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規范效應的行政法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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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政規范的規范效應類型

（一）行政規范限定了民事主體資格行政法作為公法，最基本的功能即為維護社會公共秩序。在居民樓開飯店這個具體行為中，行政法基于維護市場經濟中民商事交易秩序的需要，對民事關系主體資格即開飯店的居民的資格做出限定。居民樓開飯店涉及民商事從業資格的授予，居民被授予此項資格必須遵照行政法的規定辦理相關規定，如《城鄉個體工商戶管理暫行條例》、《個體工商戶條例》《個體工商戶登記管理辦法》中規定居民需向工商部門申請工商營業執照；《餐飲服務許可管理辦法（衛生部令第70）》要求居民需經衛生部門許可后辦理相應的許可證件；《哈爾濱市城市居民居住環境保護條例》第七條規定在居民居住區內開辦餐飲等商業或者生產經營項目的，應當按照國家規定向環保部門申請辦理環境影響評價文件審批手續；《長春市物業管理條例》第四十九條規定在物業管理區內禁止擅自改變房屋或者共用設施設備的用途，如需改變也需要經過一系列的審批手續以及相關業主的同意?？梢娭挥幸罁姓幏兜囊幎ň邆渖鲜鰲l件后，居民才具備了在居民樓開飯店的主體資格，即行政規范限定了民事主體的資格。

（二）行政法規對民事法律關系內容產生影響（變更）行政規范有時會對民事法律關系的內容做出指引，使得已存的民事法律關系內容發生變化或者使得已存的民事法律關系內容具體化。首先，在居民樓開飯店這一行為中，行政規范是否對民事法律關系產生影響尚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依照《物權法》第八十四條規定，不動產的相鄰權利人應當按照有利生產、方便生活、團結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則，正確處理相鄰關系。如果居民已經按照行政法規辦理了相關證件，得到了相應的行政許可，那么開飯店的居民與相鄰的居民之間依照《物權法》的相鄰關系是否會受到影響？相鄰居民是否應在店主獲得行政許可后負有更高的容忍義務？從法律理論上看，民法與行政法分野明確，分屬公私兩大部門，各有其規范價值與規范范圍，民事法律關系的內容并不因行政法規的介入而發生變化，在居民樓開飯店這一行為中亦為如此，且并沒有具體行政規范做出規定要求相鄰關系相對人擔負更高的容忍義務，因此，基于對私權的保障，在這一具體民事法律關系中的民事權利和義務應不受行政規范介入的影響。從實際影響來看，行政規范介入后居民進行住改商的行為，確實使得相鄰關系人實際上承擔了相較于之前更為繁重的容忍義務，在我國《物權法》七十七條僅對相鄰關系容忍義務作了原則性規定的情況下，這種變化后的容忍義務是否超出了《物權法》中容忍義務的界限，是個值得研究的問題。如果容忍義務的標準是較高的，住改商后相鄰關系人的容忍義務可能只是發生義務實際承擔量上的增多，并未使容忍義務及相鄰法律關系產生實際意義上的變化；但是如果容忍義務的標準是較低的，那么住改商后相鄰關系人的容忍義務很可能已經超過我國《物權法》規定的范疇，不僅發生義務實際承擔量的增多，同時使容忍義務及相鄰法律關系產生實際意義上的變化，這樣的結果對相鄰關系人是很不利的?！段餀喾ā肪攀畻l規定：不動產權利人不得違反國家規定棄置固體廢物，排放大氣污染物水污染物噪音光電磁波輻射等有害物質，這是我國關于相鄰關系中不可量物侵害的容忍義務范圍的唯一一條具體規定，結合《物權法》七十七條，我國針對不可量物侵害是否超越容忍義務僅以國家規定和相鄰關系原則以及民事習慣作為判斷標準，且國家標準為數不多，相鄰關系原則過于概括，民事習慣的司法導入機制又不夠完善，這都使得不可量物侵害的容忍義務難以確定其范圍。關于不可量物侵害，《德國民法典》的現行立法例較為完備，它規定了國家規定、場所的慣行性及經濟上可期待的防治措施等客觀表針和理性一般人的主觀標準。眼下，我們需要完善我國關于不可量物侵害的規定，明確容忍義務的界限，使得住改商后相鄰關系人容忍義務如果在實際意義上超過法定范疇時，給予相鄰關系人以救濟途徑。此方面的立法和理論，都可以向德國借鑒。其次，行政法規在介入居民樓開飯店這一民事行為后，由于缺乏配套的法律規定，也并未使相關的權利義務關系具體化。但是，居民在依據行政法規得到行政許可改變住房用途開辦飯店后，從實際上對相鄰關系相對人產生了一定影響，相鄰關系從原則性的團結互助、合理處理轉變為具體化的調和相鄰關系人之間因一方開飯店而產生的各種生活、生產問題，如油煙排放問題、噪音污染問題、餐館營業時間問題等等。這時，有學者主張，在《物權法》的原則性規定下，已無法協調解決由此產生的相鄰關系，或者說無法劃清相互間的具體權利義務界限，行政法規在介入居民樓開飯店這一具體行為后，應該為相鄰關系當事人之間制定、指引更為具體的相鄰權利義務關系。但是，行政規范的具體規定同時又將構成公法對私法自治的蠶食、對私人領域的過度介入，形成不健康的民事行為路徑依賴。因此，通過對《物權法》七十七條進行司法解釋或者出臺關于居民樓開飯店相鄰關系沖突的指導性案例似乎是一種更恰當的、能夠讓民事法律問題在私法機制內自行得到解決的途徑。最后，行政規范的介入從事實上改變了“住改商”的限制性條件。根據物權法77條以及相關司法解釋，改為經營性用房需要取得本棟建筑所有的業主的同意。而由于行政機關在企業設立登記時，只要提供明確的工作場所即可，“至于營業所使用的房屋的性質、用途，一概不予考慮”，從而從實質性上取消了“相關利害人的同意”這一準入門檻。即便發生糾紛后，相關利害人的權利仍可獲得法律上的救濟，但這一準入門檻的降低仍然導致了侵權幾率的大大增加。而由于法律對于何為“取得利害關系人的同意”并無明確的規定，因此各地在實踐操作中對此的規定不盡相同。如《長春市物業管理條例》中要求取得“物業管理部門與產權人”的同意，《武漢市建設項目環境準入管理若干規定》規定“確因特殊原因需要申請設立的，必須通過社區居民自治聽證決定或取得環境利益相關者的書面同意”。因此，在實踐操作中，住宅改為經營性用房這一法律關系的內容已經被行政規范所變更。

