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教育中國化教育體制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工程教育中國化教育體制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中國傳統學校教育向現代教育轉型的承擔者，大都是一些具有深厚傳統文化功底的文人志士，如蔡元培、張伯苓、經亨頤等。他們懷著熱切的教育救國愿望，以開放的心態、世界的眼光，勇于吸取包括先進科技和思想文化在內的教育內容和教育制度;同時，他們繼承中國傳統文化教育的優秀內容，針對我國近代化的實際需求，力圖使西方教育與中國教育傳統相融合，探索出一條符合中國歷史文化和具體國情的現代教育模式。這些教育家所進行的將外來文化民族化、本土化的探索和實踐，成為我國教育現代化發展的一項重要內容和可貴財富。從唐文治在交通大學①期間(1907—1920年)的辦學實踐來看，他當屬于上述教育家之列。在不遺余力地引進西方科學教育的同時，將傳統文化教育資源與現代大學教育相互融合，寓傳統文化教育于科學教育之中，追求工科教育的本土化，這是唐文治教育思想的核心內容和鮮明特點。

一、“實心實力求實學，實心實力務實業”

唐文治(1865—1954)，字穎侯，號蔚芝，江蘇太倉人。早年入江陰南菁書院攻讀經學，1892年中進士。初派在戶部任事，1903年任商部左侍郎。1906年任農工商部署理尚書。他目睹接連發生的甲午戰敗，戊戌喋血，辛丑之役，痛感國事衰微，而清廷腐敗已極，無能挽救危局。遂于1907年以母喪丁憂南下，不再出仕。同年，應郵傳部尚書陳璧之邀，接任交通大學校長，選擇了“不為良相，即為良師”的棄官從教之路。唐文治深受儒家士子經世思想的浸潤，加上外務部、商部等實務部門的任職經歷，1901年東渡日本、1902年遠赴歐洲對西方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近距離的接觸，使他體察到要挽救危亡之局，必須向先進的西方學習，興辦農、工、商諸實業，發展經濟民生。而發展近代實業離不開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知識，更離不開掌握科學技術的人才，興辦傳授科技的學校也就顯得十分緊迫。他在任職商部期間，倡導廣設實業學堂，以教育振興實業專才，并親自主持創建京師高等實業學堂，以為各地興學之模范。求實學的教育思想在唐文治為官期間就已經開始萌發，真正付諸實踐是在他任職交通大學期間。任職初的交大，處在辦學方向轉變時期。交大前身為1896年盛宣懷奏開的南洋公學，是一所旨在“專學政治家之學”［1］201的法政類學校。1905年改隸商部，校名更為商部上海高等實業學堂，轉而培養從事工商實業的專門人才。1906年改屬郵傳部，辦學方向上側重于交通工程專業，計劃增設鐵路、航海、電機等專科。然因人事更動頻繁，校務處于無序狀態，改辦工科的計劃被束之高閣。唐文治到任后，恪守“造就專門人才，尤以學成致用，振興中國實業”［2］的辦校宗旨，引進西方先進教育成果，高薪聘定外籍專業教員，集中辦理與交通有關的工程專業。1907年底，建成鐵路專科，學制3年，是為交大高等工程教育的發端。次年8月設立電機專科，首開我國電機工程教育的先河。1909年辦成航海科，是為我國最早的高等海航教育，該科后獨立建成吳淞商船學堂。民初，鐵路科、電機科分別改為土木科、電氣機械科，并參照數年來搜集的歐美大學章程制度，修訂完善課程設置與管理辦法。1918年初，唐文治為造就鐵路、電機管理人才，借鑒歐美少數大學開設企業管理專業的做法，添設鐵路管理科，在全國高校中首開工程教育和管理相結合的做法。同年，學制也調整為4年，學生規模、師資隊伍、實驗設備、校舍建筑也相應得到擴展。到前后，交通大學的人才培養在全國同類學科中占得重要一席。就數量而言，1918年在校專科學生175名，占到同期全國高等工科在校生938名的18.7%。就質量而言，從1916年至1919年的4年間，全國共錄取清華官費留美生32名，其中該校考取13名，約占41%。教育部也承認“該學校程度實在高等以上”，社會人士已經認為“本校功課與歐美各大學相亞”。無論從學科學制上，還是從教育資源和質量上，學校已經合乎工科大學所具備的條件。唐文治在自訂年譜中寫道:“于是專科凡三，初具大學規模矣!”［3］并認為“中國東南各省無大學，于此蓋始基之矣”。［4］果不其然，唐文治離校后的第二年即1921年初，交通大學“水到渠成”的改組成立，一所以工為主、工管結合的近代大學終于實現。唐文治因其在我國近代工程教育上的一系列卓有成績的開創性貢獻，而被后世尊稱為“工科先驅”。在辦學過程中，唐文治主張“求實學，務實業”為主要內容的尚實教育思想。針對清政府授予新學堂畢業生功名及官職的做法，他深惡痛絕，并呈文學部，認為科舉既已廢停，學校教育自應專重科學，各類學堂要以尚實為宗旨，使人人趨向實學。明確主張教育應進一步進行實質性的改革，廢除給出身、獎實官的科舉弊端，要求在辦學之中貫徹尚實思想。同時建議對畢業生的名目和任用，都應向西方的教育制度學習，中學堂、高等小學以上畢業者稱某學堂畢業生，高等學堂畢業者稱某科學士，大學堂畢業者稱某科博士。這樣，才能與西方學堂一致，而又與尚實之義相符。唐文治要求學生在校生學習期間踏實刻苦地學習科學知識，掌握科學技能，走上社會以后，仍然要以同樣的精神去務實業，去發展民族工業，做些實際的工作。在當年校園內，一首令人激昂向上的校歌時時回蕩在學生心田。歌詞曰:“醒獅起，搏大地，壯哉吾校旗;愿師生全體明白旗中意，既醒勿睡，既明勿瞇，精神常提起;實心實力求實學，實心實力務實業……便是光輝吾校旗。”［5］集中體現了唐文治的尚實辦學思想，也成為歷代交大人孜孜以求的座右銘。

