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規范下的中西文化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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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默頓規范產生的文化背景

默頓規范產生的文化背景是清教倫理。巴克斯特(RichardBaxter)認為清教倫理可概括為7點:“(1)強調功利主義;(2)對世俗抱有濃厚的興趣;(3)認為探索自然而產生的科學是對上帝榮耀最虔誠頌揚;(4)反對崇尚權威并試圖挑戰權威;(5)反對傳統主義，主張革新;(6)主張徹底的經驗主義;(7)認可并崇尚理性［3］?！鼻褰虃惱碚J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倡導“應該毫無保留地接納不同的國家、不同的宗教、不同的職業的各種人士［4］?！边@些思想成為普遍主義規范誕生的前提。清教文化提倡禁欲主義，認為教徒應該懂得克制自己的欲望，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平，并認為科學研究是行善的重要方式之一。默頓吸收了這些清教思想，但同時也注意到了功利標準的負面影響。他認為經濟利益應該是科學研究的副產品而非科學追求的主要目標。這些思想為他提出“無私利性”規范奠定了基礎。在17世紀的英國，很多科學家害怕自己的成果被盜用，因而不公開自己的成果，皇家學會因此制定了依據收到稿件的日期確定優先權的規則，以此鼓勵科學家公布新成果;同時清教認為上帝是通過公開自己的杰作來達到傳播福音的目的。這些想法體現在默頓的思想中就變成科學知識應該是全人類所共有的，科學家應該及時、充分、完全地公開自己的研究成果，這就是共有主義規范。清教文化提倡對科學成果的正確性進行檢驗，認為質疑和批判的精神是科學界必不可少的，同時認為這種質疑和批判不應該是一個人的批判，對科學成果的檢驗和質疑必須建立一個合理制度。受這些觀點的影響，默頓提出了有組織的懷疑主義規范。默頓科學規范和清教文化的具體關系如圖1所示。清教倫理與西方文化總體來說是一致的，但也有一些明顯的差異。如西方文化中個人主義的思想對共有主義規范產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如果沒有對優先權的承認，可能就難以共有。這與我國古代有大量托名或俟名的作品截然不同)，而重利輕義的思想、經濟人的假定則直接侵蝕著無私利性規范。因此，默頓規范在西方的運用也一直存在著文化的摩擦和規范與反規范的較量。

2中西方傳統文化對科學規范影響的實證分析

為了獲得中國和西方學者在對待科學規范態度上的數據，筆者先后進行了多次問卷調查。時間主要集中在2012年6月19日至7月30日和2013年2月20日至4月10日之間。中國被試主要是高校教師、科研院所和企業科技人員。西方的被試主要是英國、美國和加拿大的高校教師。其中中文問卷回收809份，英文問卷回收115份，回收問卷有效率皆為100%。問卷調查的方式主要有實地問卷調查和網絡調查兩種(其中網絡問卷調查的回收率較低，特別是英文問卷，這也是英文問卷回收較少的原因之一;也是本文研究的難點之一)。由于本文所討論的科學規范屬廣義的科學規范，所以在調查對象中涉及到工程師等技術人員，調查的問題也涉及到技術和專利等內容。通過運用SPSS軟件卡方檢驗分析，計算出中西方學者對觀點1、7、6(見表1、3、5、7)的漸進Sig．(雙側)值分別為0.685、0.376和0.012，對其他觀點的相應值皆為0.000。這表明除觀點1和7外，中西方學者對科學規范的態度有顯著的差異性。具體分析結果如表1至8所示。

