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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日本傳統文化教育的變遷大致經歷了四個時期:一是江戶末期至明治維新時期,主要以中國古典文化為主要教育內容;二是明治維新至大正時期,主要是“儒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東西思想文化整合時期;三是日本戰后民主主義時期,日本主要采取了美國模式的公民教育;四是20世紀末至21世紀頭十年的教育反思與改革時期,日本又重新確立了“傳統與文化”的教育理念。
關鍵詞:日本;傳統文化教育;變遷
一、江戶末期至明治維新:
以中國古典文化為主要教育內容中國與日本一衣帶水,日本自古欽慕和學習中國的傳統文化教育。江戶末期由于當時知識分子對日本社會危機的覺知,中國古典傳統文化教育在日本被賦予了新的時代內涵。江戶時代末期至明治維新這一時期的教育,主要是從中國古典典籍中汲取關于儒家立身的道德要義、智慧見識、行為作風等一系列修養要求,但其實質是為了挽救國家危機,且這種教育思想在當時主要以家學、蕃學和私塾的形式進行傳播,其中最著名的是吉田松陰和他的松下私塾。1853年,日本遭遇美國佩里海軍艦隊的侵占威脅。23歲的吉田松陰感受到國家危機近在咫尺,使他萌生出了解和學習發達西洋科技的動力。于是,他決定“偷渡美利堅”。但學習西方的愿望未能如愿,因為他“偷渡美利堅”的計劃失敗,且此后松陰被投入“野山獄”。但面對國家危機,付諸行動的動力促使他在出獄后就開始利用“孟子講讀會”的形式傳播進步思想,從救國使命和抱負的角度,對孟子思想進行闡發,激發其門下學生的愛國志向和報國決心。同時,他講學的內容依據“由史入經,由集入子”的原則,生活文化啟蒙以《詩經》為主,倫理講學以《論語》《孝經》為主,歷史價值觀的講授以《春秋左氏傳》《資質通鑒》《二十二史》《史記》為主,謀略文化方面則以《孫子》《武教全書》為主等。此外,他還選擇一些關于日本本國歷史和針砭時弊的政論書籍、社會經濟類書籍。可見,吉田松陰的學養不低于同時代的儒生,同時正是他通過豐富的經典講讀把學生引向了一個更宏大的歷史視野,并從立德、樹人的知識素養背景出發,啟發和激勵學生樹立起一個共同的、超越個人生命的遠大抱負和志向。后來,他由于主張“尊王攘夷”的思想而死于“安政大獄”,卻激勵了門下學生一個個登上歷史舞臺,并成為主宰日本近代歷史進程的風云人物。比如,日本第一任首相同時也是連任四屆首相的伊藤博文、兩次任日本首相的山縣有朋、被譽為“維新三杰”之一并后來擔任“總裁局顧問專任”的木戶孝允(實質上的宰相),還有英年早逝但功績不可磨滅的人物——高杉晉作(奇兵隊創始人),都是吉田的門下學生。其中,高杉晉作功績尤為顯著,他訓練海軍,渡行大清,并以大清教訓成功阻止了西方列強對日本的領土租借。同時,在吉田松陰松下村塾的影響下,日本涌現出許多著名的學塾,如鈴屋塾、咸宜園等。松下私塾也因為短短四年中培養了堪稱國父的總理大臣(首相)兩名、內閣幕僚四名的成就而名震世界教育界。
二、明治維新時期至大正時期:
“儒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文化整合時期自明治維新開始,日本便開啟了現代化進程。日本之所以在此后快速向現代化轉型,主要得益于當時教育領域大量引進了西方先進思想和文化,培養了一大批一流人才,滿足了日本追趕西方國家的需求。總的來說,這一時期以儒家思想文化精髓作為德治和價值觀基礎,同時以西方先進技術和文化作為發展的硬實力,是將東西文化和思想全面整合的時期。這一時期的教育有以下三方面特點。第一,采用自上而下的形式貫徹教育理念。1879年(明治十二年)《教學圣旨》下達天皇對教育基本方針的指示,強調教育以德育為本,以知識才藝為末,實際上是一種“儒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教育理念。同時,1890年頒布的《教育敕語》采用天皇直接對臣民教化的口吻規定了“十一條目”,包括父母以孝、兄弟友愛、夫妻以和、朋友講信、恭儉持己、博愛眾人、修學啟智、成就德器、公益事務、重憲遵法、義勇奉公,并稱這是“國體之精華,教育之淵源根本”。