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科學研究范文

90年代以來，“哲學社會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兩個概念經常混用，學術界、學術管理部門與各級政府部門仍在不加區(qū)分地使用這兩個概念。實際上“哲學社會科學”是學術管理部門使用的概念，在當時體現了建國后的50年代向蘇聯學習的特征，而“人文社會科學”概念是現代科學共同體使用的學術概念，是科學共同體的內部學科分類意識的體現。這兩個概念指稱的對象基本相同，于是不同場域的概念雙軌現象就產生了。這種概念雙軌現象是不同場域內部不同邏輯運作的結果。特定概念只在自身場域中才具有合理性，擅自越出自身場域實現他場域的異地統(tǒng)治會產生概念的場域危機，從而引發(fā)學術管理部門與學術共同體的緊張關系，但學術管理部門以及許多學者不加區(qū)別地混用這兩個性質不同的概念，這種概念生態(tài)混亂的情形是到了歷史反思的時候了。概念生態(tài)的混亂的一個主要表現就是沒有注意到當代中國語境中的概念雙軌現象，也沒有概念意識。

當前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面臨的一個主要問題就是對所使用的概念沒有明確的概念意識。所謂概念意識，就是對概念產生的社會背景與概念基本內涵進行分析，并注意其適用的范圍與概念自身的變化及其與社會的互動。長期以來，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界的概念意識是不強烈的。早在二三十年代，胡適和魯迅都談到了這個問題。胡適在1920年的《提高與普及》的演講中說：“現在所謂新文化運動，實在說得痛快一點，就是新名詞運動。拿著幾個半生不熟的名詞，什么解放、改造、犧牲、奮斗、自由戀愛、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你遞給我，我遞給你，這叫做‘普及’。”[1]胡適對這種低層次的概念普及十分反對，主張對新名詞進行深入研究。1935年，胡適在《今日思想界的一個大弊病》一文中也說：“名詞是思想的一個重要工具。要使這個工具確當，用的有效，我們必須嚴格的戒約自己：第

一、切不可亂用一個意義不曾分析清楚的抽象名詞……”[2]

而魯迅在1928年的《扁》一文中的開頭就說：“中國文藝界上可怕的現象，是在盡先輸入名詞，而并不紹介這名詞的函義。于是各各以意為之。看見作品上多講自己，便稱之為表現主義；多講別人，是寫實主義；見女郎小腿肚作詩，是浪漫主義；見女郎小腿肚不準作詩，是古典主義。”[3]魯迅說的雖然是文藝界的情況，但對于學術界來說，概念意識同樣重要。鄧正來也曾指出，中國社會科學在發(fā)展過程中，知識界對“建構者與被建構者”的關系表現出了某種集體不意識，也就是中國學界對西方社會科學的“前反思性接受”取向。[4]學術概念的集體不意識或者前反思性接受現象，實際上是學術缺少自主性的表現。而“哲學社會科學”這個抽象名詞也存在著鄧正來所說的“前反思性接受”取向，因此需要進行胡適所說的“分析清楚”的歷史梳理工作。

“哲學社會科學”這個政治意識形態(tài)主導的學科概念在1955年提出，并以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的體制化方式存在。這個學科概念的產生受到了蘇聯學者30年代學科分類模式的直接影響，在中國語境中具有學科性與政治意識形態(tài)性的雙重屬性。1966年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取消后，這個概念仍繼續(xù)使用。1973年，這個學科概念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性得到空前強化，其學科性則被遺忘。與此相對應的是中國現代學術共同體自發(fā)形成的“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的學科概念逐漸被遺忘，從而呈現出意識形態(tài)化的概念生態(tài)現象。對“哲學社會科學”概念演變的歷史分析為重建科學共同體的學術自主性提供了一個當代概念的分析個案，也有助于建構科學共同體的概念認同意識與概念自主意識。

一、1955年學部制與“哲學社會科學”概念的體制化

“哲學社會科學”這個新概念在1955年以前的中國文獻里是找不到的。據蔡元培先生在《十五年來我國大學教育之進步》一文中的介紹，國立北京大學在民國十年（1921年）決議成立四門研究所，即“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國學、外國文學四門”。[5]蔡元培在1927年的《提請變更教育行政制度之文件》的第二個附件中，也是將“自然科學院”、“社會科學院”、“文學院”、“教育學院”、“哲學院”等作為并列的機構。[6]在50年代以前，中國的“哲學”與“社會科學”并沒有合并在一起。為什么在1955年突然就出現了“哲學社會科學”這個新名詞？通過部分材料的分析，我們發(fā)現這個新名詞的產生與建國后文化教育方面的蘇聯化傾向有著直接的內在因果關系。曾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出版處處長的黎澍在《認真清理我們的理論思想》一文中說到建國后許多詞語都是由于俄語翻譯而產生的，如列寧的《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1982年被譯成《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而“資產階級法權”、“愛國主義”等這些名詞，也都是翻譯未定，已經用濫了的詞語。[7]黎澍的意思是說對這些名詞應重新進行深入的研究，從而重建中國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自主性。和黎澍揭示的情況相類似的是，“哲學社會科學”這個詞語也是因俄語翻譯而產生并接受下來的。

從學術意義上說，學術共同體自身是不可能出現“哲學社會科學”這樣不符合學術習慣的概念的。哲學運用其哲學方法展開具體的學科研究時，有“政治哲學”、“文化哲學”、“經濟哲學”、“歷史哲學”、“藝術哲學”、“科學哲學”等學科，這些哲學分支學科主要是從哲學角度分別研究政治、文化、經濟、歷史、藝術、科學。但是作為一門學科，在世界學術中從來沒有倒過來稱呼的，如“哲學政治”、“哲學文化”、“哲學經濟”、“哲學歷史”、“哲學藝術”、“哲學科學”等，這些名詞作為一個學科的概念是不可能成立的。同時，從學術自身的邏輯來說，也只可能出現“自然科學哲學”、“社會科學哲學”、“人文科學哲學”這些更大的哲學學科的分類，也就是說分別從哲學的角度研究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在中國“自然科學哲學”作為一個學科主要是指“自然辯證法”。而“社會科學哲學”、“人文科學哲學”這樣的概念在世界學術界得到普遍認可，但在中國卻很少提起，因為1955年有了“哲學社會科學”這個因俄語翻譯而產生的概念后，“社會科學哲學”這個真正學科性質的概念反而很難產生了。[8]于是一個獨特的概念生態(tài)現象就出現了。

一、創(chuàng)設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平臺的意義

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我國的一些高等院校為探索高校青年才俊培養(yǎng)、創(chuàng)新教學體系方法和積極構建本科人才培養(yǎng)研究平臺，先后出臺了以思考、研究與實踐為導向且具有開放性、流動性的人才專項培養(yǎng)機制。這項機制歷經多年、不斷改進和提高，時至今日，已逐步成長為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科研組織和面向未來與全球化視野的人才培養(yǎng)模式，并在理工科領域和經濟學領域取得了富有成效的研究成果。這充分表明了高校決策者們，對于大學未來發(fā)展和規(guī)劃，以前瞻性的眼光，積極謀劃高等教育與社會需要之間的無縫對接。不過，在高校學科體系建設的過程中，我們也能看到一些存在的問題:一方面，經濟類、理工類和醫(yī)學類專業(yè)由于實用性強、社會需求廣泛逐漸成為支配高校教育事業(yè)發(fā)展的核心力量，另一方面，以文學、歷史、哲學為代表的人文社會科學卻由于研究經費不足、無法創(chuàng)造大量的經濟效益等原因逐步淪為邊緣化學科。如果任由此種事態(tài)發(fā)展下去，我國在上個世紀提出的面向21世紀、建設海內外一百所知名學府的目標，就會因人文社會科學的短板而難以與綜合類高校的名稱相匹配，并且，從各個高校設立社會科學研究處，每年主持召開各類人文社會科學的年會和論壇的事實來看，我國高等教育機構也絕不滿足于僅僅在經濟類、金融類、自然科學、醫(yī)學類等幾個領域占據國際學術話語體系中的一席之地，還希望在關系民族精神和文化修養(yǎng)的哲學人文科學類學科中嶄露頭角并向世界各個角落的社會科學研究機構傳播“中國好聲音”，鑄造“中華民族級”學術航母馳騁于世界學術海洋之中，展現出中國人孜孜以求地為開天下太平以尚和、為濟天下萬民以崇賢和為安四隅八方以化生的終極理念。