二、“彼淹貫科學，當世寧無其人”

在篳路藍縷初創我國近代教育的過程中，引進西方現成的教育模式成為必然甚至于唯一的選項，從教員到教材，從課程到教法，可以說是照搬照套。唐文治在辦工科教育時也基本如此。不過，在“拿來”的同時，他卻格外保持了一份力避“食洋不化”的清醒。他諄諄告誡師生:“我國科學幼稚，承學之士取資于西國載籍。其間地力民能異勢，廣谷大川異形，其善于彼者未必適于此，其所以為利者，或所以為患者也。是則更非慣歷其間，善于會變不為功。”［6］125為了達到“善于會變”，學校每年暑假組織師生到各路礦工廠、山川河海去實習試驗，以求學理適用于國情，而能融匯西方的課本知識。在傾力移植西方教育的清末民初，西方教育這個“舶來品”水土不服的癥候尚難顯現，也少有人來得及去關注。唐文治的這份清醒和“會變”思想顯得格外地難能可貴。然而，唐文治對于工科教育或者說西方教育的中國化、民族化追求，不僅限于此，而更在于融會傳統文化資源與近代大學教育、儒家精神與科學教育的深邃思想與執著努力。這位長期執掌實業部門要津的經世之士，懷著實業興邦、教育救國的憧憬，以求實學、務實業為辦學宗旨，對現代科學教育不遺余力，成為我國高等工程教育的先驅。同時，作為精研孔孟之學的國學大家，近代文化保守主義者，他也是“中體西用”文化方針的崇信者，極其注重運用中華傳統文化教育資源，躬行道德育人，強調品行學識合一，造就出中西并重而又“體用兼備”之才。在中國文化大變革的清末民初，唐文治以學校為舞臺，以學生為載體，致力于傳統儒學在科學教育之中的現代生存，秉承儒家“修齊治平”的理想，極力滲入道德教育，甚至把道德教育凌駕于科學教育之上。他說:“道德基礎也，科學屋宇垣墉也。彼淹貫科學，當世寧無其人。然或忘身殉利，一旦名譽掃地，譬諸基礎未筑，則屋宇垣墉勢必為風雨飄搖而不久固，如此則由道德之不明也。”［6］126一句“道德基礎也，科學屋宇垣墉也”，［7］精辟地道出了他對道德教育重要性的深刻認識。他認為，無論教授還是管理學生，都要“參酌情形，嚴定章程，以道德端其模范，以法律束其身心”，［6］125學生才能有志上進，蔚為通才。他再三告誡學生:“凡人求學，所以學人也，若求學者而不修道德，雖博學多能何益。”他認為道德是做人的根本，如果品行不好，就談不上學問，即使學貫中西，滿腹經綸，對社會國家也不會有什么好處，只能是為著一己私利的飯碗教育，甚至會對社會造成危害，還不如不去培養他呢!誠然，道德有新舊之分、虛實之辨，為適應近代社會的要求，不可能也不應該把舊道德原封不動地予以繼承，把一些流于空談的玄理當作信條。這點唐文治也是很清楚的。他所要求的是繼承優良傳統，“以至新之心理，發明至古之道德”。［8］就是說要發揚中華民族優良的道德傳統，樹立一代新的道德規范。道德教育、科學教育之間“基礎”與“屋宇垣墉”的關系，還集中體現于唐文治關于“一等人才”論述中。1930年，唐文治應邀參加交通大學第三十屆畢業典禮，在致辭中留下了一段關于培養“第一等人才”的精辟闡述:“須知吾人欲成學問，當為第一等學問;欲成事業，當為第一等事業;欲成人才，當為第一等人才。而欲成第一等學問、事業、人才，必先砥礪第一等品行”［9］。進行傳統文化和道德教育，并不要求學生做道學先生，并非割裂中西文化，而是在科技精英身上融入道德教育，在現代大學教育中結合傳統文化教育，將兩者有機結合起來。他說:“常人之所謂學問，分學問品行二者也。吾之所謂學問，合品行學問為一者也”，要求學生在“勤研物之質”之外，更加注重“培養性之靈”。［10］唐文治以為在功利思想橫行、傳統文化失落的近代中國，急需造就德才兼備的“第一等人才”。高尚品行是人才、學問、事業的基礎，只有具備高尚品行才能稱得上真正的“一等人才”、“領袖人才”。他還鼓勵學生求學期間，“科學精益求精，務期加人一等，而于心術品行，更復盡心修養，蔚為救國人才”，集中概括出他對科學教育與道德品行教育相融合的追求。

