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老服務的公共物品理論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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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醫養結合型的養老服務是當前老年長期照料服務的發展方向。對醫養結合服務性質的界定和服務范圍的劃分，是保證其健康發展和完善的重要前提。本文從公共物品理論出發，將醫養結合服務界定為準公共物品，認為各類服務提供主體在不同條件下提供的服務內容會具有不同的公共物品性質;從公共物品的生產與提供的視角對醫養結合的緊密型模式和松散型模式進行了解讀;最后提出應從促進多主體供給、加強制度配套和服務管理、重視人才培養以及信息網絡建設等方面來完善我國的醫養結合服務。

關鍵詞

醫養結合;養老服務;準公共物品

醫養結合養老服務是指醫療衛生資源進入養老機構、社區和家庭，與養老資源相互融合、促進，以滿足老年人的醫療衛生服務需求，進而提升養老整體水平［1］。它以基本養老服務為基礎，在做好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服務的基礎上，著重提高疾病診治護理、健康檢查、大病康復、臨終關懷等醫療服務質量［2］。對醫養結合服務性質的界定與服務范圍的劃分，是服務提供的前提依據和有效實施的重要保證，影響著決策者、實施者和消費者對醫養結合服務的認識，從而影響醫養結合養老服務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效果。因此，筆者從公共物品與服務的理論出發，對醫養結合服務的性質進行界定，同時分析不同醫養結合服務模式的生產與提供方式，探索能夠促進我國醫養結合服務良性發展的對策。

1開展醫養結合養老服務的背景

截至2013年底，我國60周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數量逾2．02億，老齡化水平達14．3%。其中，高齡、失能人口數量超過3750萬人。這些老年人需要不同程度的日常生活照顧和醫療護理服務。一方面，伴隨著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的實施以及經濟社會的轉型，家庭規模的縮小和結構變化使得家庭養老功能不斷弱化，老年人對專業化養老機構和社區服務的需求與日俱增;另一方面，醫養分離的照料模式，導致許多養老機構的醫療服務層次偏低，不能滿足老年人的就醫需求，而醫療衛生機構有限的醫療資源無法為老年人提供長期住院服務。老年長期照料專業性、長期性、連續性的特點，使得養老服務在護理和醫療方面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亟需醫療機構與養老機構資源共享、優勢互補。我國于2013年在《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養老服務業的若干意見》和《國務院關于促進健康服務業發展的若干意見》中，明確提出積極推進醫療衛生與養老服務結合發展，加強醫療機構與養老機構合作，增強醫療機構為老年人提供便捷、優先、優惠醫療服務的能力。目前，各地相繼開展了醫養結合服務試點工作，做法不一，運行過程中面臨著資金投入不足、轉介與評估機制缺乏、照護人員素質不高與數量不足、政府多頭管理等突出問題［3－5］。如何推動醫、養資源的全面融合，搭建起長期、連續、專業的醫養結合養老服務體系，從而為老年人切實提供綜合、便捷、有效的服務，成為目前迫切需要研究的課題。

2基于公共物品理論的醫養結合屬性分析

2．1醫養結合服務性質界定經濟學中將至少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特征的社會產品稱為純公共物品，將部分具有上述特征的社會產品稱為準公共物品，將不具有上述特征的社會產品稱為私人物品［6］。醫養結合，是整合醫療資源和養老資源于一體的老年照料服務模式與服務產品。就其內容和特征來看，可以將醫養結合服務界定為準公共物品。首先，醫養結合服務具有非排他性。醫養結合服務是針對全社會的產品，無論是家庭養老與社區居家養老形式下的老年人，還是機構養老形式下的老年人，都可以通過一定的渠道和方法，獲得醫養結合這種資源整合服務帶來的好處。其次，醫養結合服務在某些形式下具有競爭性。醫養結合服務在供給充足的情況下不具有競爭性，但當某些醫養結合服務出現擁擠時，如社區居家養老形式下提供上門生活照料服務和醫療服務的人員不足，或機構養老形式下提供的床位數不足時，醫養結合服務就具有競爭性。再者，醫養結合服務具有明顯的正外部性。無論是政府、市場還是非營利組織提供的醫養結合服務，都可以改善老年人群健康狀況和生活質量，減少家庭成員的照料負擔。

