，說明企業績效受CR5影響顯著。前五大股東持股比例的增加會帶動企業績效的增加，即假設H1a成立。前五大股東持股比例的平方和與企業績效指標間的回歸結果如表4所示，表明被解釋變量受到解釋變量的影響顯著。模型二中的結果表明隨著企業前五大股東持股比例的增加，企業績效也會隨之增加，即假設H1b成立。在模型一和模型二中，企業績效會受到總資產對數的促進作用。總資產對數的系數均為正，顯著性檢驗通過。這表示對企業績效有正向作用；而資產負債率的回歸系數是負，這表明企業績效會受到LEV升高的不良影響。在模型一中，R2的數值為0.111，在模型二中R2為0.102，兩者指標均較小，這說明企業績效在股權集中度這一指標中受到的影響有限。其主要原因在于企業績效受到多個因素影響，只對一種因素的影響進行研究其擬合度不高是正常情況。將F放在模型一與模型二中進行檢驗，從表5、表6可以看出，F在兩個模型中的數值為97.113和18.512，顯著性水平P基本為0，表明被解釋變量與解釋變量之間存在顯著線性關系。綜上所述，企業績效受到企業股權集中度的正向影響，即本文假設的H1成立。

（2）股權制衡度與企業績效之間回歸分析

H2-5與企業績效指標F之間的回歸結果跟第二到第五大股東持股比例的平方和如表7所示。均對1%顯著性水平檢驗通過，表示被解釋變量F受到解釋變量H2-5的顯著影響，而且數值為正值，說明是正相關關系，即假設H2a成立。第二到第十股東持股比例之和與企業績效指標之間的回歸結果如表6所示，且均對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通過，表明被解釋變量F受到解釋變量S的顯著影響，兩者為正相關關系，即假設H2b成立。企業上市年限P值跟控制變量總資產對數都檢驗通過，且與F指標呈正相關關系，這表明上市時間的延長可以通過規模經濟降低企業的單位成本，從而提高企業的績效。R2在模型三跟模型四中的值均為0.099，而上文也對調整后該值不高的原因進行了解釋。通過模型三與模型四的容差值大于0.1和小于10可以看出，變量間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從表8、表9可以看出，F值在模型三中的數值為93.258，在模型四中的數值為93.495，P值基本為0，這說明被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之間存在顯著的線性關系。綜上所述，企業績效受到企業股權制衡度的正向促進作用，即假設H5成立。

4結語

在上市中小傳媒企業中，家族成員持股比例較高這種情況很常見，股權的集中也讓企業剩余的收益掌握在大股東手中，為了自己的利益，他們會監督企業，制止股東的“搭便車”行為。大股東數量越少，在決策中越容易達成一致，從而更好地監督企業。隨著持股比例的不斷提高，股東更愿意改善企業的經營狀況，加強對管理者的管控，從而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當企業中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控股股東時，股東之間會相互制約和監督，制約了大股東對資源的攫取。由投資者組成的董事會對企業決策進行共同決策，而不是簡單地由大股東控制，減少了股東受大股東限制的情況。同時，第一大股東也會受到其他股東的監督，從而保證決策的準確性，提高企業的績效水平。

參考文獻

[1]杜瑩,劉立國.股權結構與公司治理效率:中國上市公司的實證分析[J].管理世界,2002(11):124-133.

[2]耿慶峰,郭旭挺.股權集中度對福建上市家族企業績效的影響研究[J].金融理論與實踐,2019,477(4):94-101.

[3]陳德萍,陳永圣.股權集中度、股權制衡度與公司績效關系研究——2007—2009年中小企業板塊的實證檢驗[J].會計研究,2011(1):38-43.

[4]李維安,李漢軍.股權結構、高管持股與公司績效——來自民營上市公司的證據[J].南開管理評論,2006(5):4-10.

[5]劉燁,惠士友,聶飛飛,等.智力資本、股權結構與企業績效關系研究——基于滬深股市2008—2012高科技公司的實證[J].產經評論,2013,4(6):140-149.

作者:富瑜 單位:大連交通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