二、參與“文史哲”類研究過程中發(fā)現的問題

眾所周知，文史哲類人文社會科學并不像物化生類自然科學那樣能夠將自己的研究建立在可操作性、重復性的實驗或可應用性數學模型的基礎之上。它只能憑借研究者本人所能駕馭議題的能力以及那些分布在研究者周圍、為他們唾手可及的媒介平臺上的數字化資源，作為自己描繪鴻篇巨制的水筆和畫布。其中，水筆勾勒出的線條固然儀態(tài)萬千、千頭萬緒且令人愛不釋手，然而，畫布卻在線條之先扼殺了畫家本人的創(chuàng)造與狂想，使讀者永遠只能體會到作者意猶未盡的畫卷殘片。進而，也免不了，讀者對作者不成熟的表現手法與跳躍式的時空變換風格進行“橫加指責”。的確，每一本文史哲領域的“孤本”總是有著這樣或那樣的缺陷，總是能夠找到某一點、某個環(huán)節(jié)存在的那些諸如論證不恰當、引證不充分等等此類不完滿的學術缺陷。讀者們總是希望在一本書中了解更多、更為詳盡的內容，哪怕是一本剛剛交予出版社付印的新書，也總能發(fā)現作者研究的不足。作者也時常感嘆自己有愧于他的讀者，因而，期望未來此書的再版能夠撫慰他們內心中的愧疚與遺憾。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自然科學研究，在課題實施的物質性環(huán)境中，總能在互聯網技術大范圍應用的背景下把自己的觀察視域放置在云分布的信息領域中，開展以多層次、跨地域和頻驗證為特征的、在世界范圍內的探討與研究。在這個過程中，每個加入項目研究的參與者都是一個孤立的個體，都是帶著自己對于研究對象的理解參與到項目實施和組織的過程中。甚至于，在某些開放性的實驗室中，他們并不需要直接與自己的科研伙伴發(fā)生某種言語方面的溝通或理解性的協調行動，而只是在自己關注的對象中，根據已經投入使用的儀器設備，尋找著那些尚未被開發(fā)完畢或有待探索的全新領域。與十七至十九世紀職業(yè)科學家相比，今日的參與者，已經不再像他們的先輩們那樣，還需在儀器的選擇方面煞費苦心地制備合適的器材去適應自己的科研目標。這也就是為什么我們每個人總能夠在自然科學領域中頻繁地見到某個領域的專家似乎具有某種神奇的魔力，僅僅憑借一人之力，便可從事復雜程度極高的科研工作。以上諸如此類存在于哲學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研究領域中的鮮明特點對于所有人來說并不陌生，也可以說是顯而易見的。不過，不應僅僅把實驗室建設的成敗與否作為衡量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平臺的創(chuàng)制是否成功的唯一標志。這顯然源于對于自然科學能夠取得突破性進展原因的誤解，進而，盲目地設定各種與實驗室建設相關的評估指標來量化創(chuàng)新架構的完成程度。這種做法只會加劇人文科學同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分裂，從而讓人文關懷與文化育人的功能與關于人的科學分道揚鑣，折射出一種人與人的文化毫無關聯的假象。那么，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之處在哪里呢?它在于:合理地把握自然科學研究給予我們的啟示，即，廣泛而有效的技術分工使不同層次的研究者(從本科生到博士生)能夠在研究組織中迅速地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使得一項科學研究能夠從研究對象的某個點出發(fā)而逐步形成一條漸進式地理論化的線索。其后，作為“研究內容面”的豐富，較低學術層次的研究人員能夠迅速地介入到已經成型的“研究共同體”的知識體系、研究方法和價值標準之中，幫助原有的學科帶頭人將新的發(fā)現拓展到與研究對象相關的各個領域。這種組織成長模式不僅有效適應了不同層次研究人員水平不一的成長現狀，最為重要的是，它能夠使每個人都能夠將自己的研究化為對新研究增長點的貢獻。在準確地把握了這一點之后，文科研究也可以遵從這樣一種由點及面的研究方式而不斷拓展和完善。

三、面向問題創(chuàng)建文科研究大平臺

現在的問題是如何尋找文科創(chuàng)新研究的點，在這個方面，孫正聿先生一番對哲學的解讀或許能夠帶給我們一些有益的啟示。他說:“我把搞文科概括為8個字:功夫、學養(yǎng)、悟性、境界。沒有專業(yè)系統(tǒng)的‘功夫’，沒有廣博知識的‘學養(yǎng)’，沒有很高的‘悟性’，沒有強烈的人格的魅力和‘境界’，文科是搞不好的。現在存在一個巨大的誤解，好像文科人人都能搞。我覺得搞文科是有前提條件的。我把它概括為四句話:一套概念系統(tǒng)，一套背景知識，一套研究思路，一套評價標準。‘概念’與‘名稱’是有原則區(qū)別的。就像黑格爾所說的，名稱不是概念。大家想一想這個問題，為什么你是專業(yè)的?因為你操作的是一套概念;他為什么是業(yè)余的?他操作的是一套名稱，或者說，他是把專業(yè)性的概念當作常識性的名稱來操作的。”孫正聿先生大概梳理出一條人文科學發(fā)展和研究的線索:人文科學的點便是概念本身。它的線便是這一概念在人書寫的歷史中不斷地再現。而它的面只有在研究者本人那里才能實現，也就是“悟”，也就是活著的精神，人，最終在他的學習過程中找到了自我，找到了那個通常存在于哲學文本中解讀的對象實際上正是自己的外化。“悟”，這個字在這里應用的十分恰當。它的字形結構恰恰表明其指向便是自我的心，準確地講，也就是自我意識的生成過程。那么，“文史哲”這三個學科，在這個意義上就好比一個人的祈望、實踐和對話這三個內容的統(tǒng)一，回答了人的已經完成的歷史何以得以顯現。人的全部生活史便是一部觀念的外化史，便是一部自我實現、自我完成的歷史。搞清了這個特征，我們至少可以得到三個啟示:1．沒有歷史的人是不完滿的人。這就意味著參與到文科創(chuàng)新平臺研究中的學生，因其閱歷的差異，在所能駕馭的問題上必然存在著諸多的不完滿性。2．沒有實踐生活的人是無法理解人的行為意義的人。這就意味著參與到文科創(chuàng)新平臺研究中的學生應當在這里為自己找到一塊理解其學習內容的天地。3．沒有知行合一的人還只是學習研究的門外漢。不管是語言研究，還是哲學研究，沒有人不會同意“語言是思維的外殼。”這一判斷。正是語言符號的物質性力量才把人從他私人體驗史中拯救出來而將自己的見解分享給他人，并在與他人的溝通中尋找到共識，并使所有人為了一個目標而共同邁向一個方向。正是語言的力量，人的理想和人的生活空間才能在現實化的過程中打上屬人的烙印，使人在他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中找到了一個能夠建立起“共鳴”與“爭鳴”的地方。到此，文科研究的關鍵性特點已經梳理出來，這就是，人在他生活的時間與空間中以自身為對象而反觀那些僅僅以符號形式表現出的逝去的人的事情和未來人的事情。研究的差異不僅僅存在于人的生活史中，還存在于對于他人的事情，在多大程度上，能夠被人以語言的力量組織在一起。因此，現有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應當借鑒自然科學研究與創(chuàng)新的公共平臺建設的成功經驗，組建跨學科的大文科創(chuàng)新公共平臺。這一平臺應當圍繞文科研究的關鍵性特點，合理分布架構層級來適應不同科研人員的研究水平，以四大模塊，即，調研數據共享中心、項目實施組織實踐中心、材料搜集與譯介中心以及跨學科協同性分析作為今后進一步發(fā)展的主攻方向。這一新的平臺架構能夠使每一個層級的研究者都能夠在這個開發(fā)性和流動性的空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一方面，從事調查研究的人員可以在掌握事實的基礎上探討自己研究的理論還有哪些不足和未盡之處，另一方面，從事理論研究的人員可以對調查出的事實及時進行總結并使之上升為反映時代特點的精神觀念。在事實與理論的差異之間，在現實與理想的統(tǒng)一之間，研究者能夠根據自己研究對象的不同及時豐富或探索出新的研究方法，并且，還能夠在平臺組織的各個模塊中強化自己學到的技術性操作規(guī)范與技能。技能是在反復熟習中掌握的，理論是在與事實的親密接觸中被理解的，沒有差異就不會有新的解釋，新的解釋只能是對事實的反映。而無論最后的結果如何，至少，每位研究者都可以在項目實施的過程中，理解自己應當掌握的技能并為今后的工作奠定良好的技能基礎。

