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中的西方記者與形象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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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抗戰時期，在延安形象的塑造與傳播中，西方記者的報道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通過梳理大量一手史料認為，抗戰的爆發提供了打破國民黨對西北紅區信息封鎖的契機，而延安與西方記者兩個方面出自各自的需要達成默契:讓外界知曉延安。而延安形象的完整化經歷三個階段:埃德加•斯諾最先揭開了延安的面紗;1937—1939年眾多西方記者進入西北采訪，豐富了延安形象;1944年“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赴延安是一次空前規模的采訪活動，其中，許多外國記者的重頭報道深化了對延安的認識。這些西方記者的采訪報道之所以對塑造傳播延安形象至關重要，是它有三大傳播優勢:媒體強勢———公信力強;過程強勢———多重傳播;話語強勢———“第三者”立場。

［關鍵詞］西方記者;延安形象;傳播

一、機會與默契

從新聞傳播學的視角來說，無論對于西方記者，還是對于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軍隊來說，70年前爆發的那場持續八年的全民抗戰都是一次絕好的機會。在此前10年間，諸多渴盼真相的西方記者始終無法全面從容地了解中國的紅色政權:一方面新聞信道一直被國民黨官方嚴嚴地堵塞著;另一方面，殘酷屠殺、頻頻圍剿，使信源擁有者———共產黨人出于安全等諸多考慮，也在回避采訪。但抗戰爆發后情形發生了變化:國共隔閡已久的大門因為民族危機而打開一條縫隙。對于西方記者來說，直達信源雖然依舊障礙重重，但難度已有所降低，正如美國歷史學家，“中國通”歐文•拉鐵摩爾1937年再次回到中國西安時所看到的:這時“國民黨對延安的封鎖至少在名義上被取消了。人們都試圖到那邊去:不僅有好奇的外國人，還有數以百計的知識分子、大學教授和學生。”［1］(p.50)對于延安的紅色政權來說，已充分意識到輿論的威力，迫切期望西方記者的到來。正如一位西方學者所說:“毛需要找到人向外界講述他的故事，以引起各界廣大讀者包括世界領袖們對他的注意。他需要有人發出嘹亮聲音，沖破蔣在中國建立起來的聲障，并由此引起中國人的注意，特別是那些可能會把毛視為帶來希望的人。”其實，這種信息傳播上的默契早在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的1936年就已顯現出來，其典型事件是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對延安的采訪。1936年春，斯諾從北平前往上海，拜訪他的中國朋友宋慶齡，希望得到她的幫助前往延安蘇區采訪，而恰好此時中共中央給上海地下黨組織去信，請宋慶齡推薦一名西方新聞記者前往延安采訪。這一點在斯諾自己的著作中有明確記載:“通過孫逸仙夫人的幫助，我和中國共產黨人取得了聯系。1936年6月，他們安排我秘密進入紅軍控制的西北地區。”［3］(p.4)從紅色蘇區的態度看，這是一次有計劃地向國際社會傳播自己信息，營造自己形象的理性行動。這從如下幾點可以得到確認。第一，不但主動尋求采訪，而且對采訪者有明確要求:西方記者;政治傾向適中———既同情、理解紅色政權，面孔又不能過于親共。史沫特萊的例子頗能說明這一點，幾乎與斯諾同時，她也曾向延安蘇區提出過采訪請求，但因為她是“一個有明顯政治傾向和與第三國際有聯系的記者，中共中央擔心她擔任第一個報道陜北紅區的任務會影響最終的宣傳目的和效果，就沒有同意她的請求”［4］(p.191)。第二，經過精心的準備。親自為斯諾安排具體的采訪行程。第三，態度積極。斯諾到達延安時發現街道兩邊貼滿用中文或英文寫的標語:“歡迎美國新聞記者訪問蘇維埃中國!”“歡迎美國同志支援我們的革命!”而且在保安的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集體出迎斯諾的到來。當晚，白天未能出迎斯諾的親自到他住的地方看他。當然，一直盼望采訪延安蘇區的斯諾對這次采訪更是重視有加，除了準備必要的生活用品，注射傳染疫苗以外，更重要的是，他帶著關于紅色蘇區的滿腦子“未獲解答的問題”:“中國共產黨究竟是什么樣的人?”“中國的蘇維埃是怎樣的?”“共產黨的領導人是誰?”“他們怎樣穿衣?怎樣吃飯?怎樣娛樂?怎樣戀愛?”“他們的婦女真的被共妻嗎?”除此之外，張學良的東北軍與延安蘇區在抗日基點上的理解、契合等使傳播的信道得以打通:封鎖鏈條中人為的縫隙使斯諾能夠進出延安。以上情況說明，這確是一次采訪者與采訪對象之間配合自覺、默契的傳播。采訪者看中的是新聞價值，斯諾在赴延安前曾對自己的夫人海倫•斯諾說:這將是“我一生中在亞洲最大的獨家新聞”［5］(p.170)。而被訪者則希望通過報道贏得國際社會的同情、理解與幫助，因此態度積極:他時常擱下大堆報告和電報，取消一些會議，以便和我進行交談。畢竟我是一種媒介，他通過我，第一次得到了向世界發表談話的機會。他被剝奪了合法地向中國報界發表意見的可能，但是，他知道，他的看法一旦用英語發表出去，盡管國民黨實行新聞檢查，也會傳回到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的耳朵里。［4］(p.192)繼斯諾之后，在1937—1945年間，不下20名西方記者或單獨或集體采訪過延安，他們能夠成行與“抗戰”這個大主題密切相關，同時他們報道的延安合成一個清晰的延安形象，并在受眾中產生廣泛的影響。

