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療衛生網底情況分析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醫療衛生網底情況分析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首都醫科大學課題組采用目的抽樣原則,在北京市選取H區作為調研現場,在綜合考慮村落歷史、經濟、文化發展水平的基礎上,從H區抽取C鄉、B鎮、Q鎮三個鄉鎮,分別于2009年7月和2009年12月,先后兩次進入H區進行實地觀察和訪談研究。其中,2009年7月20日至8月3日,在上述3個鄉鎮內共選取7個村,采用非參與式觀察與實地訪談相結合的方式,對106位村民和9位村醫進行深入觀察和訪談;2009年12月課題組再次赴H區進行實地訪談,在上述3個鄉鎮內共選取33個村衛生室,采用事先擬定的半結構式訪談提綱,在每個村衛生室內選取1名村醫進行實地訪談,共與33人進行了訪談。本研究共歷時21天,對北京市H區的3個鄉鎮40個行政村的106位村民和42位村醫進行了實地觀察和個人深入訪談,使我們對農村醫療衛生保健現狀有了比較深入的了解,對其中倫理關系的特殊性有了比較全面的認識。

1在血緣地緣中建構的倫理關系

社會性是人區別于動物的最顯著的特征,而社會性的基本內涵就是人們在生產生活中形成的各種關系,這種關系不是脫離它所處的環境而獨立存在的。H區地處華北大平原北部,燕山山脈南部,向內蒙古高原過渡的地區。目前,該區有漢族、滿族、蒙古族、朝鮮族等25個民族。當然,在觀察中我們也發現,雖然這個地區民族構成較多,但占人口95%左右的漢民族在與其他少數民族的融合過程中,漢民族的文化習俗、血緣觀念和倫理道德深深影響著其他民族的文化并成為主流。在這樣的地理環境和人文環境中,在崇山峻嶺、長城內外、丘陵平原散落著292個行政村,而為這里的村民進行公共衛生和基本醫療服務的村醫同時也是生于斯長于斯的村民,他們與本村和周圍村落中的村民有著因血緣地緣鄉情親情而產生的錯綜復雜的特殊人際關系和道德關系。臺灣學者黃建中先生在《比較倫理學》中認為倫和倫理就是“倫謂人群相待相倚之生活關系”,“倫理者,群道也”。[1]因此,可以說一個村醫的生活場景,實際上使他置身于家庭婚姻道德、公共場所道德和醫務職場道德三種道德關系之中。

1.1家庭婚姻道德關系中的村醫

在本次觀察和深入訪談中我們發現,中國傳統的道德觀念在村落中深入人心,一些村子組織宣講傳統道德禮儀;H區人口32萬,2009年區里僅《弟子規》就印刷發放了16萬冊。盡管H區的村落形成因為地處長城南北而有其特殊性,但農耕生活仍然是這里的生活寫照,村民們安土重遷,一個村子一般由一兩個或三四個姓氏(被稱之為大姓)組成,人們交往的局限使得村中或附近村中不同姓氏間結成婚姻關系,從而也形成了一個相互間或親或戚的親緣網,形成了人們深厚的宗族血緣觀念和家庭婚姻觀念。由血緣地緣關系而派生的親緣關系網,也決定著在村落生活中彼此的遠近親疏關系。

1.1.1村醫本人就是村落家庭婚姻紐帶上的一員。本研究觀察和訪談的42位村醫全部已婚,其中有32人是所在村中的大姓,另外10人雖然不是村中的大姓,但有8位村醫配偶的姓氏都是村中的大姓。可以說,村醫和村民之間或親或戚,是一種“血濃于水”的關系。

1.1.2村醫本人也在村落中享受著親情鄉情帶來的溫暖。本研究觀察和訪談中在被問及“誰是溫暖人生的人”時,無論村醫和村民絕大多數都選擇家人和親戚,由于村民與村醫多為親戚關系,所以,這種相互間密切而廣泛的親緣關系也使村醫在村落中會感受到親情給予的溫暖。

1.3.3村醫能夠成為村醫也是基于血緣親緣對他們的選擇和認可。本研究觀察和訪談的村醫基本上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由大隊推薦的赤腳醫生,而他們之所以被推薦為醫,除了出身好、政治可靠、聰明好學外,也和村中同宗大姓的支持與選擇分不開。

