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床醫學生人文教育現況及策略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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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臨床醫學研究生人文素質教育現狀及不足

以課程為依托的人文素質教育模式不能適應臨床醫學研究生教育特點。現有醫學人文素質教育以課程傳授作為主要模式。然而，臨床醫學研究生三年學習中只有第一年是集中授課，因此，能夠接受課程傳輸人文素質知識的時間較短，而且學校能夠開設的課程類別也十分有限，如在我國醫學院校中，公共人文課程一般有大學外語、大學語文、思想概論、鄧小平理論、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等幾門課，因此，把人文素質教育重點放在課堂，無法滿足臨床醫學研究生所需的人文素質要求。臨床醫學研究生人文素質教育的內容缺乏系統性和實踐針對性。不少臨床醫學研究生的人文知識還是本科階段的陳舊知識，在新的學習階段，他們需要更深、更新的人文知識以幫助解決臨床實踐和社會活動中所面臨的價值理念、關系處理、職業發展素養等問題。從調查來看，進入實踐階段的學生對于人文素質教育課程覺得有很大幫助的僅有18％。這不是說明對臨床醫學研究生的人文素質教育沒有意義，而是現階段的課程設計不適應人才培養的需求。

筆者認為主要是醫學院校沒有在空間（不同環境，如教室、臨床）和時間（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不同階段）兩個維度構建臨床醫學研究生的人文素質教育體系。人文素質教育忽略了臨床醫學研究生的多樣性背景。臨床醫學研究生的來源不一，有從本科直接讀研的，有工作后繼續讀研的，本科教育、工作經驗等人文背景不盡相同，已有的調查研究表明，不同階段和不同背景的醫學研究生對學醫的首要目的、個人利益、醫患糾紛等問題的看法上存在著顯著差異。這表明不同背景的臨床醫學研究生在價值觀、社會技能等方面也存在區別，因此，對他們的人文素質教育也必須因人而異。現在很多學校的集體授課、導師統一指導等形式不能適應研究生個性化的特點，影響人文素質教育的效果。導師忽略對學生人文素質的培養。多數醫學院對研究生導師考核主要停留在兩個方面，一是規章制度里面的導師職責，二是科研成果，由于規章制度沒有硬性規定導師對學生的人文素質教育，因此，不少導師往往忽略了這個方向。另一方面，由于科研成果是評價教學和科研產出的最直接標準，研究生往往成為導師實驗或者項目的主力軍，造成多數臨床醫學研究生認為和導師的關系是“老板雇員型”，［3］最終導致研究生長期身處實驗室而跟不上社會發展的腳步，甚至幾年的研究生學習結束后，一些基本的人文素質能力較本科階段有所退化。以上現狀的存在帶來了一系列的問題，最突出的是學生重科研輕臨床，溝通能力、團隊合作精神、人文關懷精神以及主人翁精神等人文素質水平較低。有調查表明，當前醫學院校畢業生的人文素質缺失主要表現在6個方面［4］，見表1。不少學校和學者都在積極探索提高醫學生人文素質教育的途徑和方法，主要集中在教學改革方面，如廖虎等（2009）提出在課程、師資、教材、考試改革等方面加強人文素質教育。［5］然而，目前專門針對臨床醫學研究生人文素質教育的研究較少，且主要也是將焦點集中在課程設計、氛圍營造、導師作用等幾個層面，［6－7］將臨床醫學研究生的特點與人文素質教育的本質結合起來研究的更少，筆者認為，臨床醫學研究生是集學生、師長以及醫生為一體的高等級專業人才，他們的角色特點與人文素質教育是有聯系的，正是因為醫學院對其角色認識存在缺失，造成對臨床醫學研究生的人文素質培養存在盲點，本文從角色認知視角進行深入分析，探討全方位提升臨床醫學研究生人文素質的有效方法。