二、延安形象的完整化過程

抗戰時期，西方記者筆下的延安形象經歷一個完整化的過程，這個過程是由三個階段構成，每一個階段又有一個關節點:第一個關節點是1936年6—10月斯諾對延安的采訪，揭開了延安形象的面紗;第二階段為1937—1939年，埃格妮絲•史沫特萊、尼姆•威爾斯、詹姆斯•貝特蘭、A.T斯梯爾、沃特•博斯哈德、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卡爾曼等記者的采訪報道豐富了延安的形象，其關節點是尼姆•威爾斯代表的女性視角，她打開了延安生活的另一側面;第三階段是1944年6月至1945年抗戰勝利，有愛潑斯坦、岡瑟•斯坦、哈里森•福爾曼、沃陶、夏南漢、普金科、白修德、賈安娜等人的采訪報道，進一步深化了延安的精神風貌，其關節點是1944年“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對延安的采訪，這是一次群體采訪，其中有6位外國記者，他們大都寫出有影響的報道，使延安的形象更立體可感。

(一)揭開面紗截止到抗戰爆發，準確地說是在1937年10月，斯諾開始在上海的《密勒氏評論報》等英文報紙發表采訪延安的系列報道之前，延安的形象在中外公眾的心目中一直撲朔迷離，因為確切的信息少而又少。在中國待過多年的美國著名漢學家約翰•費正清對此有過明確論述:1927—1937年，“由于革命運動處于低潮和非法的狀態，同時又遭到中華民國政府的重壓，所以那些年月留下來的文字資料寥寥無幾”［3］(p.1)。因此，除了官方的宣傳以外，人們只能根據傳說或一鱗半爪的殘書斷簡在大腦中拼湊、想象延安的形象。斯諾的報道，使國際社會看到一個真實、活生生的延安:真誠、樸實中熔鑄著智慧的領袖人物，有著小說一樣傳奇經歷的將領，艱難中保持樂觀的士兵，和睦融洽的軍民關系，還有執著奮進，積極向上的社會風氣。其中，寫的最傳神、最具韻味是延安“蘇維埃掌權人物”，斯諾將新聞的靜觀默察、文學的描寫、敘述的急徐有致巧妙地熔鑄在一起，使讀者看到一個既堅韌質樸，又詩意浪漫的東方領袖:我到后不久，就見到了，他是個面容消瘦、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個子高出一般的中國人，背有些駝，一頭濃密的黑發留得很長，雙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顴骨突出……在我看來，是一個令人極感興趣而復雜的人。他有著中國農民質樸純真的性格，頗有幽默感，喜歡憨笑。甚至說到自己的時候和蘇維埃的缺點的時候他也笑得厲害———但是這種孩子氣的笑，絲毫也不會動搖他內心對他目標的信念……他有演講和寫作的才能，記憶力異乎常人，專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尋常，個人習慣和外表落拓不羈，但是對工作卻事無巨細都一絲不茍，他精力過人，不知疲倦，是一個頗有天才的軍事和政治戰略家。［6］(p.61，65)