三、“勤研物之質，更培養性之靈”

以前一說到儒學，好像從古至今對中國知識分子發生影響的都是封建的、傳統的，西方一進來就把傳統打敗了，知識分子要全部轉而走向西方道路才算救國救民，如果守住傳統思想就是守舊，不合時代潮流。這是不符合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的。唐文治發揮傳統文化資源進行道德育人的內容相當豐富，著重包括致良知、立誠信、辨是非、養氣節四個方面。唐文治推崇宋明理學，對王守仁提出的致良知學說尤有心得，在道德教育中致力于培養學生的良知，又以知行合一，使良知轉化為行動。他又認為學生在校修業以“立誠”為要，人格的養成亦始于“立誠”，開宗明義地將“誠”作為學生身心修養的根本，“今為我學生開宗明義先講一誠字，以為身心性命之根本”。［11］辨明是非在唐文治道德教育中占據重要地位，他認為一個國家的興廢在于民心，而民心則看是非之心的存亡，如果是非之心不存，天下就會大亂，國家也會消亡。他把區分是非的準則從中國古代如“十三經”中求得。在貧弱不堪、外強入侵的近代中國，唐文治還提倡氣節。他要求學生養成如《通書》上所說的氣節:“為直，為義，為嚴毅，為干固”，來作為為人的根本，在進入社會后，屹然特立，不為社會惡劣風氣所同化，這樣才能擔當起國家大事。在民族危亡之際，他還特別重視對學生進行愛國家愛民族的氣節教育，經常向學生介紹古代志士的愛國言行，特別推崇岳飛、文天祥的詩文和他們的英雄氣概。除了上述內容外，唐文治在1912年所著的《學生格》中，還闡述了作為學生應具備的基本品格，包括有恒、有恥、尚志、愛敬、尊師、公德、勤儉等方面。盡管唐文治充分吸收傳統文化資源中的精粹部分，并嘗試與科學教育結合以求實用，謀求儒家精神的現代生存，但由于受到個人思想和歷史時代的局限，唐文治將儒家思想的三綱五常、封建人倫等道德觀念也包含進去，作為對學生進行德育的重要教材，這是有違時代進步要求的。唐文治對學生的科學教育是不遺余力的，而對道德教育更是躬行其事，煞費苦心。他將學校日常教務都交給教務長和各科長去辦，自己較多的專注于學生的道德教育。國粹是傳承中國數千年優良文化的載體，唐文治通過宣揚國粹作為道德教育的一個主要方式，因而十分注重國學教育。他把國文比作國民之精神:“夫國貨者國民之命脈也，國文者國民之精神也;國貨滯則命脈塞，國文敝則精神亡，愛國者既愛國貨，先當維持國文，此讀國文為救世之第二事也。”［1］201針對西學東漸之下教育界強調西學而輕視國學的現象，他非常憂慮，以為將會喪失本國文化，學生品行絕難養成。上任不久即重訂學校宗旨，在“造就專門人才，尤以學成致用振興中國實業”的辦學宗旨后面緊跟上一句:“并極意注重中文，以保國粹。”［12］在1909年設置了鐵路和電機兩個工程專科后，又增設了國文科，專職加強工程專業的國文教學。國文科的增設可以說是開設我國高等工科學校中設立中文系的先河［13］。國文課本都由唐文治和本校國文教師自編，其中由唐文治編寫的課本就有《曾子大義》2卷，《論語大義》20卷、《孟子大義》7卷等數十卷，全部不離經學精華，旨在闡發孔孟之學，宣揚儒家大義，陶冶學生性情。單從內容上就可以知道，唐文治極意注重國文的目的明為保存國粹，實際是在滲透道德教育，均可以看做道德教育的范本。學校還從各個環節上、采取多項措施來提高學生國文水平。無論是專科，還是中小學招生時，錄取與否首先看考生的國文成績，批改試卷時，如果國文成績不好，其他試卷就不再批閱了。