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工程教育初創的文化特點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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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我國清末的教育方針，由此形成了當時教育在整體上處于“中學為主、西學為輔”的狀態。教育的本質是文化的傳承，“中體西用”堅守的是封建文化為主要內容的傳承。甲午之戰，宣告了洋務運動的失敗，也宣告了按此方針辦學的失敗。甲午之后興建的我國高等工程教育，提出了“西學體用”和“中西競擇”的辦學思想，突破了文化環境的束縛，走出一條新的發展道路，傳播了新的文化。

一、我國高等工程教育文化的源起

眾所周知，現代高等教育濫觴于歐洲，而作為其重要組成部分的高等工程教育則是在歐洲社會進入到工業社會之后才出現的。高等工程教育在歐洲的出現取決于兩個主要條件：一是生產方式的革命，在《全球通史》一書中，美國歷史學家斯塔夫里阿諾斯指出：“19世紀歐洲對世界的支配與其說是以其他任何一種手段或力量為基礎，不如說是以蒸汽機為基礎。”［1］工業革命中大量蒸汽機的使用要求增加鋼鐵和煤的供應，而這樣的需求通過采礦技術和冶金技術的改革得以滿足。蒸汽機的發明帶來連鎖的反應，層出不窮的新發明和新技術的應用，引起了煉鋼、電氣、化學、能源、交通、通訊等工業部門的飛躍發展。作為工程教育的學科內容，例如采礦冶金學、機械工程學、電機工程學、化學工程學等學科也相繼出現在各個資本主義國家。可以說，蒸汽機帶來的是一個全新的工業化文明。二是生產者的變革，隨著工業革命如火如荼的發展，自然科學理論日趨成熟，具備了指導工程和生產實踐的功能，傳統的工匠開始擺脫手工操作轉而重視工程技術的應用，作為學者的科學家也開始由重視基礎科學轉而關注科學理論在工程技術方面的應用。工匠與學者的結合，促進了工程技術的變革和發展，并進入了以自然科學理論為指導的新時期，工程領域的科學知識和實踐相結合逐步發展成為相對獨立的學科———工程學科。工程學科既屬于科學研究領域，又屬于教育領域。僅以美國為例，1802年美國開辦了歷史上第一所開設工程技術學科的院校———西點軍校，到南北戰爭時期，已經發展成為全國性培養民用工程技術人員的中心和工業技術的發展基地。1824年，倫塞勒多科性技術學院在紐約正式建立，該校最初以培養農科教師為主，從1835年開始增設土木工程學科和新興科學技術學科。到19世紀中期，已發展成為“培養建筑師、土木工程師、礦冶工程師、測繪工程師”的名符其實的多科性技術學院。隨著實用科學的發展，19世紀中期，美國掀起了開辦多科性技術學院的熱潮，包括像哈佛這樣的傳統大學也開始創辦新的學科和專業，增設了土木工程、礦山冶金等專業。隨著工業革命取代農業經濟，高等工程教育逐漸成為歐美工業社會中的主要教育形式。高等工程教育的出現本身就是一種新文化的創造，它表現出工業社會的文化特征。例如在德國，以教育家洪堡的新人文主義教育思想奠定了柏林大學及以后德國高校的基本模式，“洪堡把引導學生走向科學作為教育的最終旨趣”［2］，研究型大學和工科大學構成了德國近代大學的基本類型，教育和學術研究的融合影響了全球高等教育的走向。歐美的高等工程教育是在傳統教育的基礎之上，隨著工業革命的變革而產生的，教育的文化形態與社會當時的文化形態相吻合。而中國則不然，中國的高等工程教育是“舶來品”，由西方移植到中國清末農業社會的土壤之中。清末高等工程教育在中國的出現是在洋務運動失敗之后的無奈選擇。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后，列強加劇了對于中國的瓜分。面對侵略者的危逼，清政府不得不采取“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對策，自己主動開辦工程學堂，以培養能夠使用現代工程成果的技術人才。但是，這種教育是在“中體西用”方針前提下有限度的文化學習。清末“中體西用”的教育文化是以儒家思想為主要內容的文化傳承，“儒家教育的人才選拔標準的典型特征就是倫理至上，它強調了道德修身教育的優先性，然后由‘學’而‘仕’，由‘內生’向‘外王’轉換，以實現倫理道德教育的政治功用。它強調了‘修身為本’，突出了教育的倫理政治價值和社會責任意識，適合于封閉的中國自給自足的封建社會的需要。儒家人才選拔的泛道德主義特征也扼殺了多樣化專門人才的成長。”［3］中國傳統教育具有的強烈倫理政治色彩，與西方工程教育凸顯對于科學技術的重視明顯不同。正是由于現代西方工業社會出現的工程教育，被移植到當時還處于封建農業社會的中國，因此，客觀上呈現出晚清教育“中學為主、西學為輔”的整體格局和文化形態。但是，這種客觀情況卻引起了清政府在政治上的恐慌，在害怕西方軍事進攻危及到政權穩固的同時，也擔心教育文化侵蝕其政權的穩固，可是又幻想能夠“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依賴引進西方先進的工程技術和教育挽救搖搖欲墜的晚清統治。在這樣的政治要求下，清政府提出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政治主張和教育方針，也是一種對于教育和文化的要求。中日甲午之戰的結果證明，中國這種不觸動封建文化根本的教育變革，顯然不及日本“脫亞入歐”、“西學體用”的文化學習徹底而進步。隨之而建立的中國高等工程教育，不得不突破“中體西用”的教育方針和文化要求，選擇了“西學體用”和“中西競擇”之路，體現了工程教育屬于工業文化的本質屬性。正如美國歷史學家斯塔夫里阿諾斯指出的：“西方列強的殖民入侵與其說是一種經過深思熟慮的政策，不如說是歐洲的生氣勃勃的工業主義對非洲和亞洲靜止的、自給自足的農業政權的不可避免的影響。”［4］