(二)豐富形象第二階段西方記者撰寫的關于延安的報道呈現出三大特征。1.既有男性視角，也有女性視角，從而擴大了延安形象的廣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尼姆•威爾斯的采訪報道。尼姆•威爾斯，1907年出生于美國，她的真實姓名是海倫•福斯特，筆名尼姆•威爾斯。她從小就夢想成為一名作家，而且對斯諾有關中國的報道偏愛有加。她于1931年來到中國上海。不久便與埃德加•斯諾相識，并很快相愛成婚，后移居北京。1936年斯諾去陜北采訪期間，尼姆•威爾斯曾前往西安，試圖進入延安，但沒有成功。經過精心準備，1937年4月21日，她從北京啟程赴西安，沖破重重障礙，于4月30日進入西北蘇區，5月抵達延安，直到9月離開，采訪時間達4個月之久。1938年完成《續西行漫記》(又譯《紅色中國內幕》)的寫作。值得注意的是，該書的第三部分將聚焦點投射在女性身上，這正是該書的“賣點”所在，似乎是有意補充斯諾報道中對延安女性的著墨不多，威爾斯則濃墨重彩地書寫了延安的女革命家。她以女性特有的清新細膩的筆調描畫出女性的世界。一是關注女性的命運:四個個性鮮明的女性的覺醒及其與命運的抗爭是那個時代革命女性一個類型化的縮影:“蔡暢代表知識階級，劉群先代表無產階級，康克清代表農民”，而更另類，更耽于烏托邦式幻想的丁玲則“代表的是進步的作家、藝術家”。在威爾斯的筆下，女性革命者雖然執著、剛強，但她們并不是超拔冷漠、無情無欲的“鋼鐵戰士”，更絕非是狂狷暴烈、殺伐成性的血腥之徒，而是充溢著母性的悲憫之心和仁慈之愛，有著正常人一樣的喜怒哀樂。延安的“女共產黨員的領隊”蔡暢，有兩位哥哥、一位嫂嫂被殺，一位嫂嫂、一位侄子仍在坐牢，她是蔡家在世而享受自由的唯一的一個人，但威爾斯筆下的蔡暢仍然“舉止溫柔嫻靜”:“慘遭敵人殺害的親密同志數不勝數，她甚至無法一一回想起他們的名字;然而經歷這些慘絕人寰的悲劇，蔡暢并沒有變成一個對生死無動于衷的旁觀者;她痛恨敵人，但無變態心理，我真不懂得她何以能做到這一點。她還是那樣富于人情和感情，像一位慈母那樣和善親切。鮮花在延安是非常珍貴的，她曾幾次贈我以花束;這純粹是出自她待人寬厚體恤的天性”［7］(p.183)。二是關注女性的權益和心理。其中最典型的事件是30名德高望重的革命女性結成的女權聯盟，“以她們自身的資歷論，都是老革命家，而作為蘇維埃社會領導人的親密伴侶和多年的老戰友，她們又在寶座的后面更確切地說是在政治局幕后，執掌著傳統的大權，這幾位女共產黨人并不各自為戰，而是一致行事，因此他們的權力就越發有力量了;無論對待大小問題，她們都是志同道合的集體。紅軍中只有真正有膽略的勇士才敢在大小問題上冒犯這個集體。她們據守著防線內層的又一防線”［7］(p.116)。這些女性最有影響、最有作為的舉措是對女性家庭婚姻權力的捍衛。最典型的事件是對一位想拋棄自己妻子的李姓干部進行施壓和輿論譴責，因為他“僅僅由于美學上的理由，就提出和妻子離婚”，而妻子曾隨他長征，并且剛剛為他生了一個男孩。30位女性一致支持女方，“展開了一場在婚姻問題上反對無政府主義反動傾向的斗爭”。雖然這位李姓干部最終解除了婚約，但輿論的譴責還是弄得他狼狽不堪，十分孤立。當然，作為一位目光犀利的異國女記者，尼姆•威爾斯看到延安女性自身的心理壓力，她們無法斷定主張簡化離婚程序以便于離婚的男性“是在新民主主義制度下，人人享有民主引起的呢?還是因為從外地來了大批美貌的女大學生?”敏感加上缺少文化上的認同，使這些革命女性把在另一文化背景看來是“現代的”事物當作“不健康的”加以抵制。最鮮明的是對跳舞的抵制。尼姆•威爾斯在她采訪延安的另一本書《紅塵》(又譯《紅都延安采訪實錄》)中對演員吳莉莉的采訪透露了這一情況。而一位曾采訪過威爾斯的美國學者也在著作中確認史沫特萊因為在延安辦跳舞訓練班而與“延安的婦女發生沖突”，“這些婦女把史沫特萊看成一個搗亂分子，想敗壞延安不成文的關于婚姻關系的法則”。而史沫特萊本人“對此茫然不知”［2］(p.188)。體察入微并以細膩的筆觸結構形象，這顯現了女性記者獨具的眼光和穿透力。