（三）符合行政法規的行為對民事法律責任的免除或減輕在探究行政法規對責任承擔的影響是，首先應先探討符合行政法規的行為是否導致民事法律責任的免除？居民在得到政府行政許可開辦餐館，并按照諸如廢氣排放標準等排放污染物，相鄰關系相對人是否還可主張侵權？我國侵權責任法第65條明確不要求把違法性作為環境污染致人損害責任，對此學者也有所共識。參照德國實務則一皆認為，除非法律有明文規定官署的許可可以排除特定私法請求權之行使，否則私法請求權之行使不受影響。針對同類問題，有日本學者提出“容忍限度論”，認為無論污染環境的行為是否違反規制法律的規定，但如果造成損害超出了一般人可以忍受的限度，污染行為人就應當承擔損害賠償責任。因此，在居民樓開辦餐館這一具體行為中，亦應認定行政許可以及符合行政規范的行為（如排放廢水廢氣符合行政法規要求）并不能排除相鄰關系人侵權請求權的行使，不能免除開餐館者的民事法律責任（如果存在侵權的話）。并且，像行政許可之類的行政管制所能做到的仍只是一般性控制，它并不試圖，也無法一一掌握、斟酌未來每一侵權個案所涉及的各個具體因素；反之，民法侵權責任制度機制，特色正在于斟酌具體個案情況，發揮「微調」功能，型塑出個案正義，透過賠償責任的追究，以嚇阻未來侵害之發生。針對此問題，認為無論污染環境的行為是否違反規制法律的規定，但如果造成損害超出了一般人可以忍受的限度，污染行為人就應當承擔損害賠償責任。明確了行政法規并不會影響民事責任的承擔后，那么符合行政法規的行為是否會導致民事法律責任的減輕呢？如果居民依法取得行政許可且按照有關標準排放廢水廢氣，是否會產生民事責任減輕的效果呢？參照有關侵權領域案例發現，放低于標準的污染源，對于生產符合標準的產品，在該限度內將優勢判定給污染者、生產者；對于排放高于標準的污染源，生產不符合標準的產品，在該范圍內將優勢判定給附近的受產品侵害的消費者，但判決結果需依據權利受侵害的實際情況進行判斷?？梢姺闲姓ㄒ幍男袨橹皇且子诋a生民事責任減輕的結果,但是與民事責任是否減輕并無實質關系,僅是判斷因素之一。