四、小結

在繁榮哲學社會科學的大背景下，每一所高校或社會研究機構都希望能夠抓住當前有利的時機，提升本部門的研究實力，擴散自己的影響力，從而為提升中國軟實力添磚加瓦。但是，提升并不等于催生，兩者的區(qū)別便在于催生可以速成，可以不計較學科體系建設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各樣的問題，甚至于不必費盡心機地了解催生了什么、催生出的將會是什么。提升則不同，要考察對象的特點，及時總結，及時發(fā)現問題。它需要時間，也正是如此，它不會立竿見影地收效出唾手可得的成果。不過，只要能夠把握住哲學社會科學的總體特點，為它配備一個合適的成長平臺，那么，中華文明的璀璨之珠定會在研究平臺中綻放出美麗的燦爛之花。

一、“自然辯證法概論”課程具有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等多種知識底蘊

研究生創(chuàng)新意識、創(chuàng)新思維、創(chuàng)新精神與創(chuàng)新能力的培養(yǎng)和鍛煉，不僅需要一定的專業(yè)知識儲備，而且需要多學科的、交叉性的知識儲備。愛因斯坦曾言:“用專業(yè)知識教育人是不夠的，通過專業(yè)教育，他可以成為一種有用的機器，但不能成為一個和諧發(fā)展的人。”［4］不同學科的理論、知識、觀點、方法與技術的交叉、碰撞、吸收、融合與共振，能改善研究生的知識結構、思維方式與能力結構，形成單一學科所不及的發(fā)現問題、解決問題與處理問題的素質和能力。“自然辯證法概論”課程就是一門包含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的綜合性、交叉性學科，能夠實現馬克思主義自然觀、科學技術觀、科學技術方法論與科學技術社會論等多種學科知識的互補，該課程所蘊含的知識有利于培養(yǎng)當代研究生的創(chuàng)新素質與創(chuàng)新能力。第一，“自然辯證法概論”課程包含一定的自然科學、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知識。“自然辯證法概論”不僅研究自然界及其與人的關系，而且研究科學技術的研究方法及其與社會的關系。“自然辯證法概論”課程的研究內容主要包括馬克思主義自然觀、馬克思主義科學技術觀、馬克思主義科學技術方法論、馬克思主義科學技術社會論、中國馬克思主義科學技術觀與創(chuàng)新型國家五部分。“自然辯證法概論”課程主要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和基本方法，依據科學技術的發(fā)展演變來研究科學技術的內容、方法及其人文蘊涵，研究自然、社會及其相互關系。因此，“自然辯證法概論”課程必然包含大量的自然科學、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知識。反之，如果把這些知識排除在“自然辯證法概論”之外，那么它也就只能憑借思辨、猜測、臆想甚至幻想等手段進行研究，而這些屬于人類早期的做法，或者說是宗教、神話、文學的做法。第二，“自然辯證法概論”課程有助于融合自然科學、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知識。英國科學家斯諾提出“兩種文化”(即人文科學文化和自然科學文化)，指出人文科學文化與自然科學文化分裂的危害。杰羅姆•凱根提出建立“第三種文化”，即融合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的文化。但高度分化的當代科學為其融合設置了障礙。“自然辯證法概論”課程包含自然科學知識、人文科學知識與社會科學知識，便于學生對同一事物或同類事物進行多側面、多角度、多層次的理解與認識，溝通自然科學、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知識，實現對事物立體化、真實化的理解與認識。這種理解與認識可能是相互協調的，也可能是相互矛盾的，但無論怎樣，都是對真實世界、現實世界的理解與認識。以這些理解與認識為基礎，以現實事物為基點，協調、統(tǒng)一、融合多方面的理解與認識，從而在處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科學技術、科學技術與社會的問題時能夠實事求是地認識、解決與處理，實現自然與生態(tài)、科技與國家、經濟與社會等多方面的協調與可持續(xù)發(fā)展，緩解、預防或避免生態(tài)、環(huán)境、能源、人口、社會等問題的發(fā)生。

二、“自然辯證法概論”課程具有理性思維、批判思維與辯證思維等多種思維底蘊

“自然辯證法概論”課程既是一門馬克思主義思想政治理論課，也是一門綜合性、交叉性較強的課程，具備培養(yǎng)和鍛煉研究生的理性思維、批判思維與辯證思維等創(chuàng)新能力所需要的思維底蘊。第一，“自然辯證法概論”課程有助于培養(yǎng)和鍛煉研究生的理性思維能力。理論思維是人類在知識和經驗事實的基礎上形成的認識事務本質、規(guī)律和普遍聯系的一種理性思維。從課程內容方面講，“自然辯證法概論”課程涉及很多自然科學方面的概念、觀點與理論，這些理論能培養(yǎng)和鍛煉研究生的理論思維能力。從課程性質方面講，“自然辯證法概論”課程屬于哲學門類，哲學是抽象思維較強的學科，哲學類課程的學習過程就是對抽象思維能力鍛煉和提升的過程。如，對生態(tài)自然觀部分的學習，既要理解和掌握相關系統(tǒng)科學的概念、觀點和理論，也要理解和掌握生態(tài)科學的概念、觀點和理論;既要從科學視角審視生態(tài)自然觀產生的現實根源與邏輯必然性，也要從哲學視角審視其理論內涵與當代價值。任何科學研究活動都必須運用理論思維，許多偉大的科學家也是哲學家，如愛因斯坦、玻爾、波恩、貝塔朗菲、普里高津等。著名物理學家波恩指出:“關于哲學，每一個現代科學家都深刻意識到自己的工作是同哲學思維錯綜地交織在一起的。”研究生教育要超越感性思維與經驗思維，培養(yǎng)和鍛煉研究生形成普遍性、規(guī)律性認識的抽象思維。“自然辯證法概論”課程是多學科交叉的哲學性質的學科，其抽象程度與理性思維水平要高于一般的專業(yè)科學理論，能夠培養(yǎng)和鍛煉研究生的理性思維能力。第二，“自然辯證法概論”課程有助于培養(yǎng)和鍛煉研究生的批判思維能力。所謂批判性，就是人們對已有的理論知識、思想觀念等提出懷疑，并通過科學研究尋找真理，實現對現存事物的改造和思想理論的革新。目前，科學技術的發(fā)展及其廣泛應用，在增加社會財富、提高人類生存質量的同時帶來了資源匱乏、生態(tài)危機等問題。“自然辯證法概論”課程不僅是對現實的了解和理論的學習，而且是在具體分析的基礎上，對這些內容作批判性考察，考察其理論根源、現實根源與價值觀根源。如，對“科學技術與社會”部分的學習，不能簡單認為科學技術是好的、萬能的，也不能簡單認為現代社會中的科技運用都是善的、正當的，而要研究科學技術的發(fā)展狀態(tài)及其在社會中廣泛應用的科學技術根源、現實社會根源與科學技術觀根源。對既定事實與理論的懷疑與批判是創(chuàng)新素質與能力的重要內容。如果一味地循規(guī)蹈矩、因循守舊、崇拜偶像、迷信權威，就只能復古守成，難以創(chuàng)新。具有批判性思維能力才能對不斷變化的事物去偽求真，追根溯源。是對前人既定的理論框架完全接受，還是大膽反思和批判、推陳出新，成為評判人們是否具有自主創(chuàng)新意識的重要參量。“自然辯證法概論”課程倡導批判性的科學精神、理論聯系實際的科學態(tài)度與實事求是的科學追求，有助于培養(yǎng)和增加研究生的批判思維能力。第三，“自然辯證法概論”課程有助于培養(yǎng)和鍛煉研究生的辯證思維能力。馬克思指出:“辯證法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理解。”“自然辯證法概論”以辯證的視角理解人、自然、科學技術、社會及其之間的關系。如，對科學的理解，既要理解其可確證性的一面，也要理解其可證偽性的一面;既要理解其個體性的一面，也要理解其社會性的一面;既要理解其“小科學”時代的意義，也要理解其“大科學”時代的意義;既要理解其簡單性的本質，也要理解其復雜性的本質;既要理解其對人類社會積極性的一面，也要理解其消極性甚至破壞性的一面;既要理解與認識科學，也要理解與認識非科學、偽科學與反科學;既要避免科學主義，也要避免反科學主義。

