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組織理論自由主義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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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會組織：理論與實踐的現代轉向

當時的許多自由主義思想家已經意識到，獨立社會組織的重要性，如法國的貢斯當。在設計憲政制度時，貢斯當深深感到了中間團體的重要意義。他強調，應該建立一種有益的、“與我們迄今已知的聯邦制截然不同的聯邦制”。在這個聯邦制中，“每個局部的社會、每個集團——即使是它的內部組織——都必定或多或少地處于對這個總聯盟的依賴狀態。同時，各個集團的內部安排則必須保持完整的獨立性，因為這對總聯盟沒有什么影響。

就像個人生活中絲毫不對社會構成威脅的那部分生活必須保持自由一樣，在集團的生活中，所有不損害整個集合體的集團生活都必須享有同樣的自由。”在他看來，特殊的聯系不但不會削弱普遍聯系，而且還能加強這種聯系。這些集團是聯系個人和國家的中間環節，如果沒有這一中間團體的存在，個人就會暴露在強大的政治權力的面前而失去保護。這一時期對現代自由主義產生重大影響的思想家是托克維爾和密爾。托克維爾呼吁社團自由，強調由各種平等、獨立、自由的社團、組織和群體所構成的多元社會對權力進行“社會的制衡”。密爾的思想不但繼承了傳統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而且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展了這些原則。在密爾看來，國家的目的在于“促進人民本身的美德和智慧”。因此，國家一方面應積極為人民提供更多獲得自由的機會，實行有限度的放任與必要的干涉；另一方面，國家還要盡可能地發展公民的積極性，放任他們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能甚至鼓勵他們盡可能多地通過自愿合作去處理其共同關心的問題。這不但是因為自由的緣故，而且更重要的是因為，“作為對于他們個人的精神教育的手段和方式來說，這樣可以加強他們主動的才能，可以鍛煉他們的判斷能力，還可以使他們在留給他們去對付的課題上獲得熟悉的知識。”這也是他之所以主張由自愿的聯合組織來辦理工業和慈善事業的主要理由。而且，在密爾看來，自愿聯合組織通過做出不同的實驗，能夠得出無窮多樣的經驗，并發展他們的個性和多樣化的行動。這“乃是對于一個公民的特種訓練，乃是自由人民的政治教育的實踐部分，足以把他們從個人和家庭的自私性的狹小圈子中拔出來，足以使他們習慣于領會共同的利益和管理共同有關的事情，也就是足以使他們習慣于從公的或半公的動機出發來行動，并足以促進彼此聯合而不是導致彼此孤立的目的來指導自己的行為。”正因為密爾持有的這一觀點，尼斯比特指出，他對群體特別是自愿組成的社團存在著一種縱容的態度。

這些思想家雖然開始強調社會組織的功能，但是由于受傳統自由主義影響，他們要么將社團納入憲政體制范圍內，如貢斯當；要么僅將其看作是補充分權制衡體系不足的附屬品，如托克維爾。針對這一點，沃特金斯指出，正統自由主義的弱點是，它不曾充分體認到有組織的群體在自由社會生活里所有的性質和功能，“他們深信開明的國家是保護個人權利所必需的唯一組織，因此強烈反對為了增進團體利益而組織工會和其他私人結社的努力。19世紀的發展雖然大大修正了自由主義的思想，使其更尊重群體行動的重要性，但是古老的傳統仍然是一種阻礙，使人們無法找到一個解決當代群體生活的有效方法。”

