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治理的法治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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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是法治形成和發展的基礎，是法治的實體性核心規范，是國家制度確立、運行的根本法依據。正是在憲法演進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逐步發展完善，成為國家治理體系發生、發展，并走向現代化的基礎。現行憲法既是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經驗總結，也是中國共產黨和全體人民共同意志的高度凝練，涵蓋了國家政治生活、經濟生活、文化生活、社會生活、生態環境，以及外交事業和軍事建設等全方位的國家基本制度。現行憲法關于國家基本制度的規定，及其模式設計為國家治理體系奠定了根本法基礎，國家治理體系是憲法規定的國家基本制度的具體展開。現行憲法是國家治理體系的根本法依據，統領國家治理體系并使其所包含的具體國家制度協調運轉。現行憲法確定了國家治理體系的主體結構。現行憲法明確提出:“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必須依靠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
這是國家治理基礎性主體構成。現行憲法明確了“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過程中，已經結成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有各派和各人民團體參加的，包括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和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的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肯定了“統一戰線將繼續鞏固和發展”。憲法明確了國家治理主體的廣泛性，根據近年來國家社會組織結構的新變化拓展了國家治理主體的外延，將“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納入了統一戰線的組織范圍，為眾多的服務于國家經濟建設的非公有制社會經濟組織及其從業人員提供了參與國家治理的憲法依據。現行憲法堅持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為制度平臺，強調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重要性，突顯了各派和無黨派人士在國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為其提供了參與國家治理的憲法基礎。現行憲法規定的國家基本制度是國家治理體系的制度基礎。現行憲法規定了基本國家制度，在政治方面，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民主制度;在經濟方面，“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確認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憲法地位;在文化方面，以發展服務于人民、服務于社會主義的教育和科學文化藝術事業為宗旨，建立教育文化制度，致力于提高人民的科學文化水平;在外交方面，強調遵循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等等。這些基本制度經過了理論和實踐的反復檢驗，通過科學的立法程序用憲法的形式固定下來，成為國家治理體系形成、發展、完善的制度依據。國家治理體系的發展完善必須以憲法規定的基本制度和基本原則為指導。現行憲法關于國家基本制度的協調運行機制為國家治理體系提供了模式參照。現行憲法規定了涵蓋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等各領域的基本制度，這些制度統一于黨的領導，服務于人民當家做主和社會主義的宏偉目標，落實于依法治國的具體運行，這是憲法所確定的中國國家制度的運行機制，是黨和人民利益在憲法層面高度一致的鮮明體現。現行憲法中的國家制度協調運行機制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革命和建設進程中經驗和理論的歷史總結，是國家治理體系科學、規范、協調和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證。現行憲法與時俱進的品格是國家治理體系的典范。新中國成立以來，根據國際國內情況的變化，我國先后頒布了四部憲法，現行憲法繼承了五四憲法的原則精神，以其包容性和開放性推動了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并在這一過程中先后四次進行了修正，國家基本制度在憲法的修改中科學地回應了國情世情的復雜變化，有力地推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這是現行憲法與時俱進品格的體現，也是國家治理體系應予借鑒的典范。國家治理體系必須建立開放、包容的體制機制，通過自我監督、信息反饋等方式，在憲法的指導下實現發展和創新。
二、國家治理能力以憲法為根本法淵源
指出:“國家治理能力是運用國家制度管理社會各方面事務的能力，包括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等各個方面。”［4］國家治理能力是將靜態的制度付諸實施，使制度優勢轉化為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其實質是制度執行能力。國家治理是在黨的領導下，多元化的治理主體以憲法為依據，對國家治理體系進行實踐展開的過程。黨的執政能力、人大系統的立法能力、政府系統的執法能力、司法系統的司法能力，以及人民群眾和社會組織參與管理國家事務能力，等等，形成國家治理能力的多維分布，又統合為實現國家治理過程中所需要的目標凝聚能力、資源整合能力、決策執行能力、過程調控能力、反饋回應能力，貫穿于國家治理的全部領域和全過程。國家治理能力來源于憲法和法律的規定，以治理有效性為評價標準，依托于治理主體的綜合素質、知識結構、經驗儲備、科技化程度等因素，治理主體整體性的法治思維能力是決定國家治理能力強弱的關鍵性因素。國家治理能力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的目標和價值的途徑和手段，具有從屬性、綜合性，創新性、靈活性、多樣性等特征，必須服務和服從于國家治理體系所涵蓋的“各領域體制機制、法律法規安排”。