2．2醫養結合服務形式與服務內容界定一般來說，影響公共物品邊界形成的相關變量有:與人民生命、財產的相關程度及危險危害程度，市場供給的難度和成本，資源稀缺程度等［7］。醫養結合服務是養老服務資源與醫療衛生服務資源的整合。養老服務可劃分為家庭養老、社區居家養老和機構養老，醫療衛生服務則包括公共衛生服務、基本醫療服務和非基本醫療服務。各類醫養結合服務提供主體，在不同養老場所提供不同的生活照料服務和醫療衛生服務內容，進而具有不同的公共物品性質。家庭養老和社區居家養老以社區為平臺，整合社區內的各種服務資源，為老年人提供助餐、助潔、助浴、助醫等服務。該形式下的養老服務，針對所有居家老年人，具有非排他性，但在消費過程中具有一定的競爭性，可界定為準公共物品。機構養老場所包括政府民政部門主辦的社會福利院、敬老院等福利與救濟性質的養老機構，也包括民辦老年公寓和民辦敬老院等營利與非營利性質的養老機構等。前者提供的養老服務，由于對入住老年人設政府有準入標準，具有一定程度的排他性，但考慮到此類機構及服務由市場提供的難度和對于維護老年弱勢群體生存權的重要意義，可界定為準公共物品。后者提供的養老服務，由于資源的稀缺性、收費性質等特征，具有排他性和競爭性，可界定為私人物品。醫養結合所提供的醫療衛生服務中，公共衛生服務包括疾病預防控制、應急救治、采供血、衛生教育、衛生監督等，由政府直接提供或政府出資購買服務的方式提供，是社會成員共同享有的，服務的受益具有非排他性，服務的消費具有非競爭性，屬于純公共物品。基本醫療服務包括醫療診斷、臨床服務、藥物使用、醫療保障等，由公立醫療機構、股份制醫療機構、民營醫療機構等聯合提供，在服務受益上具有排他性，但不具備消費上的競爭性，是準公共物品。非基本醫療服務則是以特定人群為服務對象，包括服務類項目、非疾病治療類項目、診療設備及醫用材料類項目和一些特殊治療類項目等，如醫療美容、減肥、高級護理等，一般由營利性醫療機構提供，價格放開。醫療機構提供的服務根據市場供需關系決定，具有使用上的排他性和消費上的競爭性，屬于私人物品［8］。

3基于公共物品生產與提供理論的醫養結合模式分析

公共物品的生產與提供，在公共管理理論中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和環節。為了清晰界定政府職能，提高資源配置效率，需要對公共物品生產和提供進行區分。公共物品的生產，是在一定生產資料所有制下，將投入變成產出的技術化過程，通常制造出一個產品或給予一項服務。而公共物品的提供則是一個制度或資金的安排過程，根據誰出資誰是提供者的原則，政府的責任應更多地體現在對公共物品的供給上，特別是公共性程度越高的物品，政府所起到的作用應該更大［8］。目前，各地開展的醫養結合做法，根據醫療機構和養老機構合作是否涉及產權調整、機構法人是否獨立，主要可劃分為緊密型和松散型兩類。現以此劃分方法，利用公共物品的生產與提供理論，進行醫養結合模式分析。

3．1緊密型模式分析該模式主要是指養老機構和醫療機構的合作涉及產權的調整，調整后的醫、養機構法人不再獨立，屬于同一法人。該模式具體可分為3種做法。①由養老機構自辦醫療機構，以長沙市第一社會福利院為代表。該院1987年與長沙市老年科協、老年協會合作成立了長沙市老年康復醫院，2009年建立了芙蓉壽星公寓，功能上分為病理區和養老區，病理區又分為內科、外科、老年癡呆科、康復科等，養老區則分為自理區、介護介助區和專護區［2］。②由商業化的養老社區自辦醫療機構，以北京太陽城養老社區為代表。太陽城集團于2004年在太陽城社區內開設北京太陽城醫院，方便該社區老年人就醫。醫院組織專屬醫療護理團隊全職負責北京太陽城國際老年公寓安養老人的醫療護理工作，急診科緊急呼叫監控系統連通社區每一戶家庭;老年心腦血管疾病診療、慢病安養理療康復和特色中醫理療康復是醫院發展的重點學科;太陽城還與安貞醫院合作，開辟綠色通道，方便老年人轉診［2，9］。③醫療機構依托自身醫療資源建設護理院或養老院，以安徽省合肥市濱湖醫院、北京胸科醫院改建的老年病醫院等為代表。合肥市濱湖醫院老年科成立于2010年3月，主要面向需要長期間斷、不間斷治療的老人、長期需要提供專業護理服務的老年群體、各種疾病后需要康復理療的患者、各種因長期臥床等引起的壓瘡患者、病情穩定的恢復期患者、臨終患者［10－11］。從緊密型模式的做法來看，無論是養老機構自辦醫療機構，還是醫療機構舉辦養老機構，其典型代表的舉辦主體都存在政府的身影。由公共物品性質分析可知，醫養結合服務是介于純公共物品與私人物品之間的準公共物品。機構養老服務領域對低收入、無家可歸、孤寡等處于弱勢群體的老年人進行養老收容救助和醫療救助，正外部性高，非政府力量往往不愿或無力提供，由政府直接主辦此類型的醫養結合機構較為合適。但對于有收入保障和社會保障、有支付能力和自主需求入住機構養老的老年人，政府在醫養結合服務的生產或醫養結合機構的舉辦上，顯然承擔了更多的責任。目前各地不少公立養老機構和公立醫院進行大規模改造升級，將改造后的機構定位于醫養結合服務示范性機構。但實際運行中普遍存在真正有機構養老需求的老年人支付能力與服務定價脫鉤的情況，表明地方政府重視對醫養結合生產環節的投入，而忽視了對于醫養結合提供環節的政府責任。換言之，如果政府旨在解決更多老年人群的醫養結合機構養老服務需求，關鍵要在公立醫養結合機構中體現出服務項目與服務內容的非營利性，使得公立醫養結合機構服務定價低于市場價格。政府財政投入的方向應立足于此，而非片面追求醫養結合機構的建設規模。緊密型模式中的第二種做法，由商業化養老社區自辦醫療機構，屬于市場機制對于醫養結合服務的供給，符合當前鼓勵各種形式的社會資本參與醫養結合服務市場供給的政策傾向。政府則主要發揮鼓勵、支持、引導和監管的作用。