二、社會組織：實現公民積極自由的社會機制

1.社會組織是公民參與政治的有效平臺對于傳統自由主義來說，參與僅僅指參與議會的選舉過程，確保每一個公民的私人利益得到保護。而事實上，這種參與形式存在很大缺陷，即公民不能參與到公共生活中去。公民資格是一個政治上的功能，而不僅僅是社會的功能，它需要大眾廣泛地參與，僅參與議會的選舉無疑削弱了民主的價值。他設計的參與形式為自由主義的發展期望找到了一個比較堅實的基礎，即私人結社。在他看來，在當前的所有自由社會里，滿足各種需要的組織如雨后春筍般地自動繁衍。商會、卡特爾、工會、合作社和其他經過組織的群體取代了個別的工人或雇主，而成為當代經濟生活的媒介。人們已越來越仰仗街坊鄰居、感化師、農民組織和其他的特別結社，以彌補、制衡政府機構的活動。這些組織中有許多都密切關系到成員的日常生活利益，因此常常能吸引相當程度的公眾參與，這是更大、距日常生活更遙遠的社會生活單位所不能做到的。而且更為重要的是，由于大部分的結社組織都采用了議會民主的制度，拒斥保護性的專制作風，而強調用自由討論的方式來決定組織政策，消弭內部沖突。這些組織也使一般公眾對議會協商的儀式與程序有了相當的接觸。他指出，“雖然多數私人組織的活動本身并不重要，卻可以使民眾熟悉自由主義的協商程序，并且教導民眾尊重多數人與少數人的權力間的微妙平衡，這對自由政府是非常重要的。自由活動的習慣在西方世界能夠繼續存在，主要是靠上述這些私人組織，而不是全國性或地方性的制度。”依靠私人結社的發展，自由主義也從傳統發展到了現代。如果說過去人們只知道公民權利的要義在于為個人權利提供一種最基本的平衡與保障機制，從而使自由、權利與民主獲得一種穩定的存在的話，那么到現代自由主義時期，人們則已經意識到：一個內涵完整的公民權利還應進一步體現在借助于社會機制激發公民更多的投入、更多的參與及更多的共同行為。因此，自由主義強調應當掌握政治主動權并努力開辟政治參與的空間。政治參與的權利成為這一時期公民爭取的主要權利，進一步突出了公民參與公共事務辯論與決策權利的公民資格。比如，霍布豪斯就非常注重社會組織的力量，他認為，“民主政治的論點是：形成這樣一個意愿，亦即擴大對一切公共事務的興趣，本身就是一件好事……社會興趣的發展——這就是民主政治——不僅依靠成年人的選舉權以及當選立法機關的優勢，而且還依靠各種使個人同集體聯系起來的中間組織。”因此，在培養公民的參政意識上，應該將他們和“中介組織”結合起來，通過中介組織來引導他們參政。這不但“可激發人們的公共精神和智慧，比其他糅雜混合的國家政治單位能有更好的效果”，而且可以在一個國家內部形成一個新的“國家”，維護個人權利、反對國家專制。總之，公民自發組織的社會組織是公民從事社會參與活動的一個重要平臺。社會組織將個體的力量整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種不容忽視的社會資本，在政治意志、政治決策的形成過程中構成了一股與政府、企業和政黨同樣舉足輕重的平衡力量，使民主精神、公民意志、民主原則贏得了更徹底的體現。

2.社會組織是實現公民積極自由的主要載體傳統自由主義強調以個人權利為特征的消極自由，而現代自由主義強調，自由主義更在于它能夠積極主動地發揮自己的能力。由于傳統自由主義忽視了對以政治參與為核心的政治自由的重視，因而所主張的民主只是一種公民自我保護的機制。在這一保護機制下，公民的權利實際上是很微弱的。正如阿倫特所認為的，消極自由實際是對自由的剝奪，真正的自由是公民關心與參與公共事務的政治實踐的積極自由。因而，消極性的自由理念無法有力地解釋“公民身份”的意義。霍布豪斯也認為，消極自由思想強調，從專制權力的壓迫和束縛中解放出來。而事實上自由主義公民更應該積極參與政治，履行公民的義務和責任來為社會的發展與和諧做出貢獻。霍布森針對傳統自由主義的局限也指出，這種個人主義的民主觀實質上解決的只是消極的個人和消極的國家之間的平衡問題。現代自由主義彌補了傳統自由主義的這一不足，強調一種更為積極的新的政治自由觀。積極自由具有一種約束力，能將人們團結在統一體中；而個人所結合的群體力量越大，個人的積極自由也就越大，這就產生出了許多豐富的次級聯合。這些組織往往具有自發、自主的初始動機，因而在其目標的選擇與利益的實現方面具有很強的自治性。公民的權利和義務通過這些組織也變得更加真實與充滿活力，并且能夠得到更有效的保障。這進一步加深了政治統一體的持久性和豐富性。于是，在從擁有消極權利的個人到擁有積極權利的公民的轉變過程中，社會組織表現出了非常突出的作用。沃特金斯描述了結社組織的這一轉變過程。在他看來，正統的近代自由主義理論確實有所不足。因為自由主義長期以來只專注于“個人—國家”的關系，這種結果使他們對待組織的態度往往是禁止而不是鼓勵，這極大地破壞了公民的自由。他指出，“在一個個人主要利益有賴于各行各色的私人結社活動的社會中，完全從‘個人’與‘國家’的相互關系出發去考慮自由的問題是不切實際的。對個人所屬結社組織的權利的侵害也許比對個人特有權利的侵害更具破壞性”。更為重要的是，這一態度也使得自由主義本身無法以應有的力量向前發展，并進一步影響國家行為。比如，在美國，“長久以來一直漠視私人結社的權利與責任的哲學，使美國的立法者在彌補工會主義的弊端，或去除政黨初選制的反民主化的措施上的努力，遲緩而笨拙”。沃特金斯強調，設法克服這些障礙是現代自由主義思想的基本問題。自由主義要想進一步發展，它的未來要想繁榮，就必須憑恃社會組織的發展，更明確地承認群體行動的重要性。