1.2公共道德關系中的村醫

在實地觀察中我們發現,村醫和村民生活活動的范圍基本上是在本村,其次是鄉鎮或者區,而距離最遠的北京市區是他們最不常去的地方(見表1)。這種情況村醫亦然。在訪談中有的村醫甚至講有一二十年沒有去過北京城了,就是區里一般也不去。交往空間的相對狹小,使村醫和村民在世世代代生活的村落中,彼此非常的熟悉熟知。也可以說在村落中生活,公共場所和家庭場所分的并不像城市那樣涇渭分明,公共空間和私人空間邊界并不明確,在C鄉Q村觀察時我們發現,這個村真的達到“夜不閉戶”的程度,鄰里之間生活上可以互通有無,“不見外”是相互關系密切的表現。在這樣的生活環境中,村醫的行為舉止可以說基本都在村民的視線之下,不僅村醫公共道德的言行村民一清二楚,就是村醫的個人及家庭隱私也很難在這樣的環境中不為人所知。

1.3醫務職場道德關系中的村醫

我們知道,在村落中生活,人和人之間會發生多種交往形式,發生各種各樣的關系,這些關系使村醫置身在一個基于地緣而成基于血脈流延而就的血緣地緣藤蔓網中。使村醫與村民相互間在家庭婚姻生活領域和公共場所之中都產生了密切的聯系和關系。而在這種熟人村落中行醫所發生的職場道德關系就必然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1.3.1村醫亦醫亦農的身份。村醫在村落中生活實際上有兩種身份,亦醫亦農。因此,一個村醫與村民所發生的聯系是多渠道的。本研究的兩次觀察和訪談,分別是盛夏和嚴冬。我們發現村醫與村民有著相同的作息和勞作時間,夏天,村醫通常早上5點左右起床,先去干農活及家務,7點左右用早餐。然后7:30左右到衛生室上班;下午16:30至17:00下班;冬天通常8點才起床吃飯,9點左右上班,中午11:00至14:00之間午休,下午15:00至16:00開診,下午16:00之后停診,所以在與農民過著相同的飲食起居生活中,作為醫生,他的職業生活是通過行醫等活動與村民發生醫患關系;作為農民,他又通過種菜、種莊稼、養殖等與村民產生各種交往。

1.3.2村醫無邊界的行醫場所。在觀察中我們看到,村衛生室設在村子中,有的衛生室有圍墻,有的設在村委會或者路邊且沒有圍墻。而且,村衛生室并不像城市的醫院那樣有嚴格的上下班制度;另外,村醫因為就在村子中居住,所以其行醫場所有時會在自己的家中。比如,夜里村民病了,離村醫家近離衛生室遠,病人會到村醫家中診治;或者村民在家有病臥床不起,村醫就會到村民家中去治療。

1.3.3村醫的多重身份使其對職業品行有著更高的要求。我們知道,醫德作為一種職業道德,它的具體道德要求是由其所承擔的職業責任、服務對象、服務方式和服務方法以及服務達到的效果決定的。村醫身處農村醫療衛生服務體系的網底,肩負著村落中公共衛生服務和基本醫療服務,[2]他所服務的對象是與他有著血緣親緣地緣關系的村民,服務方式和服務方法因村民的需求而必須一專多能、方式靈活,等等,這些具體的職業道德要求讓村醫的職業形象與村民的就醫選擇緊密相聯。

2在親情鄉情中展示的倫理現狀

村醫的職場道德要求也由于他在村落中的多重角色身份而使道德關系處于一種多維關系之中,村落文化的滋溉使他在道德抉擇上不可避免地受中國傳統道德觀念即由“親親之愛到泛愛眾”的影響。而這種影響在有著基于血緣聯系的世世代代彼此熟悉的環境中,就形成了村醫與村民間的彼此信任,這也是一個村醫能夠幾十年堅持為村民服務的道德根基。也可以說,村落的熟人社會以及熟人社會的各種組織都實際上構成了對村醫不道德行為的一種下意識的約束。而且村醫們也往往會對自己熟悉的人和安身立命的環境產生一種切身的責任感。

