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教科書的思考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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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哲學”東傳

（一）哲學的特質哲學一詞源于古希臘，其希臘文為“φιλοσοφíα”，英文為“Philosophy”，意即愛智慧，即一種對智慧的不懈追求。在哲學發展的早期，哲學瓤括萬千，不僅有現代意義上的物理學、植物學、社會學、邏輯學，甚至包括本屬宗教探討的世界終極存在和意義的所謂形而上學。觀哲學的發展史，古希臘先賢（尤指前蘇格拉底時期的哲學家）以發展哲學的本體論和宇宙論為主。前蘇格拉底時期的哲學家紛紛提出自己所認為的“世界的本原”，諸如哲學第一人的泰勒斯提出“世界的本原是水”，赫拉克利特提出“世界的本原是一團在一定尺度上燃燒的永恒的活火”，以及畢達哥拉斯提出的“世界的本原是數”。在伯利克里執掌希臘政權，希臘哲學迎來了自身發展的巔峰期，涌現了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等著名哲學家。如美國現代哲學家懷特海所言，“后柏拉圖時期的哲學均是對柏拉圖哲學的注解”。此時的哲學則從前蘇格拉底時期的以探討本體論和宇宙論為主，發展為探討本體論（柏拉圖的理念與現象、亞里士多德的形式與質料）、政治學（柏拉圖的《理想國》與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邏輯學（亞里士多德的《工具論》）和倫理學（亞里士多德的《尼各馬克倫理學》和《大倫理學》）等。然而，隨著希臘政治的變化，希臘哲學進入希臘化時期，以伊壁鳩魯學派的“快樂主義”為典型。由此可知，無論前蘇格拉底時期哲學家“世界的本原是什么”的天問，還是伊壁鳩魯提出的快樂主義均表明：人類在孤立與孤獨的環境下，試圖尋求世界的終極意義和價值歸宿。然而，古希臘意義上的哲學和希伯來意義上的信仰雖在歷史上曾有過交集，但二者在探尋存在的根本指向上卻始終是迥異的。正所謂人之所以能夠“哲學”，恰恰是因為人自身中的有限性，也正因人自身的有限性導致哲學的有限性。鑒于哲學的有限性，在西方世界最為流行的西方哲學的著作———羅素的《西方哲學史》和梯利的《西方哲學史》，在選取納入各自哲學史目錄時亦表明哲學這一學科性質的局限。

（二）“哲學”東傳時中國特殊的社會人文環境“哲學”一詞傳入中國從嚴復開始，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言，“至于整理國故的事業，也到嚴復介紹西洋哲學的時期，才漸漸傾向哲學方面”。嚴復在《天演論》中講述了政治社會哲學、自然哲學等方面。此后出現了專門研究哲學的學科設置，而胡適等人開始編撰關于哲學的著作及教科書。在這個過程中就開始了哲學史概念的研究，這就是中國哲學范疇的形成時期。較有影響力的有韋政通的《中國哲學辭典》、張岱年的《中國哲學大綱》、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大辭典》，以范疇概念觀照中國哲學的確方便和直觀了許多。在此基礎上選取與范疇緊密相關的人物建構哲學史顯然有一定的邏輯性，且大大方便了人們對人物的梳理與概括。中國哲學史基本上分為四部分：先秦、唐宋、元明清及現代，并且將先秦與宋明作為最重要的時期，前者是奠基是源泉，后者是成熟、完善。這種定型大大影響了后世對哲學史的梳理與評判。將本來非常豐富的文化簡縮為范疇和與范疇相對的人物的集合，單一的評判與選取方式使得哲學范圍由寬變窄。然而，但凡思考宇宙、人生諸大問題、追求大智慧的，都屬于哲學的范疇，哲學是不排斥文學與歷史，相反與歷史、文學融合為一體的。其結果顯然違背了這一初衷，哲學所要思考和解決的問題及其來源都被抽掉了，換之以簡單的范疇概念，從而以范疇的“視界”抹殺了原初大量文本的價值。當然，這是教科書的編寫方式，隨著中國哲學的發展的完善，亦有其他認知方式的提出。一些有遠見的學者提出了研究哲學不能只是局限于脫離實際的范疇研究，而應與民族文化相結合。但大多數人都遵循了以往的研究方式，也就是跟著前人研究的慣性導致了一大批人不去跟風追隨，并不去認真思考前人思想背后的深層原因，不扎扎實實地深入研討與探究。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固然是好的，但作為學者在身心及知識條件具備和社會要求之下，未能在人類文化的大道上行走就急于下結論，顯然不合適，這與研究者責任感缺失有關系。

二、解決之道

要達到盡可能的完備與準確性，研究者必須在人類文化的大道上走一遍，不能僅對單純的哲學人物和范疇進行羅列。更重要的是，要從背景分析，從一般性知識、思想和信仰分析，得出哲學的一般的、概括的知識。主要應從以下幾方面探討：