國家治理能力以合法性為前提，憲法和法律法規的相關規定是國家治理能力的依據。而憲法是一切法律的根本法基礎，憲法特有的賦權和限權功能為國家治理能力的實際運行劃定了明確的合法性空間。現行憲法明確規定了人民所享有的參與國家治理的權利，“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同時也清楚地規定了“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這表明憲法所賦予的權利和職權是各類治理主體參與國家治理、具有國家治理能力的根本法依據，憲法所規定的義務和相應的權利保護(或限制)又為國家治理能力劃定了明確的底線。
現行憲法為國家治理能力確立了根本法淵源。現行憲法確立了依法治國原則、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原則、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的原則，構建了包括平等權、政治權利和自由、人身自由、社會經濟權利、獲得救濟的權利、社會生活權利在內的公民基本權利自由體系。公民所享有的平等、廣泛、真實的權利自由是其具有參與國家治理能力的根本法依據。鑒于公民權利和義務的相關性，憲法還規定了公民享有權利的前提是必須承擔相應的憲法義務，同時，對于公民如何正確行使權利、自由，也做了明確的限制———“不得損害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權利。”這明確了公民國家治理能力的憲法界限。現行憲法明確規定了各級各類國家機構在執行國家制度過程中所具有的相應職權、職責。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有修憲權、立法權等具體職權，而地方人民代表大會則有制定地方性法規等職權;國務院有行政立法權、提案權，以及較為廣泛的全國性行政事務管理權等職權，而各級地方政府則相應地有制定地方性行政法規、管理地方行政事務的職權;各級司法機關也按照憲法規定有不同的職權。憲法所規定的各類、各級國家機構的相應職權為其提供了治理能力的合法性依據，也明確了其所具有的國家治理能力界限。此外，現行憲法也明確了各派、社會團體和經濟組織、群眾性自治組織的活動原則和制度空間。憲法的上述規定為國家治理能力提供了根本法依據，一方面，憲法所規定的相應權利和職權是國家治理能力的起點和根據;另一方面，憲法所規定的相應權利和義務也是國家治理能力運行中的根本法界限。國家治理能力需要根據時代要求和客觀環境的變化而創新和發展，治理主體自身素質的提高是影響治理能力強弱的重要因素，憲法觀念和法治思維能力的整體性提升是國家治理能力發展的實質性標志，推進國家治理能力必須把握好憲法為其設定的合法性空間。
三、國家治理現代化以憲法為現實根基
適應時展需求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推動各項制度規范化、程序化、法制化，并使相應的制度執行能力、方法和途徑更加科學化、法治化、有效化，這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基本內涵。法治是現代化的主要標志，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一個核心旨要就是“意味著我國將進一步擺脫傳統人治社會的影響，大踏步走向現代法治社會”。即以現代法治作為區別傳統與現代的里程碑，使法治取代人治成為推動國家各項事業發展的基礎性動力。楊海坤教授指出:“國家治理體系與能力現代化的最核心內容和最明顯標志就是國家治理體系及其運行的法治化。”鑒于法治對于現代化的決定性意義，國家治理現代化要求憲法和法律在治理中真正發揮作用，從而全方位、全過程地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發展，成為國家治理必不可少的核心要素，成為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法治與國家治理的契合程度是衡量國家治理現代化程度的重要標準。對于中國而言，由于歷史留下的法治資源有限、法治經驗不足，因此，新中國成立初期雖然制定了五四憲法，但憲法并沒有真正地在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中發揮應有的作用，以至于一場“”將新中國的法治萌芽扼殺殆盡，棄置憲法幾乎致使中國的現代化進程陷入絕境。痛定思痛，憲法與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關系引起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從法制到法治，從以法治國到依法治國，再到“堅持依法治國首先要堅持依憲治國，堅持依法執政首先要堅持依憲執政”。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以現行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基本形成，法治中國的道路也正在逐步展開，國家治理現代化遵循憲法所設定的法治軌跡正式起步。憲法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過程中的價值引領和導向作用、制度供給和合法性界定功能使人們深刻地認識到，憲法是法治的根基，沒有憲法，也就不可能有法治，不存在法治則國家治理就回歸到傳統的人治，治理現代化將無從談起。
國家治理現代化是一個以法治化為標志的漸進過程，而憲法則是法治化的起點。以現行憲法為根基，使法治理念真正地走入人們的內心深處，并自覺地外化為法治行為，這是國家治理現代化深入推進的必要條件。憲法自身的發展深刻地影響法治化進程，推動著國家治理現代化向更高階段邁進。現行憲法是在改革開放的條件下頒布實施的，之后又根據國際國內社會經濟政治形勢發展需要產生了四個修正案。經過了六十多年的發展，憲法的指導思想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的基礎上不斷豐富，明確規定國家保障人權和合法的私人財產不受侵犯，明確了政治協商制度的長期存在，擴展了統一戰線的組成結構，及時修改完善了與改革開放和發展市場經濟相關的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憲法確立了“黨的領導、人民當家做主、依法治國”三位一體的國家治理模式，形成了黨領導人民依法治國理政的基本經驗。中國憲法的發展完善是對新形勢下國家治理現代化需求的積極回應，憲法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成果，又是進一步推進現代化的基石。現行憲法以開放、包容、協商等鮮明的時代特征奠定了中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根本法基礎。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議提出:“完善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憲法監督制度，健全憲法解釋程序機制。加強備案審查制度和能力建設。”此舉便于追究違憲責任，確保了加強憲法的實施;決議提出:“將每年十二月四日定為國家憲法日。在全社會普遍開展憲法教育，弘揚憲法精神。建立憲法宣誓制度，凡經人大及其常委會選舉或者決定任命的國家工作人員正式就職時公開向憲法宣誓。”［2］27意在充分彰顯憲法權威，激勵人們忠誠于憲法。這些關于增強憲法權威性、加強憲法實施的全新舉措是中國憲法制度現代化的充分體現，也是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全新起點。