二、我國高等工程教育初創時期的文化選擇

首先，我國的高等工程教育是在“中學為主、西學為輔”的文化環境中扎根的。雖然“西學為輔”，但是洋務運動所辦西學為其后高等工程教育的生長擴展了空間。清朝末期，在實施“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策略下，工程教育開始在中國建立。以“求強”、“求富”為目的的洋務運動開始興辦民族工業和軍事工業，洋務派在洋務事業的經營活動中，深深體驗到新式人才的急需和重要。在洋務派集團掌握的船、煤、電、紡四大企業中直接管理三大企業和銀行業的實力人物，被稱為“中國近代實業之父”的盛宣懷就曾多次提出：“竊世變日棘，庶政維新，自強萬端，非人莫任，中外臣僚與夫海內識時務之俊杰，莫不以參用西制興學樹人為先務之急”［5］；“實業與人才相表里，非此不足以致富強”［6］。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后洋務派開始興辦西式學堂，其中不乏工程技術類學堂，如1865年上海江南制造局成立的附設機械學堂，1866年福州設立的船政學堂，1880年天津設立的電報學堂，1882年上海設立的電報學堂，1892年湖北礦務局附設的采礦工程學堂等。還有軍事學堂，如1881年天津創辦的北洋水師學堂，1886年開設的天津武備學堂，1887年開設的廣東水陸師學堂，1890年南京設立的江南水師學堂，1893年天津創辦的軍醫學堂，1895年湖北設立的武備學堂等。這些工程技術類學堂吸收西學經驗開展不同方面的探索，如福州船政學堂的教學模式分為基礎課和專業課，培養模式分為理論課和實踐課；北洋水師學堂開設駕駛和輪管兩科，引進了西學的學科設置和分科培養模式；天津武備學堂課程內容包括了學科和術科兩方面，反映了西方教育“重學輕術”和“重術輕學”兩種主流教育思想的影響。這些學堂設立西學學科、開設工程技術課程、采用西學培養模式、注重人才實用技能的培養、灌輸科技思想，為高等工程教育的創建奠定了基礎。此時清政府還派遣留學生到英、法、美、日等國學習軍事、技術和自然科學。1872年，曾國藩與李鴻章聯合“奏選派幼童赴美肆業辦理章程折”得到清廷批準，決定派120人分四批出國留學，其中詹天佑和歐陽賡等人在美國耶魯大學畢業，并取得學士學位。他們回國后從事工程建設事業，不僅帶來了美國工程教育的經驗，而且在中國開辟了工程教育的實踐。此外，一些學者將工程教育學科介紹到中國，也促進了我國高等工程教育的建立。