3．2松散型模式分析該模式主要是指養老機構和醫療機構通過簽約合作的形式開展服務，不涉及產權調整，醫、養機構仍分屬不同的法人。該模式具體可分為3種做法。①醫療機構與專業化的養老社區合作，以北京市雙井恭和苑養老社區為代表。雙井恭和苑老年持續照料生活社區與北京市急救中心合作，在社區內設立120急救站，并與定點醫院建立雙向轉診機制［2，9］。②醫療機構與養老機構合作，以河南省老年醫養協作聯盟和海南省海口市普親老年養護中心為代表。河南省老年醫養協作聯盟成立于2012年12月，由鄭州市第九人民醫院發起，與鄭州市31家養老機構開展醫養協作。養老機構老年人患病時，醫院免費接診、老年病科及時診治、出院后定期回訪。在海口，普親集團下屬的海口普親老年養護中心與海南省老年病醫院合作，在養護中心內設立家庭病床。由醫院為老人建立健康檔案，醫務人員定期來養護中心開展上門巡視、健康檢查、保健咨詢等服務;建立相互轉診制度，開通預約就診綠色通道，當老人出現緊急病情時，可以第一時間得到救治，術后康復階段，則重新回到養護中心［12－13］。③醫療機構或社區衛生服務機構與社區養老服務中心合作，為社區居家老年人提供健康服務。具體又分為兩類。一是由政府主導，以山東省青島市李滄區和湖南省長沙市天心區為代表。青島市李滄區衛計委、民政局和殘聯聯合建立了8處老年人康復指導站，為社區老年人提供社區康復服務。區屬醫院及社區衛生服務機構設立老年病門診，實行了惠民醫療服務。社區衛生服務機構每月至少開展一次社區健康教育講座，并為居家養老的60歲以上老年人建立了健康檔案，開展老年慢性病患者指導用藥、定期隨訪等健康管理工作。二是由社會主辦，以普親養老服務中心和瑞普華居家養老服務中心為代表。在長沙，普親馮家沖社區養護站與附近的醫療機構開展合作，一方面建立家庭病床和雙向轉診機制，另一方面，依托社區養護站的輻射能力，針對周邊居家養老的老人，也以家庭病床的形式，建立家庭醫療契約，由醫療機構安排專門的家庭醫生與普親的護理人員定期上門，為老人提供醫養服務［14－15］。松散型模式中，公立醫療衛生機構在政府的組織與協調下，分別以合作、輸出等方式，為機構養老的老年人或社區居家養老的老年人提供公共衛生服務和基本醫療服務，屬于政府在醫養結合提供環節上的制度安排，強調醫養結合服務的政策性、公益性、服務性和普遍覆蓋性。此外，不少非營利組織舉辦養老服務機構或居家養老服務中心，為老年人提供各種形式的醫養結合服務，對醫養結合供給中政府和市場的缺失部分是一種有益的補充。其供給的外部性主要體現在公益性方面，政府可通過稅收減免、財政補貼等手段保障其非營利性。