三、“自然辯證法概論”課程具有溝通科學、技術、社會與人文的實踐底蘊

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自然辯證法概論”課程有助于培養(yǎng)和增加研究生把科學技術應用于社會的問題意識;有助于培養(yǎng)和鍛煉研究生把自然科學、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等理論知識轉化為實踐的素質和能力。第一，“自然辯證法概論”課程有助于培養(yǎng)和增加研究生把科學技術應用于社會的問題意識。自然辯證法首先強調技術進步的機制與科學家的創(chuàng)造精神，科學技術的研究、發(fā)展與創(chuàng)新既有科學技術自身的推動力，也有經濟與社會發(fā)展需求的牽引力。科學技術的研發(fā)需要著眼于、致力于社會需求;著眼于、致力于社會需求的科學技術的研發(fā)成果能夠更有效地轉化與應用，造福社會。但這種研發(fā)行為有一個前提條件，即具有把科學技術應用于社會的問題意識。“自然辯證法概論”課程立體化地研討科學技術在現實社會中的具體問題，不僅有助于培養(yǎng)和鍛煉研究生把專業(yè)理論應用于社會的問題意識，而且有助于培養(yǎng)和鍛煉研究生創(chuàng)造性地把專業(yè)理論應用于社會的問題意識。第二，“自然辯證法概論”課程有助于培養(yǎng)和鍛煉研究生把自然科學、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等理論知識轉化為實踐的素質和能力。“自然辯證法概論”課程涉及的知識，不僅僅是“象牙塔”或“樓閣”中的知識，還包括現實社會中的知識;不僅僅是理論狀態(tài)的知識，還包括理論知識運用到現實社會時所產生的效果與影響。“自然辯證法概論”從科學技術與人、自然和社會關系的視角理解科學技術。科學技術不是懸置在空中的孤立之物，而是在世俗社會中與自然、人類息息相關之物。從本性上講，科學技術是屬人的、為人的;否則，科學技術就可能異化成人類的對立物，損害或控制人類的生存和安全。如，高度發(fā)達且高速發(fā)展的科學技術運用到自然界與人類社會中，既有助于產生便利、舒適的人類生存工具與環(huán)境，也伴生了物質崇拜、人性異化、意義淡漠、價值虛無等問題。在科學技術的實踐活動中而非脫離其應用語境的抽象概念中理解科學技術，有助于研究生把對科學技術的認識從理論遷移到實驗室、從實驗室遷移到試點或試驗區(qū)、從試點或試驗區(qū)遷移到社會生產與實踐中，從而把理論知識轉化為實踐的能力與素質。創(chuàng)新型人才是國家、社會與時代的需求，是實施科教興國與人才強國戰(zhàn)略的關鍵，是建設創(chuàng)新型社會與創(chuàng)新型國家的關鍵。研究生階段是培養(yǎng)創(chuàng)新型人才的關鍵階段，“自然辯證法概論”是幫助碩士生掌握馬克思主義的自然觀、科學技術觀、科學技術方法論、科學技術社會論，培養(yǎng)碩士生創(chuàng)新精神和創(chuàng)新能力的一門思想政治理論課。“自然辯證法概論”課程具有增強研究生創(chuàng)新意識、創(chuàng)新思維、創(chuàng)新精神與創(chuàng)新能力的知識底蘊、思維底蘊與實踐底蘊。換言之，“自然辯證法概論”課程具有豐厚的創(chuàng)新意蘊，能夠履行“為國服務”的重要功能。“在構建中國特色國家創(chuàng)新體系、建設創(chuàng)新型國家的時代浪潮中，自然辯證法大有可為。

作者：智廣元劉霽堂馮慧卿單位：廣州中醫(yī)藥大學副教授廣州中醫(yī)藥大學思想政治學院副院長廣州中醫(yī)藥大學教授

在當代,作者創(chuàng)作、讀者接受的文藝傳播過程都在發(fā)生劇烈變動,文藝理論研究也不再局限在文藝心理學、文藝社會學的傳統(tǒng)研究范式當中,美學、語言學、人類學已成為研究者熟練運用的話語體系,只是這些高屋建瓴的話語體系在和本土的、具體的作品、文藝傳播現象對接的過程中仍舊停留在“話語”而不是“實踐”的層面上,更像是形而上的思辨,而缺少直觀的操作。究其原因,一方面在這個快速變動的社會中,科技和大眾媒介擴充了文藝和文化消費的形式,文藝作品的創(chuàng)作、傳播、解讀或者消費形式變幻多端,研究者無法輕易地圈定某種易于限定的研究對象;另一方面,大眾媒介與文藝作品的關系尚未定論,這不僅影響了研究者對文藝作品創(chuàng)作、傳播和解讀過程的關注視角,更導致研究者在文藝理論研究方法論上無所適從,如何把當代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傳播學等社會科學中成熟的經驗研究(實證研究,即Empiricalresearch)和傳統(tǒng)文藝理論研究中的哲(美)學、文學等形而上研究方法統(tǒng)合在一起成了文藝理論研究者們難于下手的關鍵問題。目前國內試圖把文藝理論、媒介研究、傳播學結合的文藝傳播學研究人員并非來自文藝理論界,更多來自于媒介管理運營或媒介效果研究領域,這是文藝理論研究在傳統(tǒng)人文主義范式當中徘徊不前的被動結果[1]。

本文在強調操作方法與實踐效果的實用主義哲學思想指導下,試圖將經驗研究和純理論思辨結合起來,將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結合起來,將“媒介”作為關鍵節(jié)點,并鏈接媒介文化、媒介產業(yè)、媒介產品、文化產業(yè)、創(chuàng)意產業(yè)等諸多概念,期望實現文藝傳播學研究在理論/抽象與經驗/操作層面的并行不悖。

一、研究對象:當代文藝作品與文化產品的關系

首先必須理清作品、產品與大眾媒介的關系。文藝作品(works)伴隨著報紙、電臺、電視、電影和網絡為代表的大眾媒介逐一誕生而呈現出愈加明顯的產品(product)屬性,一方面,文藝作品經世致用、立德立言、表情達意的價值取向決定了其傳播、交流、共享的特質,這是“作品”蛻變成為“產品”、“商品”的前提,文藝作品首先是具有交換價值的;另一方面,進一步說,大眾媒介不僅在前工業(yè)、工業(yè)時代可以為文藝作品提供到達受眾的管道,在網絡化組織的今天,大眾媒介還是文藝作品制作、銷售發(fā)行、反饋與再加工、批量復制的最佳、甚至唯一方式。

第二,文藝傳播正在形成一種媒介文化。自印刷技術出現之后,研究文藝必須關注媒介,關注包括精神交流與作品銷售在內的文藝作品的“傳播形式”。以報紙為代表的大眾媒介(Massmedia)興起之后,不論高雅還是通俗文藝作品都難以離開媒介獨立存在,報刊連載小說、長篇評書廣播、小說改編電影、電視劇直至今天的網絡文學、網絡游戲腳本、舞臺表演與藝術展覽,甚至數字虛擬藝術,無不與大眾媒介共生共榮,這種媒介文化已成為“當代社會中的文化的主導性形式與場所。”[2](P61)

第三,文化產業(yè)的本質是一種創(chuàng)意產業(yè)。本文所使用的文化產業(yè)在外延上接近于阿多諾聲稱的“文化工業(yè)”,但在內涵上不同于法蘭克福學派所抨擊的喪失了“光暈”的、庸俗的大眾文化(Massculture)產品及其產業(yè),而是一種類似于好萊塢電影工業(yè)的審美日常化、傳播商業(yè)化、流程標準化、產品批量化的通俗文化(Popularculture)產品及其產業(yè)。文藝作品就必須成為文化產品,“必須和社會的體驗相共鳴,必須吸引大量的受眾,”共鳴才能共贏,但共鳴需要技巧,文藝作品若試圖在當時取得成功,便必須成為文化產品,這些文化產品要么“令人震驚”,要么“與各種慣例決裂”,要么“包含著社會批判”,或者表達進步的“當代觀念”。[2](P32)

從實質上看,當代文化產業(yè)則是一種創(chuàng)意產業(yè),后者包括卻又不限于出版、影視、建筑設計、軟件設計、表演藝術[3](序言P12)。創(chuàng)意產業(yè)結合了“創(chuàng)意藝術”和“文化工業(yè)”的概念,把“藝術(即文化)直接與傳媒娛樂(即市場)等大規(guī)模產業(yè)聯系了起來”[3](P5),也就是說,以大眾傳媒為中介甚至核心的創(chuàng)意產業(yè)既是一個理論與抽象層面的概念,也是一個經驗與操作層面的概念:二者分別蘊含著面向文化藝術的人文價值范式,與面向產業(yè)市場的經濟價值范式。