其二，甲午之戰造成的民族危機，打破了“中體西用”的文化常態，開始了“西學體用”的嘗試。1894年，中國在甲午海戰中的失敗，宣告了洋務運動的失敗，也宣告了“中體西用”洋務教育的失敗。1895年，“公車上書”抨擊洋務教育，主張教育改革要“廢科舉，興學校”。梁啟超在《學校余論》中指出：“未嘗有非常之才，出乎期間，以效用于天下”，洋務派西學“不過語言文字之淺，兵學之末，不務其大，不端其本”，學習西學不徹底，“盜西法之虛聲，沿中土之實弊”，因此不贊成“中體西用”，而主張“西學體用”。嚴復認為“中學有中學之體用，西學有西學之體用，分之則兩立，合之則兩止”。盛宣懷更是明確提出“參用西制興學樹人”，他在奏折中提出：“伏查自強之道，以作育人才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設立學堂為先”。［7］1895年9月，盛宣懷將興辦新式大學的奏折上報光緒皇帝，經光緒皇帝批準，以現代工程教育為主要學科的我國第一所大學———北洋大學堂于1895年10月2日正式建立。北洋大學堂執行“西學體用”的辦學主張，以傳授西方先進的科學知識，培養工程科技人才為辦學目標。其學科設置是“三工一法”，分設律例（法律）、工程（土木建筑水利）、礦務（采礦冶金）和機器（機械制造和動力）四個學門。這些學科都是當時世界著名大學開設的前沿學科，至于工程類學科更是當時的新興學科。盛宣懷在設立北洋大學堂的章程中提到：“職道與曾充教習之美國駐津副領事丁家立考究再三，酌擬頭等二等學堂章程。”［8］丁家立是美國教育家，熟悉美國高等教育的情況，為盛宣懷提供了美國大學的經驗作為北洋大學的辦學藍本。這一時期的美國南北戰爭結束，社會工業化步伐加快，哈佛、耶魯等傳統大學開始向現代大學轉型，芝加哥、克拉克等新的研究型大學建立，工程技術人才的培養成為美國大學適應社會需要的發展趨勢。此時的工程、礦業、機械等學科，成為美國高等教育的新興學科。通過1916年南洋公學向工程院校轉型時的會議案紀要，對此也可有所了解。紀要中寫到：“世界著名工業學校，英國格城皇家實業學校，有土木、機械、電機、礦務、船政、建筑、紡織等科。美國麻省理工學校1865年設教授土木、機械、電機、化學制造、衛生工程、船政駕駛諸科。德國柏林高等工業學校分建筑、土木、機械、船政、化學及冶金諸科。”［9］可見，北洋大學工學學科的設立是著眼于當時世界高等教育和工程科技發展前沿的，其法科的設立更體現了工業社會的法制文化。北洋大學堂章程中規定，專門學分為五門：工程學、電學、礦務學、機械學和律例學。課程分為基礎課和專業課，各學科的學生都要學習基礎課，例如筆繪圖并機器繪圖、格致學、化學、微分學、重學、作英文論和翻譯英文等。專業課則各有側重，如工程學科有工程機械學、材料性質學、橋梁房頂學、水利機器學等；礦務學科有深奧金石學、測量礦苗學、礦務兼機器工程學等；律例學科有萬國公約、各國通商條約、大清律例等。并規定“漢文不做八股試帖，專做策論，以備考試實在學問經濟”［10］，一改封建教育八股取士傳統為“實在學問經濟”的畢業論文。1903年北洋大學堂重新厘定課程，“各學門的功課又分為主修功課、輔修功課和選修功課。主修與輔修為必修功課，選修功課為學生自由選學。畢業時，都要自著論文一篇和畢業設計。”［11］選修課的開設明顯吸收了哈佛大學的做法，而畢業論文和畢業設計又都是西方高校培養工程類大學生所必需的教學環節。北洋大學堂不設儒學課程，不讀四書五經，也不祭拜孔子，而英文則是必須掌握的知識，不僅教材選自英文原版，作業也要求用英文完成，就連平時生活中學生沒有使用英文對話也要處罰，可以說北洋大學堂是當時中國人自己開辦的一所完全西式的大學。