國文除了作為一門主課被重視外，唐文治還給學生們開了“小灶”，每星期上午組織了課外的國文教學。唐親自上臺授課，結合道德教育對學生講授經學，十數年來如一日從不間斷。在他主持校務的后期，雙目已近失明，但仍然坐鎮講壇，背誦經文一字不差，講解精微透徹。此外，唐于1908年主持設立國文研究會，組織每年舉行一次由大、中學生參加的國文大會(即作文比賽)，至1920年的13年間從未間斷。他親自參與命題，還選印歷年國文大會的精華文章，編成《南洋公學新國文》，由商務印書館代售，成為風行一時的語文課本。除了通過國文教育以達到道德教育的目的外，唐文治主持嚴定學校規章，教職員規章的制定主要以“以本身作則”為宗旨，學生規章則專以“敦崇品行”為宗旨。他還親自制訂了“勤、儉、敬、信”的校訓，在禮堂懸掛了摘自儒家經典的對聯:“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雖愚必明，雖柔必剛。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存者仁，所過者化”，作為學生砥礪道德品質的座右銘。唐文治注重在科技教育的同時融入道德教育，是值得肯定的，效果也是明顯的，它為工文并重的教育模式，為工程教育的本土化進行了可貴的嘗試，為學校贏得了“科學好、中學好”的名聲，造就了一批文理兼通的早期中國科技人才，如凌鴻勛、丁西林、楊蔭溥、周厚坤、支秉淵、馮簡、張廷金等。同時，濃厚的人文教育環境還影響了一些學子成為民主革命家、文化界大家，如無產階級革命家陸定一、侯紹裘，著名新聞工作者、文化斗士鄒韜奮，圖書館學家杜定友，戲劇家洪深，畫家朱屹瞻，文史專家朱東潤，教育家孟憲承、廖世承，等等。

四、結語

唐文治是現代文化保守主義思想的集大成者，作為交通大學校長，他注重先進科學技術教育，力圖養成“與歐美各國頡頏爭勝”的科學技術專才，實現富國強民的宏愿;但是作為國學大家，他又極意致力于儒家精神的現代生存，灌輸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成分，培養具有高尚道德品行的體用兼備之才。唐文治在近代中國歷史新舊制度更替，思想文化逐步多元化的時期興辦工程教育，是時科舉初廢，新式教育草創，學制尚未真正建立，實業教育風氣未開，而學校又存在著設備簡陋，師資短缺，經費無保障的境況，他卻抱著為國培養“領袖人才”愿望，以堅忍不拔的意志，克服重重困難，既為交大成為全國著名的理工科大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又為科學教育融入優良傳統文化做了十數年身體力行的嘗試，為探討近代高等工程教育的中國化、民族化提供了有益的教育實踐。今天，我國教育仍在借鑒西方的教育模式和方法，但存在著不同程度的水土不服，甚至食洋不化，這是我國教育領域一個基本的病癥，也是目前教育改革中所要克服的主要難題。在20世紀早期，唐文治所進行的將西方工程教育中國化的深思與力行，將外來文化教育民族化的理論和探索，應能為我國當代教育發展進步提供一個重要的參考背景和建設層面，為我國建成世界一流、中國特色的現代化教育帶來些許啟示與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