尼姆•威爾斯這樣描寫第一次出現在她面前的女作家丁玲:在外觀上，這個著名作家兼傳奇主角般的人物并不是妖艷型的女子。她生得矮，31歲的人，身材自然也不婀娜，但是健康而強壯。她絕不是中國認為“知識分子”的典型，而是西洋各國很普通的康強的知識女子那樣一種康健型。她是一個使你想起喬治桑和喬治依列亞特那些別的偉大女作家的女子———一個女性而非女子氣的女人。丁玲的有生氣的吉普賽人似的圓臉也不漂亮。但她有熱烈、發光、聰明的眼睛，豐滿的嘴唇，堅實的下巴和天真迷人的微笑。她光亮的男士頭發有一卷美妙地隨便下垂在一只眼睛那里，她有一種有味的癖習:含羞地說了有些驚人的話，然后側著頭，揚起眉毛，觀察對于聽眾的效果。［7］(pp.238－239)2.從傳播手段上來說，既有文字記者的文字報道，又有專業攝影記者的圖片報道。第一個訪問延安的專業攝影記者是歐洲《新蘇黎士報》的沃特•博斯哈德。他46歲這一年，即1938年4月，與美國記者A.T.斯梯爾一起隨美國的一支物資運輸隊到延安采訪。博斯哈德走南闖北，見多識廣。抗戰爆發后，他受瑞士《新蘇黎士報》、美國《生活》周刊和英國《世界畫報》的委托做中國戰場的報道。他發表的照片不但數量多，而且有沖擊力，尤其是他在中國戰場的圖片報道，曾使著名的戰地攝影記者卡帕受到競爭的壓力［8］(p.79)。這次延安之行，博斯哈德拍了包括延安領導人在內的大量照片。1938年，專門以刊登圖片著稱的《生活》第八期空前地用4個頁面刊登了他的圖片報道。他在說明文中贊美“著藍制服的紅軍士兵使日軍陷入困境”。而《新蘇黎士報》則既刊發了他的大量圖片報道，也刊登了他八篇系列報道。其中的一篇高度評價共產黨人對抗日的有效組織:“通過有組織的，政治性的動員和樹立個人典型，共產黨領導層成功的形成了一個講道德，有原則的核心組織，事實上證明這在中國是獨一無二的。”［9］(pp.296－297)3.既有延安的報道，也有其他根據地的報道，擴大了紅色區域的報道面。史沫特萊是最勇敢、最具無產者背景和情懷的西方記者，1937年10月至1938年1月，她在山西五臺山一帶采訪八路軍對日作戰，完成日記體通訊作品《中國在反擊》，1938年由美國先鋒出版社出版。該書按日期以直接與讀者對話的方式報告自己采訪八路軍行程———親眼所見的戰斗、親耳所聞的故事。史沫特萊是一位熱愛革命、同情弱者的性情中人，她無法像多數記者那樣將自己和采訪對象截然分開。后來，她曾專程回國號召美國社會為中國抗戰捐款，并用來為八路軍、新四軍購買急需的醫療器械、藥品等。1939年，史沫特萊又到皖南云嶺采訪新四軍，隨軍轉戰一年之久，寫出《中國的戰歌》，講述了許多新四軍官兵與日偽英勇作戰的故事。以《中國的危機:西安兵變真相》一書著稱的英國記者詹姆斯•貝特蘭于1937年從日本回到中國，當年10月來到延安，先采訪，報道延安方面抗戰的戰略思路。接著，他在11月赴山西八路軍對日作戰前線采訪了3個月。第二年在英國出版了《不可征服的人:在華北戰斗農民中間一年驚險生活的日記》，該書詳盡地介紹了八路軍的組織、作戰方式和諸多戰斗，贊揚了“中華民族的覺醒”和八路軍、游擊隊的勇敢善戰。其他西方記者還有:1938年1月到晉北八路軍總部采訪的美國女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1939年她出版了《人類的五分之一》，該書以整體的抗戰為骨架，以此次采訪的見聞為血肉，報道中國的抗戰。1939年1月，德國記者漢斯•希伯從上海出發到皖南采訪新四軍，并寫出系列報道發表在《美國•亞洲》等雜志上。1938年，美聯社記者漢森到河北中部呂正操的游擊區采訪，并在《亞細亞》雜志上發表他的采訪見聞。他展現給讀者的是一幅幅紅紅火火的全民抗戰的場景:“在這些縣里，漢森參觀了一些制造步槍、手榴彈、刺刀、大刀、迫擊炮和彈藥的兵工廠。修理廠修理著繳獲來的汽車和卡車。無線電臺同五臺山和漢口保持聯系。1500個村子的布告欄里張貼著游擊隊出版的報紙。邊區共出版了17份這樣的報紙。”“所有這一切都是在群眾的支持下辦起來的。”［10］(p.93)