2.1醫德情感以血緣地緣為基礎

在村落中生活的村醫,他與每天遇到的村民之間有著血緣親情關系,他與村民的道德情感不是學醫從醫以后才培養起來的,而是從出生到步入職場就在相對封閉的村落中慢慢產生并逐步加深的,同時又由于血緣親情紐帶的聯系而穩固。在訪談中我們了解到,無論是村醫還是村民,每年都有一筆為村中的人際關系所出的必不可少的份子錢,大家會在村子里婚喪嫁娶的儀式中相聚共敘并且加強互相間的親情。在這樣的文化氛圍里,村醫的言行舉止無需衛生行政部門或者學者們去規范。在觀察中我們很少或幾乎沒有看到村醫在村衛生室穿著白大褂工作以顯示其身份,他們穿著家常的便裝,使用村民熟悉的鄉語村言、肢體動作,在默契融洽的環境中為村民看病,縮短了醫患的情感距離。可以說,在村落中的醫患之間是一種基于“血濃于水”的關系,他們彼此親近、感情基礎深厚。在觀察和訪談中,在問到村民是否愿意與村醫聊家常時,有45.3%的村民表示愿意和村醫聊天;有53.8%的人表示因為村醫比較忙,自己家距村醫家比較遠,沒有機會聊天;只有一位村民表示不愿意與村醫聊天(見表2)。實際上,在觀察中我們看到,醫患之間的聊天,不僅僅是家長里短,有的村醫針對村民的心理問題,在村衛生室的墻上張貼道德箴言,有針對性的進行規勸和心理疏導;在觀察中我們還發現,有時村民會端著一碗菜或拎著一些水果來找村醫聊天,圍繞著“今兒中午吃什么”的話題,村醫也會就飲食和健康與村民進行溝通。另外,村醫與村民之間這種深厚的情感關系使醫患關系成為一種人際平等關系,這種人際的平等體現在村落中盤根錯節的血緣宗親關系,深深影響著村醫的行醫行為,使他們在村落中相對松散的社會組織結構中不會因村民的社會地位而區別對待(見表3)。在這樣血緣情感交融、人際關系平等的環境中,村醫與村民因情而生義。當然,村民對村醫,也是“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在實地觀察中我們發現,對年老體衰的村醫,為了讓他能夠拿到國家給村醫每月800元的補助,以養家糊口,容許他年過六十繼續為醫,因為“那是我兄弟”;對家中缺少勞動力的村醫,村民們會幫他耕作;蓋房子時,村民們會出工出力,因為“都是當家子,分那么清干什么!”

2.2醫德義務與責任以血緣地緣為背景

我們知道,凡有人群的地方,就必然有義務存在。義務是一個人對社會、國家、家庭和他人應履行的職責。在現實生活中,一個人要履行三種最基本的義務:法律義務、職業義務和道德義務。三種義務相互聯系又相互補充。前兩種義務與權利密切相關,后一種義務則與基于人的道德情感、觀念所做出的奉獻相關。對服務于村落村民的村醫來說,法律義務和職業義務在衛生行政部門的文件及法律法規中有明確規定,就是基本醫療和公共衛生服務。在第二次實地訪談中,我們對33個村衛生室的基本醫療和公共衛生服務情況進行了調查,發現作為一名村醫他所承載的法律義務和職業義務并不輕松,因為一個村落一般就一個村醫,大的村落也就是兩到三個村醫。面對如此繁多的服務內容,僅靠村醫履行法律義務和職業義務是不夠的,還必須在其中履行更多的道德義務。雖然說一個熟人社會以及熟人社會的各種組織都實際上構成了對人們不道德行為的一種下意識的約束。但是對一個為村民的健康保駕護航、負有多種義務、醫學知識又不對稱的村醫來說,履行道德義務更凸顯其重要性。在觀察和訪談中我們看到,有的村醫幾十年服務鄉里,風里來、雨里去,從青衿之歲到白首之年,做到了“凡為醫者,遇有請召,遠近必赴”;村醫對有病求救者,可以做到隨叫隨到,不分寒暑晝夜。這方面僅僅是從履行村醫的職業義務來說,每個月800元的鄉醫補助和他要承擔的職責來說,待遇低是不爭的事實,如果從職業義務是要求義務和權利對等出發,那村醫就不可能這樣盡職盡責的為村民服務。在觀察中我們看到有些村醫住著高大的瓦房生活富裕,但基本上是他除了做村醫還有做別的營生的收入;雖然大多村醫在亦醫亦農的生活中保持村里中等或者中等偏上的生活水準,但仍有村醫的生活簡單甚至貧窮。但是,村醫們對自己熟悉的且有著血緣宗親關系的村民和自己安身立命的村落環境有一種切身的義務責任感,這不能不說明道德義務中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在村醫履職中發揮作用,也正是這種道德義務感貫穿于大多數村醫的執業行為之中,在城市中大醫院因醫患關系緊張而使醫患糾紛頻發并成為社會熱點問題的時候,農村的醫患關系和諧和互信不能不令人深思。