四、推進現行憲法與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實踐契合
憲法以其價值共識和制度構建內在地主導著國家治理及其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實際運行是憲法價值理念和制度創造付諸實踐的基本途徑。現行憲法是指導和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憲法，是源于中國特定歷史背景，適應現實中國國情和時代需要，具有現代法治精神的憲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符合現行憲法基本原則、價值理念和制度規則的國家治理現代化。現行憲法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契合于依法治國的實踐。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既要以憲法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又要以國家治理現代化為契機發展憲法。以憲法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國家治理必須遵循憲法基本原則、價值理念和制度機制，真正確立憲法權威性。中國的國家治理是依托于中國特定歷史和現實國情的國家治理，是符合中國獨特發展規律的國家治理，務必遵循基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實踐所形成的相應原則和價值規范。現行憲法總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基本經驗，肯定了中國共產黨在國家各項建設事業中的領導地位，確立了人民當家做主的地位，明確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堅持改革開放，確認了人權保護和依法治國的基本原則。憲法所確立的這些原則是我們立國之根本，發展之基礎，也是國家治理現代化必須遵循的根本原則。憲法所倡導的法治精神和民主理念，憲法所蘊含的平等、自由、公平、正義、包容、協商的公共價值理性，凝聚了來自人民群眾、各政黨、各級政府組織和各類社會組織的廣泛共識，形成了全社會的統一意志，是國家治理最基本的價值基礎，具有法治導向和價值引領作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需要進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觀念，突破利益固化藩籬，綜合考慮人民根本利益、現階段公眾共同利益和不同群體特殊利益的關系”。
但底線是必須以憲法基本價值理念統攝、協調和化解治理過程中的各種矛盾和分歧，凝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和共同理想，只有這樣，才能發揮制度優勢和制度執行能力的作用，目標一致地推進國家治理，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增強國家治理的有效性。以國家治理現代化為契機發展憲法。國家治理要依法治理，而依法治理的核心是依憲治理，憲法在規范和推動國家治理及其現代化的過程中來自治理過程的新認識、新經驗提供了憲法發展的新契機。歷史唯物主義和新中國法治發展實踐證明，憲法從來不是僵化的教條。現行憲法是與改革相伴生，以改革為主題，富于開放性的憲法，頒布以來隨著改革開放程度的不斷深化，分別于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產生了四個修正案，與時俱進地修改了憲法的個別條款實現了憲法的逐步發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新的歷史時期全面改革趨于縱深化發展的新階段，一方面，必須以現行憲法為基礎規范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保障國家治理現代化在現行憲法所創設的法治軌道上全面展開;另一方面，國家治理現代化又必然會提出許多新情況和新問題，從而推動現行憲法以相應的發展來做出積極的回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客觀標準，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實踐也是檢驗現行憲法科學性的試金石。當前，黨和國家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進程中確定以依法治國為突破口，選取了“完善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加強憲法實施”為首要任務，強調完善憲法監督制度，健全憲法解釋程序機制。加強備案審查制度和能力建設，設立國家憲法日、建立憲法宣誓制度，等等。這既說明在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要求面前現行憲法已經通過實施機制的發展回應了國家治理的需要，也讓我們有理由設想在國家治理現代化進一步縱深推進的情況下，現行憲法在指導思想、國家發展目標，以及憲法監督等方面還將進一步豐富和發展。總之，現行憲法通過原則界定、價值規范和制度供給實現了對國家治理及其現代化的法治引領，二者的內在關聯性使現行憲法與國家治理現代化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實踐中實現了互動與契合。
作者：薛劍符陳曉丹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江蘇科技大學基礎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