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的人權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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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抗戰時期人權思想的內容

1945年4月24日，在《論聯合政府》報告中說“：我們認為下面這些要求是適當的，并且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取消一切鎮壓人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思想、信仰和身體等項自由的反動法令，使人民獲得充分的自由權利；……要求保障教職員生活和學術自由；要求保護青年、婦女、兒童的利益……”具體地從政治、經濟、文化方面來分析。在政治民主上，中共實行“三三制”民主政體，人民在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和民主選舉上享有廣泛的政治權利，這是抗戰時期關于實行廣泛的“讓民參與、讓民作主”民主思想，體現了比抗戰前更多的人權保障思想。1941年5月1日，在他親自審閱初稿寫成的《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五一綱領）談到：其中民主政治有三條引人注目：一是在政治上實行“三三制”原則；二是人權保障政策，即保障一切抗日人民（包括地主、資本家、農民、工人等）的人權、政（治）權（利）、財權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居住、遷徙之自由權。……[5]在言論自由方面，認為爭取言論自由是反對專制統治的重要內容，應貫穿在整個民主運動的過程中。在談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的文章中批判了國民黨統治的愚民政策，申論言論自由的重要與可行，并且指出，是民主還是獨裁，就看有無言論自由，言論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礎。尖銳地批評了那些認為老百姓沒有知識，不能實行民主政治的觀點。例如，抗戰時期怎么樣讓沒有文化的農民享有自由選舉權呢？豆選法是抗戰時期陜甘寧邊區的選舉中使用得最為普遍的一種選舉法，其法以豆粒作為選票，每個投票人發給一定額數的豆粒，每粒表示一票。投票時讓候選人坐在臺前一排，背對著投票者，每人背后放一大海碗，投票人魚貫而過，認為信得過的，就在他的碗里放下一粒豆子，豆多者當選。投豆的時候，故意穿長袖子衣服，從每個碗邊都劃過去，讓旁邊的人看不清他到底投了誰的票。

在經濟上，中共實行促進廣大人民的生產、交換和消費的發展，獎勵私人企業，保護私有財產，歡迎外地投資，實行自由貿易，保證地主的土地所有權及債主的債權等措施[7]，也體現了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對包括地主、富農在內的廣大人民群眾在內的生存權和發展權的保障。生存權是最基本的人權，是享受其他人權的前提。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我們首先應該確立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也就是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這個前提就是：人們為了能‘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生存權具有普遍性，只要是有生命的人，就有活下去的權利，在這一點上是不分階級的。所以，農民有權活著，工人有權活著，地主、資本家同樣有權活著。在實踐中，正確地處理了生存權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的關系，兼顧各階級、各階層的生活需要，重視各階級、階層的生存權。例如，1940年12月13日，在《抗日根據地應實行的各項政策》中寫道“：同時應保證地主有土地所有權，富農的經營原則上不變動；經濟政策應力避破壞生產與商業，號召上海資本家到蘇北辦實業。”[9]在文化民主上，實行教育、學術思想、報紙與藝術、新聞采訪自由等民主，這體現了抗戰時期在文化上對人民的自由和權利的執著追求，具有“讓民參與、讓民作主”的人文關懷思想。文化民主上，實行教育、學術思想、報紙與藝術、新聞采訪自由等民主。”[10]。1942年3月，在《關于共產黨員與黨外人員的關系》一文中強調：“《新華日報》、《解放日報》及各抗日根據地的報紙刊物，應吸收廣大黨外人員發表議論，使一切反法西斯反日本帝國主義的人都有機會在我黨黨報上說話。”

二、抗戰時期人權保障思想形成原因分析

馬克思列寧主義認為，民主是歷史的、具體的、相對的，必然要受一定時期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條件的制約。抗日戰爭這一特殊背景，是抗戰時期人權思想廣泛性的主要原因。中國的抗日戰爭是一個弱國反抗日本法西斯強國的反侵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部分，其斗爭的持久性和殘酷性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罕見的，要在如此艱苦的環境中取得抗擊日本法西斯戰爭的偉大勝利，中共必須盡可能地團結一切力量，包括一些大地主、大資產階級，這需要中共在把民主與抗日結合起來，改變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實行的“工農民主專政”的民主思想，而代之以新民主主義的思想，努力建立、鞏固、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號召不愿意當亡國奴的所有中國人起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維護民族的人權和國家的主權。在抗日戰爭初期，在黨內外普遍存在著一種認識，即：當前的主要任務是抗日，應該多強調抗日，少強調民主。針對這種認識，針鋒相對地給予批駁：“對于抗日任務，民主也是新階段中最本質的東西，為民主即是為抗日。抗日與民主互為條件，同抗日與和平、民主與和平互為條件一樣。民主是抗日的保證，抗日能給予民主運動發展以有利條件。……歷史給予我們的革命任務，中心的本質的東西是爭取民主。‘民主’‘，民主’是錯的嗎？我以為是不錯的。”

