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倫理與中國文化研討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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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儒家：入世的倫理儒家思想

可見中國人心智發展里程是早于歐洲人的。宗教與人文精神中道德價值相結合是周時宗教的一大特色。中國的宗教有一個特點，就是與政治保持聯系，宗教不是獨立的。甚至有一部分宗教成為了統治者進行意識統治的工具，因此宗教的神圣性與神的權威性在某種意義上被淡化了。在周之前，因為神與統治者是直接的關系，統治者的失德被看作是神的意志，因此天命權威在周代及其以后是衰落的，于是宗教力量逐漸淡去，人文精神與民本思想則不斷演進，中國自此缺少宗教發展的動力。因此，中國人開始追求理性的事實，道德自律就是理性之事。儒家也講天命，只不過由神性變成了道德法則性?？鬃映蔀槭ト?，而不成為神人，打破了階級上人的高低之分，轉而從仁德上，把人為分為君子與小人。子曰：“仁者，愛人”，這種“仁”的思想，是“禮”的思想的內化。孔子講求慎獨的工夫，是一種由己身出發，逐步向外推演的邏輯，也在一定程度上規定了中國人的倫理秩序、長幼尊卑。孔子講求個人如何塑造自己，從小的方面是服從于家庭間的倫理關系，從大的方面是要明確社會分工，規定各種社會角色。由此看來，從孔子起，中國的個人就是渺小的、不被發現的、個性被壓抑的，這一點明顯有別于西方。

重文輕武、向自己內心用功、圓熟老到、重面子等中國人的人性特征與儒家是有密切聯系的?？鬃又?，儒家理論進一步發展，孟子與荀子分別從德性與知性兩方面發展了孔子的思想。孟子的性善說對后世的影響是巨大的，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孔子只認為人的天性都是相近的，孟子則認為人性皆有善端，四端與四心一一對應———“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孫丑上》）。孟子又認為，之所以人與禽獸有區別，正是因為人有仁義禮智這四端：“人之所以異于禽善者，幾希。庶民古之，君子存之”。孟子并不認為人與生俱來就有善，人有的是善端，承認后天的作用。孟子的性善論最終要落實在社會的整合上，他的社會整合思想即是以民為本、上下兼顧，孟子的理論體現著人人平等之義。最接近當代社會學研究方法的是荀子的思想，他的性惡論雖在中國不占主流，但是他天人分途觀念的影響是巨大的，這使他成為了一個人本主義者，其社會分析的起點是人而不是神。荀子認為善由“偽”而成，強調了禮義道德是后天學習的結果。在徐復觀著《中國人性論史》中這樣說道：“孔子思想之中心在仁，而荀子學說之中心在禮。且孔子將禮內化于仁，而荀子則將禮外化而法”。

看來，孟子重注內在修養，荀子重師法教化，這也影響了法家的思想。孟子與荀子關于社會分工的思想，大體都犯了同一個錯誤。孟子為勞心活動辯護，認為勞心與勞力的社會分工是與生產領域內的社會分工同樣重要或更為重要的社會性分工。當然這是有一定意義的，他宣揚了學術文化。荀子則更重視“分”的功能，認為這是使“群”有秩序不混亂的重要原因之一，如荀子曰：“農以力盡田，賈以察盡財，百工以巧盡械器，土大夫以上至于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盡官職”。同時，荀子還主張要選一些“大儒”作為社會管理者，顯然又是把勞心與勞力區分開來。荀子孟子這樣論述社會分工的后果是，過早的將勞心與勞力這兩者區分開來，使勞心的知識分子不關注于生產的事情（勞力）。這是由于中國人過早的向里用力，忽視了經濟生產領域，心思全放在人生的問題上。生產技術、機械進步一直被知識分子（勞心者）當作“奇技淫巧”而不予重視。這樣，勞力者心智不比勞心者高，又無閑暇可以思考。勞心者卻只務于人事，便斷了科學技術發展之路，西方機械工業的發達，正是因為勞心者又勞力，對自然界是一種求取生存與發展的態度，發明創造便由此產生。

儒家思想發展到董仲舒時代取得了正統地位。董仲舒糅和了陰陽家的思想，對儒家作了許多新的詮釋。至此儒家思想不僅鞏固了封建統一的中央集權，并進一步加深了對后世的影響，思想的初步統一也在此完成。在這里有必要提一些法家的思想，法家思想也受儒家思想的影響，但是法家將政治置于至高無上的地位，他的理想社會只有富強的社會，倫理、道德是無地位的。這在一個本來就已經形成了倫理本位且階級對立不強的中國過于偏離現實。中國自古“以孝治天下”，無論立法、執法都考慮倫理的因素。中國雖是一個強權政府社會，但單靠法治是遠遠不夠的?！埃ǚ遥┧麄冇幸稽c是共同的，就是不太關心人的終極理想和精神超越，不太過問歷史和理性的價值與依據，而是更關心一種思想、學說如何‘物化’為可以操作和實現的技術與制度，從而去解決日益迫切和緊張的社會秩序問題”。法家的這種實用性與功利性，有一定的現實積極意義，但中國的秩序是遠遠不能僅用這些法家理論來解釋和規范的。

