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結構變化對工業競爭力的意義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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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論與假說

陳友華(2003)提出的人口現代化評價指標體系強調了人口文化素質、年齡結構、城鄉結構現代化的重要地位。劉家樹(2007)選取人口年齡結構、城鄉結構和文化素質結構作為衡量中國人口結構變化的指標探究人口結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本文參照劉家樹(2007)的做法，嘗試從理論和經驗兩個層面上分析人口結構，即人口年齡結構、城鄉結構和教育結構變化對工業競爭力的影響。

(一)年齡結構和城鄉結構及其交互作用對工業競爭力的影響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即人口老齡化最主要的影響是使人口“紅利”趨于消失(胡鞍鋼，2012)，將會產生兩方面的影響，一是消費和儲蓄的影響，二是對生產領域的直接影響。首先，對消費和儲蓄變化有影響。老齡化帶來儲蓄率降低，因而資本成本增大，投資減少，消費多用于醫療服務等領域，對工業產品消費需求降低，工業企業利潤實現困難，投資環境惡化，使稀缺資本更多地流出了工業。醫療服務領域對勞動力需求的增加(郭建華，2011)降低了勞動力對工業的供給。其次，老齡化對生產領域有直接影響。從數量上看，勞動適齡人口比重下降，勞動力供給相對減少;從結構上看，老齡化提高了勞動力的平均年齡，而年輕人是接受了最新教育和最具創造力的人群，年輕人群規模的縮減對經濟的影響遠大于一般性勞動力規模縮減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會抑制勞動力對新技術的吸收及勞動力的創新意識。概括起來，老齡化對生產領域的直接影響是導致勞動力供給的下降，從數量上弱化了競爭力，同時降低了勞動生產率，從質量上弱化了既有優勢(于寧，2011)。城鄉結構的變化，即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和城鎮人口比重增加基本與老齡化的作用機制相反。首先，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到城市，一方面增加了工業勞動力的供給，另一方面這些轉移到城市的勞動力退出勞動力市場的年齡將大于留在農村的勞動力的年齡(HaiZhong，2011)。勞動力供給總量的增加導致價格下跌，抵消了老齡化帶來的勞動力供給減少的影響。其次，轉移到城市的勞動力使得對工業品的消費需求也必然增加，使工業企業利潤實現變得更加容易。然而，只有當勞動力轉移對城鎮勞動力質量的影響難以確定時，它才取決于城鎮和轉移勞動力的相對技術水平(博杰斯，2011)。為分析方便，我們只考慮人口年齡結構和城鄉結構變化對生產領域和勞動力要素價格的影響。利潤作為競爭力的最直接顯性結果，是衡量競爭力比較重要的因素之一，我們采用曾國華等(2007)的做法以利潤為工業競爭力的代表，在博杰斯(2011)研究的基礎上建立簡單的數理模型，即生產函數采用多要素C－D函數形式，三種生產要素分別是工業資本K、有技術的勞動力Ls和沒有技術的勞動力Lu。生產函數表示為其中，u和h分別表示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和0～14歲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1－u－h)表示勞動年齡人口比重，A表示技術水平，L表示擁有技術和沒有技術的勞動力總和，N和M表示城鎮原有人口和新遷移入城鎮的人口，b和θ表示原有城鎮勞動力和新遷移入城鎮勞動力中技術型勞動力所占比例。在M的人口遷移到城鎮后，總的技術型勞動力比例為p。因此，生產函數也可以表示為:假說1:老齡化的加劇會削弱工業競爭力，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是否會抵消老齡化帶來的負面影響則取決于新轉移到城市的勞動力的人力資本水平。

(二)年齡結構和教育結構及其交互作用對工業競爭力的影響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即老齡化趨勢對過度依賴低成本勞動力的工業競爭模式提出了嚴峻挑戰。然而，教育結構的變化即人力資本積累的增加卻可以對消費和生產兩個方面同時產生影響，能夠部分抵消老齡化帶來的不利影響。在生產領域，勞動力人力資本積累雖然也能夠引起勞動力價格的上漲，但它與勞動力供給短缺引起勞動力價格上漲的結果不同，因為雖然人力資本積累導致勞動力的價格趨于上升，但勞動者報酬對工業企業的生產效率具有正向強化作用(曾國華，等，2011)。在消費領域，人力資本與收入存在高度相關性，勞動者恩格爾系數下降，工業品消費需求增加。類似地，為分析方便起見，只考慮年齡結構和教育結構變化對生產領域和勞動力要素價格產生的影響。生產函數形式我們采用胡鞍鋼(2012)的形式，設立簡單的數理模型。用N代表總人口，u、h、A、K含義同上，則勞動年齡人口為L=N(1－u－h)。假設生產函數為C－D函數，則產出為:

二、模型設定、數據與變量度量

(一)計量模型設定為了實證檢驗人口結構的變化對工業競爭力的影響，參考汪偉(2009)分析經濟增長、人口年齡結構變化以及它們的交互作用對中國儲蓄率影響時采取的做法，結合上面的分析建立面板數據模型，為:Compit=α+βStruit+γHealit+λRDit+μit(9)其中，i和t分別為地區和時間，α為常數項，μit為誤差項;因變量Comp為產業競爭力，模型右邊的解釋變量Stru為人口結構，包括我們重點考察的人口中的年齡結構(總撫養比Age)、城鄉結構(城鎮人口比重City)和教育結構(Edu)。另外，要檢驗理論分析提出的人口結構間交互影響的假說，模型中還應該包含交互項Age×City和Agr×Edu;考慮到年齡結構在不同情況下對工業競爭力的影響可能會不同，因此在模型中加入年齡結構的平方項Age×Age;Heal為醫療衛生支出情況;RD代表各地區R＆D投入情況。由于我國東、中、西部的經濟狀況和人口狀況迥異，因此本文還考慮了不同區域人口結構變化對工業競爭力的影響，具體的做法是同時采用加法和乘法的形式引入虛擬變量Dr，于是模型變為:國科技統計年鑒》和《中國五十五年統計資料匯編》以及各省統計年鑒、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整理匯總而成。

(二)變量的度量1.工業競爭力。本文借鑒武義青(2002)有關工業競爭力評價的方法，但測量方法略有不同，具體做法是采用市場占有率和全要素生產率兩個指標的乘積來衡量工業競爭力，其中市場占有率是競爭力的顯性表現，而全要素生產率則體現了競爭主體的持續擴張能力。本文的全要素生產率是將31個省(市、區)的面板數據運用數據包絡分析(DEA)的方法處理后獲得的。2.人口結構。本文沿用已有文獻廣泛采用的衡量方法即用總撫養比來表示人口年齡結構;教育結構用各地區擁有小學、初中、高中和中專、大專及以上學歷的比重分別賦予0.1、0.2、0.3、0.4的權重得到，這樣能夠很好地體現不同學歷水平對教育結構貢獻的不同;用城鎮人口比例衡量城鄉結構。3.控制變量。我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與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密切相關，但在考察期內政策幾乎沒有發生變化，因此不必進行控制。類似地，城鄉戶籍制度對城鄉結構的影響在相當一段時間內是穩定的，故在本文中也未進行控制。R＆D投入和R＆D溢出都是影響TFP的重要因素，進而會影響工業競爭力，同時R＆D與人力資本有較強的相關性(夏良科，2010)。醫療衛生費用也是同時影響人口年齡結構和工業競爭力的重要因素。因此需要在控制R＆D投入和醫療衛生總費用的前提下考察人口結構變化對工業競爭力的影響。我們用各地區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內部支出占各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來衡量R＆D投入。考慮到我國部分地區醫療衛生總費用數據難于獲得，我們用各地區醫療衛生財政支出根據全國政府衛生支出占衛生總費用比重調整之后的值近似代替，即近似計算各地區醫療衛生總費用占地區GDP比重，其公式為Heal=4.虛擬變量。虛擬變量Dr(r=1，2)表示某地區所在區域，D1=1時表示東部地區，D1=0、D2=1時表示西部地區，D2=0時表示中部地區。

三、回歸結果與分析

回歸結果顯示，中部地區撫養比每提高1個百分點，會導致工業競爭力降低1.735個百分點，并且在5%的水平下顯著小于0。也就是說，撫養比的提高對工業競爭力具有負效應，而撫養比的提高對西部和東部地區工業競爭力的影響更大。同時，撫養比與城鎮人口比重對工業競爭力的交互影響為正，即隨著城鎮人口比重的增大，撫養比增加一個單位對工業競爭力的影響變大。結合本文分析的結論:“只有當遷移入城鎮的勞動力的技術型勞動力比重較原城鎮人口技術型勞動力比重高時，才能抵消部分老齡化對工業競爭力的影響，否則勞動力的轉移會增加老齡化對工業競爭力的影響”，從計量檢驗結果可知中國遷移入城鎮人口的人均人力資本小于原城鎮人口的人均人力資本，因此，對工業競爭力產生了不利影響。對比包含所有解釋變量的回歸結果和剔除了教育結構作為解釋變量的回歸結果，城鄉結構系數有所差異，在控制教育結構不變的情況下城鄉結構變動對工業競爭力的削弱作用比沒有控制教育結構情況下的削弱作用更大，更充分說明了中國城鄉人口結構變化對工業競爭力的削弱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轉移到城鎮的勞動力的人均人力資本較低。按照國家統計局的標準，中國城鎮人口的統計口徑為城鎮常住人口，包括了居住在城市半年以上及從農村流向城市的人口。改革開放以來，城市的擴建和人口遷移成為城鎮化最主要的推動力，如2011年鄉—城流動人口占全部城鎮人口的14.7%。然而，流動人口的受教育水平一般較低，大多從事一些簡單的體力勞動，其社會保障、住房也很難與本地市民獲得同等待遇，從而導致鄉—城流動人口的“半城鎮化”(段成榮，等，2012)。另外，土地城鎮化導致土地被征用的農民(即失地農民)成為“城中村”居民或被集體安置在城市，轉為城鎮人口，但他們的權利大多得不到保障(甘藏春，2011)，造成大量“偽城鎮化”居民。“半城鎮化”和“偽城鎮化”的人口成為城鎮人口統計中的一部分，一方面，他們的人均人力資本較低，對生產領域產生不利的影響;另一方面，又不能達到城鎮人口的消費水平，對擴大市場需求影響有限，使工業企業利潤實現受到影響，從而削弱了工業競爭力。