而在德國有關不可量物侵害制度中，基于公法上的信賴保護利益，于《聯邦公害防治法》14條規定，基于私法的排除請求權，不得要求已取得確定許可的營業設施停止運營，即受害者不得請求停止侵害，而只能要求施害方采取預防措施或者進行損害賠償。此規定排除了停止侵害這一責任承擔方式的行使，實質意義上產生了減輕民事責任的效果，但是該效果是以明確法律規范予以規定才得以產生的。針對居民樓住改商行為在符合行政規范的情況下是否也有此種效果，應認為在不存在具體法律規范明確規定的情況下，即不具有減輕民事法律責任的后果。這樣才能公法規范法無授權即禁止的原則，同時也有利與對相鄰關系人權利的保護。而從司徒陽案中的法庭判決“被告侵犯了原告享有居住環境安靜的權利，應立即停止侵害，同時要求被告在琴房中加裝隔音設施，并承擔訴訟費”來看，居民對樓內的商業行為確有一定的容忍義務，但是最低限度的容忍義務建立在正常的秩序不被擾亂的情況下。換言之，商業經營者在限度之上的行為是不被法律所保護的。

二、行政法的民事法源地位的反思

“涉民性行政規章”的大量出現，意味著公權力以一種隱蔽的形式侵入了原本由私法調整的空間。對于契約自由的守護一直是民法學家心靈深處的警戒線。在各個民法領域中，行政權力的介入都應當經過周密的論證，以防造成自治空間的崩塌。從最早的全面禁止“住改商”、到現在的有條件允許，行政法對于業主的對建筑物專有部分和共有部分的使用、收益權能顯然有所干預。那么在這個領域內，行政法規范的介入是否是必要的？行政權介入民事，必不可少帶來對民事雙方的影響。行政權力介入民事的原理無可避免的談到相互性定理。相互性定理引申于科斯的《社會成本問題》中的相互性思維，簡化為甲擁有一項對行為人乙不利或者有害的權利，假設有法律權威取消此權利，則意味著權利轉移給了乙，其后果在于乙之轉移權力導致對甲權利之損害。而民事領域中存在很多這樣的問題，如相鄰權中的行為人雙方互為便利。本文談到居民樓中開餐館，可能意味著商業經營者和居民之間權利的讓步和妥協。開餐館可能對居民的合法權利造成一定的損害，但考慮到經濟效應等方面，行政權力保護商業經營者合法權利是對相互性定理的應用，在一種權威的影響下，商業經營的合法權利會影響到原本居民的合法權利。在住改商的問題中，行政規范的民事法源地位應當得以承認：首先，行政救濟介入民事領域有利于公共利益的有效保障。民事救濟能夠解決大多一般性的民事問題，然而其也有無序性和局限性。因為民事救濟是達成于對象雙方充分認知和認同的基礎上的，而在沒有雙方認同的前提下民事救濟是無能為力的。在住改商問題中，如果以經營者個人之力，以自治方式與所有利害關系人進行協商，必定耗費大量時間精力，甚至可能導致經營者不事先征求利害關系人的同意的后果。從此處看來，對公共利益的追求，使得民事領域的個人利益讓步于行政權力下的公共利益。行政法通過對意思自治的行使方式做出規定，有利于業主與經營者之間進行有章可循的協調，保障意思自治的效率。另一方面基于維護自由和秩序，行政救濟介入民事領域。許多傳統民事領域隨著社會發展借助傳統的民事救濟是無法得到妥善解決的，這時行政救濟介入成為比較好的解決方式。一般性的行政救濟介入民事領域并不侵犯人民的自由和社會秩序，反而對公民的個人意思自由表達和社會秩序的合理化發展提供保障。在住改商問題中，行政部門規定了民事主體取得資格的條件，如將社區聽證會決定或環境利益相關者的書面同意作為最終經營者取得營業執照的條件之一，相當于以公權力的方式承認了利害關系人意思自治的結果，能夠有效地保障意思自治的有效性。此外，在“住改商”這一特殊問題中，民事領域的容忍義務價值也是行政救濟介入民事領域原因。民事行為人會基于意思自治而量度容忍義務的程度，這種量度可能是不客觀的，所以需要具有權威的第三方來判斷容忍義務的程度。由于相鄰關系中存在的容忍義務，法官在判決是否造成侵權時，也要借助行政規范中的一些技術性規范作為裁量標準，從而需要承認行政規范的民事法源地位。

三、結語

在《立法法》中行政規定等規范性文件被排除在法律規范的地位之外，但在民法基本法律中常會最終將解決糾紛的依據指引向相關的規范性文件，雖然可能只局限在特定專業技術領域。在“住改商”的問題中，行政規范也從實質上對民法產生了影響，一定程度中改變了其中的法律關系。為了警惕“契約規則網絡的致命性剝奪了私人契約的自由性”，為了更好地行使業主的建筑物區分所有權，仍有必要對“住改商”問題中發揮了規范效應的行政規范性文件進行進一步研究，如是否實質上改變了民事基本法律所規定的限制性條件。只有對行政規范的民事法源地位做進一步的反思并進行重構，才能平衡好行政救濟和民事救濟之間的關系，堅守住千百年來民法學家一直守衛的公私分野界線，避免行政權力的膨脹。

作者：項瀟雁白曉航劉路明朱詩瑞單位：吉林大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