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精神探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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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7年第2期

摘要：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首次正式明確了在新一屆黨中央的核心領導地位；此次會議還審議通過了《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與《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這兩個議程的核心要義都是聚焦如何進一步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因此，深刻理解和把握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精神，是我們深入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重要課題。

關鍵詞：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全面從嚴治黨；

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是一次以全面從嚴治黨為中心議題的重要會議，會議的主要精神或主要內容有兩個方面：一是首次正式明確了在新一屆中共中央的核心領導地位；二是審議通過了《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與《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兩個黨內重要法規。這兩個方面的主要內容盡管側重點和著力點不同，但目的和宗旨都是圍繞著全面從嚴治黨這一中心議題。所以，深入理解和準確把握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精神，對于我們大力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一、明確習在新一屆黨中央核心領導地位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政黨之所以要明確誰是這個國家、這個民族、這個政黨的核心領導（領袖），是因為一是要有社會、歷史、時展的客觀需要（時勢———客觀條件）；二是要有具備擔當核心領導（領袖）的歷史人物出現（英雄———主觀條件）。對于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而言，時勢和英雄這兩個主客觀條件缺一不可，這也是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

（一）明確習的核心領導地位，是基于我國深厚的歷史文化傳統

眾所周知，忠君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之一，忠君思想既有封建糟粕的成分，也有積極的和值得繼承與弘揚的因素。而忠君思想的實質就是要忠于自己的核心領導（領袖），不可否認，在我國漫長的封建社會，忠君思想是保證國家意志能夠集中、統一，從而也是維系中華民族能夠團結、統一、穩定、和諧、發展的重要思想與文化基石。我國封建社會發展的歷史經驗與教訓說明，什么時候我們這個國家和民族能夠擁有一個核心領袖，并且這個核心領袖能夠得到百姓的衷心擁戴，什么時候我們這個國家和民族就會有安定祥和的社會發展環境。所以，盡管歷史發展到了21世紀，人類社會已經進入到了一個民主化時代，但基于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我們依然要強調一個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要有忠誠意識，要忠于自己的國家和民族，要忠于和擁戴一個同樣忠于自己國家和民族的英明領袖。

（二）明確習的核心領導地位，是基于馬克思主義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發展史經驗與教訓的深刻總結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都非常重視核心領導和權威領袖在無產階級革命中的作用，馬克思、恩格斯曾在總結巴黎公社失敗的教訓時認為，缺乏權威是巴黎公社遭到滅亡的重要原因。恩格斯曾從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出發，論述了無產階級革命需要權威。列寧也曾闡述過維護政黨權威和革命領袖權威的重要性，在闡明群眾、階級、政黨與領袖的關系時，列寧說道：“誰都知道，群眾是劃分為階級的；只有把一般并不按照社會生產地位區分的絕大多數人同那些在社會生產中占有特殊地位的集團對立時，才可以把群眾和階級對立起來；在多數情況下，至少在現代的文明國家內，階級通常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來主持的。”［1］197蘇聯革命和建設的經驗與教訓表明，蘇聯革命與建設之所以能夠取得成功，是因為布爾什維克黨有以列寧和斯大林為核心的政治領袖，而在20世紀90年代初這個曾執政了74年之久的老牌政黨，之所以會在一夜之間分崩離析，主要原因正如所指出的那樣，是因為這個黨賴于立身的民主集中制被拋棄了，政治紀律被破壞了，黨中央的權威也就沒有了。

（三）明確習的核心領導地位，是基于中共的歷史與政治傳統、經驗與教訓的反思

在中共96年的歷史發展進程中，曾經有、鄧小平、、4位領導人，被明確為黨的核心領導（領袖），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歷史表明，明確黨的核心領導（領袖）能夠保證全黨意志的集中統一，從而能夠大大增強黨的戰斗力和凝聚力。從我們黨的歷史發展來看，自1921年建黨至1935年遵義會議召開的14年期間，先后有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李立三、王明、博古（秦邦憲）擔任過黨的領導人，但由于在此時期我們黨并沒有形成一個有權威的黨中央，也沒有誰能成為全黨的領導核心，故而，我們黨的命運歷經坎坷，革命多次面臨危險的處境。相反，從1935年遵義會議的召開到1949年新中國建立的14年期間，因為我們黨逐漸確立了同志在黨和軍隊中的核心領導地位，我們黨的領導才變得更加堅強有力，我們黨才更加成熟，才有了產生于我們黨自身的指導思想———思想，才能使中國革命不斷由勝利走向勝利。所以，基于我們黨的歷史經驗與教訓，基于我們黨的政治傳統，1989年鄧小平在與當時的中央領導集體談話時強調：“任何一個領導集體都要有一個核心，沒有核心的領導是靠不住的。”［2］310黨的十四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指出：“黨的歷史表明，必須有一個在實踐中形成的堅強的中央領導集體，在這個領導集體中必須有一個核心。如果沒有這樣的領導集體和核心，黨的事業就不能勝利。這是堅持民主集中制的一個重大問題。”［3］有鑒于此，繼之后，才會有鄧小平、、以及當下的，這樣幾位黨的領導核心的確立，才會有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以及當下的系列重要講話，黨的這些理論創新成果的形成，才能夠確保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以及改革開放的順利進行。