二、重提馬克思:基礎結構與上層建筑的二分法

研究生課程中，一般設置有建筑史論、中西建筑理論史、文化遺產保護等針對建筑歷史與理論研究生的課程，其他研究方向的建筑學、城鄉(xiāng)規(guī)劃學研究生也可以選修。研究生教育中更重要的方面在于對學生獨立研究能力的培養(yǎng)，包括理論研究（如論文撰寫）與實踐項目（如專業(yè)實習）等，因此在教學環(huán)節(jié)中對相關研究方法的講授就格外重要。

1建筑史論研究中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應用

建筑學是一門科學、技術與藝術相結合的學科，其中的建筑史論研究也是一個需要多學科交叉研究的專業(yè)，是從建筑的角度研究人類社會，服務于人類與社會的發(fā)展。在人文社會建設過程中，建筑史論研究更應以人文關懷為前提，結合地理、環(huán)境、生態(tài)、哲學、藝術、民俗、歷史、土木、心理、社會、經濟與交通等多學科知識與研究方法，形成一個開放的研究系統(tǒng)。其中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在建筑史論研究中不可或缺。

1.1建筑史論研究生涉及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

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是兩個大的、相互獨立的學科群。在建筑史論研究中，人文科學研究方法主要來自于人類學研究，而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主要來自于社會學研究，因為這兩門學科與建筑學研究最為緊密。如前文所述，人類學與社會學在西方社會中分屬人文與社會兩個學科類型，但在我國，二者關系緊密，研究對象、研究內容與研究方式互有借鑒。一般來說，人類學以定性研究為主，社會學以定量研究為主。在建筑史論研究中，主要應用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也分為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兩類。在建筑史論研究中應用的定量研究方法主要為調查問卷，研究過程包括問卷設計、方法與數據統(tǒng)計等。問卷調查首先要做問卷設計，針對研究對象及研究內容，對問卷的內容、用詞做合理的布置，并進行信度與效度的考證。散發(fā)問卷可以是隨機抽樣，也可以做全樣本的調查，可根據研究條件做具體調整。回收問卷后對問卷進行統(tǒng)計，剔除不可信的問卷結果，最后對統(tǒng)計數據進行分析，總結研究結論。建筑史論研究中的定性研究包括參與觀察、深度訪談與田野筆記等，這是進行田野調查工作的一般程序。這一研究工作開始于“進入田野”，它不只是指進入所要研究的場地之中，而且需要與當地社區(qū)建立起良好的社會關系，從而進行進一步的考察。參與觀察強調與當地社區(qū)處于相同的情境下，參與到他們的活動當中，在活動之中觀察建筑與人的關系，多用于對建筑文化的研究。深度訪談是對參與觀察的補充與深化，對個別的、重要的社區(qū)人物進行訪談，挖掘研究對象（一般為歷史建筑或建筑遺產）的歷史及其與當地社區(qū)的聯系，多用于建筑遺產保護研究之中。田野筆記分為速記、日記、日志和筆記四種類型，建筑史論研究中的建筑速寫、草圖也是筆記重要的組成部分。

1.2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在建筑史論研究中的應用

建筑史論研究中時常需要應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如對特定建筑歷史、聚落建成史、建筑文化與建筑遺產保護的研究等。總結如下：建筑與城市的歷史發(fā)展研究。對相關社區(qū)人群的走訪，更廣泛地掌握歷史信息，尤其在缺乏文獻資料的地區(qū)，如少數民族地區(qū)。這種研究方式在民居研究中應用最多，通過居民訪談了解民居的發(fā)展歷程、各部分功能用途，推測未來可能的發(fā)展趨勢。建筑與城市的文化表達研究。通過參與觀察與深度訪談，理解文化內部人群對建筑、城市空間的理解，對他們的文化闡釋進行二次闡釋。也可應用定量研究方法，對當地居民進行問卷調查，對居民行為與觀念有一個定量的數據統(tǒng)計，支撐研究論證。建筑與城市遺產價值闡釋與保護對策研究。在文化遺產保護研究中，通過田野考察與問卷調查，更廣泛地理解不同遺產社區(qū)對遺產價值的理解，分析遺產發(fā)展趨勢與保護策略。通過廣泛接觸，了解居民對于遺產發(fā)展的需求，制定適當的遺產保護、管理與遺產地發(fā)展策略。

2建筑史論教學中講授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必要性

一、方法論創(chuàng)新:學科交叉與學科融合

當代社會科學研究的對象———社會系統(tǒng)是一個開放的復雜巨系統(tǒng)，社會科學研究面臨以下幾個挑戰(zhàn)［3］:(1)研究目標是探索未知領域;(2)研究對象不再是單純的自然環(huán)境或者是人類社會，而是由人類、社會與自然構成的復合系統(tǒng);(3)研究組織越來越復雜，隨著大科學的分工越來越細化，專業(yè)化程度越來越高，研究組織已由單一科研機構或科學家組成科學研究群體;(4)研究問題所涉及的領域越來越廣。例如，重大工程管理問題中不僅涉及工程技術，而且涉及社會、經濟、環(huán)境與人文領域，干系人不僅有政府、企業(yè)，而且關系到數量巨大的公眾，因此，當代社會科學研究常因所研究的問題變量多、隨機性強以及要素關聯復雜而無法建立數學模型或無法求解。至于單純的定性方法更缺乏分析問題的深刻性與精細化，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傳統(tǒng)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在復雜問題面前的“窘迫性”。在這種時代背景下，單純利用某一門學科知識不能很好地、甚至不能夠解決日益復雜的社會科學問題。

學科交叉與融合是兩個有緊密關聯而側重點又有一定區(qū)別的概念。交叉，主要指匯集，反映的是系統(tǒng)科學中的“集成”思想;融合，更強調相互滲透、合為一體，更多的是在化學層次、生命層次、質變層次上的結合，反映的是系統(tǒng)科學中的“綜合”思想。學科交叉與融合的背后隱藏的是普遍性的哲學規(guī)律，即世界萬物都是相互融合與相互作用的。在科學目標、科學價值以及科學組織管理層次高度統(tǒng)一的“大科學”時代，學科交叉與融合實現了當代社會科學研究在理論層次以及基礎和應用層次的相互融合，打破了傳統(tǒng)學科的劃分，使社會科學研究者獲得了更加廣闊的視野，從而在方法論上實現創(chuàng)新。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對社會現象及其規(guī)律的研究，既包括宏觀問題，也包括微觀問題;既包含結構性問題，也包含非結構性問題;既包含可定量的問題，也包含難以定量的定性問題;即使一個領域的同一類問題，也有研究目的不同、研究視角不同、研究者學術偏好不同的差異性，因此，在社會科學研究中，不能只依一個理念、從一種角度、用一種方法、使一種工具就能解決問題，特別是當前社會科學研究中面對的社會現象與問題較為復雜，這就更需要在研究過程中，把社會科學、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相結合、科學理論與實際經驗相結合、定性與定量相結合、人與計算機相結合，并使這些結合相互滲透、合為一體，即形成“融合”，融合不僅能涌現出新的前所未有的研究能力，還能涌現出前所未有新的學科分支與學科領域。隨著社會科學研究中大量復雜性、跨領域性和綜合性問題的不斷涌現，當代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的專家學者在進行前瞻性探索時往往需要借鑒于其他相關科學領域。這種借鑒，不僅僅局限于社會科學領域內，通常還會涉及自然科學、科學技術，這是當代社會科學研究領域中學科交叉與融合的典型特征。

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大力推動學科融合與交叉，不是一時的權宜之計，更不是單純的研究技巧，而是因為只有通過學科交叉與融合才能產生新的認識與分析復雜社會現象的能力，增強對社會問題研究的精細化與準確度，進而提高對社會問題復雜性的預見性和駕馭力，因此，學科交叉與融合是當代社會科學研究取得創(chuàng)新性成果的一條重要途徑，許多成功案例表明“在學科交叉與融合的邊緣發(fā)現科學問題，在學科交叉與融合的過程中解決科學問題”已成社會科學研究的基本規(guī)律。由此可見，社會科學研究運用學科交叉與融合，充分體現了系統(tǒng)科學思想中集成與綜合，在集成之上綜合，在綜合之上集成，即運用綜合集成思想。系統(tǒng)科學中的綜合集成思想是我國以錢學森為首的系統(tǒng)科學家歷經幾十年探索提出的認識、研究和處理復雜系統(tǒng)問題、體現東方哲學智慧與文化特征的方法論。因此，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開展學科交叉與融合需要充分運用綜合集成思想，以“定性定量、科學實驗、虛實結合、綜合集成”為指導原則。當前，實現交叉與學科融合主要有兩種途徑:(1)以解決某一特定問題為契機而將多種學科聚集在一起的跨學科研究機構模式;(2)通過開設多課程知識點的綜合課程來實現學科交叉與融合的高校交叉學科教育模式。