二、沒有純粹哲學的實踐哲學

關于中國到底有無哲學的問題一直是一個熱門話題，通過對這一問題的理解可以加深對中國思想及文化的認識。除了唐君毅、馮友蘭提出中國有哲學的觀點外，張東蓀、傅斯年、蔡元培、梁漱溟、張岱年等學者或是直接否認中國存在哲學，或對中國哲學的存在模棱兩可。如梁漱溟認為中國哲學只不過是道德實踐之副產物，馮友蘭在《中國哲學史》的開頭說：“哲學本一西洋名詞，今欲講中國哲學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國歷史上各種學問中，將其可以西洋所謂哲學名之者，選出而敘述之”。張岱年在《中國哲學大綱》中說：“中國哲學乃以生活實踐為基礎，為歸宿”。其實，我認為這些學者論中國有無哲學，其實都在述說一個意思，即這個問題起源于中西學術的不同。這些學者討論中國有或沒有哲學是兩個不同層面的問題，不能一概而論。西洋哲學無不以自然科學為基礎，而中國即使有哲學也是以歷史為基礎。討論中國有無哲學，是將西方的標準和尺度放到中國來，并形成了一個框架，將中國思想中符合標準的理論歸入到相應的框架當中。其實中國哲學也有著自身的特點，那就是注重知行合一，其思想理論無不與生活實踐融為一體。反應在儒家思想中，如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笨梢钥闯?，“知之”不如“樂之”?！皹分斌w現出中國人尋求思想理論，乃是為了得到一種涵養，一種生活的覺悟，是一種求“至善”的歸依。同時，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另一重大區別就是講求“天人合一”的境界，這種物我一體論，將宇宙論收于人生論之中，而西方卻把天與人區分開來，將宇宙論獨立于人生論并加以研究。

孔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比魧⒅形鬟M行對比，則體現出西方是“知者”，中國是“仁者”。中國是一個大陸國家，自然要重視農業、土地。中國的知識分子也大多出自于農民家庭。農民是要跟自然打交道的，因此，對可以直觀把握的東西最為看重，這也成為中國思想家們思維的出發點。再說中國的漢字，這種象形文字在簡化之前充分體現中國人感知事物的具體性?？磥恚?a href="http://www.ruiyinglinkage.com/wxlw/zgwhlw/632200.html" target="_blank">中國文化從一開始就不習慣于抽象而習慣于具體。西方多是海洋國家，有一種勇敢冒險的精神，重視商業與航海貿易，在交易與算數中培養了抽象的計算能力。科學起源于人與自然，即人與物的關系，中西之間的差別在于西方走的是科學之路，中國走的是倫理之路。西方哲學以自然科學為基礎，即從人與物的表面關系深化到人能否認識事物的認識論問題，正是從這種假設觀念出發，西方的哲學家們是在追求一種固定不變的東西，即本體論的思想。

在中國哲學看來，哲學追求的真理則是至善，由于中國人習慣于具體，喜歡從直覺出發。因此，中國的哲學家們重視不明確的東西，因此對于現實存在的事物沒有認真對待思考，即科學與認識論都沒有得以發展，其理論也多以經驗與實踐的融合，缺少理論論證，缺少本體論。總之，西方哲學求真而中國哲學求道，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用另一種話說，中國人講求“理性”而西方人講“理智”。在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中有對“理性”與“理智”的理解：“必須摒除感情而后其認識乃銳入者，是之謂理智；其不欺好惡而判別自然明切者，是之謂理性。”可以說，中國的文化特性，也導致了中國在入世思想中其實是沒有哲學的，中國的哲學思想體現在出世思想上，《道德經》中說：“為學日益，為道日損”，“反者，道之動”，哲學在這個范疇中。