2.1中西文化對普遍主義規范影響的實證分析從表2可以看出西方學者贊成普遍主義規范的程度明顯高于中國學者。這與西方盛行的普遍主義文化顯然有直接的淵源關系，因為一個在社會領域遵循普遍主義價值觀的科技人員，在科技領域也會趨向于遵循相同的價值觀和規范。同時，普遍主義規范與西方的神本位、理性主義、平等觀、社會身份取決于成就等觀念也是一脈相承的。在這些價值觀的影響下，對科研成果評價的非個人性標準，科研準入的能力標準就變成自然而然的要求了。相對而言，中國學者對特殊主義規范更贊成。與普遍主義規范相反，特殊主義規范遵循的是個人性和社會性的準入標準和評價標準，即在科研準入或成果評價時，不僅要看能力或成果，而且還要看人;個人的社會關系和地位對其準入或對其成果的評價有重要影響。而這種準入和評價標準顯然是直接來源于中國文化中的特殊主義，同時與中國的部分價值觀(如官本位、情感主義、等級觀和社會身份取決于歸屬等)有較高的相關性。依據普遍主義規范選拔的人才一定具有更高的科研能力;運用該規范評選的成果，也有更高的學術水準。這些都有利于科研效率的提高和科技的發展。但普遍主義規范要發揮應有的作用，還必須與當地的社會文化相協調。在我國，普遍主義規范是被強制性引入的，而且這種強制性制度安排與我國文化明顯不適應，使其在我國難以得到嚴格的遵循。同時，普遍主義規范有時還可能造成兩極分化。我國各個地區的發展并不平衡，如果嚴格執行普遍主義規范，那些落后地區要想得到相應的科技資源就更加困難，發展不平衡將進一步加劇，從而對整個國家的科技發展產生不利影響。這也是為什么我國學者對表1觀點3的贊成度高達41.1%的原因(西方學者僅為15.7%)。另外，一味地依據能力來選拔人才，而不考慮科研團隊的內部關系，可能會產生內耗。這些都說明，在某些特定情形下遵循特殊主義規范也有其合理性。

2.2中西文化對共有主義規范影響的實證分析從表4中可以看出，中國學者對共有主義規范的贊成度略微高于西方學者，對保密主義規范的贊成度略微低于西方學者。同時，中國學者對表3觀點5的贊成度略高于西方學者(73.4%對66.1%)，對觀點5的反對度要明顯低于西方學者(6.8%對20.9%)。這可能與西方的個人主義有一定相關性，因為個人主義比較看重個人的私有財產，易強調私有財產的神圣性，所以對自己的科研成果也較難以與其他人共享。在承認優先權的制度條件下，科技人員用科研成果來換取優先權，這才使得共有主義成為西方學者普遍接受的規范。在這種情況下，科技人員雖失去了對科研成果內容的獨享權，但獲取了其優先權，并可以通過這種優先權來謀求職位、薪金和科研條件等物質利益(若是專利，則可獲取專利使用費等收益)。所以，個人主義與共有主義并不是矛盾的。對觀點“在學術論文中，引用別人成果一定要注明出處和來源”，西方學者的贊成度要明顯高于中國學者(92.1%對68.5%)。這說明西方學者對優先權要更為重視;沒有優先權制度，西方的科學成果恐怕難以共享。而中國文化倡導集體主義、重利輕義、道德至上。在集體主義下，科學研究的成果歸集體所有;即使沒有優先權的承認，發現者也愿意公開自己的成果。在中國古代存在大量俟名作品，計劃經濟時期充斥著集體作者就是明證。顯然，及時、充分、全面地公開自己的研究成果可以促進科技的廣播和應用;在引用別人的勞動成果時注明出處，也是對成果提出者的一種尊重。但一味強調公開，也容易導致優先權的喪失，或者引起優先權的爭論。有些爭論還可能耗費大量的科技資源，甚至導致科技人員之間的隔閡和科技交流的中斷。牛頓和萊布尼茨關于微積分的優先權之爭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這說明科技人員有權選擇其成果公開的時機和場所;在某些特定條件下，選擇暫時保密是科技人員的正當權利。如對尚未申請專利的關鍵性技術成果就應該嚴格保密(中西方學者對表3觀點6的贊成度都超過了70%也證明了這一點)。另外，對于一些尚不成熟的科研成果，如果過早公開，一旦被同行或者競爭對手發現或者剽竊，會對該成果優先權的獲得產生較大影響。

2.3中西文化對無私利性規范影響的實證分析從表6可以看出，中國學者對無私利性規范的贊成度要明顯高于西方學者，對私利性的贊成度要明顯低于西方學者。其原因可能與我國性善論、道德至上、集體主義和重義輕利等價值觀有關。性善論和道德至上易演化為重義輕利;集體主義與重義輕利的含義基本相同(因為這個“義”就是公益，這個“利”就是私利);而重義輕利與無私利性顯然是一致的(中國學者對表5觀點8的贊成度高達65.7%，而西方學者僅為34.8%)。與此相反，西方文化認為人性本惡，因此需要法律來做進一步約束;人性惡易演化為個人主義(因為人性惡會更傾向于自私自利)，而個人主義易導致經濟人的產生，從而重利輕義。所以，西方學者對表5觀點8的反對度為47.0%，而中國學者僅為7.8%。由此可見，文化對中西方學者對待無私利性規范態度的影響是非常明顯的。無私利性規范強調“為科學而科學”，反對在知識的生產和應用過程中個人利益的干擾，如套取或挪用科研經費、偽造實驗數據、抄襲、等。這樣可以對學術不端行為起到遏制作用，有利于確?？茖W的客觀性和正確性。但是，若完全否定個人利益，科技人員就會失去前進的動力;科技人員在不損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也有追求個人利益的權利(中西學者對表5觀點7的贊成度都超過了70%)。這表明，兼顧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不僅完全是可能的，而且也為中西學者所普遍認同。隨著大科學時代的到來，科學技術和經濟、政治、軍事和生態等方面的聯系日益緊密，在科學技術的生產、傳播和應用過程中完全剔除利益因素是不可能的。無私利性規范與私利性規范的結合可以兼顧各方利益，無論是對科技的發展，還是對社會的進步都是有裨益的。