二、實踐體會:開展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論指導原則

自上世紀末，學者們在研究工作中就不斷發(fā)現和體會到所研究的社會科學問題日趨復雜，如大范圍環(huán)境治理問題、重大工程管理問題等都不僅涉及工程技術，而且涉及社會、經濟、環(huán)境與人文領域，干系人不僅有政府、企業(yè)，而且關系到數量巨大的公眾，因此，常因問題變量多、隨機性強以及要素關聯復雜而無法建立問題的數學模型，至于單純的定性方法更缺乏分析問題的深刻性與精細化，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傳統(tǒng)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在復雜社會問題研究面前的“窘迫性”。近年來，國內社會科學研究者開始以復雜系統(tǒng)為基本理論，綜合博弈論、運籌學和統(tǒng)計分析等數學方法、人工社會、元胞自動機、多主體系統(tǒng)、心理學、行為科學、文化基因等多學科交叉的計算實驗方法開展對復雜社會系統(tǒng)多要素行為、宏微觀層次之間相互影響以及系統(tǒng)整體狀態(tài)演化規(guī)律的研究，研究領域涉及經濟系統(tǒng)演化、公共管理、環(huán)境綜合治理、重大工程管理等，取得了一系列創(chuàng)新性的研究成果。回顧和總結多年來社會科學跨學科研究的探索，本文形成了以下幾點建議。

(1)從現代“大科學”時代的高度來認識基于學科融合與交叉的當代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創(chuàng)新的重要性，要認識到學科交叉與融合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從總體上說，在社會科學研究中推進學科交叉與融合是一項系統(tǒng)工程。從學科領域看，它既涉及對社會系統(tǒng)與社會科學問題的科學認識，又關系到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在當代大科學時代的相互滲透與融合的動力學機制，還關系到現代社會科學人才培養(yǎng)模式及知識結構設計等;從政策角度看，它涉及發(fā)展和繁榮社會科學的戰(zhàn)略思考和安排，又關系到相應的政策設計與落實，還關系到能充分體現這些戰(zhàn)略與政策的具體規(guī)劃與執(zhí)行，更要創(chuàng)造有利于學科交叉與融合和有利于多學科人才協同工作的文化氛圍。

(2)要深刻認識到，在綜合集成思想指導下，大力開展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論創(chuàng)新，并形成當代社會科學研究新的方法論體系，它不僅包含著對社會科學研究問題新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創(chuàng)新，還要求研究人員在方法論創(chuàng)新的基礎上形成具體的研究方法、手段、技術、工具的“落地”，實現方法論到方法的轉換，以及新的方法在解釋現象、揭示規(guī)律和指導實踐等社會科學研究實際應用中的成功應用，很難講關于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論創(chuàng)新是成功的。因此，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論創(chuàng)新其實質是關于科學哲學的多層次、整體性的反思和變革，而不能僅僅認為是一些研究方法的改進和新技巧的采用。

《國際新聞界》2004年第6期發(fā)表了楊茵娟女士的《從沖突到對話——評傳播研究典范：結構功能主義、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一文。楊文從傳播研究范式（該術語大陸與港臺譯法不同，大陸多稱范式，港臺習用典范）的角度分析、比較了結構功能主義、政治經濟學以及文化研究，視野開闊，邏輯嚴整，是一篇很扎實的學術論文。不過，筆者肯定楊文的同時，也想對楊文的一些觀點提出不同的看法，并想沿傳播研究范式這一思路對楊文沒有談到的一些問題進行探討，算是對楊文的一種回應。

1、對傳播研究范式的思考

楊文開宗明義地提出了三種傳播研究范式，即結構功能主義、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但在討論中并沒有論證她所采用的范式概念。眾所周知，范式這一概念是由庫恩提出的，金兼斌先生在他的一篇討論傳播研究范式的論文中曾經指出，根據庫恩自己的說法，其范式概念主要有兩層意義：第一，它代表科學共同體成員所共有的信念、價值、技術等等構成的整體；第二，它涉及該整體中的一種元素，就是具體的問題解答，作為一種模型或范例，可以代替規(guī)則作為常規(guī)科學其他疑題的解答基礎。[1]從以上兩種定義來看，楊文所采用的范式概念可能更接近第二種。然而，國內學者現今在討論研究范式時多采用第一種更為宏觀的、形而上的定義，比如金兼斌先生同樣援引西方學者的說法，認為社會科學中的研究范式，是有關科學和社會基本性質的一組形上假定，無謂對和錯，而只是提供了觀察人們社會生活的不同方式和思路。[2]那么在這種目前在大陸學界占主流的范式概念下，結構功能主義、政治經濟學以及文化研究都還不能直接被定義為范式，更好的說法是它們是一些學派或流派，它們是某些范式的代表，但其概念要小于范式。

如果我們認為結構功能主義、政治經濟學以及文化研究并不是宏觀意義上的傳播研究范式，那么傳播研究范式究竟又是什么呢？事實上，這個問題一些學者也早有論述。潘忠黨先生早在1996年發(fā)表的一篇學術論文中，根據傳播媒介的功能極具創(chuàng)見地提出了探討媒介與文化之間關系的三種理論模式（雖然潘文沒有采用范式的概念，但所用的模式一詞已經具有了范式的意義），即表述模式（認為媒介是表述現實的工具）、傳送模式（認為媒介是傳遞信息的工具），以及把傳播視為社會交往儀式和文化的生存與再生的模式。[3]當然，從整個國際傳播學界來看，目前絕大多數學者都認為主要存在著三種傳播研究范式，即社會科學研究范式、詮釋研究范式以及批判研究范式。[4]這三種傳播研究范式當然在本體論與認識論上都存在著差別。如果擇其要點而言之，筆者以為它們的差別首先來源于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的區(qū)分。社會科學想仿效自然科學，因此主張價值中立，認為學者必須不帶個人偏見地去揭示純粹的客觀規(guī)律；而人文學者認為價值中立是無法真正做到的，研究工作具有一定的價值導向不僅是可以的，而且也是必然的。這樣一來，如果說社會科學主要是想揭示社會究竟是什么樣的，那么人文科學的價值關懷已經讓研究工作還帶有了一點揭示社會應該是什么樣的性質。前者在傳播研究中直接產生了傳播的社會科學研究范式，強調客觀，強調實證，強調規(guī)律性；而后者在傳播研究中又可以分為兩支，在具有價值導向的前提下，一派強調理解，這帶來了傳播的詮釋研究范式；另一派強調批判，這帶來了傳播的批判研究范式。

[摘要]本文回應《從沖突到對話——評傳播研究典范：結構功能主義、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一文，通過對范式概念的辨析，將目前學界公認的三種傳播研究范式——社會科學研究、詮釋研究以及批判研究——進行梳理；并結合中國的社會歷史語境，探討這三種研究范式在我國的發(fā)展狀況；最后針對傳播學多元范式并存的現狀，提出要正確理解范式之間的張力，避免其負面影響，以促進我國傳播學的發(fā)展。