三、中國思想文化的特性

由前一部分我們可知，中國古代的經濟基礎是農業，其小農經濟使子孫不得不生活于一起，這便形成了一種家庭制度，其宗族制度的形成導致了集體生活缺乏。家邦與國邦的關系是聯通的，父權、君權的思想關系也可以看作君權是父權的擴大與泛化。西方所信仰的基督教作為一種宗教，打破了歐洲人的家邦觀念。在基督教的觀念中，上帝為父，人人皆為上帝的子民，父子、兄弟關系被淡化。宗教所求不在現世在來世，形成了一個超家庭的團體且與法律政治相對獨立而存在。因此西方人強大的集體觀念也導致了公共觀念與法治思想的強大，且個體在集體中是平等的，個體養成了對群體的親切感，而后擴大到組織民族與國家?？梢钥吹?，西方人是重視團體與個人的權益的。西方的國家冗雜，民族性強大概也與之有一定的關系。

中國就不同了，由于缺乏集體生活，個人幾乎無法體現其權益。中國以倫理代替宗教的位置，宗教又是文化產生所依托的中心。因此倫理關系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個發源之處，倫理深植于中國人的心性之中。正由于中國人的倫理本位，也導致了資產的分散性，即子女對于家庭財產的平均分配性，以及以倫理結成的人群中以富濟貧現象的公理化，加之土地分配也有分散性的特點，這些使得中國的商業發展一直成為問題。直到近代工業的產生與發展。中國文化的另一個特點是中國各階層之間的流動是比較方便的，士、農、工、商都可以相互流通，這樣也使得中國的階級對立的表現并不強烈，一個階層很難隔離起來與另一隔離的階級對立。尤其是漢代以來，官吏多出自于民間，各官職也出現了職業化的傾向，而此時作為統治者則稍顯勢孤，作為統治者不得不采取相安的策略，防止統治矛盾激化。階級的弱化導致中國人心目中天下的觀念比國家的觀念似乎更強。儒家所講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即深刻體現了中國文化的特殊性。另外，中國文化有著儒家賦予的“和而不同”的文化觀，在不同的文化對立中求統一。因此“天下”一詞成了中國人的特有之物。中國講天下觀而不是國家觀民族觀，其兼容包并的色彩非常強，民族同化力也特別強。在古代中國，凡是外族侵占中華土地，絕大多數反而被漢化，即使外族統治中國也不得不采取民族融合的辦法以維持統治，或許，這也是中國地域遼闊，民族眾多卻依然聯系在一起的原因之一。

四、對儒家倫理的再思考

中國是一個大陸國家，農業被看為“立國之本”，因此小農經濟得以發展，認為農業為本，商業為未；由于農業生產，家族人不得不生活在一起，便形成了一個個的家庭。在家庭中儒家“禮”的規范便形成了一套秩序（在最初“禮”是具有真實意義的）?！岸Y”在儒家中具有特殊的意義，它是“仁”的外化，“蓋禮者，兼指一切社會制度、社會風俗、人心之內在，與夫日常生活之現于外者，而又為當時大群體所共尊而共守，故只提一禮字，而歷史演變之種種重要事項，都有可綜括無遺”。

由此可見禮在秩序整合中的重要作用。在家庭中由于個體的成長大部分與家庭有關，因此集體生活缺乏，法治觀念也不強，缺少公德性。家庭的擴大化是由血緣倫理結成的宗族。由于宗族內講求“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儒家仁義思想，產生了宗族內部的互助模式，這樣的資產重組與分散，導致經濟力量不集中。用馮友蘭的話說，是一種“生產家庭化”。由于家庭倫理規范的擴大化，便形成了講求倫理規范的社會，由于儒家有著“和而不同”的文化觀，加上儒家積極入世的人生態度，天下觀念甚至高于國家觀念。在中國社會中，各階層的流通性也比較強，因此仁知雙修，入仕為官以安天下的儒家子弟們無不克己用功，在中國這樣一個社會中，講求外禮內仁的道德倫理似乎比法律更能約束人心，因此在中國，人緣重于地緣，不尚知識而重情義，學習知識是為了擴展人格世界，講知行合一。再往下推，可以看出倫理是儒家的產物。重視倫理的中國是重現世的，在倫理當中個人是渺小的，要求個人服從于規范與秩序，這是內在就規定好了的。但儒家的體系在此有一個缺陷，那就是儒家思想沒有宗教的一個功能，即給人以彼岸世界的追求，孔子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這種理性化的教化導致了中國人重現世，有可能導致一些人行為不計后果，拋棄儒家倫理后就沒有了底線，又被自身的人格弱點異化成了一個畸形的人。因此講輪回、因果報應的佛教，講“余慶”“余殃”的道教，對于中國文化來說也是不可或缺的。整體上的中國文化是一個得意忘言的文化，是一個內圣外王的文化，是一個儒本攝法兼道釋的文化，其中的儒家及其倫理思想是中國文化的主線。

作者：劉志飛單位：忻州師范學院專科部