值得注意的是，中部和西部地區城鄉結構變化對工業競爭力的削弱作用沒有顯著的差異，城鎮人口增加每1個百分點會使工業競爭力減小1.301個百分點，而東部地區城鄉結構的變化對工業競爭力的削弱作用小0.3個百分點，并在1%的水平下顯著大于0。一個可能的解釋是，中國東部地區的許多城鎮經濟十分發達，從而帶動周邊的農村地區進入了工業化，但那里依然被稱為農村(于弘文，2002)，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由于“偽城鎮化”和“半城鎮化”引起的城鎮人口比重增加對工業競爭力的不利影響。根據以上分析，本文的假說1得到驗證。假說1的一個引申含義是:人口老齡化會削弱工業競爭力，由于中國存在“偽城鎮化”和“半城鎮化”的現象，新增城鎮人口人均人力資本和消費水平較低，因此城鎮人口比重的增加并沒有抵消人口老齡化帶來的不利影響，反而會隨著城鎮人口比重的增加，老齡化對工業競爭力的不利影響進一步增加。進一步的檢驗結果顯示，撫養比的提高對工業競爭力具有負效應，而撫養比與教育結構(EDU)的交互項對工業競爭力的影響為負。這一發現與前文的分析結果相一致，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對工業競爭力有正效應，會抵消部分撫養比增大的不利影響，隨著受教育程度的增加，撫養比增加對工業競爭力的負效應減小。從相關研究來看，教育結構變化對中部地區工業競爭力的促進作用最大，教育結構每提高1個百分點，工業競爭力將提高2.645個百分點。在這個意義上，本文的假說2得到驗證。

四、結語

本文將人口年齡結構、城鄉結構、教育結構納入一個統一的框架內研究了人口結構變化影響工業競爭力的機理，并運用31個省(市、區)12年間的面板數據考察了撫養比例、城鎮人口比重、教育結構及其交互項對工業競爭力的效應。本文的主要結論是:第一，人口老齡化與工業競爭力之間存在著顯著負相關關系，城鎮人口比重的增加并沒有起到緩解人口老齡化負面效應的作用，反而強化了人口老齡化對工業競爭力的負面效應。中國廣泛存在的“偽城鎮化”和“半城鎮化”的現象，使得新增城鎮人口人均人力資本和消費都處在較低水平，城鎮人口比重的增加不僅沒有對工業競爭力起到促進作用反而削弱了工業競爭力。第二，教育結構的優化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人口結構老化帶來的消極影響。隨著教育結構的優化，老齡化對工業競爭力的削弱作用會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緩解。本文具有深刻的政策含義:首先，應堅定不移地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大幅增強城鎮人口比重提高產生的正效應。城鎮化不應是簡單的城市人口比例增加和面積擴張，而是要在產業支撐、人居環境、社會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實現由“鄉”到“城”的轉變(，2012)。城鎮化的核心是人，關鍵是要提高城鎮化質量。要切實提高新增城鎮人口的消費水平和生活質量，處理好“偽城鎮化”和“半城鎮化”的問題，才能使城鎮人口比重的增加產生正向效應，抵消老齡化對工業競爭力的不利影響。其次，要加快城鄉戶籍制度改革，促進農村勞動力的轉移。要延長人口“紅利”，讓中國獲得更多時間來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戶籍改革的推進至關重要(蔡昉，2012)。最后，要繼續大力發展教育，提高人均人力資本存量，特別是要關注新增城鎮人口的人力資本積累。教育投資要向落后地區和高素質人口需求大的地區傾斜。值得注意的是，人力資本積累必須獲得相應回報，要防止出現要素市場扭曲，因此要建立健全人力資本市場。

作者：孫早杜國亮劉李華單位：西安交通大學經濟與金融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