(三)深化精神從1939年9月斯諾第二次訪問延安，到1944年6月“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抵達延安，在此期間將近5年時間，沒有西方記者直訪延安。從“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的西方記者岡瑟•斯坦《紅色中國的挑戰》、哈里森•福爾曼《北行漫記》，尤其是伊斯雷爾•愛潑斯坦《突破封鎖訪延安———1944年的通訊和家書》中引錄的美國官方的資料———“莫根索日記”第二卷的情況可以證實如下問題:1939年以后的5年里，國民黨政府對延安的封鎖，包括新聞封鎖很嚴。使得那些久居重慶的西方記者得到的延安的情況大都是第二手資料，而且經常互相矛盾，無法判定真偽;這個“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是經同意，由國民黨主管部門組織的，在人員的敲定等問題上采取了一定的控制手段。也就是說，與斯諾采訪延安不同，這個“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的構成并不是中共選擇的。“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成員共21人，其中，有記者15人———中國記者9人，外國記者6人，代表國內外20多家著名媒體。可見這次采訪不但是空前的，而且具有鮮明的特性。

1.客觀性。這種客觀性是由三點決定的:一是集體采訪，可以互相印證。二是參團記者大都是資質深、名氣大的高端記者，他們目光敏銳，不容易為人所左右。就拿該團的6位西方記者來說，大多有長時間的東方經歷甚至就是中國問題專家。比如，哈里森•福爾曼1930年來中國，曾先后三次考察過西藏，并著有《被禁止通行的西藏》一書;1937年夏，他以記者身份赴西北，采訪過、等紅軍官兵。從1940年起，他擔任美國《紐約時報》，英國《泰晤士報》等重要媒體駐中國記者。這次他以美國合眾社、英國《泰晤士報》駐華記者的身份參團采訪。岡瑟•斯坦為德國猶太人，1922年柏林大學經濟系，畢業后進入《柏林每日新聞》，先后赴多個國家采訪。希特勒上臺后，他離開德國加入倫敦《新聞紀事》，后又到香港《中國空郵》雜志就職。參團之前，岡瑟•斯坦已在亞洲待了12年，成為著名經濟學家和遠東問題專家，他代表美聯社以及《曼徹斯特導報》《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入團采訪。伊斯雷爾•愛潑斯坦是波蘭猶太人，在哈爾濱度過童年，15歲就加入天津一家英文報紙工作，后來成為合眾社記者，是典型的“中國通”。至于代表塔斯社的普金科，代表路透社等媒體的沃陶，代表美國天主教《信號》雜志、《中國通訊》的夏南漢雖然政治傾向各有不同，但都在中國待過多年。三是所有的報道都是記者直接目擊的第一手資料。