2.2.1醫德關系中的相互尊重。

在村落中,由于農耕文明的長期流延,使村民對“家”有深深的依戀,它是一個人努力奮斗、辛勤勞作的動力和源泉。也正因為此,村民比較喜歡擬家庭化的求醫問診方式,喜歡家人陪伴自己在熟悉的環境中就醫。于是,村醫作為能夠滿足村民這種就醫傾向而結成的醫德關系是放松但又彼此尊重的關系。放松是因為血緣地緣產生的親情人情、世交世故使彼此準確無誤的了解對方及對方的社會關系。在這種深知的基礎上,尊重體現在一旦村民選擇了村醫,醫患之間就會共同信守一個規范,這就是在整個診療過程中的共同參與。在訪談中,有67.9%的村民認為村醫通常是與村民共同商量確定治療方案的(見表4)。從表中我們可以看到在診療過程中醫患之間基本上是相互尊重、共同參與的。

2.2.2醫德關系中的相互信任。

在村落中共同生活的村醫與村民,由于他們同根同源,使他們用彼此熟悉的方言和口語進行無障礙溝通,用彼此接受的方法進行診斷治療。同時,在村落中的醫療場所或是衛生室、或是村醫家中,“生活空間”和“醫療空間”沒有形成對峙,因此能讓病人產生安全感,[3]所以,村落中的醫患關系是彼此信任的關系。這種信任在村落文化的特殊環境中有著它特別的內容。

首先,村民看病可以賒賬打折。[4]在村衛生室的觀察和訪談中,我們發現村民看病賒賬打折是時有發生的,賒賬最多的衛生室已經達到1萬多元,當然,一般到每年秋收后村民在賣了糧食和果品等有了收入后會主動去還賬,但也有特別困難的村民多年還不起賬,有的人都去世了,錢也永遠收不回來了。對此,村醫說,“都是本鄉本土的,哪能見死不救呢?”另外,遇到經濟困難的村民,看病醫療打折就不可避免,針灸一次10元,只收5元;入戶輸液15元,只收10元等等,這種靈活的收費方式的確幫助了困難村民的就醫,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農村醫療的可及性。

其次,可以忽略執照和資質。本次觀察的106名村民中,有83人知道村衛生室的村醫有鄉村醫生執業證書(或者鄉村醫生行醫資格證書),但仍然有23人表示對此不清楚或者不關注,這反映了鄉村自古以來的村醫行醫的傳統。在觀察中我們發現,有的老中醫,沒有取得鄉村醫生執業證書,按照規定就不能行醫了,可這并不妨礙遠近幾十里的村民找他看病;還有的村醫,沒有中醫資質,但是卻被評為北京市的優秀鄉村醫生(中醫),而且是H區唯一的一個,獎牌放在她的診桌上,也沒有見哪個村民對此提出疑問。

最后,可以寬容醫術不精。在觀察中,我們看到有的村醫醫術浮淺,每天也就是量量血壓,賣點藥。在訪談中,有81.1%的被觀察村民認為村醫也就是能看頭疼腦熱等常見病。這表明雖然一些村醫醫術并不精湛,但是,由于彼此熟悉,就醫方便,所以,村民從某種程度上對村醫的醫術采取了寬容的態度。[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