當然，也不主張在抗戰時期脫離抗戰實際，籠統地談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等民主觀點。我們來看一看與之間的一場關于抗戰時期民主的爭論。1943年4月，作了一次關于民主教育的談話，在讀了他的談話記錄以后，于1943年6月6日給他寫了一封信，信的主要內容如下：你在兩月前發表的關于民主教育的談話，我們覺得不妥。茲將我的意見列下：……又如不說言論、出版自由是為著發動人民的抗日積極性與爭取并保障人民的政治經濟權利，而說是從思想自由的原則出發。又如不說集會、結社自由是為著爭取抗日勝利與人民的政治經濟權利，而說是為著增進人類互助團結有利于文化、科學發展。又如沒有說漢奸與破壞抗日團結分子應剝奪其居住、遷徙、通信及其它任何政治自由，而只籠統說人民自由不應受任何干涉。又如在現在各根據地提倡實行復決權，不但不利，而且是做不到的。又如說法律上決不應有不平等規定，亦未將革命與反革命加以區別。其次，在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承認國民黨的全國統治地位，如繼續實行“為民做主”的思想，不僅不能爭取到更多的民眾參加到抗日隊伍中，而且還會被國民黨授以口舌，被國民黨斥責為不抗日而爭權。因此，中共既要從法理上不要被國民黨抓住把柄，又要反對國民黨蓄意發動對中共方面的政治和軍事摩擦，中共就必須團結民主力量，并以“讓人民作主”和保障人權為動因，團結民主力量，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調動人們抗日的積極性，爭取更多的人參加到反對國民黨的民主運動中，這也需要中共改變抗戰前的“工農民主”思想。其三，抗戰時期，為了反對國民黨的“”以及爭取英美等國際力量反對日本法西斯，等中共領導人采取了對英美友好的政策，這需要中共采取比抗戰前對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更加溫和的政策。與抗戰前中共大力反對英美民主不同的是，在抗戰時期中共對英美對英美民主持謹慎的歡迎態度，這也需要中共改變以前那種在英美人士看來是“暴力”的“為民作主的工農民主專政”的思想，實行保障包括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在內的一切抗日民眾的人權。《新華日報》的一篇題為《論英美的民主精神》的社論說：“今天整個世界的人們對英美民主政治這兩大精華──人民的平等和自由權利，是不會仇視的，是要贊揚的！這是人類共同的寶貝。若從世界正義的人類地位來說，我們所求的只有希望這些平等自由更加充實些，更加寬廣些。……民主的潮流正在洶涌，現在是民權的時代，人民應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和身體的自由是真理，實現民主政治是真理，真理是要勝利的，所以高舉民主的大旗奮斗著的世界和中國人民是一定要勝利的。”1944年6月，在接見到延安訪問的中外記者團成員時也說：“因為只有民主，抗戰才有力量，才能取得抗戰的勝利，才能建設一個好的國家。”

三、抗戰時期人權保障思想的意義

首先，縱觀抗日戰爭時期的人權思想，較之紅軍時期的工農民主理論更趨成熟和完善了，具有鮮明的時代性。如果說井岡山時期的民主更多的是“為工農作主”，那么抗日戰爭時期的人權思想則是“讓更多的民眾（包括地主、富農）作主”，無論從民主享受的人群數量以及內容方面，都具有更多的人文關懷。各階級和階層不僅享有選舉自由，而且還有監督和參與政府的權利。因而它受到了根據地各界群眾的普遍擁護，極大地激發了人民群眾的抗日積極性，不僅動員了工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也動員了包括地主、資本家、富農等在內的力量投入到抗日戰爭中。其次，抗戰時期人權思想中的“各黨派各階級合作的民主政體”、“聯合政府”等，保障了更多階級和階層的利益，比起國民黨的“”，更具有某些“英美式”民主的色彩，它在當時被不少人用作批判國民黨的“”的思想武器，吸引了無數中國人為之奮斗，使反對“”的斗爭成為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那些揭露國民黨的腐敗無能、批判國民黨的專制獨裁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也自覺不自覺地成了共產黨的盟軍，推動了抗戰時期中國民主憲政運動的發展和深入。最后，抗戰時期注重保障最廣大抗日民眾的人權，對英美式民主采取謹慎的歡迎態度，也有利于爭取英美兩國在華（來華）的民主人士，并推動中共與英、美兩國政府關系的改善。也正因為中共在抗戰時期對民主自由的不斷追求，許多在華的英、美人士，特別是英美駐華大使館的人員，在了解了中共的相關政策、方針后，加快了與中共的了解、接觸和溝通，使抗戰時期中共與英美兩國政府，特別是與美國政府的關系上較之抗戰以前，有了很大的改善，以至于一些美國和中國學者認為，抗戰時期中共與美國政府曾處于“蜜月”時期。

作者：杜俊華古詩單位：重慶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