二、臨床醫學研究生角色認知與人文素質教育聯系

筆者認為從角色認知視角進行臨床醫學研究生人文素質研究是有可行性的。醫學生的角色占有與人文素質內涵的聯系歷來存在，如我國古代醫家認為“醫者意也，醫者藝也”，明確指出醫學是一門哲理思辨、觀念理性的學問，表明醫生不僅是具有技術技藝，還是一名思想者；“夫醫者須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下醫醫病，中醫醫人，大醫醫國”的觀念，更是將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高度聯系、高度概括，認為醫生應該是一名博學者、有責任感之人；西方醫學的奠基者希波克拉底是醫學人文科學的先哲，他對醫學的人本思想有深厚的見解，強調醫術是“一切藝術中最美好、最高尚的藝術”，醫生“應當具有最優秀哲學家的一切品質”；愛丁堡公報指出“21世紀的醫生，應是優秀的衛生管理人才、病人的代言人、出色交際家、有創見的思想家、信息專家、掌握社會科學和行為科學知識的專業醫師和努力終身學習的學習者”；卡琳•盧特菲（KarenLutfey，2005）認為醫生必須扮演多種角色，教師、談判專家、偵探、商販、程贊者和警察等。基于對以上關系的認識，筆者建立了臨床醫學研究生角色認知與人文素質教育關系模型，見圖1。

臨床醫學研究生接受教育的渠道一是來源于課堂教學，二是導師指導，三是臨床實踐，在不同的角色環境中表現扮演不同的角色。在課堂上，一方面他們是接受知識的學生，另一方面，對于低年級本科生來說，他們承擔了部分專業課帶教的任務，是小老師的角色；在臨床實踐中，他們既是向臨床帶教老師學習的學生，也是對低年級學生進行臨床指導的師長，另外，他們還是病人眼中的醫生；在導師眼中，他們是知識的接受者，也是研究者，是未來醫學事業的執行者。因此，臨床醫學研究生的角色占有歸納為學生、師長以及醫生。醫學院校要抓住學生、師長、醫生應該具備的人文素質要點對臨床醫學研究生進行培養，具體表現為角色實踐，在圖1中反映為6個要點。臨床醫學研究生角色認知與人文素質教育關系模型反映了醫學院校可以在不同的角色環境進行角色實踐，最終達到培養臨床醫學研究生的每個角色占有應該具有的人文素質要求。

三、角色認知下提高臨床醫學研究生人文素質教育的對策

筆者認為可以從角色認知角度出發，加強以下幾個方面工作的開展，建立臨床醫學研究生人文素質教育的角色認知體系，以期在最大程度上完善臨床醫學研究生人文素質的培養。

首先，課程設置能彰顯臨床醫學研究生多樣化特點。目前，不少大學在尋找提高臨床醫學研究生人文素質的方法和途徑上都有值得借鑒的做法，如首都醫科大學實施的“多平臺、不同模塊設計方案”，從公共必修課程平臺、綜合素質培養平臺、基礎實驗課程平臺、基礎理論知識平臺、專業基礎課程平臺、專業課程平臺六個方面對臨床醫學研究生進行素質培養，中山大學醫學院在醫學人文素質教育過程中采用了理論教學—調查研究—撰寫總結相結合的三段式教學模式，把學生自學、專題講座、師生討論、社會調研等教學方法融入到醫學人文素質教育的過程中，提高了學生學習的積極性，然而，正如筆者在之前提到的，他們的背景具有多樣性，籠統的課程不能最大范圍滿足臨床醫學研究生的人文素質教育要求。因此，課程設置在模塊化和程序化的同時，不應忽略對學生個性和特長的發揮。課程設置應該能夠充分發揮學生能動性，達到每個層次和層面的學生都有人文素質的提升，通過師生有效互動，最終賦予臨床醫學研究生的人文素質教育以最廣泛的意義。

其次，利用角色扮演加強人文教學效果。臨床醫學研究生具有鮮明的角色特點，因此，運用角色扮演不失為強化他們自我認知的有效手段之一。然而根據已有文獻，對于醫學生角色扮演的研究大多關注護理專業，其他醫學專業涉及較少，針對臨床醫學研究生的角色扮演研究更是寥寥無幾。同時，不少角色扮演的研究停留在對某一課程的效果評估上，而將角色扮演理論用于系統課程設計的研究較少。醫學院校應該根據角色扮演方法的原理和規律，為臨床醫學研究生多角色的平衡發展建立切實可行的課程體系。

第三，將職業素質拓展作為臨床醫學研究生人文素質教育的重點。威廉•古德（WilliamGoods，1957，1960）認為，醫學這個職業與其他職業的初學者相比要經歷更加嚴格的社會化過程，大多數臨床醫學研究生在此階段將初步接觸社會并開啟自己的職業生涯，在這一過程中面臨的誘惑和需要學會解決的問題很多，圍繞樹立醫德觀念并掌握相應的社會知識技能進行職業素質拓展是這一階段人文素質教育的重點。尤其要注意利用臨床實踐中發生的醫學倫理問題，引導學生正確看待和對待醫患關系、各種行業不正之風現象以及市場經濟條件下醫療衛生機構改革面臨的諸多問題，開展醫德案例教學與討論，培養臨床醫學研究生道德判斷能力及道德責任感，同時教給學生需要的關系溝通、法律、社會經濟等職業知識和技能，不斷拓展其職業生涯所需要的人文素質。