《教育敕語》可謂是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核心價值觀,是對所有受教育國民的道德教育和愛國教育。它不僅是一種教育方針和體制,也是當時日本構建民族認同和理想信仰的重要標志,同時日本當時教科書的改革也以此作為統一標尺。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日本本民族經典先天不足和對歷史的偽作,這種教育理念在軍國主義上臺后也被曲解利用,其中《教育敕語》宣揚的“一旦緩急,義勇奉公”最終釀成了日本侵略的災難性后果。第二,涉及東西方思想文化的學科學習內容設置全面。在重視儒家倫理道德課程的同時,增設諸多西方自然科學課程、經濟課程和語言課程等。根據學者陸一在《教養與文明——日本通識教育小史》一書中的研究可知,當時高等學校三年間的課程和課時極多(每周課時達30~38課時),課程除文理科必須學習的修身、國語和漢文、英語、德語、歷史、地理、哲學、倫理、法學經濟通論、數學和體操外,文科還需要修綜合自然科學課,理科需修物理、化學、動物、植物、地質、礦物和繪圖測量。同時,出于教養教育的目的,在修身課的設置上,一般低年級使用《論語》,高年級則使用自編教材《倫理學輯要》,通過熟讀中國古代經典來培養日本精英,也是當時精英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72-75)。第三,學校德育教育的日常開展主要是以訓導為基礎,同時重視集體主義教育和禮儀實踐,鼓勵學生自治。具體來說,訓導主要是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政治觀作為主要內容;禮儀實踐則是開設關于“坐,作,進,退,禮,讓”的練習課以矯正學生行為舉止,加強儒家“慎獨”觀念對學生習慣養成的規制;在集體主義教育方面則重視教育學生遵守宿舍公約,對于不當行為要求學友應直言忠告使其悔悟,鼓勵輿論監督等相互制裁的方式,并授予寮委員司法權懲罰宿舍內的違規和犯罪者。另外,鼓勵學生自治,允許學生自主開展活動推進某項決議通過。以上鍛煉學生尊重個人、調和集體以及提高決策能力的做法,本身也是有效的民主主義訓練,正是儒家“慎獨”與西方民主相結合的實踐教育方式。
三、戰后民主主義時期:
美國民主主義模式下公民教育的興起戰后,在美國一系列“軟硬兼施”措施的改造下,日本接受了美國的占領和美國民主主義模式的移植。因此,在這種社會背景下,美國的民主主義教育思想成為日本教育的根本。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日本根本來不及考慮美國式公民教育局限性的一面,而全盤接受美國的公民教育模式,幾乎中斷了關于傳統文化教育的內容和課程。雖然從戰后到20世紀末,美國式的公民教育對日本戰后經濟高速發展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專業教育和職業教育直接促進了日本職業水平的提高,同時也使日本公民素養、道德品行、職業操守在全世界都保持較高的水準,但是日本教育理念由戰前的精英教育走向了戰后實行的美國式公民教育,也造成了日本精英教育的衰退。究其原因,一是由于日本經濟的高速發展,日本政府鼓勵大學擴招,高等教育很快便進入了大眾化階段,導致高校人才培養普遍以專業教育和職業教育為主;二是日本學校教育與美國學校教育在經典閱讀上存在差距,日本教育理念和模式雖然基本與美國一致,然而“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美國自1945年頒布《哈佛通識教育紅皮書》后,就在全美實行經典閱讀教育,尤其越是頂尖的大學就越要求學生高強度地閱讀大量古希臘以來的西方文明經典,使學生形成對西方文明命脈的深刻體認,提高學生討論分析問題的能力,并從中汲取文明積淀下來的智慧。日本大學雖然也讓學生閱讀一些西方古典名著,但是日本所能領會和執行的僅能達到美國培養一般職業教育和公民教育的層次,無法學得其教育精髓,因而限制了日本本土精英的培養。
四、日本進入大眾化教育階段以來的反思與改革:
“傳統與文化”教育理念的確立日本進入大眾化教育階段以來的反思與改革是源于社會危機,一是高等教育的大眾化使公民受教育幾率大大增加,但生源的擴大反而造成教育質量整體下降,富有競爭力的精英人才培養質量也隨之降低;二是日本經濟多年的不景氣導致日本高校增加了專業課程以解決大學生就業問題,但同時大企業結束終身雇傭制和培訓,使得個人有終身學習和素養提升的必要;三是從提升國際一流人才競爭力的角度,人文課程作為“無用之大用”的地位再次受到重視。出于以上原因,日本教育開展了相應的改革。1987年日本文部省出臺了關于提高高等教育質量的政策。1991年6月,文部省又在聽取《關于大學教育的改善》的報告之后,決意對大學設置基準修改,史稱“大綱化”。但事與愿違,日本大學教育出現了一股以形成專業教育和實用化為中心、輕視教養教育的逆流。在這種背景下,日本大學審議會1998年10月出臺答復報告《21世紀的大學和今后的改革方案》,從學問視野、豐富人文素養、在社會中適當的自我位置等多個方面描述教養教育的培養目標。1999年11月,大學審議會在《符合全球化時代要求的高等教育》中強調新時期大學教養教育在培養全球化領袖人才方面的重要性以及探索方法和舉措的必要性。2000年大學審議會又了《關于全球化時代對高等教育的訴求(答申)》政策咨詢報告,將“培養活躍于世界舞臺同時具有深厚教養和專業能力的知識精英”作為頂尖大學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標志。2006年,日本政府全面修訂《教育基本法》,在教育目標中增加了傳統與文化的內容,即尊重傳統與文化、熱愛孕育傳統文化的國家和鄉土,并且尊重他國,培養貢獻于國際社會和平與發展的態度。自此,日本以法律的形式凸顯了傳統文化的教育地位。2009年,中央教育審議會關于《學習指導要領》的修訂報告中提出要充實傳統文化教育,指出“培養活躍于國際社會的日本人的同時,要加深理解家鄉和國家的傳統文化,必須充實繼承與發展優良傳統文化的教育”,并詳細指出了各學科對傳統文化教育的具體實施方案[2]。這些都反映了日本重視傳統文化以及人文教育理念的回歸。
五、結語
從日本傳統文化教育變遷的過程中可以看出,傳統文化典籍閱讀以及融入各學科加以實施是當前教育改革迫切的要求,關系到國家未來一流人才的培養。人才是21世紀國家振興的核心力量,我國也應借鑒當前日本“傳統與文化”的教育理念,重視傳統文化教育融入學校教育以達到發展精英教育、提升教育質量的目的。南懷瑾曾說過:“很多對國家社會有建樹的人物,無論在黨政、軍事或文化教育、工商各界出人頭地的,他的學識基礎的深度,都是由于舊制小學和依照舊式讀書的教育成果。”[3](P102)因此,國家要密切重視和推動學校教育將傳統文化經典納入教學內容。實現傳統文化典籍與教學章節相結合,在育人和教育過程中引用傳統文化經典的精髓,如以儒家經典的《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等思想的深刻性,培養學生人格修養、鼓勵學生樹立遠大抱負,從而增強學校在育人方面的思想性、啟迪性和文化傳承性。同時,也應看到當前我國逐漸進入高等教育大眾化階段,生源逐年增加,但不能因為高等教育生源的增加而降低教育質量,尤其是降低德育質量。今后,國家應在學校教育中大力貫徹精英教育的理念和思想,通過傳統文化的教育和熏陶,促進人才成長和發展,同時在學校教育中積極推進中西哲學、歷史、倫理學等通識必修課程的教學實踐與改革,將中國青年培養成各行業專業水平高超的職業干將,并使其具備一流的眼界、格局和抱負,樹立奉獻社會、貢獻國家的遠大目標,無論在任何行業的舞臺上,都敢與世界一流人才競技爭鋒,最終成為能肩負國家重擔、參與國際博弈競爭,具有文化交流、傳承與創新能力的國家精英、國之棟梁。
參考文獻
[1]陸一.教養與文明——日本通識教育小史[M].北京:三聯書店,2017.
[2]洪靜怡.日本傳統文化教育研究[D].上海:華東師范大學,2015.
[3]南懷瑾.新舊教育的變與惑[M].北京:東方教育出版社,2015.
作者:陳璇 單位:江蘇商貿職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