（四）明確習的核心領導地位，是基于我國實現“兩個一百年”戰略目標和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現實需要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多年來，尤其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取得了社會主義建設的輝煌成就，中國正由世界大國邁向世界強國，實現“兩個一百年”的戰略目標是中國共產黨對中國人民作出的莊嚴承若。因此，在這樣一個風云激蕩的時代，特別需要擁戴一個具有雄才大略的英明領袖。深入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關鍵在黨，關鍵在要有一個團結奮進的中央領導集體，關鍵在要有一個具有強大號召力和凝聚力的黨的領袖。故而，加強黨的領導的核心要義，在于要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在于要堅定不移地堅持黨的集體領導制度，在于要自覺自愿地維護黨的領導核心的權威。

（五）明確習的核心領導地位，是基于我們黨強化“四個意識”的現實要求和具體體現

增強黨員干部的“政治意識”，就是要求黨員干部保持清醒與敏銳的政治觀察力和政治鑒別力，堅定正確的政治立場與政治態度，堅定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和對共產主義的信念，能夠對黨和人民絕對忠誠。增強黨員干部的“大局意識”，就是要求黨員干部要自覺從大局著眼，把工作放到大局中去謀劃，做到識大局、顧大局、謀大局。由于我國的現代化建設規模巨大、情況復雜、任務繁重，如果沒有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和政令暢通，是很難有效和有序推進的，而要做到這一點，那就必須不斷增強黨員干部的“大局意識”。增強黨員干部的“核心意識”，就是要求黨員干部要有服從命令和聽從指揮意識。我國當下的領導核心，可以從多個層面來進行理解。從宏觀層面來說，是指中國共產黨；從中觀層面來說，是指中共中央、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會；從微觀層面來說，是指黨的總書記（）。因此，增強黨員干部的“核心意識”，就是要自覺聽從中國共產黨、中共中央（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會）、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號令，就是要自覺維護中國共產黨、中共中央（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會）、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權威。增強黨員干部的“看齊意識”，就是要增強黨員干部在思想上和行動上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意識，就是要增強黨員干部在思想上和行動上與黨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保持高度一致的意識。在黨的七大預備會議上曾經說過：一個隊伍經常是不大整齊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齊，向左看齊，向右看齊，向中間看齊，我們要向中央基準看齊，向大會基準看齊。的這一論述，是對我們每一個黨員干部的基本要求。眾所周知，我們黨之所以能夠由小變大、從弱變強，其中重要的一條原因就是全黨上下有著很強的看齊意識，也就是向黨的中央看齊、向黨的領導核心看齊、向黨的重大決策與部署看齊。

（六）明確習的核心領導地位，是基于習作為全黨的領導核心，乃是實至名歸、當之無愧

筆者認為，一個人或一個團隊要成為核心領導或領導核心，需要滿足這樣的條件：核心領導或領導核心＝地位（重要）＋權力（顯赫）＋業績（輝煌）＋人格（魅力）。對照這樣的條件，我們完全可以底氣十足地說，習具備了成為我們黨的核心領導的資格。第一，就地位而言，習是黨中央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國家主席，擁有黨和國家、軍隊最高領導人的地位。第二，就權力而言，經過這4年多的歷練，習掌握了黨和國家、軍隊最高領導人的實權。第三，就業績而言，黨的十八大以來的這4年多時間，習在內政與外交以及在治黨、治國、治軍、治政等方面，都取得了輝煌的業績，形成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第四，就人格而言，從這4年多的工作表現與為人處世來看，習高瞻遠矚、胸懷天下，具有非凡的眼光、非凡的胸襟、非凡的膽略、非凡的勇氣、非凡的智慧、非凡的擔當，具有大黨、大國核心領袖的偉人風范和人格魅力。因此，以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這樣的契機，來正式明確習在新一屆中共中央的核心領導地位，可以說是順應了黨心和民意，是正當其時和實至名歸。

二、審議

通過《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與《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第一，這是制度治黨、依規治黨的重要體現。全面從嚴治黨，就是要著力全面加強黨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反腐倡廉建設與制度建設，其中，思想建黨是基礎，制度治黨是保障；國家要依法治國，黨內就要依規（依紀）治黨。第二，進一步完善、健全了黨內法規，使全面從嚴治黨和制度治黨有了更加詳盡的制度依據。除了《中國共產黨章程》以外，我們黨還先后制定或修訂了《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再加上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的《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與《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這就使得我們黨形成了以黨章為統領、以黨的準則和條例為補充的黨內一系列法規，使黨的規章制度更加完善，使制度治黨更加有規可依、有紀可循。第三，進一步擴展了全面從嚴治黨的內涵與外延。《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與《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的適時審議通過，使從嚴治黨由過去的重點治理黨員個人，向同時也要治理黨的各級組織延伸，由過去重點規范黨員個人行為，向同時也要規范黨的各級組織行為和政治生活、組織生活擴展，這就使全體黨員和所有黨組織講規矩、守紀律有了更加詳盡的制度遵循，這也表明全面從嚴治黨進入到了一個依規、依紀治黨的新階段。

參考文獻：

［1］列寧．列寧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考試吧．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EB／OL］．（2016－12－07）［2017－04－10］．

作者：劉曉春 單位：淮海工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