4公共物品視角下完善醫養結合養老服務的政策思考

基于以上對醫養結合服務的公共物品性質界定和各種類型醫養結合服務生產與提供方式的分析，筆者從政府所應承擔的角色與責任的角度，提出完善醫養結合服務的政策建議。

4．1促進醫養結合服務多元化供給完善醫養結合的資源配置和服務供給，離不開多元化供給主體的互補與合作。在醫養結合領域，政府要生產和提供這樣幾類公共服務:對弱勢老年人群進行社會福利救助和醫療救助補償，為社區居家養老的老年人提供助餐、助行、助潔等基本生活服務，為各種養老形式下的老年人提供公共衛生服務和部分基本醫療服務等。此外，以公建民營形式適當開展緊密型模式的醫養結合機構硬件建設工作是現階段彌補機構養老缺口的有效途徑。針對市場投資，可以給予醫養結合服務生產與提供企業稅收上的減免、準入與扶持政策以及資金上的支持等。同時探索多元市場化的形式，如合同出租、公私合作、公私合營等，充分發揮市場優化資源配置的積極作用。而對醫養結合中的非營利組織，政府則可以通過降低準入標準、財政補貼、協助籌資、法律法規規范、稅費減免等措施來幫助其發展，以滿足更多老年人的醫養結合服務需求［4，16－17］。

4．2加強醫養結合的制度建設政府對醫養結合服務這一準公共物品的提供，除資金投入的形式外，也可以表現為政府主導下的制度安排。建立、完善老年人醫養結合服務的制度與管理規范，是發展各種機構養老和社區居家養老醫養結合服務的基礎，也是行業科學管理的需要。要結合各種類型醫養結合服務機構的功能和任務，規劃好各類醫養結合服務的機構數量、建設布局和人力資源配置，防止無序發展。要建立、完善醫養結合服務的標準與規范，包括制定各種醫養結合模式下統一的老年人服務標準、服務操作規范、收費標準和考核評價標準等。要通過制定老年人照護需求評估制度和各類醫養結合照護機構轉介制度，促進各類醫養結合服務平臺的有效銜接及資源的高效利用。要在醫療保險和醫療救助介入醫養結合服務的基礎上，參照國外經驗和國內試點做法，推行老年人長期照護保險制度，以滿足老年人口享受醫養結合長期照護服務的需求［17－19］。

4．3重視醫養結合服務人才的培養人力資源是醫養結合服務的重要支撐，建設與完善醫養結合服務人才隊伍，是政府保障醫養結合服務健康發展的必要條件。根據我國各地推行的“9055”或“9073”養老規劃，社區居家養老是醫養結合服務的重要載體，應加強社區老年服務人才建設。政策層面應建立一定的激勵機制，吸引高層次的護理人才到社區服務，并促進其對社區居家非正式照料者的培訓指導以及對社區助老服務隊伍的管理和培訓。要盡快建立養老護理人才培訓體系，建立老年醫養結合服務人員的繼續教育機制，實行持證上崗。此外，對于醫養結合服務機構中的從業人員，要加強對管理隊伍的培訓和提高，提升管理隊伍的素質;在《養老護理員國家職業標準》的基礎上，實行養老護理員持證上崗和分級管理;效仿醫療衛生行業的做法，逐步建立養老護理隊伍的職稱評審機制，加強對專業養老護理人才、老年醫學人才和全科醫學人才的培養，提升醫養結合服務隊伍的工資待遇［19－20］。

4．4加強醫養結合養老服務的信息化建設及時有效的信息溝通與傳輸系統是保障醫養結合養老模式運行的重要依托。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和鄉鎮衛生院應建立與完善面向家庭醫生上門服務的信息化網絡平臺，并與上級衛生行政管理部門建立專用通道;醫養結合養老機構應建立面向醫養結合養老服務的信息化網絡平臺，并與上級行政機構建立綠色專用通道。在家庭醫生服務和醫養結合養老服務網絡平臺之間建立專用通道，實現養老資源和醫療資源共享，一方面有利于醫療機構和養老機構及時全面了解管轄范圍內老年人的健康狀況，從而提出相應的應對和提高措施，另一方面有利于上級行政機構對養老服務狀況進行統籌管理［21］。此外，老年人能夠通過信息透明的網絡平臺了解自身的健康狀況以及利用養老、醫療服務資源的狀況，從而達到“三贏”的局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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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黃佳豪，孟昉．“醫養結合”養老模式的必要性、困境與對策［J］．中國衛生政策研究，2014，7(6):63－68．

作者：鮑捷 毛宗福 祝山惠 單位：武漢大學全球健康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