[關鍵詞]傳播研究；范式；社會科學；詮釋；批判

按照對話美學要義，形式主義為其提供問題框架，歷史主義指引其克服反歷史、反人文的弊端，兩者之間對話生成的系統(tǒng)既不困守于同一性的古堡，以無常對抗壓迫，又不落入無確定性深淵，以有序抵制虛無。但形式主義與歷史主義擁有不同的學理訴求，存在諸多不可取消的差異與沖突，具有不可調和性。矛盾集中在兩點，一是系統(tǒng)存在的合法性尚需驗證，二是有序系統(tǒng)無常化、無常系統(tǒng)有序化的運作模式知易行難。首先，洛特曼指出系統(tǒng)的存在是必然的。他認為“創(chuàng)造文本的第一步就是創(chuàng)造系統(tǒng)。”〔2〕（P416）一切文本以系統(tǒng)的存在為前提。他指出“不依賴規(guī)則和結構聯系的創(chuàng)造是不可能的。”〔2〕（P409）也就是說，轉為代碼、模式系統(tǒng)是藝術文本的本質。一旦脫離系統(tǒng)，便違背了藝術的模式屬性，勢必使通過藝術理解世界、通過藝術溝通讀者變得不可能。洛特曼將系統(tǒng)作為藝術達成目的的前提條件。無論是藝術文本的結構還是文化生存的空間，洛特曼均勾畫多層次的復雜系統(tǒng)，強調功能單一的個體不能孤立存在，只有進入有序系統(tǒng)才能發(fā)揮作用。他指出“藝術文本是建構在各種層次的總體有序化與局部有序化的結合之上的復雜系統(tǒng)。”〔2〕（P349）正如其他結構主義者認為人的思維過程受制于普遍法則。詞語秩序、文學系統(tǒng)成為洛特曼研究的認識假設和預設前提。洛特曼的理論路線是將文學系統(tǒng)化，從各類文本中發(fā)現規(guī)律、整理秩序。他建立了一個關于文學系統(tǒng)自身的模式，以此作為考察單部作品的外部參照。這樣的文學系統(tǒng)按照等級組織起來，是相互作用的諸要素的復合體，天然具有整體性、關聯性、層次性等有序屬性。關于系統(tǒng)存在的合法性，洛特曼并未深究，只是理想化地提出，文化是統(tǒng)一有序的符號系統(tǒng)。系統(tǒng)的存在成為不證自明的前提。而在一切價值皆需重估與反思的浪潮中，我們不得不對未經審視檢驗的前提提出合理性質疑。其次，洛特曼總結出有序系統(tǒng)無常化、無常系統(tǒng)有序化的運作模式，將之歸納為可比性原則。他指出無論是結構整體還是結構層次，各種異類要素根據可比性原則建構系列。也就是說，在形式主義與歷史主義的雙重觀照下，該系統(tǒng)一面建構，一面解構。既有序又無常，有序無常化，無常有序化。他指出：“作為這些有序化的多樣性以及共同解釋的結果，在這一層次上是有規(guī)律的和可預言的，在另一層次上就表現出對規(guī)律的違背和可預見性的降低。”〔2〕（P221）也就是將系統(tǒng)的有序，視為無常的前奏，并將系統(tǒng)的無常，控制在可控的范圍內，無常終究有序化。然而有序與無常的沖突，如何在同一系統(tǒng)中取得平衡，這是對話美學需直面的關鍵所在，問題癥結回到了系統(tǒng)的理解。洛特曼所言系統(tǒng)具有動態(tài)化、不確定性，其根源在于外部力量和內部因素的變動。內部和外部的關系合力生成系統(tǒng)。每個系統(tǒng)都是由復雜的諸多要素組成的有機統(tǒng)一體，同時單獨要素亦可作為獨立結構而存在。系統(tǒng)內部每一組成要素的變化均會引發(fā)其他要素的變化，任何要素皆有意義。這樣的系統(tǒng)既維護異質要素之間的平等對話，又保障異質要素個體的獨立存在，這是對話美學傳遞的深層旨意。洛特曼指出“符號域的標志性特征是異質性（heterogeneity）。”〔3〕（P125）

按照其描述，符號域空間中充滿了各式各樣、自由移動的碎片。它們既是獨立個體也是系統(tǒng)的一部分。“異質性不僅指各類要素的多樣性也指功能的多樣性。”由此可以看到洛特曼試圖建構維護個體生存的系統(tǒng)，為個體發(fā)展尋覓合適的土壤。這樣的系統(tǒng)需具有有序性，以保障系統(tǒng)的穩(wěn)定性，同時還需具有無常性以維護個體的發(fā)展。在此，對話美學猶如一雙上帝之手，展示其神奇的中和力量。洛特曼聲明“一段藝術文本不只是體現了各種結構規(guī)范的實現，也表現了對它們的違背。它是由確立次序和破壞次序的追求所組成的雙重結構范圍內發(fā)揮作用。”〔2〕（P417）有序與無常，兩種相反的力量斗爭博弈，同時發(fā)揮作用，其最終主導權歸為何方？洛特曼的答案是“盡管每一種追求都力圖控制和破壞對方，但任何一方的勝利都是對藝術來說其實是不幸的。藝術文本的生命取決于它們彼此之間的張力。”〔2〕（P417）也就是說，洛特曼寄希望于系統(tǒng)內部“彼此之間的張力”對系統(tǒng)的無常與有序進行平衡。一切始于系統(tǒng)，一切終于系統(tǒng)。起點即是終點，終點亦是起點。似乎問題在此得到了合理解答，但我們的追問并未就此終結。在沒有第三方力量合理制衡的境況下，有序與無常相生相克，此消彼長，如何避免向左便是一元專制、話語霸權，系統(tǒng)成為僵硬的、固化的、絕對的、獨斷的系統(tǒng)；向右便是遁入相對主義、虛無主義，終至禮崩樂壞、價值失范。應該說，合理有度地調和有序與無常，和諧共生的對話格局知易行難，非一心所想，亦非一日之功。

洛特曼指出符號學的首要問題是意義。意義即信息，意義在洛特曼將文藝學科學化的進程中置換為信息。文本是否有意義取決于其包含的信息量，也就是語義負載的程度。信息量的多少成為評價文本意義的標準。意義可量化為信息量，彰顯人文與科學對話的勇氣與希望，而藝術文本的信息量終究無法測算，意義難以衡量則預示著人文科學化的困境與瓶頸。一方面，意義等同于可測量、有數量的信息，體現了人文與科學對話的希望。洛特曼以其任教的塔爾圖大學為中心，運用作為哲學人文思潮的結構主義與作為社會科學最新方法論的符號學，形成了著名的塔爾圖符號學派。符號學是有關模式的理論和分析方法。他認為研究符號系統(tǒng)的目的，是確定意義。“對于所有使用符號的科學來說，意義是首要問題。研究任何符號系統(tǒng)的最終目的，就是確定它的內容。”〔2〕（P48）洛特曼借用烏斯賓斯基的觀點，闡明意義就是互譯過程中的不變量。洛特曼衡量意義的初衷在于試圖科學地回答藝術存在的必然性問題。按照黑格爾理論，會出現高于藝術的形態(tài)，藝術勢必滅亡或被替代。但藝術仍然存在，深究其因便是藝術文本較之其他文本，能夠容納罕見的高濃度信息，具備驚人的語義飽和狀態(tài)。具體來看，將口語句子與一首詩、一套顏料與一幅畫做比較，藝術可貯存、傳達的信息量是無可比擬的。言下之意，藝術存在的必然性在于“對于貯存和傳送信息來說，藝術是最經濟、最簡捷的辦法。”〔2〕（P33）洛特曼提出意義就是信息，深化了對文學本質的研究，特別在當前信息爆炸的時代，更顯遠見卓識。另一方面，信息不可量、無法量，彰顯了人文與科學對話的困境。信息如何精確衡量，符號學最終未能提供切實可行的方法，提煉數字結論異常困難。一是從信息屬性來看，藝術文本中存在的是超信息。藝術具有不可翻譯性，也就是信息量無法計量。洛特曼指出“為什么詩歌文本的最精確翻譯，僅僅只在對詩歌言語和非詩歌言語都是共同的那部分結構上再造內容結構。”〔2〕（P217）

換言之，詩歌文本無法得到精確的翻譯，信息量也就無法得到全部統(tǒng)計。洛特曼認識到“藝術模式永遠比對它的解釋更豐富、更有生命力，而解釋永遠只能是一種近似物。”〔5〕信息量的統(tǒng)計上，總是無法實現一對一的準確捕捉，相反，存在諸多空白點。簡言之，這就是洛特曼所說的“只有在藝術文本中才有可能存在的超信息。”〔5〕二是從信息來源來看，信息量的多少取決于讀者。洛特曼將判斷語義信息的裁決權賦予了讀者。但讀者不是一個固定實體，而是具體的、歷史的、實踐的主體。不同讀者判斷標準不一，理解程度不同。信息處于不斷流動的狀態(tài)，而非固定不變之物。信息量流動不居，無法凝定恒常。沒有終極解釋，無法蓋棺定論。更為致命的是洛特曼認為文本中的語義信息呈潛在隱身狀態(tài)。信息是潛在的，需要讀者挖掘。信息出自接受方的推斷，這就近乎宣告了數字化語義信息必然失敗。用艾柯的話來說“，我們決不會完成美學信息的‘最終的’解碼或‘閱讀’。”〔6〕（P147）既無法裁定藝術文本的信息量小于其他文本，也無法估量藝術文本的信息量究竟大過其他文本多少，信息無法測量，意義自然亦無法衡量。細究之，科學方法運用于人文領域是否合理，是否僅是簡單折合、舊詞新說，還是對話碰撞出新的意義，我們應辯證地看待上述問題。人文與科學并非二元對立的兩極。人文與科學之間的交流對話是可能的，也是不易的。洛特曼的理論出發(fā)點是文學研究科學化，對文學研究進行自我確認。建立一門以嚴格科學原則為基礎，不取決于個人趣味的超意識形態(tài)的文學科學模式是其理論旨趣。但符號學引入文學研究，雖然有助于思考文學意義的產生機制，但并不能代替思考文學作品的本質，不能再現作品的歷史性。科學求真，人文求善，藝術求美，各自擁有不同特質。如巴赫金所言，人文科學研究與自然科學研究，有不同的研究對象、不同的研究方法、不同的研究目的。自然科學研究物，人文科學研究人。人文科學的對象是表現的和說話的存在，不是生物學意義上人的物質存在。洛特曼賦予文學以科學氣質，勇氣可嘉，但科學與人文的鴻溝仍然存在，符號學并未將之消除。

