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權歷史發展的比對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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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行為是指權利主體為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主動針對不法行為采取的直接對抗的私力救濟行為。自助行為作為一種重要的私力救濟方式，在日常生活中的民事法律關系領域廣泛存在，學理上也基本認同了自助的存在價值，從法實現的角度看，確立和適用民法上的自助行為制度能夠彌補法本身的一些固有缺陷，如法律的不周延性、立法的滯后性、訴訟的高經濟成本和時間成本等。但是我國民事立法中至今沒有確立自助行為制度，這應當是我國民事權利保護制度的一個缺陷。本文擬結合人權的相關理論對自助行為進行考察，以進一步推進自助行為的理論研究。
由于對人權概念的不同的理解和界定方式，在分析其歷史發展進程時，也存在“三代人權論”、“人權的兩階段論”和“人權的四階段論”的爭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專家瓦薩克提出了“三代人權”的理論，認為與資產階級革命相聯系的第一代人權是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其核心是自由權。與社會主義革命相聯系的第二代人權是指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其核心是要求平等和社會公正。與民族解放運動相聯系的第三代人權是指20世紀五、六十年代民族解放運動蓬勃發展所出現的新權利，比如民族自決權、發展權、和平權、環境權等。①人權兩階段論是瑞士學者勝雅律(harrovonsenger)提出的。他從人權的主體著眼，將人權的歷史發展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非普遍人權階段，到1948年為止；第二階段則為普遍人權階段，從1948年《世界入權宣言》的發表開始。三代人權論基本認同“人權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產物，在14到16世紀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開始萌芽”這一觀點，但是這里對“人權”的理解顯然是指“人權概念”，并不包括自然狀態的人的基本權利——“自然法不僅規定要做的事和不要做的事情，他還承認權利，特別是那些與人性相連的權利。享有權利僅僅因為他是一個人，是一個整體，是他自己及其行為的主人”。②而人權兩階段論從人權主體的角度，以“自然”、“理性”、“天賦人權”等自然法思想作為其理論淵源，承認人權在不同社會階段依然存在。作為人權兩階段論的有益補充，也有學者提出了人權四階段論，即：原始人權階段、前資本主義人權階段、資本主義人權階段、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人權階段。③人權四階段論以唯物史觀的社會發展規律理論作為其理論淵源，其主要內容是：原始人權階段以追求生存權為其主要內容；前資本主義人權階段由于人身不平等的社會事實導致追求平等與自由成為了人權發展的主要方向，與此同時，一些思想家提出了人權的基本理論，如格勞秀斯、斯賓諾莎、伏爾泰等的“天賦人權”思想。資本主義人權階段在理論上擴展了人權內容，將政治權利和私有財產權等發展為人權；在社會主義人權階段，人權得到了極大豐富和充分實踐，民族獨立和自決權、人民生存權和發展權等成為這一階段人權的主要內容。
二、自助行為與人權之歷史發展的契合關系
本文結合人權兩階段論和人權四階段論，對人權發展的幾個不同階段中自助行為的狀況作了對比分析，試圖分析兩者之間的內在聯系。在沒有國家也沒有法的原始社會，由于生產工具的簡陋，勞動技能的匱乏，導致生產力水平極其低下，只能在社會成員中實行生產資料的原始公有制，產品平均分配。這種狀態事實導致了人與人之間相對單純的自由與平等關系，“每個氏族所有的成員在人身方面都是自由的，都有互相保衛自由的義務”，“自由、平等和博愛，雖然從來沒有明確規定，卻是氏族的根本原則”④。與這種人權狀況相適應，在這一時期，自助行為是完全被社會認同和許可的，它的表現形式主要是強制恢復占有、血親復仇、同態復仇等。⑤奴隸社會中，大部分勞動者被完全剝奪人身自由，連基本的生存權都沒有保障，奴隸被當作“物”對待，沒有現今意義的人權的存在，但是一些早期思想家也提出了關于人的平等和自由的看法，可以將其理解為人權思想的萌芽。在這一時期，由于封閉的農業經濟形式所決定的社會形態具有國家控制力較薄弱、公權力適用范圍有限等不足，私力救濟成為了公力救濟的重要補充，但其范圍相對狹小，其平等權、自由權都是針對自由民而言。這一時期的民商事法律中都有對自助的規定，如：《十二銅表法》第三表中就有“債權人對負債人可以拘禁（可使用腳膫、手銬）或（送至臺伯河彼岸）出賣”的規定；此外《漢漠拉比法典》中亦有類似規定。
封建社會中，大部分勞動者是以完全或部分被剝奪人身自由和其他權利為其生存前提，人權只能在一個較為狹小的范圍存在，這一時期由于國家權力的集中，各國法律完全禁止自助行為的實施，自助隨之進入“嚴格禁止”的階段。盡管各國的統治藝術日臻完善，相繼建立了較全面的立法、司法、執法和行政管理機構，積極主動、靈活及時地解決各種糾紛。“但是在社會生活中，人民樸素的原始正義理念根深蒂固，仍然會對一些自助行為抱同情和理解的態度，甚至是贊賞的態度。”⑥譬如在中國，“雖然法律在東漢末年已經禁止私人復仇，但是在唐、宋、明、清各代甚至到民國時期都有關于對自助復仇的定性爭論。”⑦所以在這一階段，各國在法律上嚴格禁止自助行為，但是民間的自助行為卻與公權力裁判處于并存的狀態。這一時期自助行為的表現形式有道義上的譴責、同態復仇、決斗、牽掣、役身折酬等。