其三，中西文化的碰撞推動了我國高等工程教育的多方面探索。北洋大學堂“西學體用”的辦學模式在清末可以說是獨樹一幟，并且成效顯著。在短短的四年中培養出我國第一批大學畢業生、資送出國第一批大學留學生，開啟了我國高層次人才培養的先河。但是，隨著維新變法的失敗，這一新文化萌芽再次遭受到了舊的文化環境的擠壓。1898年京師大學堂開始籌辦，在其開辦章程中明確將“中學為主、西學為輔；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定為教育宗旨，明確規定設置經學科，開設詩、書、易、禮、春秋等課程，再次強調了“中體西用”的主流文化。“當時擔任經史課程教習的大都是翰林院的官僚腐儒，他們既不懂新學，又不懂舊學，名為講解古代典籍，實際不過是教一些八股文的做法，以為應付科舉考試的手段。”［12］“政變后，完全恢復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大學堂學生也只有參加科舉考試得中后，才能取得舉人、進士出身，獲得做官的資格。因此，每屆科舉試期，學生便紛紛請假赴考。”［13］由此可見，京師大學堂雖然是清政府理想中的模式，而事實上“中體西用”的教育之路是行不通的，落后的封建政治體制和先進的教育體制之間的矛盾無法調和。1901年以后，清政府被迫實行“二次變法”，各省開始建立大學堂，在“中體西用”的文化氛圍中，“中西競擇”的辦學道路出現。1902年山東大學堂建立，辦學章程中回避了“中學”、“西學”之分，采取了“中學”、“西學”并存，“中西競擇”的方法，在辦學的過程中優勝劣汰自然選擇。山東大學堂的章程不同于京師大學堂的“中體西用”，也不同于北洋大學堂的“西學體用”，而是采取了西方教育系統中的層次教育模式。學堂創立之初，實行的是分齋督課，設立專齋、正齋和備齋。專齋相當于專科和大學，正齋相當于中學，備齋相當于小學。除了經學外，開設了20多門課程，包括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和外國語。這些課程主要有：文學、歷史、地理、法制、理財、兵學、格致、心理學、算學、物理、化學、博物、地質礦物、英文、德文、法文、日文、圖畫、音樂、體操等等。采取了“中”“西”學并存、不分“體”“用”的辦學模式。這樣的辦學模式和課程設置，為各省設立大學堂所效仿。1902年在《貴州省城試辦大學堂暫行章程》中就確定貴州大學堂創辦后，先設備齋、正齋，其后再設專齋。備齋以學習各國語言文字為主，兼習經史、文藝、圖算，兩年畢業。正齋學習經史、中外政治、西藝等為主，四年畢業。1902年山西大學堂創立之時，亦仿照山東大學堂的模式，分設西學專齋和中學專齋。中學專齋的課程分為經、史、政、藝四科。西學專齋以英國大學為樣板，設立了法律、礦學、工程和格致4個學科，完全按照英國高等教育模式辦學，到辛亥革命之前已經培養出了一批工程技術人才，而中學專齋因學生畢業后無人問津而自然淘汰。我國高等工程教育的初創之路反映了當時文化大環境的客觀情況和教育的多樣探索，既有文化的選擇，又有文化的碰撞，表現出高等工程教育文化的多樣特征。