2.話語中的對比。這里存在一種嬗變，即在抗戰初期，的抗戰宣言及其與共產黨合作的表示讓許多人感到振奮，謳歌、美化國民黨、的傾向十分明顯，不唯中國報刊，西方的記者、媒體亦然。被英國《圖片郵報》譽為“世界最偉大的戰地攝影記者”的卡帕就拍攝了許多照片，反映、宋美齡“這對黃金夫婦的生活”。1938年11月5日，他為英國《圖片郵報》提供的報道宣傳得更加露骨:“中國這位年屆50的總司令有著不可思議的職業生涯，他是世界上受人攻擊最多的人之一，而他迷人的妻子則是中國抵抗日本的主心骨。”［8］(p.78)1937年，、宋美齡還成為美國最有影響的新聞周刊《時代》的“風云夫婦”，此后又多次成為該刊的封面人物。圖片雜志《生活》周刊在1939年6月的一篇文章中對做出這樣的贊美:“蔣的前景比華盛頓在美國獨立戰爭中面臨的前景更加險惡。迄今為止，已表現出了非凡的勇氣和決心。兩年前在西安被共產黨綁架時，他已經被證明是個不怕死的人。他是個皈依衛理公會教徒，他現在以基督教圣經中所說的那些遭難的例子進行自慰。”［11］(p.243)但到了1944年“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訪問延安時，情形發生很大的變化，7年的抗戰實踐使人們看到的形象并不像戰爭初期媒體歌頌的那樣崇高。腐敗蔓延，士氣不振，行政效率低下，戰斗力低迷成為執政的國民黨及其軍隊的頑癥。因此，國內外有識之士對國民黨、政府能否利用好外援有力高效地打擊日本侵略者，領導中國人民走向勝利開始懷疑、動搖。所以當這些記者在延安看到一種廉潔、簡樸、團結、振奮的氛圍時，自然會寄予期望，也自然會在話語中產生重慶、延安間的或明或暗的對比。這種對比在赴延安采訪的西方記者的報道中隨處可見:你知道，只要有可能，現在軍隊和人民都在互相幫助。八路軍不像國民黨軍隊那樣對待人民。他們并不粗暴。在農忙季節，每年大約有10天，各地的軍隊都幫助農民工作。［12］(p.151)毛是一個身材奇偉的湖南人，一張圓臉，沒有一根皺紋，奇特的爽朗，比起的那副道貌岸然的樣子，他的臉是活潑得多而且堆著更多的笑容……他對黨的無可置辯的支配力，比起對他左右的支配力來，是更為密切，也更難以形容。這一部分是由于一種真實的愛戴，一部分是由于他的無可匹比的知識上的杰出。［13］(p.259)第一段是岡瑟•斯坦對延安勞動英雄吳滿有的采訪，借采訪對象之口敘述延安的軍民關系，對比的對象是“國民黨軍隊”;第二段是美國《時代》《生活》雜志駐中國特派員白修德、賈安娜1944年采訪的片斷，處處對比、二人。

三、延安形象的諸層面

質樸、康健、積極進取、團結向上構成西方記者筆下延安形象的基本格調。它體現為如下層面。

(一)道德形象延安形象在道德層面上表現為一種新式的人際關系，它包括干群關系、軍民關系。就干群關系，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她的延安報道中說:“在和他們朝夕相處的十天中，我還注意到了他們之間深厚的同志情誼。他們之間不存在內部傾軋，沒有吵架，也沒有粗暴的行為;但是，這僅僅是從事情的消極方面來說。我還記得戰士們在談到他們指揮官的時候，臉上露出來的喜悅神色。我注意到他們用擔架抬上他們的傷兵，進行長途跋涉的情景。哪一支軍隊會如此關心普通士兵?”［14］(pp.124－125)官兵和諧的主體是官的品德。官的樸實、民主、拒絕特殊化既是尼姆•威爾斯為我們找到的官兵和諧的答案，也是她筆下紅色軍隊高級軍官的寫真:我發現他和傳說中的形象完全不同，不是個揮舞紅纓大刀，率眾殺敵的兇猛戰士。實際上他很慈祥和善，說話安靜，尤其是他為人謙虛，甚至到了寧愿默默無聞的地步……與其說是個有權威的指揮官，還不如說是個受群眾愛戴的領袖。他的天性和習慣都是民主的，一點也不矯揉造作。［7］(pp.101－102)不惟總司令如此寬厚和善，其他軍官也都愛兵如子:在寒冷的秋天晚上看演出，將軍將棉襖脫下，披在身邊一個小號手身上(斯諾的報道);羅炳輝“蔑視奢侈和金錢，喜歡過艱苦危險的生活，愿意和他的弟兄們吃同樣的飯，半赤著腳走路”(威爾斯的報道);“王震旅長身上那身舊軍服和腳上的那雙草鞋，比他的許多士兵都不如”(愛潑斯坦的報道)。至于延安的軍民關系在西方記者筆下也是明確的，即密切聯系、互相配合、利害攸關:“八路軍為什么能用這種方式作戰，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們同人民保持密切聯系。民兵、游擊隊和正規軍在所有戰斗中都密切配合，有時以民兵為主，有時以游擊隊和正規軍為主。”［15］(p.36)“假使得不到每一個村莊里的武裝和非武裝的人民的通力合作，而且這種合作又必須出自愿和基本建立在民主的基礎上的，那么正規軍數量相對而言較少的共產黨永遠不可能建立那么大的敵后根據地，其面積為不列顛群島的3.5倍。”［12］(pp.317－318)