第四，充分利用“隱性課程”作為人文素質教育教學載體。隱性課程是指能夠讓學生無意識地獲得各種經驗的途徑或方法，它包括教育的空間環境、教風學風營造和素質教育活動等方面。根據調查結果顯示，超過50％的學生認為在醫學教育過程中隱形課程很重要。尤其是對臨床醫學研究生的人文素質教育中在傳統課程模式不適應的情況下，“隱性課程”是重要補充。醫學院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開展“隱性課程”，一方面，醫學院校和教學醫院要加強塑造校園人文環境氛圍建設，通過人文熏陶和潛移默化的方式來加強人文素質教育，拓展人文素質教育新載體。尤其要指導學生開展自愿參與性質的興趣小組、論壇、講座、競賽以及各類活動，建立能夠符合不同需求的個性化的人文素質教育渠道。另一方面，強化導師隊伍建設。根據調查，有92％的研究生希望由既有理論知識又有臨床專業知識的教師進行醫德教育，教師言傳身教是研究生最喜歡的教育形式，臨床醫學研究生在各種角色形成時期最直接的模仿者就是導師，導師正是對研究生進行人文素質教育的最佳人選。隋允康（2010）就提出過導師應該擁有亦師亦父、亦仁亦德、亦示亦言、亦道亦術、亦德亦才、亦慈亦嚴的師賢標準，［13］可見導師榜樣作用的重要性，為此，要重視導師隊伍的人文素養提升，健全導師考核和責任機制，增強導師對研究生人文素質教育的關注與投入，通過導師的親身示范、人文關懷和思想行為指導潛移默化地讓學生接受有針對性的人文素質教育，提升其人文素養水平。

第五，重視臨床醫學研究生作為“醫生”角色與臨床部門的融入，將臨床醫學研究生人文素質教育與醫院員工人文素質教育體系相結合。臨床醫學研究生階段的學習至少有一半以上的時間是在教學醫院的臨床實踐中完成，從事與醫院同級別醫務人員類似工作，科室與導師共同對研究生進行日常管理。臨床醫學研究生的教學醫院一般都是三級醫院，三級醫院一般具有較為完善的員工人文素質教育體系，衛生部對此也有強制性的要求。雖然醫學院校對臨床醫學研究生參與醫院員工教育體系有強制性規定，但多集中在病案討論、學術活動等專業技能領域，對于人文素質教育的參與缺乏相關要求。因此，醫學院校應當注重與教學醫院間的銜接與溝通，將醫學院以人文理論為主的課程學習體系與教學醫院以實踐教學為核心的員工教育體系貫穿銜接起來，對臨床研究生參與醫院員工人文素質教育活動作出具體要求并作為考核內容之一建立人文素質教育“院—院”共同管理機制，借助醫院員工人文素質教育體系加強對臨床醫學研究生的人文素質教育。這種模式既有益于學生人文素質教育，對教學醫院的優良文化和服務水平也是一種促進，能夠獲得“雙贏”效果。

第六，建立后效評價機制。首先應建立臨床研究生人文素質教育考核評價體系，目前醫學院校對臨床研究生學習成效的考核依然集中在臨床技能與科研能力方面，雖然醫學院校對醫德醫風方面也有要求但沒有形成科學的考核評價指標，對關系溝通、法律、醫學倫理等綜合性的人文素養缺乏系統性的考核評價。對此，應當通過患者與科室評價、非標準答案的考試、反思以及在臨床技能考核中模擬特定場景等新形式，建立起定量和定性相結合的對臨床醫學研究生人文素養表現的考核評價體系。其次要建立臨床醫學研究生人文素質教育后效長期追蹤評價機制。與自然科學的教學不同，對人文素質教育的效果評估需要更長期甚至在畢業后的長期追蹤調查中才能得出較為科學的評價。因此，醫學院校應當持續關注臨床醫學研究生畢業后的發展，采取跟蹤問卷調查、用人單位意見反饋、發展狀況評價等形式對人文素質教育的后效作出評判。

作者：文平陳謙明單位：四川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四川大學研究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