三、我國高等工程教育初創后期的中西文化融合

選擇不同的探索之路，本質上反映了對于教育文化的選擇，這種選擇一開始區別很明顯，其后隨著封建體制的瓦解和中華民族擺脫封建文化的束縛，對于西方文化的吸收和包容，我國高等工程教育出現了中西文化融合的新態勢。1912年1月19日，國民政府教育部頒布了《大學令》，摒棄了“以忠孝為本”、“以經史之學為基”的封建教育文化，規定大學“以教授高深學術，養成碩學閎才、應國家需要為宗旨”，體現了現代大學文化的本質。辛亥革命后我國高等工程教育實現了一次新的轉型，一次與世界當時先進的高等教育接軌的發展和融合。1920年，我國的工程院校中開始有了零星、自發的研究工作。北洋大學建有材料實驗室、化學實驗室、物理實驗室、機械實驗室、水利實驗室和冶金實驗室等實驗設施。交通大學建有電機、材料、無線電和機械4個實驗室。這些實驗室主要是為了教學服務的，但由于裝備了當時較為先進的儀器，因而也為開展科學研究創造了一定的條件。北洋大學聘請的美籍化學教員福拉爾（H．V．FuUer）博士“留心中國實業，研究華靛，至年余之久，所得甚宏”［14］。《北洋大學校季刊》記載學生參與科學研究工作的嘗試，還取得了引人關注的成果。這些自發的、零星的研究型工作，既無專門研究機構，也沒有專用設備、專門經費。盡管如此，它意味著中國近代高等工程教育機構在科學研究上實現了零的突破，這種崇尚科學的價值取向和倡導學術研究的風氣逐步形成。1926年，南洋大學工業研究所由當時校長凌鴻勛發起創辦，初期主要研究工作是承接社會各界委托的化學、電氣及材料等方面的分析試驗項目。1928年由北洋大學教授、水利工程專家、中國水利工程學會會長李儀祉發起組織的，由黃河水利委員會、北洋工學院和河北省立專門學校合作建立了“天津水工試驗所”。這些專門研究機構的建立標志著我國大學有了專門的科學研究機構。同時一些學術專業學會建立，學術刊物也大量涌現，開始培養工科研究生。1931年，當時教育行政部門“通令全國國立各大學酌設研究所，推廣科學研究”，由此大學的科研功能被正式提出作為大學的任務納入了教育體制，中國的高等教育開始由教育型向教學、科研并重的現代大學轉型。20世紀20～30年代，也就是在中國大學擺脫了封建教育文化的束縛、接受西方教育文化之時，中國大學產生了第一批校訓，如北洋大學的校訓“實事求是”、清華大學的校訓“厚德載物”、浙江大學的校訓“上善若水”等等。這批校訓反映出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又適用于現代大學教育，這標志著中西文化經過碰撞后的融合、經過選擇后的升華。

綜觀我國高等工程教育初創時期的文化特征，可以看出，高等工程教育在我國的出現適應了近代中國在民族危亡下尋求自強的文化心理。工程教育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并不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全部否定，而是對于封建桎梏的破解，它滿足了中國社會向工業化社會轉型對于人才的需求。“西學體用”和“中西競擇”是在“中體西用”漸進中對工程教育文化認識的深化，反映了近代民族文化心理結構的變化，更是對作為西學一部分的工程科學整體價值的肯定。高等工程教育這一近代工業文明的產物，之所以能從西方工業化先行國家移植到傳統農業文明的中國，是因為這種新型的教育具有不可替代的實用價值。高等工程教育在中國的創建不僅推進了中國現代教育體系的建立，形成了完整的新式人才的培養體系，而且其尊重知識、尊重科技、學術自由的思想，樹立了中國高等教育文化的新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