(二)政治形象1.民主政治。呼吁建立民主政體，批評國民黨的不民主貫穿于中共領導與西方記者幾乎所有的談話中。1937年10月，在與來延安采訪的英國記者貝特蘭的幾次談話中都提到民主問題，并認為“一切問題之中最重要的是中國政府采取民主制度”，這在貝特蘭的《華北前線》一書的第三章中得到明確體現。尤其是1944年接見“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時，進一步強調民主。在6月12日第一次見面會時，談話的核心就是民主:“民主必須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軍事上的，文化上的，黨務上的以及國際關系上的”，“惟有民主的政治，才能發揮最大的力量。”隨后，在與美國記者岡瑟•斯坦的四次談話中，也是集中談民主問題:“在真正的民主中，共產黨要與國民黨有平等的政治地位的權力”，“對于國民黨也許實行民主政治，我們還沒有完全失望”，“我們有三個不能改變的要求:抗日、民主和民族的團結”，“我們必須在每個國家之內有民主，各國之間也要有民主關系。”此外，在接受福爾曼、武道、愛潑斯坦等人的采訪時，也是次次必談民主。這些民主思想均通過中外記者，尤其是西方記者在各大媒體的報道傳播出去［16］(pp.108－246)。除了關于民主的主張以外，西方記者還通過他們的觀察，尋找延安的民主機制，其中傳播最多的是“三三制”原則。岡瑟•斯坦在報道中對“三三制”這個關鍵詞做出如下解釋:是實施新民主主義制度的基礎，根據這一制度，中國共產黨自動地限制自己的權力，并且鼓勵同別的政治成分進行合作。選舉國民參政會時，共產黨員只能得三分之一的席位;其他各黨的代表也能夠當選三分之一的參議員，而至少還有三分之一屬于無黨派人士的。［12］(p.98)福爾曼也看到了延安民主化的進程:“邊區政治的進化，從內戰時代的共產主義到代議的民主制度，也許是邊區歷史最重要的特色。1938年，邊區政府開始用直接的秘密投票舉行普選，不分階級，黨派，信仰。財產，性別或種族。……1941年選舉方法修改為新的三三制。”［17］(p.58)2.抗戰。1937年8月13日，美國記者威爾斯曾向提問:“共產黨要求立即對日作戰嗎?”回答:“是的，共產黨要求立即對日作戰。”這里的關鍵問題是共產黨、八路軍是否真的開展了積極的對日作戰，這是外界關心的所在，因為“重慶的國民黨政府堅稱:共產黨在1937年就已經停止對日作戰，只是為了顛覆國民黨政府，他們擴充了兵力和地盤”［12］(p.25)。那么實際的情況如何呢?這是西方記者采訪延安的主要觀測點之一，結果在這些記者的筆下，共產黨、八路軍不但抗日，而且打得紅紅火火。其中福爾曼、斯坦報道得最為生動，也最有細節。福爾曼既寫了聶榮臻將軍向他繪聲繪色的描繪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的抗戰情況，也寫了他對抗日英雄王東克、趙芳的采訪，還寫了抗日軍民發明的地道戰、地雷戰、麻雀戰、蚯蚓戰等戰術。尤其是寫了河北女英雄湯成國———南宮縣婦女自衛團指導員的傳奇故事。而在斯坦的報道中，則以具體的傷亡數字說明八路軍不但是抗戰，而且打很慘烈。在一連串的數字之后，斯坦寫道:“根據我所找到的所有證據，我得出結論:延安所宣稱的戰爭記錄，比我在重慶和西安聽到的更令人信服得多。”