2.4中西文化對有組織的懷疑主義規范影響的實證分析從表8中可以看出，中國學者對懷疑主義規范的贊成度要略低于西方學者，對待信任主義規范的贊成度要略微高于西方學者。這種差異可能與我國提倡女性文化、中庸之道、情感內斂、和合觀念和擅長綜合和直覺思維等有關。在這些“和”的文化影響下，中國學者比較注重謙遜、溫和、包容和和諧;反對不講情面的尖銳批判。因此對表7觀點10，中國學者的贊成度要高于西方學者(77.3%對62.6%)，而反對度要明顯低于西方學者(4.8%對22.7%)。中國文化雖然也提倡懷疑精神，但更多強調信任、合作和包容。同時在集體主義的影響下，得到其他科學家(特別是權威科學家)的認可便顯得尤為重要，因此對表7觀點9，中國學者的贊成度要高于西方學者(56.7%對47.0%)，反對度要明顯低于西方學者(21.7%對33.9%)。而西方文化更傾向于個人主義，一項成果即使得不到大眾或者權威的認可，其創造者也會對其持肯定態度;同時在情感外露、男性文化、對抗觀念和擅長抽象和分析思維的影響下，西方學者更崇尚懷疑主義的精神，而且敢于當面直言;無論怎樣質疑、懷疑都不會被認為是“過分”。所以在對待表7觀點10時，西方學者的贊成度比我國學者要低，而其反對度明顯要高。懷疑主義規范可以對科研成果的客觀性、正確性進行檢驗，起到去偽存真的作用，但處理不當也容易導致過分懷疑。皮爾遜(KarlPearson)認為，“當一個事件或觀察的真或假對行為具有重大的影響時，過分懷疑比過分輕信更有社會價值。在像當代這樣的本質上是科學探索的時代，懷疑和批判的盛行不應被視為絕望和頹廢的征兆。它是進步的保護措施之一［6］?！彪m然過分輕信更糟，但過分懷疑也不宜提倡。這不僅影響科研的效率，還會使科學陷入虛無主義。這就是說對科研成果和科技人員有時也應該采取信任的態度，在懷疑和信任之間保持必要的張力。信任主義規范不僅與我國文化相一致，還可以減少科研成本(因為避免了一些無謂的懷疑)，提高科研效率;而且，對科學理論的“硬核”部分是不能懷疑的，否則科學研究將缺乏必要的起點。所以在科研過程中適當采用信任主義規范也有一定的合理性。由此可見，默頓規范并不是放之四海皆準的絕對真理，相反，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不同的情境下科技人員應遵循不同的規范。只有這樣才能保證科學規范與本土文化更好地融合，與具體國情更好地適應，從而提高科研效率，推動科技發展。

總而言之，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誕生的科學規范或多或少會有一些差異;科學規范必須要與文化背景相協調。如果僅考慮文化的因素，在中國文化影響下科技人員遵循的科學規范應是特殊主義、共有主義、無私利性和信任主義規范;在西方文化下科技人員遵循科學規范應是普遍主義、保密主義(暫不考慮知識產權制度)、私利性和懷疑主義規范。具體對應關系如圖2所示(該圖在中西文化比較部分借鑒了參考文獻［7］)。但如果綜合考慮各種因素(如具體國情的差異、知識類型的差異、文化的滲透與融合等)，筆者認為在當代中國科技人員應遵循的規范是前述中西文化下科技人員應遵循規范的折中，即:相對普遍主義、適當公開、利益均衡和合理懷疑等規范。關于這些規范的含義和適用性，筆者已另文進行了闡述。

作者：成良斌唐玉單位：華中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