西方各國經過文藝復興之后，進入所謂的文明國家時期，人權的概念和基本內容相繼在憲法或憲法性文件中得到了認可，以財產私有制為核心的人權保護機制也得以建立。如：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成功地將“權利與自由”載入《權利請愿書》(1678)、《人身保護法》(1679)、《權利法案》(1689)等文獻中。1776年美國的《獨立宣言》提出“人生而平等，他們均享有不可侵犯的人權——生存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1789年法國的《人權和公民權宣言》宣布:人權是自然的、不可剝奪的和神圣的；人類生而自由，在權利上自由平等；自由、安全以及反抗壓迫為天賦人權；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這些文獻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了人權概念，具有重大的進步意義。⑧
隨著二戰后，各國經濟和政治交往日益頻繁，人權思想在全球化趨勢的影響下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尤以國際人權憲章的形成并在國際社會得到廣泛的認同為標志。在這一階段，發展了一些人權思想的重要原則，豐富了人權的內容，如確認了“普遍的人”這一為國際社會所認可的人權的主體；如通過一系列的國際人權文獻的制定，將人權范圍從最初的平等權、自由權，推進到政治權、經濟權，直至當下的發展權、環境權等。這一階段以人權兩階段論來說，應當屬于普遍人權階段，以人權四階段論來說，大致屬于資本主義人權階段。從人權內容來看，這一階段的人權從理論到實踐都得到了充分發展，人權保障機制也得到了完善，各國分別設立了人權的立法保障、執法保障和司法保障制度。與此同時，自助行為的存在空間也逐漸放開了，大陸法系國家幾乎都在法律上承認了民事上的自助行為，但是為了規制自助中所潛伏的人的自衛和報復的“暴力”本能，這些國家都對自助行為作了合理限制。在大陸法系國家的立法例中，尤以德國的自助行為法律制度較為典型，《德國民法典》第229條規定，“出于自助目的而扣押、毀滅或損壞他人財物者，或扣留有逃亡嫌疑之債務人，或制止債務人對有義務容忍的行為進行抵抗者，如來不及請求官署援助，而且若非即時處理則請求權無法行使或其行使有顯著困難時，其行為不認違法。”為了避免自助演化為單純的報復，為了減少由于自助而帶來更多侵權糾紛的可能性，德國民法典還詳細的規定了自助的限度及程序要件，以及對“錯誤自助”的補償制度。可以說，“現階段的自助行為并非簡單的恢復原始自助行為，而是在法律規范和引導下的自助行為。將來法律的發展必然會隨著社會的進一步多元化和復雜化，以及公共力量的有限性及其缺陷而變化和更新。自助行為必然有存在的空間。”⑨人權觀的確立和人權法律保障機制的逐步完善，締造出了公平、合理及人道的社會形態，從而也維護了法律秩序的穩定性。同時，人權觀的確立和保障制度的完善過程也影響了自助行為的存在和發展形勢。綜合前文分析，可以發現，非普遍人權階段，法律對自助行為提出了種種限制條件；普遍人權階段，人權事業得到充分發展，也賦予了自助行為廣闊的存在、發展空間。據此可總結如下，自助行為的歷史發展形態和在不同歷史時期國家對自助行為的態度的演變，其實也正契合了人類社會人權發展的歷史進程：自助行為的存在與發展依賴并反映了同一時期的人權發展狀況，自助行為與人權相輔相成，漠視人權，自助行為沒有生存空間；尊重人權，自助行為也必得發展完善。
三、我國的人權狀況及建立自助行為制度的必要性隨著我國法制現代化進程的不斷推進，我國人權事業取得了突破性的發展，主要表現在，一方面我國以憲法為依據，制定和完善了一系列人權保障的法律制度，如針對我國公民的有關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權利保障的規定，以及關于勞動者權益、消費者權益、農民權益、農民工權益、婦女合法權益、未成年人權益、老齡人權益、殘疾人權益及特殊人群的合法權益保護的相關法規等。同時，我國參加了二十多項國際人權公約，為國際人權公約中的內容通過轉化在國內適用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堅持政治體制與經濟體制改革，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為實現公民的基本人權——生存權和發展權提供了堅實的基礎設施；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等理念，為人權的最終實現提供了政治保障。
結合前述自助的歷史演進和人權歷史發展相契合的規律，基于我國人權事業充分發展的現狀，自助行為在我國社會實踐中已經廣泛存在，如：“宋修林與王珂海上養殖損害賠償糾紛案”，“管立民與烏魯木齊縣安寧渠供電所財產損害賠償糾紛案”，“鄭州市金水區祭城鎮聶莊村委會聶莊村第二村民組與河南億眾企業集團有限公司、鄭州廣標轎車維修站、鄭州市燕苑假日賓館租賃合同、侵權糾紛案”等，⑩為解決我國現行法律面臨的這樣一個困境：一方面是自助行為在社會實踐中的普遍性，另一方面是自助行為在法律體系中的缺失。這一現象導致了民眾在維護自己基本人權的時候會面對“或訴訟、或自助”的兩難抉擇，選擇訴訟可能權利不能及時恢復，而選擇自助，則可能已經恢復的權利得不到法律的認可；我國的民事立法中理當遵循自助行為“積極推祟——嚴格禁止——合理規制”的發展規律，在合理規制的基礎上盡快建立自助行為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