（一）學科本身的重新定義伴隨具有自身參照系統的西方哲學的傳入，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國文化“煥然一新”。但是，如上面所分析，哲學自其降生之初便有著不可消弭的有限性，更何況將一個有著內在學科局限性的哲學完全運用在另一個有著自身完整文化特質的中國文化之上。在完全運用西方哲學理論框架去“格”中國的傳統文化，所導致的明清時期的文化在任何一部哲學史著作中的概要性結局完全可以想象。所以，在運用某一文化系統的概念系統去研究另一異質化的文化系統時，就會出現文化傳播早期所謂的“格義”現象。因此，研究中國傳統文化時，當有自己的概念系統和價值系統，不能盲目崇信通過本就有自身局限性的哲學去研究異質化的中國傳統文化。哲學并非一門孤立學科，與其他學問相聯系，尤其是歷史與文學。歷史、文學作為哲學的奠基對哲學研究的推進起著非常大的作用。當然哲學仰望星空，有自己的學科點，是關于世界觀和人生觀的根本看法和根本觀點，闡述的是一般的原理與概念。但是沒有腳踏大地的歷史、文學，它只能是失去大地母親庇佑的阿喀琉斯。此外，雖然現在分科越來越細，研究時也是隔行如隔山。但從哲學之原初看，其不僅包含現在通俗意義上哲學領域，還囊括心理學、社會學、歷史學、政治學和科學等學科。因此，在哲學研究時，不能因為其他學科的分離就棄之如敝屣。

（二）教科書編寫的方法一種文化或者思想被過分強調，原因之一是統治者的意識形態的需要。葛兆光講到，“傳統的思想史依據的是懷有某種意圖的官方或控制著只是和思想話語權力的精英的歷史敘述”，而這些敘述是存在著“有’組織的歷史記載’和’有偏向的價值確認’”，在這種價值和意識下選取的哲學主線是片面的和脫離生活實際的。一種原因是社會這種思想的過度缺失，不得不通過強調才能讓人們注意到。而真正內化人心的思想價值觀念無需高喊。老子講“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混亂，有忠臣”。先秦諸子百家爭鳴正是出于禮崩樂壞的戰亂時代。只因禮崩樂壞，孔孟才站出來為人民伸張正義。同樣，作為哲學同樣盛行的程朱時代也是一樣。統治階級總是把符合自己利益要求的思想定位正統，對于正統的采納，學者無需發出“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的”感慨，無需懷才不遇。他們是那個時代的吶喊者，卻是少數。“道”高深卻沒人能懂，人們關注的只是能不能解決生和死的問題。“中庸”非常深刻，但人們只是覺得這是一種不偏不倚的態度。不可否認，精英思想有某種超前性和理想性，他們只占歷史上的少數。而思想史選取他們來寫會充滿著神圣與驕傲，充滿歷史奇跡的波瀾壯闊，但這樣反反復復的精英咀嚼對于大多數人來說有什么意義呢？對于學科本身的發展有什么作用呢？脫離生產精英土壤和背景的思想終將成為一潭死水。程朱理學被賦予極高的價值，普遍性、絕對性與恒常性。他的“理”將那遠在春秋的孔子之“仁義禮智”變為既超越又內在的價值規范。或許就連朱熹自己都沒有想到，自己會被抬高到這樣的地位，授予如此高的榮譽。孔子那個遙遠的背景被加諸于朱熹這個“道統”的傳承人身上，顯得那樣遙不可及，而朱熹當時社會狀況及對當時的影響我們卻無從得知。哲學研究不是踩高蹺，需要不斷還原，不斷認識，而非站在前人肩膀上讓前人扛著走。思想只有先還原才能再創造。背景的回歸挖掘，思想史所依據的文獻或資料的重新檢討，才能找出前人思想產生與發展的土壤，才能將前人思想與方法內化為己用。

（三）編寫者的素質要求在編寫過程中，我們遵循了太多的習慣，以至于習慣甚至是無意識地繼承了某人的思想，這樣一環接一環，脫離了生活中延續并直接起作用的一般性知識與思想。這一點上，佛經作者那種不只從書本上讀到，而是不辭千辛萬苦，受盡人間艱辛親身體驗才寫出來著作的素質可作借鑒。這是作為傳授人類文化的學者應有的擔當和責任感。

三、結論

明清時期思想的豐富性與中國哲學史的概要性原因，一方面在于哲學學科的局限，即其一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哲學”乃是一種力圖將一切“說清楚”而不可能的奢望之學；其二哲學源于西方而非中國本土文化的產物，因此導致在使用時出現文化格義的后果；第三，長期浸染著西方哲學式的思維模式的中國哲學編撰者在選擇納入自己的哲學史內容時難免受到西方哲學所規定的內涵與外延的影響。因此，針對上述影響中國哲學史編撰的因素，提出有針對性的解決方法是大勢所趨。近來，新出的郭齊勇的《中國哲學史》便是在擺脫以往完全按照西方哲學所規定的框架的一次嘗試。相信在一代又一代學者的努力下，由自生概念系統和理論框架所編撰的中國哲學史在不久的將來便會面世。中國哲學史對明清時期思想家的論述將呈現出另一番格局。

作者：馬麗娜單位：南京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