從文學系統(tǒng)切入，直面意義生成，這是對話美學為現代性多樣性設計的方案。既對現代性普適價值持寬容性認同，又對后現代性過激之處予以修正。但我們需要清醒地認識到對現代性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并非易事，往往會導致前提與結論相互抵牾，悖論叢生，影響理論的效能發(fā)揮。首先從理論目的來看，對話美學以文學的獨立性、特殊性、區(qū)別性為立論基點，試圖追求文學研究的知識系統(tǒng)化和專門化，堅持文學理論的科學性與客觀性。但結論卻是文學始終處于與外系統(tǒng)不可分離的關系之中，將文學研究導向了拉平一切對立面，打破以往確立文學概念的等級關系，解除文學與非文學的藩籬。從捍衛(wèi)差異、確定邊界始，以消解差異、邊界消失終。語言規(guī)則、文學系統(tǒng)、交通信號、文化系統(tǒng)等量齊觀，萬象歸一，有無違背系統(tǒng)結構的前提預設，即外延確定、獨立自存、等級森嚴、外人莫入的原則，這從根本上動搖了文學是一種獨立存在的認識論假設，值得深思。深究之，對話美學的深意是破除現代性思維，顛覆歐洲文化中心論，解決文化差異帶來的身份認同危機。現代性是西方理性主義傳統(tǒng)。除了科學、民主之外，現代性主客二分的思維模式代表了“歐洲中心論”、“殖民者的世界模式”。無論是黑格爾聲明中國沒有歷史，還是馬克思形容像植物一樣緩慢成長，中國等第三世界國家，均作為資本主義的客體依附性存在，而非作為歷史的主體存在，被排斥于世界體系之外。如何在認同現代性思想之時，仍然保持主體性，體現在“全球化與本土化”這一最具代表性的命題上。進步與落后的二元對立造成的自我否定，蘇俄知識分子在世界文化版圖中的主體位置以及對現代性的矛盾態(tài)度，精神上的分裂狀態(tài)，均需通過詩意闡述加以撫平。其次從理論方法來看，洛特曼對歷史主義與形式主義采取的是兼收并蓄的對話立場。洛特曼遵循對話宗旨，引入讀者、外文本，有效吸納歷史主義，融文學的歷史訴求于形式結構，納具體可見的現實現象于系統(tǒng)模式。既糾正了以語言為中心的形式主義文論局限，同時又克服了以意識形態(tài)為指歸的歷史主義文論偏頗，一舉完成超越形式主義與歷史主義的雙重歷史使命。他得出“藝術作品是歷史的紀念碑這個概念為另一個概念所代替；藝術作品是‘像任何其他’我們不斷見過的作品那樣的紀念碑。”〔2〕（P325）

但歷史主義與形式主義的沖突，關涉是歷史統(tǒng)一于邏輯，還是邏輯來自于歷史。任何知識生產和知識秩序的建立都有自己的學理根源，兩類不同路向的理論自成一體，不可證偽。多元開放掩飾了異類知識的不可調和性，兼收并蓄僅是表面和合。鮑•加斯帕洛夫（B.Gasparov）在《作為特殊現象的20世紀60年代的塔爾圖學派》中提出，塔爾圖學派極力追尋“絕對的綜合”。〔7〕（P163）他認為對整體、相互聯系現象的關注超過了每一個單獨現象，具有烏托邦思維特征。但洛特曼提出異議。他認為自己和鮑•加斯帕洛夫的分歧在于他認識到描繪一幅完整的圖像的困難性。洛特曼直言將文化交流現實過程圖式化、模式化，不可能完全實現。其中涉及到歷史、社會、心理條件。任何系統(tǒng)除了自我發(fā)展規(guī)律外，還受制于極其偶然的因素制約，故不可能做出準確預測。同時他也不贊同用任何一種理論作為指導性原則，規(guī)劃實踐。相反，還特意賦予文化生存與發(fā)展空間不可預測性、偶然性與不確定性，展示了一幅奇妙的動態(tài)思維圖像。正如《世界文化報告》中所稱，文化不再作為凝定不變、固定封閉、完成時態(tài)的“集裝箱”，而是一個全球化、跨界化的創(chuàng)作過程。〔8〕（P9）最后從理論意義來看，對話美學愿景在困境中日益澄明。對話美學大義在于立足意義的持續(xù)生成，不斷推進陌生化進程。一旦理論定下的規(guī)則陷入常態(tài)，系統(tǒng)便會自動推陳出新。違反代碼成為不變的規(guī)則。與時俱進、不破不立、變乃不變成為理論永葆青春的法寶。如洛特曼自述，“人們一著手制定規(guī)則，活生生的文學史就會顯露出許許多多的例外，以致沒有什么可以與規(guī)則相吻合。”〔2〕（P401）“文本在特定禁令系統(tǒng)的聯系中發(fā)生作用，這些禁令先于文本，存在于文本之外。”〔2〕（P272）所謂的“規(guī)則”、“禁令”便是既定理論，具體包括體裁限制、特定詞匯使用等。按照洛特曼的說法，禁令“內在于特定藝術語言、特定時代和民族文化（以及作為它的最重要因素的自然語言）”〔2〕（P272）。規(guī)則、禁令非永恒，隨時代、環(huán)境而變遷。破除禁令，轉入對話，理論何去何從？對話美學選擇中間路線，既不使現代性過度膨脹，也不使差異性絕對化。其可貴之處便是揭示了真理在關系之中，創(chuàng)造之中。沒有絕對真理，亦沒有終極真理。堅決抵制“絕異道”、“大一統(tǒng)”的偏執(zhí)，生動演繹對話美學的自由品格。理論本身沒有過錯，錯的是將理論絕對化，定為一尊，排斥異己。理論指向的不是終點，而是起點。

洛特曼認為，正確的命題和論證邏輯，比起那些即便是真理但無法驗證的現成答案價值要高得多。他指出文藝學學科的性質處于不斷變化之中，因此對研究者提出更高的要求。之前的語文學成了獨立而遙遠的職業(yè)。專業(yè)分化僅僅是科學的一個進程，帶來了很多負面效應。如古代語言和文化成了少數專家研究的學問，俄國語文學家不了解外國文學。他還進一步指出對話美學雖然并非一個完全成熟、定型的科學流派，許多關鍵問題還沒有必要的統(tǒng)一性或明晰性，但提供的多元思維方式，示意結構主義、符號學等皆是眾多視角中的一種，任何學派都不可能占據通向研究對象的所有通道，這一點異常重要。總而言之，對話美學作為消解現代性的方案，有效避免了總體化的暴力傾向，揭示了復雜場域的權力關系引發(fā)的壓制與突圍，為地方文化、小型敘事提供了合法化存在的依據。如同周憲所指，換種角度來看，與其將此理論理解為知識或學問，不如理解為某種策略。這樣一種策略，不再以某種普遍的價值觀為指歸，而是強調價值的多元性；這樣一種立場，重視文化的差異性與繁復性；這樣一種姿態(tài)，既關注普遍的共同價值觀，又關注局部的地方價值觀。〔10〕按照鮑曼的說法，這已不再是法則、基礎或是地基，只是一項假說、一類價值、一種目的。〔11〕（P270）或如洛特曼自言，對話美學困境之啟示不在于其“無所不能”，而是意識到理論的有限，有如智者自知，人類才不會停止求索的腳步，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本文作者：李薇單位：廣東輕工職業(yè)技術學院旅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