四、傳播特點與效果

抗戰期間西方記者對延安的報道影響非常之大，這是由它的傳播特點所決定的。

(一)媒體強勢:公信力強抗日戰爭到延安采訪的記者不但自身大多是資深記者，甚至是“中國通”，而且他們代表的媒體都是西方的主流媒體，這一點，通過1944年“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的媒體構成即可略見一斑:6位記者代表的14家媒體都是強勢媒體:美聯社、合眾社、路透社、塔斯社、《泰晤士報》《紐約時報》《時代》周刊《曼徹斯特導報》《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巴爾的摩太陽報》、美國天主教《信號》雜志、《中國通訊》《同盟勞動新聞》《多倫多明星報》。強勢媒體影響的廣度與深度上都要超過一般媒體，自然有較強的社會公信力和說服力。

(二)過程強勢:多重傳播這些記者多是代表西方的一家或幾家媒體來中國戰場采訪的，因此，他們關于延安的報道首先在各自代表的英文報刊上刊載出來，保證實效性;其次，他們還往往把自己的報道結集、加工成書，由出版社公開出版，強化了細致、深度等圖書要素;最后，這些英文報道和圖書常常很快譯成中文在中國的讀者中傳播，接近性使它們大受歡迎。經過這樣三輪傳播，其影響自然巨大。關于這一點，許多記者都心知肚明，埃德加•斯諾就曾明確談到自己報道的傳播過程:“我的同行及我本人寫的報道，在國外發表之后，迅速傳回了中國，并在遠東所有報紙上登了出來。我還把毛的長篇談話的全文，連同蘇區情況的綜述，交《密勒氏評論報》發表，它在學生和國民黨官員中擁有廣泛的讀者。”［4］(p.220)其實還有兩個環節斯諾沒有談到。一個環節是1936年秋天，斯諾從延安回到北平后，首先將一部分整理好的新聞報道稿交給了清華大學畢業的王福時，王福時聯絡了幾位同學將其譯成中文，加上其他一些附錄，名之為《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以上海丁丑社名義秘密出版發行，印數5000冊，時間為1937年4月，為《西行漫記》的雛形［18］(p.369)。6個月后的1937年10月，英國戈蘭茨出版公司正式出版英文版《紅星照耀中國》，兩個月之內該書就發行了五版，銷量達10多萬冊。之后，美國藍燈公司翻印此書，一個月內便售出12萬冊，成為美國有關遠東的非小說類的最暢銷書。

(三)話語強勢:“第三者”立場眾所周知，抗戰時期國共兩黨既有合作，又有爭執。孰是孰非，各自控制的媒體難免各執一端。對于西方人來說，辨真識假頗為困惑，記者岡瑟•斯坦就曾抱怨，“聽到的關于那些禁區和一般國共沖突的消息，都是國共兩黨發出的不完全而又極其矛盾的陳述”［12］(p.25)。在這樣的背景下，至少從理論上來說西方的記者、媒體可信度要大得多，因為不在具體的利益糾葛之內，故能保持一種超然態度———與沖突各方保有客觀、均衡的距離。這種“第三者”立場的話語擁有著比當事者話語更強的可信度，也更容易影響受眾。正如美國外交家、“中國通”約翰•謝偉思在談到斯諾對延安的采訪報道時所說的:“中國新聞記者當然不可能穿過包圍而到共產黨那里去，即使能去，也不可能把寫的東西發表出來。也可以設想，萬一僥幸他們去成了而且發表了東西，其報道也很可能被認為是聳人聽聞，令人不能置信。而一個受人尊敬的外國記者的報道卻是另一回事。斯諾在外國報紙上(以及在上海公共租界出版的《密勒氏評論報》上)寫的報道，在全中國知識界中迅速流傳。”［18］(pp.348－349)總之，抗戰期間西方記者對延安的采訪報道打破了國民黨官方對延安進行的話語壟斷。西方記者的報道，不僅戳穿了官方話語的虛假，還展現了一個廉潔樸實、努力高效、積極抗日、渴望民主，而且與民眾關系和諧的延安形象，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她代表了中國的希望之所在，并且部分地扭轉了西方對中國政局的看法，尤其是對共產黨由來已久的成見。

作者：劉少文 單位：黑龍江大學新聞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