三、社會組織：協同參與國家治理

自由主義強調為自由松綁。但是現代自由主義與傳統自由主義二者的解決方案不同，前者以消極制衡的方式限制國家侵犯個人自由，從而將個人與國家及社會組織與國家對立起來；而后者在強調社會組織限制國家的基礎上并不忽視個人參與國家治理的積極權利與國家為公民進一步發展創造條件的積極權力，這種雙向積極性使社會組織一方面能夠維護自身權利，另一方面又能與國家積極合作，為加強民主建設而共同努力。

1.國家要重視社會組織的要求并為個人與社會組織的積極發展創造條件在傳統自由主義時期，國家的職能僅限于為公民權利提供一個安全與和平的環境，除此之外的任何舉動都要受到立法的限制。政府與公民相互對峙，政府功能被削弱到了最低限度。然而，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自由主義的實際經歷表明，要承認將自由的權利與責任被所有公民，國家承認必須將他們合法有效地吸引到巨大的公共事務中來。政府不應該只是在行為和職能方面不斷擴大，而且還應該保持其智力與道德方面的進步。這就要求國家在獲得政策的支持方面，不能僅僅重視核心支持母體的政策取向，更應該重視更多中間大眾的重要性，承認他們的利益訴求。政府行為應該保證所有力量的自由發展，支持它們而不是取代它們。傳統自由主義時期國家所提供的純粹有限的保障對于自由民主來說已遠遠不夠，所有的私人只有依靠國家機構的保障，才能享有平等的機會，進入公共領域。集會和結社自由同樣也需要一種結構性制度保障，通過使組織承擔起義務，完成其具體的自治使命，才能有效確保公民參與政治公共領域的權利得到實現。因此，國家應該為社會組織成員的發展創造有利條件，為各種私人聯合體能在公共領域當中占據一席之地、擁有廣泛的權利并有效地表達自身利益提供支持。這樣不但不會改變社會組織的私人性，反而能更好地實現其私人性。強化社會組織內的組織生活，也間接有助于國家把這些組織團結在一個廣泛的自由主義的社會秩序下，這同樣是抵制極權主義的有效手段。

2.社團組織也要與國家合作，代替國家承擔一部分職能，協同參與國家治理西方自由主義發展到20世紀時已經意識到公民與國家之間并不是單純的對抗關系，相反，開放人民與權力間溝通、決策與影響的聯系管道，將人民與政治系統更緊密地連結在一起是非常必要的。這一聯系渠道之一就是社會組織。霍布豪斯指出，國家既賦予工會、生產合作社、消費者協會、生產者協會、雇主協會等組織以權利，同時也賦予它們以權力。這一權力并不僅限于監督國家的范圍，而且還可以激發人們的公共精神和智慧，鼓勵公民參政。更重要的是，各種組織擁有的權力使它們成為分擔國家一部分職能的載體。哈貝馬斯在分析福利國家時揭示了現代自由主義的這一觀點：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發生轉型之后，社會組織和國家保持著密切的聯系，各種組織和國家之間以及組織相互之間通過討價還價、相互施加壓力達成了政治妥協。這一妥協完全是直接通過國家機器和利益集團之間的不穩定的權力格局而得以維持的。這種妥協要么可能是通過國家機構把權力授予社會組織而正式達成，要么也可能是通過實際的權力轉移而非正式達成。這樣，國家從公法中“逃遁”了出來，公共權力的職責轉移到企業、機構、團體和半公共性質的私法人手中。私人機構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半公共性質，私人經濟組織在某種程度上具有準政治性質。因此，這種轉移很大程度上實際上是一種權力剝奪。哈貝馬斯固然有蔑視公共領域轉型之后社會國家化與國家社會化的傾向，但卻比較客觀地描述了公共權力漸趨下移的趨勢。

作者：雙艷珍單位：天津市委黨校校刊部天津市反腐倡廉理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